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唐 毅

琼花草堂

一

　　说到草堂，就不得不想到一生颠沛流离的诗圣杜甫。在我的印象中，全国的杜甫草堂有好几处。听说钟灵毓秀的琼江之滨，也曾有过一座草堂，名之琼花草堂，相传是专为工部先生建造的，而且还是成都杜甫草堂的“蓝本”。

　　去年九月，安居琼江生态湿地公园开园，当地一位朋友邀我前往参观，却因俗务缠身，未能成行。最近重读《杜甫全集》，想到工部先生曾在安居琼江边小住过，便决定到那里看看。

　　琼江是涪江一级支流，其源于邻市乐至县三星乡金马寺，流经遂宁市安居区保石镇、拦江镇、白马镇、石洞镇等地时均有河流汇入，到了安居城区，河床渐宽、江水渐大，但仍是不徐不疾地流淌着。琼江是一条婀娜多姿、奔腾不息的河流，两岸土地肥沃、稻麦飘香，赋予了所在古郡县一种平和稳重的气质。

　　沿江而上。

　　雨后的琼江湿地公园草木清新，空气温润，鸟儿们在林间愉快地跳跃着。我稍稍俯身，似乎能够听到三角梅怒放的声音。

　　我知道，我所走过的地方，一千多年前的日月星辰亦曾光顾，杜甫也可能像这样走过。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春暖花开时节，当杜甫在安居邑人的急切盼望和等候中，风尘仆仆来到这里时，一定和我一样，被这里的景色打动。不然，他也不会在此后又两次回到这里。

　　杜甫（公元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祖籍襄阳，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被后人奉为“诗圣”。

　　据相关资料介绍：杜甫曾在巴蜀旅居八年之久，其间创作诗歌八百余首，占其一生诗歌总量的近三分之二。

　　杜甫邂逅安居，乃至来到巴蜀，很大程度是一种偶然。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二月十六日，唐朝将领安禄山、史思明发动了争夺统治权的内战，史称“安史之乱”。这场内战使得中国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是大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兵祸连年，加之仕途失意，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杜甫辞官，前往秦州（今甘肃天水）投靠从侄杜佐和旧友赞公。杜甫本来是想在秦州定居的，终因手头拮据，未能如愿。

　　在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下，南下入蜀几乎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这一年冬月，天色阴晦，寒风凛冽，年近半百的杜甫“白头乱发垂过耳”，骑着萧萧哀鸣的瘦马，带着全家老小，穿行于秦岭的高山峡谷中，朝着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而来。

　　山河破碎，饿殍遍野……此时的杜甫背井离乡，已经没有什么好心情。到了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下，好像只是暂时安定了下来。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初春，杜甫在成都偶遇故人蓬溪县（旧名唐兴县）刘主簿。从其所作的《逢唐兴刘主簿弟》可以看出，字里行间的意外惊喜藏都藏不住：

　　分手开元末，连年绝尺书。

　　江山且相见，戎马未安居。

　　剑外官人冷，关中驿骑疏。

　　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

　　诗中提到的开元末年为公元741年，他们已经分别和失联二十余年了。他乡遇故知，自当畅叙久别重逢之情。但因公务在身，刘主簿很快便离开了成都。临别，他盛情邀请杜甫到蓬溪一聚。

　　其时的杜甫诗名早已传遍全国，是举世公认的大诗人。杜甫前往蓬溪要取道安居，当地的读书人闻此消息，喜不自禁。大家商量着，一定要高规格接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大诗人。

　　不日，简朴却不失庄重的琼花草堂在琼江畔落成，只待少陵先生幸临。

　　我在拙文《大明湖畔》中曾讲到过曾巩：

　　初知齐州，当地接待使客的惯常做法是，但凡有使客至，便调集民役伐木为使客建一临时馆舍，使客一走就会拆掉。为此，曾巩利用那些遗留下来的废料，在趵突泉畔修建了专门的馆舍，并将其点化为人文景观，反复使用。

　　琼花草堂也是这样，是临时馆舍。不过，因为杜甫的缘故，后来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

　　二

　　三月的琼江流域鱼肥稻美，草长莺飞。掐算着日子，当地士子早早来到琼花草堂等候。临近黄昏，众人期盼的那一个身影才渐渐明晰。

　　漂泊多年，杜甫早已尝尽人间冷暖，眼前素不相识的人们竟如此热情、真诚，这让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是啊，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人们朝不保夕，食不果腹，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尊崇，哪里会有这么多“粉丝”翘首以盼呢？

　　饱受战乱之苦，杜甫对和平安定的生活有着极其强烈的向往。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目前所在的安居，一如其吉祥如意的名字，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居乐业。

　　

　　插图：王炫然

　　这不正是他想要的生活吗？

　　四川有俗语云：“客随主便。”于是这个春天，杜甫在琼花草堂暂住了下来。

　　略显遗憾的是，琼花草堂早已不存，就连比较确切的位置，人们都不太搞得清楚了。我呢，也只能一边走一边张望，却感觉琼江沿岸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是可疑。

　　不过，令人聊感欣慰的是，当地拟在琼江生态湿地建设中重建琼花草堂。

　　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不管怎样，正是在琼花草堂，杜甫疲惫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休憩。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杜甫沉浸在一派生机勃勃的春光里，创作了不少情真意切的诗歌作品。且读他的这一首《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

　　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

　　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

　　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

　　杜甫的诗大多雄浑、激昂，抑或是沉郁、哀伤，像《春水》这样清新的作品委实不多。

　　这一首诗将自然之美刻画得准确传神，怒放的桃花、茂盛的草木、飞来飞去的小鸟……构成一幅自然灵动的春日图景，读来令人神往。

　　除了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观，“连筒灌小园”的诗句也反映了当地水车灌溉农田的场景。明人李实对此有过这样的记载：“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骨之末，缚以竹筒，旋转与物同春之意。”

　　杜甫来四川的途中，经过了不少名川大山，但毕竟是逃难，即便风景再好，奈何心绪不佳，也只能勉强发发“国破山河在”之类的感叹。因此，那段时间的诗歌，大多是苦闷的，不怎么见得到如此暖色调的文字。

　　在安居，诗人对大自然的由衷赞美，跃然纸上的愉悦心情，说明他在琼花草堂的生活状态是安逸闲适的。

　　可惜，这样悠闲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发生在距此不远的一场叛乱打断。

　　这一年四月，东川节度使李奂奏请撤换剑南节度使段子璋，招来段子璋报复，他举兵袭击了绵州，拉开了三川节度使造反的序幕。段子璋路过遂州时，刺史虢王李巨急忙按照属郡的礼节迎接，却被段子璋杀害。段子璋自称梁王，改元黄龙，扯起了反唐大旗，不久又攻陷剑州。

　　同年五月，西川节度使崔光远率部与李奂共同攻克绵州，段子璋被擒杀。

　　杜甫此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望着奔腾的琼江，望着寂寞的旷野，不由地想到了尚未平定的安史之乱，再一次陷入忧国忧民的愁绪之中。在这里，可以试着从一首《江亭》，去了解他当时的心情：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

　　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

　　需要说明的是，杜甫诗中提到的《野望》，并非是他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在射洪凭吊陈子昂所作的那首，应该是其更早一些在成都所作的那一首。

　　《江亭》前面是典型的山水诗写法，表达的是舒缓悠闲的心境。仇兆鳌在其《杜诗详注》中说它“有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但至后半部分，诗人笔锋一转，哀伤起来，前后形成了强烈反差。

　　《世说新语》中的一个故事：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这么说，《江亭》之“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想必也是这般，是自古就有的睹物伤情。

　　不过，他到底是杜甫，心中始终牵挂着的是国家的前途、命运。

　　三

　　虽然段子璋已经身首异处，但其党羽仍不时在各处作乱。蓬溪县刘主簿担心杜甫的安危，一再派人请他尽快赶往蓬溪。

　　也罢，琼花草堂本就是意外之惊喜，何况还可以再来。

　　杜甫在蓬溪逗留了一些时日，结识了不少朋友，受到了相当的礼遇，并兴致勃勃创作了旅居巴蜀期间的唯一散文作品——《唐兴县客馆记》。离开蓬溪时已近秋天，他是按原路返回成都的。

　　多年以前，遂宁一位对地方文献研究比较有心得的同仁和我谈到杜甫，曾这样对我说：因为这篇文章，杜甫得到了一笔相对可观的稿酬，回到成都后，在浣花溪畔依照琼花草堂的样子，建起了至今仍存的成都杜甫草堂。

　　此说法未经考证。是史实？还是推论？我在这岸草萋萋的江畔，这样问自己。

　　还是回到当时。

　　经过战争摧残之后，此时的遂州城已经是满目疮痍，一片凄凉景象。次年，杜甫流亡到梓州（今绵阳市三台县）时，才将其时的所见及感受诉诸于《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时，臂枪走马谁家儿。

　　到今不知白骨处，部曲有去皆无归。

　　遂州城中汉节在，遂州城外巴人稀。

　　战场冤魂每夜哭，空令野营猛士悲。

　　杜甫的诗多着笔于社会动荡、人民疾苦，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因此被称作“史诗”。除了这一首，同时期，杜甫还作有《苦战行》一诗，哀伤在平叛中苦战身死于遂宁城外的马将军。

　　段子璋叛乱持续时间虽然不长，但从《去秋行》来看，它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

　　那时的安居属遂宁郡辖。“遂州城外巴人稀”是否也包括了当时的安居呢？安居隔遂州城还有一段距离。加上段子璋的叛军主要在遂宁北方的梓州和绵州，对安居的影响应该是有限的。

　　好在此时的琼花草堂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因为杜甫又回到这里居住了一段时间。

　　杜甫每天在琼江畔与当地的乡绅士子饮茶、论诗，或泛舟而游，品味这里的朝阳、晚霞，同这里的星空对话。那样惬意的日子，是不难想象的。也是他在入蜀前不敢想象的。是啊，在兵荒马乱之中，还能够有这样一片净土，是何等的难得啊！但家眷远在成都，有时他难免感到孤单。这样的心情，见于他的《晚晴》：

　　村晚惊风度，庭幽过雨沾。

　　夕阳薰细草，江色映疏帘。

　　书乱谁能帙，杯干可自添。

　　时闻有余论，未怪老夫潜。

　　这首诗前两句写的是乡村经过秋雨洗礼后，夕阳下清新亮丽的琼江景色。

　　“书乱谁能帙，杯干可自添。”书乱了没人帮忙整理，茶水干了也只能自己斟上。当然，这大约只是特定时候的状态（比如更深夜阑时分），不代表杜甫在琼江草堂的生活无人照管。相反，他在这里应该是衣食无忧的，常有书生前来讨教诗艺，抑或是陪他四处走走，周围的乡民也不时送来自家的瓜果时鲜。他在诗中的这些话，大可以看作是因为想念家人而说给家人听的就是了。

　　“时闻有余论，未怪老夫潜。”从这里也能够看得出来，当地人对杜甫这一段的隐逸生活是持极为包容的态度的。

　　琼花草堂虽好，但毕竟远离亲人，随着思念的与日俱增，杜甫返蓉的日子也愈来愈近。

　　时值初秋，暑气的余威尚在，但天气还算凉爽。启程那天，大家相约前来送别。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众人都有些黯然神伤。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位老者，不同于一般诗人，不仅名盛当代，也必将名垂千古，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琼江上的船只愈行愈远。先生不禁频频回头，满是对这一片土地和这一片土地上的人们的不舍和深深眷顾。

　　那么，少陵先生还会回来吗？

　　四

　　据相关资料介绍，杜甫曾先后三次途经安居，而且每一次都是在琼花草堂小住。

　　第二次离开安居，回到成都后，虽然有一众朋友的帮助，但杜甫的身体每况愈下，生计依然较为艰难。

　　这一时期，他除了撰有名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集中写了《病柏》《病橘》《枯棕》等枯树病树的诗，有感于时光流逝，身体日衰。

　　是年十二月，朝廷遣严武入川，任成都尹兼剑南两川节度使。从新旧《唐书》“武以世旧，待甫甚厚”的记载来看，杜甫与严武交情甚笃。

　　严武的到来，使杜甫在成都的境况大为改观。但好景不长，762年4月，玄宗和肃宗相继谢世，代宗即位，年号宝应。七月，朝廷要召回严武。但严武刚走，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作乱，自封成都尹兼御史中丞剑南节度使。蜀中道路阻隔，成都骚乱，杜甫被迫流亡梓州、阆州等地。

　　梓州距离初唐著名诗人陈子昂的出生地射洪县城（今射洪市金华镇）不到三十公里。杜甫与陈子昂虽然相隔百年，但他十分仰慕这位“海内文宗”。距离先贤的故乡如此之近，不去看看终归是说不过去的。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杜甫先后游历了射洪县（今射洪市金华镇）、通泉县（今射洪市沱牌镇）等地，并佳作频出。

　　琼江越来越近了。

　　或许，有人会感到疑惑：这一次，杜甫为什么没有顺涪江而下，再去安居那片故地走走看看呢？

　　因为，当时官军收复洛阳、河阳，叛军败走的消息传来，杜甫有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打算。但是，严武再次入蜀，又改变了杜甫的计划，下洛阳变成了回成都。

　　或许是在成都过得并不怎么样，或许是自知时日无多想要回归故里，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冬，杜甫决意出川，返梓州接家人，并再次前往阆州游历。

　　在阆州，杜甫遇见了时任遂州行政长官萧浒，他对琼花草堂的思念之情终于有了倾诉的对象。萧浒离开阆州时，阆州行政长官为其饯行，杜甫亦在席间。后作《江亭王阆州筵饯萧遂州》：

　　离亭非旧国，春色是他乡。

　　老畏歌声断，愁随舞曲长。

　　二天开宠饯，五马烂生光。

　　川路风烟接，俱宜下凤凰。

　　安居素有“凤凰城”之别称。工部先生在诗中说，蜀道难也不难，比如安居就很方便，以后便去那里看你吧。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杜甫在返回成都出川之前，竟然真的再次来到琼江岸边。

　　“少陵先生回来了！”这让平静的乡野再一次沸腾起来。

　　安居历来学风浓厚，仅明清两代，记载在册有影响的书院就达十一座，其书院文化闻名遐迩。唐时应该更盛。至今，在安居境内还有数座留存较为完好的惜字塔，此地先民对知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可见一斑。

　　杜甫虽然饱受漂泊之苦，但在诗艺上依然孜孜以求。这一时期，他重要的理论成果《戏为六绝句》诞生了。

　　一时间，琼花草堂门庭若市，邑中士子纷纷前来聆听大诗人的教诲，杜甫也颇乐于将自己的创作体会同大家分享。这里且引其《戏为六绝句》之第五首：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杜甫的意思是说：写诗要向古人学习，也不可鄙薄今人；每一首诗的表现，都是与清词、丽句分不开的。而且他认为，如果想要追摹屈原、宋玉，就应当具备和他们并驾齐驱的精神和才力，否则只会沿流失源，堕入齐、梁时期轻浮侧艳的后尘。

　　《六绝句》是杜甫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也是其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涉及到的是中国诗歌发展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很难说，后来发轫于遂宁地区的王灼、谢端、黄峨、张问陶等引领风骚的大诗人，不是杜甫在琼花草堂讲学时种下的“冥冥之因”。

　　但是，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分别就在眼前。望着杜甫渐渐远去的背影，大家不得不再经受一次“得而复失”的折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幸福呢？

　　少陵先生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只小船上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明代诗人吕潜曾至安居，在杜甫当年走过的地方怀古，并作诗一首：

　　芙蓉花开满高岸，还如杜老蜀江边。

　　田夫野客频来看，白酒黄鸡不用钱。

　　是时，琼花草堂应该还在（抑或为时人重建之）。兼为画家的吕潜眼前是一幅画，有几分是在为杜甫画像，也有几分是在为自己画像：芙蓉花开时节，曾经客居于此的工部先生闲来会去江边走走，附近的人常来看望，偶尔路过的客商也会相互打打招呼，而招待他们的，便是这里取之不尽的黄鸡和白酒。那一份怡然自得，好像也只有诗、只有诗人才能够表达。

　　此后每到清明，邑中士子都会携带家眷前往琼花草堂郊游，以缅怀他们无比尊崇的伟大诗人。远近百姓亦纷至沓来，非常热闹，是为《安居八景》之“草堂踏青”。

　　由此看来，安居人民是富足安适的，是知书达理的，也是热情好客的。这大概也是工部先生几度盘桓于琼花草堂的原因所在，是一代诗圣离乱人生几个暖心的片段。

石刻长廊

一

　　在遂宁工作、生活的近二十年间，很多次到过安居。对于这座城市的另一“极”，我是深怀好奇的。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一度非常盛行，留下了许多摩崖石刻遗迹。四川盆地中部著名的石刻长廊即涵括了安居、安岳、大足，分属遂宁、资阳和重庆。

　　要看安居石刻，第一要去的地方是东禅镇。该镇地处安居南部，位于琼江流域中段，与资阳市安岳县毗邻，宋置韩明镇，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此间新建东禅寺，故而更名。

　　根据《坛经》所述，禅的意思就是不着相，即不受外境诱惑；内心保持清净，不起分别、不起烦恼、不起执着，是为定。禅定是一种相对专业的修行。想不到一个熙来攘往的芸芸众生汇集之地，居然可以以禅命名。

　　到了东禅镇，出镇里许便是跑马滩。说的是滩，其实是一大片深不可测的水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建的水利工程，名叫跑马滩水库。这里毗邻安岳。有一座跑马滩卧佛闻名遐迩，是安居石刻（也可以叫安岳石刻）最为精华的部分。这里山深林密，波连天接，以卧佛石刻、藏经石刻为主的摩崖石刻群，是国家级重点文物。

　　跑马滩水域面积二千四百七十亩，湖区两侧是不高的小山坡，植被茂盛，景色宜人。此刻，天空正下着绵绵细雨，蒙蒙的薄雾之中，跑马滩显得十分幽深神秘。湖畔的卧佛禅院拥有唐宋石刻造像一千六百一十三尊，十五个藏经石窟内刻有二十余部经文共计四十余万字。其中，有雕刻精美的唐代卧佛，全身左侧卧姿，全长二十三米，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全身卧佛像。

　　佛教文化和石刻艺术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北方诞生了莫高、龙门、云冈、麦积山石窟，后逐渐由西北向东南延伸，古蜀道主干线金牛道成了重要的一条路线，串联起广元、安居、安岳和大足的石刻文化。

　　从时间和地域上看，佛教传播是由广元、巴中经遂宁（安居）传入安岳，再经安岳传至大足的。也是在这一片土地上，观音文化完成了本土化过程，遂宁之所以成为“中国观音民俗文化之乡”，与此不无关系。

　　安居与安岳山水相依，在历史上曾同属一地。据相关资料介绍：

　　北周建德四年（公元575年），增置安居郡和柔刚县，隶属普州（治所在今资阳市安岳县岳阳镇），郡治柔刚县（治所在今遂宁市安居区安居镇）。直到南宋理宗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今安居区境才划入遂宁都督府小溪县。

　　正是这里，在唐宋年间就诞生了“上承龙门、云冈，下启大足”的石刻艺术。

　　也许，与北方四大石窟、大足石刻，抑或是毗邻的安岳石刻相比，安居石刻要显得安静、低调许多。安居石刻与大规模集中造像不同，多以一山、一壑、一石为单元，虽然没有多少大窟，但小龛小像密如蜂房，星罗棋布于各乡镇。这些造像凝聚了古代石刻技艺之精华，工艺水平颇高。

　　距跑马滩不远的龙居寺四周林木繁茂，整个寺庙掩映在一片翠绿之中。

　　这里高差不大，谷宽岭低，坡度平缓，就连小溪的流淌都是缓缓而过的。丘陵地带常见的是散落的单家独户，这里的农舍却连成一片。周遭的喧闹并没有影响到寺内，反而显得更其宁静。

　　据介绍，这里又名和尚坡，是因为龙居寺的背后有两块大岩石形似和尚头部，相对而立，仿佛正在论经。不过，岩石已被茂密的树木遮挡。我试着走近看看，但荆棘密布，终于没有成功。

　　很多年以前，工匠们就是这样一次次爬上山崖，开凿石窟，才造就了山林中的瑰丽世界。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里的石刻造像并没处于林中崖壁，而是分别镌刻在两块天然的石头上。

　　中国古人喜欢拿石头做文章，碑刻、造像、琢玉……不一而足。石头作为人类主要工具的时间从距今一百万年前开始，一直延续到距今四千年前。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把石头当作了最亲密的伙伴，如影随形。

　　直到更为锋利的金属器具诞生，石器才渐渐退出人类的生产活动。但是，在生活中人们对石头的兴趣丝毫未减，在艺术上给予了它更为广阔的天地。

　　石头既是大自然的馈赠，又是人类文明承续的载体。

　　龙居寺石刻造像始于唐光化二年（公元899年），历经唐光化、天复、天佑十二个春秋，共计二十三龛。其中，第一号龛为横三世佛，居中为释迦牟尼佛，着U形领袈裟。左右佛着双领下垂袈裟，胸前饰璎珞，均端坐于莲台之上。龛前平台上有极乐天歌舞场景，左右各有楼阁，楼下人骑宝马，楼顶各立一神鸟。

　　第九号龛是太上老君造像，手持羽扇端坐于须弥座上，头后有桃形背光。两侧立有弟子、神像。下方造有雄狮一对。门沿各立一力士，面目狰狞。下部造有神像及四天将，坐于妖怪和脚踩于角怪，巨齿獠牙，鼓眼凹脸巨乳。

　　龙居寺石刻造像端庄大方，线条轻快流畅、雕刻华美细腻，深度融合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

　　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和谐、对立统一、顺应自然。中国人一直处于泛神信仰形态，没有统一的神系和信仰体系，不同宗教并存。龙居寺石刻及摩崖造像便是一处少有的佛教、道教造像为一体的典范，也是佛教、道教从对立到并存的历史实物证据之一。

　　二

　　雨停下来了，小草在阳光的照耀下苍翠欲滴。接近晌午，我们离开东禅，驱车北上，朝石洞镇驶去。

　　石洞镇位于区境西南部，距安居城区二十二公里，东邻会龙镇、安居镇，南与东禅镇接壤，西靠白马镇、北邻观音镇。

　　石洞镇是成都至遂宁古驿道必经之路，凭借着便利的交通，在初唐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不断吸引着外来客商。据相关资料介绍：

　　初唐，有僧来，于此灵山秀水间，盖精舍、植修木、建梵慧寺院，开龛造像，塑菩萨。

　　梵慧寺摩崖石刻造像，有三十二龛造像及石刻碑记。其中，造像数百尊，题记五通，凿刻于南北长二百八十米、高五米的崖壁上。工匠们充分利用山形地势，与不同的岩层、石质硬度的差异而开龛造像，上下重叠，错落有序，造像之大小不等，大的高四至五米，小的高十厘米左右，姿态各异，神情万千。

　　随着大唐盛世的开启，人们逐渐崇尚“丰腴”，彻底突破了在南北朝时“秀骨清像”的审美。梵慧寺摩崖石刻造像二十一号龛，借天然崖壁雕刻的高浮雕阿弥陀佛头佛，高4.5米，宽2.4米，头戴华玉花冠，身着袒右肩袈裟，面容饱满，是典型的唐代风格。

　　站在刀削陡峭的巨石前，不禁思绪万千。我仿佛看到，身着麻衣、脚穿草鞋的工匠们在山崖上挥舞着铁锤，清脆的凿石声在旷野回荡，此起彼伏。这一锤一斧，穿越千年，凿出了大唐的盛世气韵，凿出了美学意义上的传世经典。

　　被敲凿的大山会改变，一如成佛的过程就是涅槃的过程。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大唐盛世在历经“安史之乱”的阵痛后，一蹶不振，再也没能回复到昔日的荣光。

　　安史之乱以后，佛教受到极大影响，尤以“武宗灭佛”为最。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佛教密宗得到了飞速发展，梵慧寺五号龛的裸身像、二十号龛的千手观音皆为密宗造像。

　　唐代中晚期，中原石窟造像走向衰落，四川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及经济文化因素却更加繁荣，留下大量的摩崖石刻造像遗迹，并形成地域性特点。安居、安岳等地尤为盛行。梵慧寺红砂崖壁上的斧凿声，也由唐而宋，由宋而明清，一千余年延绵不绝。

　　梵慧寺摩崖造像一直被学界视为遂宁观音文化最直接、生动的体现。其中以观音菩萨造像为最多，精巧玲珑，姿态各异，气质浑厚，端庄丰满，神情潇洒，典雅大方，将唐代绘画、造像、石刻等诸多技艺汇集一炉，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艺术的宝贵实物资料。

　　去过梵慧寺，得便游胭脂寨。

　　同行的朋友说，安居山美水美，且“盛产”美女。安居女子眉目清秀，温婉可人。朋友是当地人，她告诉我：根据这里的民间传说，这个寨子是三国时期的遗迹，一位绝代佳人曾在这里居住。

　　三国时期？绝代佳人？我有点不解，望着绵延四起的丘壑，遥想那个“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时代。

　　三

　　朋友继续讲着故事。

　　距胭脂寨不远处，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宅第，叫做张府院子。张姓人的祖先是大官僚、大地主。张府院子附近又有一个金鸭塘，塘下面有一个金柜子，由一只金鸭子守护（有人见过金鸭子浮到塘面戏水），那是主管这一方财运的金鸭神。不知怎么的，张家先人与之结缘，原本并不怎么富裕的张家生意越做越大，靠贩丝、贩棉、贩布、贩盐、贩茶发了大财，后人又以读书、击剑求取功名，做了大官，成了远近闻名的政商之家。

　　张府院子有一丫鬟，真名叫什么已无从知晓，主人赐名胭脂。胭脂七八岁便被卖进张府院子，长到十三四岁，竟是花容月貌。

　　张家几位公子都很喜欢她，都想由自己来使唤她。张家的太公、太婆也很是吃惊，这丫头真的是太漂亮了，几位公子见了她都像丢了魂儿似的，哪里还有心思读书啊！这样下去岂不误了大事，便叫她在太婆身边服侍，少在人前抛头露面。

　　几位公子就再难得见到她了。

　　这一年，在外荣任将军的张家大公子回乡休假，拜见太婆时得见胭脂，一位武官，居然连腿都迈不动了。张将军自幼习武，于此不远有一个清风寨，清风徐来，明月当空，是一个赏月的好去处，也是他早年模拟战场练习骑射的地方。他听说府中几位兄弟都颇属意胭脂，便知此事只可智取。这一天，他再次去向太婆请安，并请她参加一次户外活动，也就是到清风寨观摩他和他的随从士兵演练。

　　此调虎离山之计。

　　张将军便在清风寨当面向太婆讨要胭脂，并以两个乖巧的丫鬟作为交换，是为调包计。太婆迟疑片刻，想的是换了也好，胭脂一去，在家读书的几个曾孙子也可以专心读书。胭脂在清风寨住了下来。有一天，张将军突发奇想，竟将清风寨更名胭脂寨。

　　我也在想，但凡叫做什么寨的，都是诸如险阻要塞之类。把一个演武场或者军事壁垒以胭脂命名，没有一点风花雪月的故事才怪。不过，后来的故事比较出乎我的意外。

　　假期将满，张将军带着胭脂去了他驻守的京都。某日，司徒王允到访将军府。胭脂在一旁沏茶斟酒待客。王允见了她，却好几次端着茶忘了喝茶，好几次端着酒忘了喝酒，好几次哼哼哈哈欲言又止。

　　张将军看在眼里，挥挥衣袖，让胭脂先行退下。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知道，王允是比较有政治抱负的。他看到奸臣当道，皇帝被架空，便利用自己的身份网罗文武官员和其他有用人才，以待日后重振朝纲。

　　胭脂离开后，王允叹道：“此天人也！”

　　“如果司徒大人喜欢，带回府中就是。您日夜操劳国事，非常辛苦。胭脂心灵手巧，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由她照顾您的起居，那是再好不过了！”张将军虽然不舍，但在官位比自己高得多的司徒大人面前，不舍又能怎样，还不如表现得豪爽、大方一点。何况那时的丫鬟就是所谓的私有财产，此类赠予在官场亦司空见惯。

　　王允客气道：“不不不，将军心爱之物，允又怎忍夺之。”

　　“司徒大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她能跟随大人，可是几辈子才修得来的福分呢。”

　　“如此说来，不收下这一份礼物，倒是显得我有些不近人情了。那好，我且收下。不过，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就收她为义女，教她些琴棋书画，将来也好为她找一个好的人家。将军意下如何？”

　　张将军大喜。他在心下寻思，自家丫头做了司徒的义女，关系近了一步不说，如果以后还能把胭脂讨回，自己岂不又成了司徒的乘龙快婿？

　　可是，后来的故事似乎并未按照张将军的设定发展。王允将胭脂带回府中，改名貂蝉，一直以父女相称。再后来，貂蝉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就是家喻户晓了。

　　众所周知，貂蝉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未见正史有载的一个，其他如西施、王昭君、杨玉环都是有记载的。唯貂蝉是见于《三国演义》，且不见于《三国志》，应该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这位在小说中交代亦不甚清楚的一代乱世佳人，竟然在安居留下这样一段传奇的故事，的确让人不怎么想得到。

　　对于民间传说，我是这样认为的：有人姑妄言之，大可以姑妄听之。

　　四

　　以上可以算是这一次走访的意外收获吧。

　　言归正传，我们继续看石刻。在安居白马镇毗卢寺村有一条老街，住着两三百户居民，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毗卢寺便坐落于此。

　　毗卢寺依华藏山而建，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庙宇，有宋代建筑布局风格。华藏山灌木丛生，古柏苍翠。早在唐武德四年（公元622年），就有僧侣在此开山阐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佛教圣地。

　　寺外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寺内梵香袅袅、诵经声声。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大隐于市吧。

　　进入毗卢寺，栩栩如生的摩崖石刻造像令人印象深刻。上世纪六十年代，崖壁上的文字记录曾遭到破坏，所幸造像整体完好。这些造像中，除了常见的佛祖、观音造像，有别于其他地方的，便是清心大师造像。

　　在毗卢寺，与清心大师有关的建筑还包括神仙坟、肉身塔、古佛殿等。作为一方名刹，毗卢寺历来高僧辈出，以清心大师最为著名。

　　据相关资料介绍：

　　清心大师，俗名吴俊成，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三月初八出生于遂宁城东麻柳湾。他颇具慧根，少时就通佛理、明佛性。某日同伯父游广德寺，见巍峨庙宇金碧炫目，庄严佛像光辉灿烂，顿生出尘之感。七岁经父母同意削发剃度，法号“住朝”，外号“癫师爷”，后获赐“清心大师”。

　　清心大师得道后，常年破帽破鞋、污衣垢衲，以疯癫示人。他好打抱不平，息人之诤，救人之命，惩治嘲弄贪官污吏、剑诛毗卢寺蟒蛇怪、降服空洞山毛狗精等，一个个或扶贫济困、惩治恶霸，或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每年三月初七清心圆寂日，西南各地僧侣信众会自发前来，祭祀这位仁爱济世的“安居活佛”。

　　至清末，有人将四川毗卢寺得道高僧清心的故事与宋代浙江灵隐寺得道高僧道济的传说相结合，创作出章回体小说《济公传》。

　　在不少人看来，癫师爷就是济公和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不仅仅在于二人有相似的人物形象。巧合的是，在江南地区也有一座华藏山，是江南十大名刹之一。

　　那么，济公为何又到了安居？

　　曾经有人解释说，安居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清丽的水乡风貌、古朴的民俗风情，同江南极为相似。游方的济公到了安居，也就不那么让人意外了。

　　也许，我在毗卢寺所看到和听到的，多是一些附会与传说。但是，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在安居，不论是摩崖石刻造像还是佛教文化，都隐隐透出那么一种非常自觉的中华文化的主流意识。

　　这也正是安居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所在。

　　《安居八景》有一个“桑田飞鹭”，却不知道是哪一棵桑，哪一块田。应该就在古城四周。一行白鹭飞过田园，惊鸿一瞥的美好瞬间，便是安居留给旅人一帧清新的图像。过了古城，再走一段，便又进入苍翠的山野，又是山风吹拂，又是林涛阵阵。

　　在安居的文化核心街区，有一个演艺中心和一个体育中心，建构时尚、气派，内有五馆，其中一馆即石刻博物馆。

　　现在去那里看看。

　　除了跑马滩卧佛、龙居寺、梵慧寺、毗卢寺及其摩崖石刻的图像展示，该馆还收集到许多实物。既有佛教经典，也有其他宗教人物。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三家镇鲁班村千佛岩造像中的女供养造像，同佛像造像不同，很有些世俗化。该人像身着朴素的长襦裙，头饰简单，面容和善，反映的是川中地区宋代农村妇女风貌。

　　通过图像展示，我还了解到，常理镇长年坡摩崖造像多达数十尊，流畅的线条尽显盛唐石刻之雍容、精细。龛壁上少了几分仙佛之气，多了几分生活之美。尤其令人惊叹的是，该处石刻造像将东方写意与西方写实的艺术技巧有机结合，气韵生动，对研究中国佛教史及该地区民俗文化等都有很高的价值。

　　此外，分水镇倒观音摩崖造像、安居镇龙潭寺摩崖造像等各有特色，有的凿于丹崖翠壁之上，有的刻在青草碧水之间，氤氲着巴山蜀水古老的文化气息。

　　那么，遂宁的摩崖石刻造像为什么大多集中在安居呢？

　　根据我对于石头的了解，摩崖石刻造像对石质要求高，要易于精细加工，以便于后期赋彩。在遂宁地区，安居石是最适合石刻造像的。

　　正因为如此，这一片土地上的古代工匠大胆突破宗教仪式的束缚，充分利用地形山势、依据不同的山岩及石质的强硬，雕刻出不同形制的佛像，形成了灵巧多样、富于变化、自成一体的地方特色。

　　安居摩崖石刻造像分布广、数量多、质量精，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且唐代至民国，均有造像。

　　这些散落于乡野的安居石刻，虽然分散、细小、繁杂，却如一帧帧大地之书，承载着唐风宋雨，是四川古丝绸之路上不可多得的文化遗存。

　　离开安居石刻博物馆，我回头望了望那一组圆顶的现代建筑，在夕晖中闪烁着海蓝色的光泽。

　　此时，我的脑际不时浮现出那些石刻造像，在曾经日复一日的岁月流泻中，从这条路上走过的先民，他们或为渔樵，或为耕读，或为马帮，或为商贾……在许愿与还愿中书写着不一样的人生。在石头上刻下文字、图像的同时，也留下了他们的劳作、信仰和丰硕的文明成就。

山野传薪

一

　　我一直认为，地名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我国地名的取法有很多，方位、地形、人物、传说、史迹等等，不一而足。无论采用的是哪一种方式，都是有理有据的，是为了阐释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某种关系。遂宁市安居区安居镇有一个书院沟村，便得名于这里曾经有过的一座书院。

　　这座书院因流经安居的琼江又名“大安溪”，故名安溪书院，为清嘉庆年间乡人捐募集资创办。

　　中国古代教育机构有官学与私学之分，私学的书院多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处修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在封建社会，书院是传播文化、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一个地方的文化是否昌盛，与有没有书院、书院的多少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在历史上，安居的书院之多令人惊叹。

　　据相关资料介绍：“在明清两代，安居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书院达十一座，其文风蔚然，为川中所罕见。”

　　书院为何会成为安居历史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要弄清楚其渊源，仅仅翻阅资料是不够的。我决定再一次前往安居，寻访书院遗址，希望能够有那么一点意外的惊喜。

　　安溪书院是我此行的第一站。

　　书院沟村位于安居城南，距离城区不过二三里。盛夏时节，山村绿意婆娑，溪塘如镜，鸟鸣声不绝于耳，丝毫没有紧挨城市的喧嚣。

　　四川的乡间多竹。塘前是，溪边也是；房前是，屋后也是。漫步其间，我忽然想到了唐代大诗人王维（被后世尊为诗佛）的《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宋代大文人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则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子是中国文化一个独特的符号，历朝历代写竹的诗文不在少数，竹子也总与文人雅士有着不解之缘。其中，西晋时期有七位名士，他们常常会于竹林之下，游于竹林之下，宴于竹林之下，被称作“竹林七贤”。“竹林七贤”诗文的名声很大，即便到了今天，在某些方面仍然广受推崇。

　　竹子也是中国文化极其重要的载体。我国早期书籍就是采用竹片，用毛笔（或刀具）将文字写（刻）在削好的一条条竹片上，再串联起来，谓之竹简，也就是书卷。即便造纸技术出现以后，竹子仍是纸张的重要原材料之一。

　　此处一笼笼翠竹清秀挺拔，临风起舞，婀娜多姿……林下就是原来的书院所在，可惜现在就只剩一片竹林了。

　　在书院沟村一处背山面水的湾里，当地一位老先生，向我描述了他从祖辈口中得知的安溪书院。

　　安溪书院原为三进三出的布局。外层是学生宿舍和广场，中层是讲师宿舍和讲堂，最里层是主讲堂。主讲堂高出其他房屋约二十步阶梯，堂外立着一尊孔子塑像……这应该是当时书院的“标配”。整个书院错落有致，设计科学，建构精良。

　　望着静谧的池塘和山林，安溪书院的模样便在老先生的描述中“站立”起来。

　　古人有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我也仿佛“穿越”到了那个年代，和十里八乡文质彬彬的“同窗们”坐在一起，或聆听，或沉思，或忧国忧民，或侃侃而谈……据说，安溪书院盛极一时，安岳、乐至、潼南等众多外地学子亦不辞风尘，纷纷前来求学。

　　自古以来，读书人都在以读书改变命运，这是无可厚非的。现在的学生，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目的性很强；古代读书人之于读书，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目的性也很强。他们虽然偏居一隅，却始终心怀天下。

　　二

　　书院这个名称始于唐代，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朝廷设立了官办的丽正书院，十三年后改称集贤书院。而遂宁建立书院的时间更早，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即建九宗书院，比集贤书院早了九十多年。

　　说到遂宁，我在这里不妨多说几句。前不久，我作了一首《读涪江航运图》：

　　丘山隐隐大江流，百折千回到遂州。

　　歇岸船家争入市，盐茶卖罢易新绸。

　　这应该也是安居的写照，那里也曾有过相当繁荣的琼江航运。安居作为遂宁市辖区，我一直将其视作遂宁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和市区还有那么一点距离，但已经非常便捷。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市区的另一“极”，也必将是遂宁城市的增长“极”。

　　之前，有人释遂宁之得名云：公元347年，东晋桓温伐蜀，凯旋过此，但见风和日丽，歌舞升平，便改郡名为遂宁，说是“平息战乱，达到安宁”。

　　关于遂宁地名的由来，我更倾向于另一种解释。遂宁地处涪江流域，物产丰饶。人们的劳动、生产是有分工的，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从事航运，那时还没有公路、铁路，水路就相当于现在的“高速公路”了。遂宁是涪江流域重要的水陆码头，与此不无关系。但是，水路有的地方水流湍急，常有船毁人亡的事故发生。人们更希望风平浪静。在江上行船，除了过硬的航运技术，通常还会祈求菩萨保佑，这就很容易理解遂宁为什么会成为“中国观音民俗文化之乡”了。同海边的渔民信奉妈祖类似。在传说中，观音循声而至，救苦救难，被视作涪江流域往来船商之“保护神”，也是可以理解的。

　　“遂”字确有“于是、达到”的意思。但是，如果将一个地名理解为“于是就安宁了”，用连词开头？是不是有点扯？

　　“遂”字作为名词，即河道。这样就讲得通了。遂宁之得名，更可能源于灿烂的涪江文明，人们总是希望航运发达、民生富足，由是更希望河道安宁。这一美好愿景，让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到曾经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是那样的勤劳、勇敢，且富有智慧。

　　这个地名也包含了吉祥如意。

　　史称：“遂宁文学，自九宗倡焉。”受九宗书院的影响，安居也于唐代开始创建书院。只不过，对于明代后期之前的书院，史料上只是稍有提及，具体何时何地建立了哪些书院则语焉不详。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呢？这还得归究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操作。

　　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官方“罢各处私设书院”。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为排除异己祸及书院。其影响长达百年。也是在那一时期，安居的书院被损毁殆尽，相关史料也被付之一炬。

　　从嘉靖到天启，尽管全国书院不断遭受毁灭性打击，但还是有一部分在地方贤达志士的努力下被保护起来。位于横山镇蟠龙山的方洲书院，即安居当时仅存下来的一座书院。

　　蟠龙山因山形如一条巨龙伏地而得名。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被贬家居的明太史杨名在这里开堂讲学，并以自己的号命名，曰“方洲书院”。

　　杨名（公元1505年—？），字实卿，号方洲，嘉靖七年获四川乡试解元，次年通过会试，并在殿试中高中探花，被授予翰林编修。

　　作为探花，杨名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仕途的起点不可谓不高。但正当他打算大展宏图之时，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只得立刻辞官回家守丧。

　　守丧期满还朝，杨名被任命为展书官，就是在经筵日讲中负责侍立在御案旁，为皇帝打开书本的翰林院官员。作为天子近臣，加之世宗一向优待和宽容翰林官员，杨名飞黄腾达似乎指日可待。

　　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京城出现彗星，杨名应诏上书直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当。”获世宗嘉许其忠心。进而再次上言，指出武定侯郭勋阴险狡诈、太常卿陈道瀛粗鄙酣淫、真人邵元节玩弄妖术蒙骗圣上等，反对皇帝因圣心偏好造成小人当道。

　　世宗读完奏折后十分震怒，尤其是杨名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世宗沉迷于邵真人的骗术，于是当即将杨名下狱。陈道瀛、邵元节之流更是落井下石，构陷杨名参与了杨廷和的“大礼议”，致使世宗下令法司严刑拷问。

　　铮铮铁骨的杨名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法司也不知道该如何给他拟罪，最后世宗特旨谪贬。一年后，杨名获释还乡。后来，也有多人举荐过他，终不复召。

　　回到故乡，杨名在蟠龙山上开堂授学，前后持续二十余年。其间，他曾受四川巡抚刘大漠礼聘，与杨慎等纂修《四川通志》。杨慎在《得杨实卿书》中感叹：“起草共知双笔健，转蓬何趣十年分。”又曾与遂宁知县郑重威在遂宁城中百福寺创立武信书院（此后曾三迁其址，并改名书台书院）。

　　杨慎、郑重威等名士、官员也受杨名之邀，到过方洲书院讲学。方洲书院之名广为传颂，一时间文人雅士常聚于此，他们以诗词唱和，以翰墨怡情。

　　作为官场的万千失意者之一，杨名此时的心绪，在一首《游云台宿长潭有感》中有所表示：

　　石磴穿林上翠微，桠梢残月背人飞。

　　客程胜日乘高兴，僧舍斜阳坐息机。

　　湖海十年青鬓短，云霄万里壮心违。

　　从今细问刀圭诀，飞入蓬莱补纳衣。

　　安居除方洲书院产生过较大影响外，明末会龙镇创建的云丰书院也曾闻名遐迩。虽然，受客观因素影响，明代及以前安居确切记录在案的书院只有两座，但可以肯定的是，唐朝以来，书院一直是安居文化的重要载体，开办学堂的风气更是世代传承。

　　三

　　时光流转到清朝，历经千年发展传承，安居文风鼎盛，书院数量也达到了顶峰。其中，以乾隆十九年（公元1755年）张问彤在横山镇龙翔村开办的龙翔书院最为有名。

　　盛夏的龙翔村郁郁葱葱，经过烈日曝晒，骤雨洗礼，吹过的微风里带有一些泥土和青草的芬芳。

　　“书院早就被拆了，旧址就在对面的山脚下。”当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告诉我，大约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调整学校布局，将龙翔书院的教师和教学设施调到横山镇禹王宫与乡小学合并。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书院才陆陆续续被拆除完毕，拆下的木料，一部分运到镇上用来搭建了戏台。

　　可惜，眼前的旧址是一片荒地，不见只椽片瓦。但根据老人所指的范围粗略估计，龙翔书院的占地面积达八百余平方米。

　　张问彤（公元1768年—1832年），字受之，号饮杜，四川遂宁人，与张问安、张问陶为从兄弟。

　　张问彤自幼聪慧好学、才智出众，二十一岁便考取拔贡，三年后获四川乡试解元。但他时运不济，之后七次参加会试均未中榜。直到二十八岁才被举荐孝廉方正，补缺到什邡任广文，正式步入仕途。广文也就是教官，平时负责文庙祭祀、训诲所属生员等，主要以讲学为主。也是从那时起，张问彤与书院结下不解之缘。

　　后来，张问彤被授予山西省和顺县知县。任期满后，山西巡抚很赏识他的才华，想要升其为知州，留在省城方便随时登门请教。但不知道为什么，张问彤婉拒其意，回到了老家。

　　运乖时蹇，仕途多舛。过往的经历没有让年逾不惑的张问彤感到迷茫，反而让他更加清醒。康雍大兴“文字狱”，严重阻碍了文化发展，教育“其切于人而效之远也”，已是迫切需要。

　　是时的书院，多是官宦名仕讲学之所，如梵云山书院系遂宁县令章评讲学之所，梅山书屋为席彖与詹祖周、文桂、陈硕、张漩等才子读书的地方，听讲的自然也多为高层人士。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这些书院无形中都有那么一道“高墙”，将普通百姓拒之门外。

　　为了让农家子弟也有读书机会，张问彤将书院办到了偏僻的乡村。他在《创建龙翔书院碑记》中说：

　　其材之成，则天下有所赖；而其不成，亦不失为醇谨寡过之士，而于人心风俗无所败坏也……其间贤父兄虑子弟之失其教也，而买黄氏之居，创为书院；复买其田六十余亩，以为延师之需。

　　刚开始，校舍简陋，不避风雨，张问彤“每以风雨穿窬为虑，既而补苴罅漏”。幸运的是，当地乡民对办学之事非常欢迎，他们解囊捐资修缮、扩建学校，并长期为书院的施工尽心尽力，未尝推诿、懈怠。历数年功夫，一所乡村书院终于建成。

　　张问彤文才超群，深孚众望，在遂宁威信极高，与张问安、张问陶合称“遂宁三张”。他尤长于诗歌，今存诗二百余首，有《饮杜诗集》和《饮杜文集》存流于世。此处引他一首《秋怀》：

　　四十不求官，嗟嗟鬓欲斑。

　　依人损高致，奉母近家山。

　　幕府梧桐冷，军储转运艰。

　　飞书夜属草，诗思几时闲。

　　其作品颇受赞誉，清代学者孙桐生感叹“俱新雅”。泸州进士王检称其诗“谨严”“醇雅”……龙翔书院也因此名声大振，方圆数十里的学子慕名而至。

　　在教学中，张问彤愈发感到乡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乡学之成就人才者，不异于国（学）也。”最大优点在于“其事乡人主之，官司不与也”。

　　当时，国家无力把教育办到广大农村，民众又有企盼子弟入学、渴望子弟获得知识的热情，乡学以“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方式解决了办学资金，对官办书院所缺失的功能起到了有益补充和延伸。

　　四

　　在张问彤的推广和龙翔书院的示范引领下，安居乡学大兴，越来越多的乡村书院先后创立。

　　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鹿鸣书院在三家镇常安村建成；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仁和书院在大安乡四方碑村建成；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玉泉书院在拦江镇玉泉村建成；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凤鸣书院在拦江镇凤鸣村建成；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敷文书院在西眉镇建成……这些书院，或“经义”攻读四书五经，或“治事”研究治民、水利、算数、讲武，堪为彬彬之盛。

　　不过可惜的是，终因年久失修，安居的书院大多没能保存下来。

　　书院除了讲学、藏书，还有祭祀的作用。最多的是用来纪念孔子，以及感恩为书院作出贡献的人士。通过祭祀教育后人，所以书院一般都有祭祀的建筑。

　　我在拙诗《十九张机》中有过这样的叙述：

　　一杯清茶，一册圣贤书

　　庭前一株老梅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乡绅迷上修桥补路

　　他们宅心仁厚，行善积德

　　……

　　村中的小儿郎们

　　骑着竹马去弄青梅，背着书包去上学堂

　　后山的墓园即美狐的家园

　　夜里会化身红袖，为先生的香炉添料

　　安居崇文尚学之风盛行，老一辈即便目不识丁，也从不随意践踏地上的字纸，他们会下意识拾起，弹净尘土，细心收集，集中焚化。据说，每一张纸片上的文字都依附着圣人的灵魂，踩踏字纸是对文化的亵渎。

　　因此，安居曾建有很多集中焚化字纸的字库塔，或曰惜字塔。幸运的是，安居目前仍现存数座字库塔，除了城区，分别位于分水镇、白马镇和聚贤镇等地。

　　不过，让人略略有些伤感的是，几个字库塔都有一定程度的风化，有的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损毁，现在只能看到大致的面貌。

　　现存的几座字库塔规格相差无几，大多在三四米高，以条石砌成正方形塔基，塔身分上中下三层：下层高不到两米，四面封闭且刻有石像；中层高约一米，其中一面开有门洞，用于投放字纸；上层为实心的造像，每层均饰有翘角。

　　从字库塔内壁灼烧的痕迹和厚实的积灰判断，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在此焚化字纸。

　　受“惜字如金”“敬天惜字”观念的影响，古代读书人废弃的字纸是不能随意丢弃的，要先将其供奉在字库塔内，然后择良辰吉日行礼祭奠，再行焚烧。寓意振兴文风，祈求当地学子文运昌盛。

　　我注意到，安居现存的字库塔多在寺庙附近。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在历次禁毁书院的时候，安居大有可能将书院搬进寺庙以避免被毁。借宗教的庇护继续传承千年文脉，这些寺庙附近的字库塔似乎泄露了一点什么。

　　这不由让我想到，《安居八景》之有一景即“书院听经”，先前还百思不得其解。设若是在寺庙的临时书院读书，想不听经都是不可能的。这也正好说明，在安居，儒家与佛家相处得不错，甚至可以说非常和谐。

　　这时，一首歌的旋律在我的耳畔回响：

　　椒红天无色，棉白地披纱。

　　稻熟天下足，沃土生精华。

　　……

　　富足是物质的，精神上的求索却是永无止境的。安居人民就是这样，他们所在的地方，不但是人们理想中的居所，还是人类精神上共同的家园。

　　我很难想象，在那些竹影摇曳、溪水四溢的书院，有多少懵懂少年接受启蒙，接受知识的熏陶，接受别样的人生锻造，走向远大。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

　　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

　　这一番话，不仅放在民国有效，即便是今天或是更远的将来，书院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是不可撼动的。

　　安居的书院文化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由唐而宋，由宋而明清，如薪火般传承下来。到了现代，安居教育事业仍是亮点纷呈。比如育才中学，仍是远近学子念兹在兹、趋之若鹜的川中名校。

　　我还注意到，近年来一些地方在修复、重建书院。安居一位朋友告诉我，区里也有过讨论，有意恢复书院的一些学术活动，形成以书院文化为标志的文旅融合景观。

　　如果已然消失于林泉的书院能够在安居重现，甚至涅槃重生，无疑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