文 ?穆爱莉

　　李伶伶生于东北农村，十五岁患肌肉萎缩症辍学，二十年前开始写作，如今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小说界霍金式的榜样和标杆，最近还被评为第六次“全国自强模范”，受到习近平主席接见。我从2007年开始关注她的作品，把《翠兰的爱情》收入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文小小说汉英对照读本》，并把《羊事》和《数学家的爱情》等带入了美国大学的课堂。我对李伶伶的兴趣在于她的作品为我提供了在美国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媒介。2019年6月20日，李伶伶作品研讨会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召开，我应邀写了这篇对《羊事》的评论，介绍了这个故事对在美国学习教授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

　　其实，在美国教中国文学文化最难对付的不是各类读者离奇的解读，而是我自己，以及很多像我一样的在美国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老师。几十年虔诚地学习“先进”的西方，让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话语左右了自己的价值、思维和逻辑，我们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陌生人。比如，在2015年，当我把《羊事》引进美国课堂的时候，我的初衷是让美国学生了解中国快速现代化的一个负面效应——人际关系的恶化。但在美国学生把它读成一个反映中国落后的面子文化的悲剧故事时，我只能做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简单应对。

　　在美国学生把面子等同于虚荣、全面否定谷雨的时候，在他们批评冬至不守信用、不够朋友的时候，我虽然会引导他们去关注谷雨“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有尊严的一面，鼓励他们立体多层次地看待冬至坚持不占便宜的一面，而对于李伶伶深深关切的问题：“是什么让两个人的关系变成这样？”我跟故事里的谷雨和冬至一样，也不知如何作答。我曾把《羊事》与中国国内教授当代文学的同行分享，她们也认为谷雨和冬至都是理性的成年人，有权利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作为独立的个体，谷雨和冬至坚持恪守公平正义无可非议。这样的思路不仅对故事所表现的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坍塌的主题无所涉及，也根本无法达到学习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作者李伶伶跟我们这些学者一样，也对时髦的启蒙价值观充满敬意。她的本意是要写公平正义带来的友谊地久天长。但与我们这些脱离中国土壤太久的“浮萍”不同的是，李伶伶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实实在在的生活。她在一篇创作谈中写到，从一开始，故事就是拒绝朝既定的方向发展。她不得不“放弃了最初的构思，让小说按照它自己的轨道行走。”然而，那个拖着李伶伶的笔前行的，故事自身的逻辑，是什么呢？那个引领她的潜意识，即在生活中形成的、已与她的生命融为一体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在别人盲目接受自由、人权、公平、正义等抽象观念的时候，这个价值观让李伶伶看到了当今人际关系发展的不合理性，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羊事》在中国各界引起共鸣，了解它受欢迎的文化的原因对美国学生了解当代中国，乃至中国今后的走向至关重要。

　　因此，我向李伶伶提出了很多问题，以期了解决定她笔触走向的深层价值体系。以下摘自她的回复：“我觉得我有今天的成绩，跟我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很大关系。”李伶伶说，“日常生活的礼节，待人接物等等，受了不少我母亲的影响。” 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我家盖房子时，村里谁来帮工，帮了多少工，她都记在小本子上，然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人家有啥事，她都会第一个去帮忙。” 也是从母亲那里，李伶伶学会了尊重他人的重要一课。“大哥二哥上大学后，母亲叮嘱他们放假回来进屯，看见人要先说话，别以为自己上大学了，就比别人高摆。”李伶伶描述亲情温馨的这一幕也令我难忘：“我四五岁的时候，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跟二哥一起去学校上学了。我二哥学习好，跟老师关系好，老师允许我跟二哥坐一桌上课。他上课，我睡觉。” 至今这位小哥哥每年还都给小妹压岁钱呢。李伶伶对家人的亲情念念不忘：“我辍学后不久，大哥就跟我父母说过，让他们别担心我，等他们百年之后，他会照顾我。那时他的经济条件也不好，还租房子住呢。”同样让伶伶红眼圈的还有二哥的这话：“小妹是我奋斗的动力。”李伶伶开始写作的时候，连她的父母也曾有过质疑，这时的大哥只有一个态度：“他给我买来怎样学习写作的书和当代名作家的作品。他说我有这样的想法很好，应该支持。”李伶伶的两个哥哥让她没有后顾之忧，也是因为有了他们，李伶伶才能与文学结缘。

　　李伶伶在以情为本的家庭文化里成长和生活。在这里，生活日常造就了她的价值观：母亲要求孩子做什么，孩子是没有不服从的自由权利的；妹妹想写作，家人在尊重她个人梦想的同时，也要为这个家庭成员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共同努力。在这个群体里，每个家庭成员都是各类关系中的一个节点。有了这些关系，生活才有意义；而没有了这些关系，节点的存在都很困难。在这样的家庭文化里，人的思维、行为不是由契约或规则所决定的。在爱的呵护中长大的李伶伶从家人的关爱中学会爱他人。她的基本生存与家庭的亲情和温暖密不可分，于是她对谷雨和冬至不顾亲情，不计后果地追求所谓公平正义会产生反感，也就会在看到与家庭文化的做人方式背道而驰的言行时从心底向现实发问。

　　对李伶伶基本价值观的了解为我提供了一个解释她最初想法与写成作品大相径庭的思路：两者的不同体现了现代价值与古老文明遭遇时，诱人的契约理性与以情为本的审美文化的摩擦，以及市场价值与人之常情的碰撞。谷雨和冬至友情破裂反映的是契约公平的执念给年轻一代造成的思想混乱和迷茫——他们忘了以情为本，忘了如何相处、做个有情有义的人。当钱上的公平成为衡量正义的尺度，古典的君子之诺就被简化成了物质层面的等价交换。谷雨和冬至对“交换正义”的坚信是他们情绪化行为方式的根源，而各自对一己标准的坚守让他们走到了丧失理性的极端。结尾处谷雨快刀斩羔羊的残忍和冬至义无反顾地反击令人不寒而栗。执念绑架常理，弱者成为暴力砧板上的鱼肉——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的现代文明吗？《羊事》在中国大受欢迎的文化的原因和意义在于它迫使人们思考走到今天的中华文明怎样才能延续，启发大家对现代化所带来的以自我为中心，自由、自主、公平、正义等观念的负面影响进行反思。

　　在当今市场规则的丛林中，什么是维系人类相亲相爱相依相守的纽带？反映在李伶伶写作过程和作品中的纠结为我提供了一个向美国学生介绍中国文化超越契约、法律、规则的绝好机会。上述问题，儒家文化早就给出了说法。《论语·子路》篇中就有这样经典的一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当然，亲亲相隐的儒家文化不是说我们应该为亲人朋友徇私枉法，也不是说自由、人权、公平、正义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们对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所以我们才不能滥用法律和规则去践踏神圣珍贵的家庭与友情的空间。那里是适时适地选择最合情又合理的方法，让当事人在亲情友情的温暖呵护之中反思自己的言行，意识其不义所在的场所。在孔子理想的世界里，正直的人不是因惧怕惩罚而不犯错，而是因为有爱心而自觉不做错。在那里，仁爱和教育是比法律和规则更为有效和长期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理想的通往深层公正和谐的途径是发自内心的自觉且又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和表达。

　　这样的儒家语境、思维和逻辑中为谷雨和冬至关系的解体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谷雨和冬至在思想混乱中不能始终把友情摆在首位，迷茫的他们时不时地把理应坦诚相待的发小与生意中的对手混为一谈，他们因此而丧失了自觉不做错事的本能。传统智慧的来日方长，互惠互利的让步妥协、灵活机动的恭敬从命，以及“亲兄弟明算账”等常识性的相处之道，也就都成为绝对公平与传统正义冲突的牺牲品。二人之间也就不可能达到有效的社会正义。冥冥之中，李伶伶的下意识写作抒发了当代中国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仁爱伦理回归的渴望。

　　如果说《羊事》展示了西方契约与中国情理的矛盾和不顾情理正义的严重后果，李伶伶本人的经历，尤其是她如今的成功，恰恰证明了亲人和朋友之间的情感关照不仅与社会正义不矛盾，而且可能是达到社会正义的更好的选择。李伶伶虽然有意识地认可了市场价值，但儒家文化价值观却一直在影响和规范着她对个人主义道德伦理的接受。她那支在潜意识中行走的笔告诉我们，快速发展变化中的焦灼和迷茫不妨碍她对生活之“常道”充满信心和希望。这从她给两个人物起的名字中就能看出：就像预示着夏日阳光的谷雨季节也有多雨的湿度，那个名叫谷雨的男人助人为乐的性格中也存在着残忍的阴能；就像冬至最漫长的黑夜同时也是新一年轮的起始，那个没能守信的男人冬至拒吃白食的选择也展示人的体面和尊严。无论是季节还是人，谷雨和冬至，都是宇宙生命循环往复不可或缺的节点，它们／他们在相互依存中构建彼此，共同成全天道人伦在发展变化中的周而复始。

　　在传统逐渐淡化的今天，《羊事》给了我一个向西方介绍当代中国转型和其未来走向的最佳媒介。这个媒介不仅不为西方启蒙理性左右，反而使自由人权至上的思维不那么自信确定了。在儒家文化的宇宙观里，完美的理性个体不存在，终极的对错也不那么重要。牛奶钱该谁掏？谷雨和冬至到底是想要金钱名声还是在追求正义尊严？那羊到底值多少钱？谁应该是它的主人？这些问题没有终极答案，寻找跳出问题纠缠的出路才是具有建设性的举措。追求情感正义和他人幸福的最大化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真诚的情感，对他人的尊重，对个体状态和情绪的敏感，对和谐统一的向往，随之带来的是儒家君子的终极美感。我们的世界更需要的是和平的共处而不是教条的正义，终极正义可望而不可及。儒家和谐理想的动态，即它需要每个人不断努力修养自我，管理情绪，巩固人际关系，不仅是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坍塌的救赎，也为在命运共同体中生存的人类带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