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我在乡村生活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少年时期，离开家乡外出读书，此后一直在城市生活。乡村的时光不以长度取胜，仿佛向着纵深开拓，村庄为我血液打下的深刻印迹，不管我到了哪里，都不会消失。甚至随着岁月流逝，乡村生活的记忆，时常会浮现于脑海。

　　我走出了乡村，又将乡村生活的牵念系在了城市，频频回眸，时常亲近。时代变迁的步伐真是惊人，过往记忆中的乡土景色，一点一点地被时代巨轮抛至脑后，让我越是近乡，反而越是情怯，曾让我印象深刻的诸多物事，皆成“古物”。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回到过往的追索弹旧之旅，是为这些渐渐消散于历史进程的物品，立一个小小的碑。在我心里，永远感怀那段年少岁月，久久怀念，却不留恋。

界石

家乡“界石”的存在，让我很小就懂得去树立“边界意识”。界石代表了乡村的规矩和法度。

　　庄户人是不喜欢石头的，在犁地时土里冒出一些石头来，可能会折伤犁铧，庄稼人捡拾起来，集中丢在田头地畔。扬麦时也要将石子儿、秕糠与麦谷分开，否则砂石蒙混过关，藏在饭碗里，就会与牙齿公然为敌。

　　庄户人却又分明喜欢石头，农村盖房子、垒猪圈、修羊舍，统统需要石头砌墙，石头是“家园”的一部分，石头还能做成碾子、磨子，耐心地将粮食研磨细碎，熨帖人们的肠胃。石头是便利生活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乡村作用良多。

　　但有一种石头，它和兄弟姊妹们原本材质一致，形态无异，只因所处位置不同，便被赋予了神圣意义，拥有了别样内涵，它就是界石。

　　

　　离开乡村的几十年里，我无数次回望童年的那片故土，打捞时光中的悲喜交集。当我写下“界石”两个字时，感觉沉甸甸的分量仍旧搁留心头，有着当年的余重和生冷，石之为界，便与平常石头，从此划清界限。

　　国家之间相安无事，有国界线护土守责，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有“底线”默守其岗，乡村的田地、房屋、山坡，便凭靠界石分疆约界。一块普通的石头，一旦守在了应该守护的位置，在生活中就具有了神圣的意义。

　　乡村相邻的田地上，在地块两端各埋有一块界石，界石与界石之间，刨出一条笔直的浅浅的沟槽，称为“界沟”。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上树掏鸟蛋，下河摸螺蛳，胆大顽皮，天性无拘，但从不会去触碰界石，也不会弄乱界沟。它的庄严与重要，早在父母谆谆告诫之前，便已作为一种乡村的遗传密码，深深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

　　大多数村里人，都承认着界石功能，不会轻易僭越。比如母亲，向来谨守界石划分的范围，翻挖土地，种植作物，距离界沟还有两指宽的地方，便会自觉收住锄头，仿佛那是一道人间的银河，本该隔开我家与邻家的权益。

　　大壮的地块与我家相邻，他从自家地块的边界翻松泥土，到了界沟处，看了一眼弓着腰背、也在专心翻挖泥土的母亲，悄悄将锄尖越过界沟，神不知鬼不觉地挖到了属于我们的地界。

　　大壮将这事做得轻车熟路，他并不是第一次这样侵犯我们的地块了。界石忠诚地守着自己的位置，未曾偏挪半分，他的锄刃却仿佛长了眼睛，悄无声息地蚕食，默不作声地越界。大壮间或直起身，向我家地块投过含义不明的一瞥。锄头撑了他的腰，他将一桩光天化日之下的过界行为，变得理直气壮。锄柄竖起来，一番顶天立地的端直，光明正大的肃穆，为这小小的侵占，发出一声冷哼。这一刻，大壮似乎轻轻松松完败了界石，它约束不了他，只能像哑巴一样默默看着他。

　　母亲站起身，风吹拂着她清瘦的脸，她抹了一把额头细密的汗，将一绺濡湿的头发别到耳后。大壮的锄头一而再再而三，毫无顾忌地越过界沟，她无声地叹着气，眼里现出一丝疲惫的神色。她没有像大壮那样，眼神如刀地甩过来，狠狠警示对方，行事不要欺人太甚，而是低头继续做事。田地相邻，抬头不见低头见，只要大壮不过分越界，母亲认为没有必要斤斤计较。

　　大壮干完活先行离开，他心情很好，脚板在地上踩出哒哒的快乐声响，昂着下巴，目不斜视地上了小路。母亲这才来到两家地的界石中间，目光拉成一把长长的尺子，来回丈量着。不是她眼花，大壮将原本笔直的界沟，挖成了抛物线，如同天狗吃了月亮，我家的地被啃掉了一块，形成了月牙状。

　　这块被大壮锄头蚕食的“缺月”，像硬物哽住了母亲的喉，她拼命往下咽，胃部翻涌起一层层疼痛，无法“消化”这番难受。土地金贵，分配到人头上的份额不多，家里养着几个孩子，便是好几张嗷嗷待哺的嘴巴，都指望着地里能多生长一点粮食，饭碗中多分上半勺吃食，可这样的想法，常常都要无情落空。纵然风调雨顺，土地全力以赴，贡献最好的收成，但毕竟土地有限，交完公粮，落到“家庭自主”的粮食，不过勉强糊口而已。

　　一年到头，我们很难将肚子喂得圆圆饱饱地沉沉睡去，躺在漆黑夜色中的母亲，听到旁边孩子腹腔空鸣的声音，歉疚与疼痛如细小铁丝，缠绕了她的五脏六腑。

　　母亲披衣坐在床上，凝神静思被大壮强夺的一溜地块。这看似小小的一块地，却能多种十来棵苞谷，或是多种一片麦子，到时多收几捧粮食，也能让孩子尽可能吃口饱饭，少受一分饥馑的威胁。生性善良的母亲又开始思忖，大壮可能不是故意为之，一时没看清，锄头越了界，说不定明天就会更改过来。

　　大壮第二天大喇喇地来播撒麦种，眼见他要将种子撒到我家地界里，母亲喊了一声“慢”，说他越界播种了。大壮拧起两道浓眉毛，歪头看向母亲。

　　母亲却兀自涨红了脸，脚趾头紧张地抓着地，有些发怵。大壮明明是站在我家的土地上，他反倒姿态从容，拿出了主人的做派，双眼觑着母亲。母亲克制着与人讲理的畏怯心理，指了指两边界石，再次提醒大壮越过了地界。

　　越界行为被人揭穿，大壮竟毫无慌乱神色，索性吊起眼眉，用舌尖上下梳着牙齿缝，顶出一粒残渣来，呸的一声吐到地上，反唇相讥道：“界沟明明就是直的，瞎指啥哩？我看你是眼睛出了问题。”母亲再次看看两家地块的中间，确认大壮越过了界石，可他垮下一张脸，抄手站在那儿，拒绝承认越界事实。

　　大壮不肯承认界石的公允无私，界沟的弯曲和笔直，此刻不再是公论，而是一只没骨气的狗，大壮瞪瞪眼凶两声，它弯也是直，直也是弯。母亲的眼泪焊在眼眶里，摇摇晃晃，就是不许它落下来。

　　越是退让，大壮越是张狂越界，母亲擦了一下眼窝，只好请来生产队长解决。队长到了地头，看看两端的界石，觉得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大壮侵占了我家地界。队长教训大壮：人家孤儿寡母的，你这样贪心，还让人家活不？见队长决心主持公道，大壮不敢顶撞，极不情愿地按照界石，重新刨出一条界沟，退回了强占的土地，嘴里却依旧嘀咕不停：一个寡母子，争啥界石？

　　父亲早逝，家中失去了顶梁柱，母亲用她柔弱的双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可无论她如何自尊要强，遇事不管对错，都因寡妇身份先矮了三分，受人白眼。生存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加复杂，那时大家都穷，生活在乡村的人，理应抱团取暖，共御风寒。现实生活中，却是弱者对更弱的人龇出尖齿利牙，能多占别人一点便宜，就不会轻易放过。

　　村上侵占他人土地的不是孤例，即便巴掌大的一溜儿地，也会有人巧取强夺。农民靠种地吃饭，土地生养作物，馈赠于人，缺了土地，农民便是无箭簇的空弦，无米的巧妇，无水的泉眼，空有干劲儿也一筹莫展。多占那一小块地，夏天就可能多掰几个苞谷，冬天能多收几个红苕，这些食物看上去稀松寻常，但在青黄不接的时节，可能就是一次度过春荒的分水岭。

　　母亲恨不得分到自家名下的田地，能再宽一点或者多一点。她不怕流大汗出大力，只要能让我们几个缺爹照拂的孩子吃饱肚子，宁愿走很远的路去开荒拓地，也不去打界石的主意。在母亲心中，界石划定了主权，是世间极为公正的秤，称出了良心的重量。

　　“寸土寸金”，绝不是渲染夸张的成语，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乡村，土地是最能让人安心的保障，给养和滋润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古至今，各地即使风俗有异，大都流传着“破土仪式”。小到筑屋，大到修城，都有一套仪式需认真遵循。川北一带的农村，起新房是要杀鸡作祭的。选鸡冠红艳的大公鸡，以鸡血祭奠，奉上几盘馍馍、果子的供品，才能顺顺当当地砌砖披瓦，心安理得地搬进新居，此后家宅安宁。我想，之所以要举行“破土仪式”，大概老祖宗早就认定，土地是应该用来生长粮食或草木的，根根蔓蔓，枝枝叶叶，和大地之间都是血肉相牵的联系。人们要让土地长出房屋、猪圈、牛舍，其实是违拗了它的原初功用，所以得专门以鸡血供果等供之，求祷一番，祝颂一番，让土地原谅人的行为。

　　庄稼人对待土地，有莫大敬畏之心，说起“劳作”来，他们更愿意用“伺候”两个字代替，土地是需要用一颗真挚的心，一双勤劳的手，事无巨细去“伺候”。乡村的界石，保证了土地的疆域划分、神圣和尊严。界石守护着人们的田地，同样也保全着屋舍，以及房屋地基范围内的树木、蔬菜和花果。

　　我家屋后有一排树。这些树是父亲在世时，从山上一棵一棵背回来，带着憧憬和欢喜，栽得整齐成行。父亲为什么要栽这一排树，我不得而知，可有了这些树，有了春之新芽夏之浓荫，它们像卫兵一样忠心耿耿地守着我们敝旧的茅草屋，因为有它们的陪伴，房屋似乎有了家园的温馨和体面。树干上仿佛还留着父亲掌心的暖暖余温，树枝上延伸着他未竟的遗憾心愿，树叶上招展着他深沉的万千叮咛，让人心念牵动。对于我家来说，这排树不仅是成年的树材，今后能作修房屋、打家具的用途，还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念想，有种天长地久的慰藉。

　　我们与单全房屋相邻，他曾经看到父亲栽树，也看见父亲出殡。不知从何时起，单全生出奇怪的念头，这排树应该属于他家，我们不配拥有。这是一个古怪而强蛮的逻辑，但在当年的乡村并不鲜见。一家孤儿寡母，不配享有许多东西，包括平等的对待，为人的尊严，甚至应该活得更凄惨一些。

　　单全心思缜密，要将这排树据为己物，就得“师出有名”，最好的方法，便是伪造证据。趁着夜色，单全挪动了我们两家之间的界石，在原位置一尺多远的地方重新埋下，如此一来，原本栽种在我家屋基附近的树，就进入了他家的地界范围。

　　我们自然不能接受这种行为。围着界石转一圈，我越看越生气，界石原本有半截埋在两家分界的泥巴中，露在外面的一截已经长出了青苔，单全重挪地方，挖的坑不如之前深，只向下勉强栽了一小截，位于地上方的界石，赫然可见分层的青苔，上绿下褐，痕迹特别明显。界石经受了一番“强制搬迁”，像是惊魂未定地暂时落脚此处，它与刨出的新土，怎么看怎么不和谐。

　　我指着界石身上的苔痕，问单全是怎么回事，他傲慢地将两只胳膊抱在胸前：“有本事让石头回答你。”证据如此醒目，单全还在抵赖，我气得搬掉界石：“石头不会说话，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这里并不是界石原先的家！”单全见我年龄不大脾气大，个头不高声量高，竟敢和他犟嘴争辩，索性一掌重重推来，我被掀倒在地。

　　眼看单全就要对我施以拳脚，母亲闻声跑来，挡住怒气未消的单全。单全越过母亲的肩，指戳着我们骂骂咧咧：“寡母子，到底会不会教儿子？敢跟我耍横！”母亲担心我挨打，息事宁人地劝他“歇歇火，莫动气”。

　　这排树是父亲留在人间的遗物，母亲不看单全，看了界石的苔绿，说既然扯不清界石到底是摆在哪儿的，只好请村干部来论理公断。

　　单全面对村干部的询问，抛出一个陈年依据。他说某年某月某日，我父亲向他借过十斤麦子，后来没还上，愿意拿这排树作为抵押。他念我家日子过得凄惶，一直拖着没来要债，如果不是明年他要送女出嫁，需要一点木材做嫁妆，也不会老话重提。

　　这就难住了村干部，将脸转向母亲。母亲从不记得父亲向她交代过借麦一事，更没有说起过如果还不起麦子，拿树抵押给人家的事。

　　一边说界石挪之有理，但又没有借麦子的任何凭据，也没有一个证人证明当年的借贷关系；一边说闻所未闻此事，但也拿不出证据表明当年没有借过麦子。村干部不知到底该信谁的，让我们暂且搁置纷争，等拿出过硬的证据再来评判是非。村干部随即离开了这场难断的邻里纠纷，他们前脚刚走，单全就变脸变色，冲我们挥舞拳头，口沫四溅地威胁母亲，声称一切都按“现在的界石位置”，确定这排树木的归属，否则……单全将无尽的想象和莫名的沉重压力留给了我们。

　　那是一段让人难堪日子。单全承认他让界石长了脚，但长脚的依据却是我家亏欠在先。父亲不在人世，死无对证，单全满村说我家坏话，白白赖掉他的麦子，现在他收回权限还百般阻拦。单全喷溅的谣言，村里竟有不少人责怪我们不地道，“父债子还”是天经地义之事，人死债不空，我们这样欠债不还，魂灵都不得安宁。

　　原本谨守本分的界石，此刻被单全用成讨债的工具。腥臭的口水和无稽的指责，如洪水泛滥，一走出门，后背就落满了白眼和指戳。不明真相的村人，责备我们的不义，还“规劝”母亲，该以如今的界石为界，还单全一个“久违的公道”。

　　界石不能分清是非，我好想一夜长大成人，能和单全打上一架。母亲竟比我想象的平静，她还和从前一样，上山下地、屋内屋外，每天从早忙到晚地劳作。不管单全编造出多少荒唐的情节，母亲认准了村中划分各家各户的地界，界石就该有它明确的位置。

　　母亲相信界石终究会还我们一个公道。这块平凡又不凡的石头，就该是人人该守的准则，不该践踏的底线。

　　人们以为，这个身为七个儿女的寡妇，会轻易妥协这场纷争。母亲的执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是她苦苦守护的界石，给了她一份信心和勇气，村干部根据原来的界石位置，确定这排树木和房屋地基归我家所有。这场漫长的界石之争终告落幕。

　　界石和人之间，就是这样微妙地共存。

　　农村处处有界石，就连山坡都有界石划分，越界会引发各种骂仗和纷争。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能在山坡捡拾枯枝败叶当柴火，能用镰刀砍削连着草根的泥皮，背回猪圈垫做粪土。那时家家户户煮饭烧水，都靠柴草做燃料，是十分宝贵的资源。

　　童年的我上山捡柴，捡得实在艰难，老半天都未捡满半背篼柴火，看到前方有柴，眼前一亮，情不自禁地越过我家的山坡，拾走人家掉在坡上的一根枯枝。我的越界行为被人告发，这片山坡的女主人，是村里有名的火爆脾气，她堵在我家门口，口沫横溅地骂足整整一天。母亲羞臊得不行，手握黄荆条子，把我关在家里一顿抽打。

　　上山“砍坡”背渣土，或捡拾柴草，母亲都会叮嘱，千万看着界石，不要伸手到人家的地盘。我从此深刻地明白，越界会惹祸上身，还会为家人招来羞辱，便一直小心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母亲和我干完农活，路过我们的坡地，她看向与我们相邻坡地的豆秧子。这是村里李婶的山坡。老人家岁数较大，眼睛患有白内障，两腿又有伤痛，她好不容易在坡上种了一些绿豆，眼看豆子过了成熟季节，快要掉在坡上，李婶还没有摘豆回家。

　　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别人的东西莫沾，别人的财物莫拿。她却忽然掉转步子，走向李婶种有绿豆的山坡。

　　我慌张极了，站在原地不愿挪动脚步。母亲不慌不忙地采摘豆子，几个村里人扛着锄头走来，看见母亲采摘李婶的豆子，彼此对看一眼，一脸狐疑地悄声走过。

　　母亲摘完豆子，将豆角放进篾背篼，叮嘱我：“你跑得快，给李婶背过去。”

　　原来母亲是遵守界限规则的，我欢快地应答一声，赶紧顺着下山的路，向李婶家一路小跑。

　　李婶听到我的声音，气鼓鼓地说道：“我知道你是寡妇的儿，你妈好能干，连我这个老太婆的便宜都要占，你来干啥？”

　　母亲采摘豆子时，已有嘴快的人告知李婶。我没有解释，搁下背篼翻转，确保没有一粒豆子遗漏。李婶伸手一阵翻摸，声音带了一点惊讶：“是我家坡上的豆子？”我告诉她，是母亲让我送过来的。李婶嘴唇抖了抖，拉住我的手送我走出她的院坝。她的手心，干燥而温暖。

　　后来我外出念书、工作，定居于城市，母亲请人写来书信，有时说起关于界石纷争的事。这是乡间屡见不鲜的争夺，为了抢占一点微不足道的利益，有人打得头破血流，有人闹得反目成仇，有人扬言要踏破人家祖坟，还有人因为界石之争招来了牢狱之灾。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在乡村，记忆却从未远离界石，它原本以忠诚公正的面孔存在，却成为各种事端的导火索，上演着乡村的爱恨情仇。

　　光阴流逝，乡村发生了巨变，母亲永远离开那片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土。今年回乡上坟，我在熟悉又陌生的田间地头走了一圈，现在的乡村，几乎找不到界石的存在。

　　村里的青壮劳力，大多选择外地打工。我和村干部多番努力，村里已经通了天然气，再也无需捡烧柴火煮饭。山上的野草和灌木繁茂生长，此前走得烂熟于心的羊肠小道，得手持镰刀，一边开路，一边才能前行。

　　春节回老家，乡亲们大包小包地回归故乡，热烈地寒暄，真诚地问候，再也不会因为谁误捡了荒坡一根树枝，或争一块田地的界石，闹得不可开交。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我早已不为村庄发生过的一些事耿耿于怀。有形的界石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大多消失于历史长河，无形的界石，却在人的心里，深深留痕。

　　界石与碾子，都是石之真身，它们像是外硬内软的好心人，看上去铁面无私，不容商量，真正走近它，才会明白在缄默之中，自有关怀，冷硬外壳，难掩温存。

碾子

碾子是一种古老的粮食加工工具。村里的那盘石碾子，天长地久地坐落在村子的大路口。旁边一棵绿荫如盖的槐树，不知已经生长了多少年，枝繁叶茂，参天蔽日。天气晴好的冬日，几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从各自的房屋里颤巍巍走出来，拄着拐杖，挪到树旁，倚靠着石碾子，让石头强硬的力道，托起了衰弱的身躯。太阳光落在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仿佛冬衣里的那把骨头，得了天大的恩赐，晒得和暖有力。

　　看惯了来来往往的老人家，人们将他们也当成了石碾子的一部分。如果发现少了一个，那就是老人家已经“走”了，走到哪里去呢？在庄稼人的朴素认知里，守够了寿数终老的人，都是有福去“天”上的。小孩子们赶紧将脑袋仰得高高的，望向蓝天白云，辨不清哪片云彩是老爷爷或老奶奶的身影。

　　因为石头本质，让人深信不疑，碾子是“寿比天长”的。在我出生前，碾子就在那儿，现在还像一个青壮小伙一般，任劳任怨地为大家服务。没人去探寻它到底多大年龄，时光在它身上，永远是一个未知数。

　　碾子是由碾台、碾盘、碾磙子和碾架组成，碾磙子和碾盘是碾子工作时的主力，被岁月打磨得油光水亮。碾子脚下，一条光溜溜的圆形轨迹，像是被千万双脚板来回夯实过的小路，坚硬而平整。一年又一年，无论春夏秋冬，石碾子就转动起来，转醒了村庄的黎明，转来了闪烁的星星，转大了怀里吃奶的娃娃，转得人们的青丝变成了白发。一代又一代的庄稼人，和碾子结下情缘，它就是人们不说话的伙伴，情愿让它先行品尝宝贵的粮食。人们发自内心地走来，信赖它，热爱它，亲近它。

　　每年秋收，人们将晒干的稻谷，送上碾子脱壳，是一道丰收免不了的仪式。九月的碾子转个不停，村庄的空气中，回荡着谷物特有的甜香。人们脸庞晒得黢黑，走到碾子跟前，目光满足地拂过地上装有谷粒的口袋，绽放丝丝缕缕的笑容。碾子放置在露天，没个挡风遮雨的棚，女人们会拿一把扫面板或灶台的笤帚，将碾盘清扫一遍，犹如给碾子整了仪容，净了脸面，把稻谷均匀地撒在碾盘。套好黄牛的绳索，在牛屁股上轻轻一拍，牛和碾子配合了千百次，早已心有默契，甩甩尾巴，围绕着碾子，一圈一圈转起来。除了寂寞的足音，能与黄牛微喘应答的，是碾盘发出的吱呀声，让牛百听不厌。

　　黄牛拉碾转圈，竟会生出微微的眩晕感，仿佛这是一次又一次轮回，谁也不知道哪一段时光被碾碎，哪一世的悲欢被收藏。黄牛只知道一圈又一圈地循环行走，它心里会有关于轮回的思考吗？若有下一世，它会心甘情愿受人驱使吗？牛和石碾子的配合之中，究竟传递了怎样的消息，自诩聪明的我们哪里能一一破解呢？如果没有奋蹄行走的牛，碾子的威严总来得有几分空洞，要让它转起来，为米香麦甜转起来，牛就是它最忠实的伙伴。世上哪有那么多委屈愤懑呢，更多的是让生活打上踏实的底色。碾子和牛，都该满意于自己的角色定位，沉默的愈发沉默，庄严的依旧庄严。

　　石头做的东西，总给人厚重肃穆之感。小时候所见的碾子，虽然缄默，但碾道却从不孤独，那儿犹如一个乡村社交场，人们会活泼泼地淡下脚步来，拉家常，说闲话。碾子有时还能化解矛盾，一些人原本有些小疙瘩，在碾子前遇到了，正是一双手不好张罗的时刻，一方主动地帮另一方，张个口袋帮个小忙，另一方顿时不好意思，赶紧送一个知恩的笑脸过去。一来二去，碾子无形中竟承担了“握手言和”的调节功能。

　　碾子看过人们“一笑泯恩仇”，偶尔也会听到不愉快的争吵。庄稼人在春节前，各户人家都来用公家碾子碾点玉米、红薯干儿、黍米啥的。有些人个性强悍，明明来晚了，偏偏要加塞儿，抢在人家前头碾粮。老老实实排队的人不干了，两人一递声就吵起嘴来；一些天生爱扯“老婆舌头”的闲散女人，有事没事都喜欢在碾道转悠，东家的新闻听一句，西家的闲话听一声，添油加醋地四处传播流言蜚语，后来被当事人知道了，一路吵骂到碾子跟前，吵嚷推搡，闹得鸡飞狗跳。她们越是纷争得厉害，碾子越是安静无言。

　　碾子默默地碾动，不论人间是非。不管谁错谁对，它都碾细粮食，一视同仁。它静静聆听身边的温言与骂声，审视着人们守望互助或刹那反目成仇。谁也不知道碾子肚子里，装载了村庄多少秘密，多少故事。

　　碾子喜怒不行于色，从不泄露半点隐私，它是庄稼人可亲可靠的一个地方。那时乡村没有通电，晚上的娱乐生活，乏善可陈，人活于世，除了对衣食饱暖的需求，精神上也希望有所交流和沟通，能在疲惫辛苦的生活中，尝得一点回甘的甜头。于是到了夏夜，碾子便成了大家欢聚的天地，摆龙门阵的“据点”。大人们拿着蒲扇、拎着小板凳，晚饭后聚集在碾子旁，摇着蒲扇，天南海北地聊起天来。

　　男人们热火朝天聊着国家大事，议论着他们从过期报纸和公社广播里看来听来的新闻，就算对政策半懂不懂，也不妨碍他们为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与对方争得口沫横溅面红耳赤。女人们凑在一起，一边借着星光纳鞋底，一边将生活的艰辛苦乐讲出来，婆媳间的矛盾、妯娌间的龃龉，甚至夫妻间的闺房趣事，都是她们此刻的最好谈资。

　　小孩玩的花样就更多，文静的女孩子团团蹲在碾子旁，用石子或者杏核来“抓子儿”。男孩玩弹珠、打烟盒板、滚铁环。

　　就算没有任何玩具，孩子们也能发明出各种好玩的游戏，我们百玩不厌的，就是“猜中指”和“藏猫猫”。有次玩“藏猫猫”，一个糊涂的伙伴，将自己藏得太隐蔽，左等右等不见有人来，竟抱着膝头，睡得口水直流。其他孩子回家后，那家大人又急慌慌地出来寻找，村里的狗都跟着乱叫，这才吵醒了睡着的伙伴，揉着眼睛从稻草垛子里爬出，气得大人揪住他的耳朵拖回家。

　　土地包产到户，每户人家的粮食，量少不能轻易使用碾子，各家各户就有了石磨。碾子渐渐冷落，不复当时的热闹，碾盘上积了一层厚厚的尘土。不久，柴油驱动的打米机走进村庄，连轻便的石磨也被闲置一旁，碾子便更如那过时的青衣，落伍的名角，凭靠过往的拙笨粗砺，再也不能登上如今异彩纷呈的时代戏台。被淘汰被抛弃被遗忘的碾子，仿佛成为它注定的宿命，残忍地横在人们的眼前。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碾子，成为一些人肆意搬弄的对象。有人挖走了碾槽，用来造房时打墙角、砌猪圈，丢下碾台躺在地上，任凭风吹雨淋，日晒霜落。再后来，碾台也不知所踪。以前常常坐在槐树旁，拄着拐杖的老人们，很乐意有人上前寒暄，和他们摆两句龙门阵，可他们大多年老耳背，你问东，他偏要说西，浑浊的老眼热情望着你，缺了门牙的瘪嘴，咧出莫名的笑容。

　　老人们仿佛被时光洞开的嘴巴所吞噬，再晴暖的日头，也难以见到老人们三三两两坐在树旁，让阳光拂暖血液中的冰霜。再后来，为了修路，砍掉了碾子旁边的那棵槐树。村里的年轻人，大都不记得这里曾经有碾子和槐树，是那么矜持而温厚地守护着光阴。

　　村里有人说碾子是“青龙”，石磨是“白虎”，青龙白虎，都为人间的风调雨顺谷粒归仓而来。因为是“青龙”，每逢久旱无雨时，农村还有“洗碾子”祈雨的习俗。人们一边洗，“主祭”的大人一边大声唱：天苍苍，野茫茫，落下雨来见龙王。大雨落进麦田里，小雨落在菜根上。

　　碾子也没有如人们祝祷的那样，降下甘霖，解了旱灾。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依旧对它揣着莫名的敬意，对美好生活有着真诚的向往。我们期盼着有一天能温饱无忧，过上幸福的好日子，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碾子却已不能在时光中与我们继续同行。

　　碾子碾过米面杂粮，碾来一锅暖心的羹汤，也碾来了生活的期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碾子，终究消散于历史烟尘，无论何时想起，心中都是一份温柔的念想。

炊烟

炊烟是乡村的牧歌，从古老的时代，不知是谁轻轻拨动了一根琴弦，从此乐音袅袅，缭绕在乡村上空，日复一日，唱着一首无字的乡村老调。

　　乡村的清晨，是被鸡鸣唤醒的，引颈高唱的公鸡，撕开了黎明的静寂。吱呀一声，木门开了，男人沉默不语，扛着锄头下地，或挑起水桶去井畔；女人挽起头发，在腰上扎一块围布，摸出一根火柴，擦亮厨房的晦暗，点燃了灶里的火，木柴噼噼啪啪烧起来，带着红亮的喜悦。乳白淡蓝的炊烟，从烟囱中冉冉升起。无需喊叫，地里的男人直起腰一看，炊烟的升腾和消失，心里有了数，手脚麻利地多锄几下，抬起泥脚走向家里。炊烟升起的村庄，一缕薄薄的阳光才跟着升起，仿佛是被炊烟给引出来的光芒，让清晨有了美好、光明和饱足的开端。

　　至于黄昏，对于庄稼人而言，算得上要回去吃顿“正餐”了，家家户户的炊烟，有了一点从容悠然的味道，各自升上天空，却又不会保持直直的一股，总是你纠缠我，我靠拢你，风一吹，炊烟便往山那边散去。烟也有情有义，它前生是山上的枯枝或茅草，如今通体焚烧，只化为灶膛一撮灰、屋顶一缕烟，却还惦念着自己的家园。枯枝败藤，茅草树根，皆是它的兄弟姐妹，在升上更辽远的长天之前，它想要有一个告别仪式，能再去和它们摆摆手点点头打个招呼。轻柔的烟雾向山那边飘去，山上草木目送它的灵魂升空。

　　炊烟如同乡村流动的水墨画，每一缕炊烟下面，都是熟悉的乡邻，他们以柴火绘图，在蓝天泼墨，粗细浓淡，各有千秋。

　　即便村庄一些人户之间有些小矛盾，但炊烟不管这些人间的恩怨，它们该联合就联合，该同行就同行，该交融就交融。天空浩渺，容纳得下炊烟入云，在你不可视的高远之处，烟与烟之间，许是亲密无间，奔赴远行，然后消散于山川河谷。

　　村东一家男人是个急性子，他老婆每次回娘家，他家炊烟就会变得又浓又急。他总是嫌弃火小，饭熟得慢，蹲在灶膛前，咬着牙巴骨，不停塞柴进灶，猛火急柴，烧出来的却是夹生饭。

　　村里那个独居的女人是个药罐子，她家炊烟也和主人一样，歪歪斜斜地上升。她家的炊烟细瘦、单薄、怯弱，仿佛如她一般，常年青白着一张病恹恹的脸，走上几步，便得停下揉着胸口喘气。看到她家的炊烟，人们会从心底升起一种怜悯的情绪，生怕什么时候，这烟囱不再冒出青烟。

　　我们更爱看的，还是自家烟囱的炊烟。炊烟不仅仅是烟气，还代表着能让我们肚腹饱足的食物。即使那食物简陋，也是炊烟下的母亲，为我们捧出的一颗心，竭尽全力照顾家人。

　　人活着，不能不吃饭，乡村每天都要升起腾腾炊烟。远看炊烟，那是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或粗细勾勒，或浓墨淡彩与天地之间；近看炊烟，那是热饭热汤水，就是我们裹腹充饥的食物，但若一直走到灶膛前，是母亲眉心紧锁眼含幽怨的脸孔。在农村，要用土灶烧出一顿饭来，是对女人的考验，偏偏这考验是日日发生，哪有一天能躲避懈怠？

　　我家的炉灶上墩着一口大锅，既煮人饭，也煮猪食，人猪经常同锅。烧柴时会有少许火苗蹿出炉膛，为了节省能源，比大锅位置稍低的炉膛口，我们又架了一口小鼎锅，有时能熬一口稀粥，也能烧烧开水。

　　烧火煮饭，升腾的炊烟，风箱功不可没。农村做饭几乎都要拉风箱，长方形的风箱，两头各带一个木托板的进风口，箱内用两根横圆木固定了推拉横木板。外拉风箱时，木托板打开，一端的进风口张大嘴巴吸进风来，当往外推时，吸饱风的进风口木托板自行关闭，另一端的进风口趁机张开大嘴吸风。吸进风箱的风，通过风闸的出风口输送到灶膛中，使得灶膛的火烧得更旺。

　　拉风箱看似一推一拉的简单动作，也要讲究技巧。火柴刚刚点燃了柴草，拉快了风大，容易把火吹灭，但又不能太慢，否则风不到位，熄了火苗，反而浪费了一根火柴。火势略微烧旺，风箱再拉得稍快些，拉出和推进的风力讲究着“节奏均匀”，拉杆拉到风箱三分之二的位置再推进去，不急不缓，定心静气，才有利于风的吹量。风箱轻拉慢送，叫“游火”，急拉狠送，叫“赶火”。要做到自如畅快地拉松，考验着拉风箱之人灵活变通的技巧。

　　产生炊烟的灶膛，就像是一个永无餍足的大肚罗汉，不管你塞进多少柴草，火舌轻轻一舔，便将大把的柴草尽数变成了灰烬，轻飘飘吐出烟雾来。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其实巧妇也难为“无柴之炊”，每天要烧一家人的饭食，还要煮出猪食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家乡，家家户户做饭都需要柴草。特别是在寒冬腊月，柴草用量较大，田野里的枯草败枝早早就被人们抢收一空，我家风箱又不时“罢工”，不能将火苗烧得旺旺的，有效节约一点柴草，柴草便成为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

　　为了节约燃料，母亲刮“锅烟墨”刮得很勤，隔几天就要翻转铁锅，刮下一层厚厚的黑灰。母亲并未学过物理知识，不懂热传导定理，但这并不妨碍她从实践中出真知，以朴素的行为践行科学真理，她爱说：勤掏灰，勤刮锅，一年省个大草垛。可母亲刮锅底灰，只是有限的“节流”，更重要的还是“开源”。

　　村里一些人家厨房的屋梁下，挂着一串风干后又被烟熏的猪大肠，要炒菜了，割下一小截，丢进锅里，呲溜溜吐出一汪油来。炊烟将厨房里的秘密泄露得远近皆知，在下风口嗅一嗅，香得让人流口水。这样的炊烟，油味欢腾，肉香诱人，但村里绝大多数的炊烟，朴实简陋，所升腾的香气，来自于老实本分的红苕或玉米。就算再简单的炊烟，因为散发着食物淡淡的香气，也令我们陶醉。

　　此去经年，我早已离开乡村，在城里谋生，回到家乡，再难以看到炊烟袅袅升起的旧时景象。现在农村也通了天然气，庄稼人不再烧柴草，以前的土灶也被闲置，炊烟便也无迹可寻。这让我每每回到家乡，望着辽远长天、旷野绿树，望着山顶清幽、云朵如棉，故乡的美一如从前，总觉得有哪一点，和以往大不一样。

　　也许，就是因为少了那一股股乳白淡蓝的炊烟；也许，就是少了炊烟下等我晚归的母亲。

　　人离不开粮食滋养，也离不开粮食下肚后，一番消化吸收的最终去处。城市洋派的“洗手间”“盥洗室”，离我们农村的生活实在太遥远，人们简单直白地称它为茅坑。

茅坑

乡村一句老话说得好，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庄稼是否茁壮生长，馈赠人们以大好收成，是需要肥料的，而排泄物便是绝佳的“农家肥”。人要活下去，少不得吃吃喝喝，以五谷来“祭”自己的五脏庙，消化一通，排出二便，又能为庄稼上肥。庄稼与人之间，堪称是“你滋养我，我滋养你”，好比那众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死不已，如同车轮般转动不停，循环不止。

　　庄稼是庄稼人安身立命之物，“农家肥”为庄稼保驾护航，地位怎会不尊崇呢？人都是爱“雅”的，阳春白雪，花好月圆，做个“雅人”，旁人见了连竖大拇指赞叹，好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可若不是一心想把自己饿死，哪能真的不食“人间烟火”呢？人既然得吃，又不是那神兽貔貅，只进不出，自然会“生产”屎尿屁，这是自然现象，却因为其“不雅”而遭到嫌弃，背着粗俗名声。好在庄稼人天生质朴，轻夸夸其谈的玄论，重真真切切的现实，你要掩鼻皱眉和他抱怨“屎尿好臭”，他会一本正经回答“农家肥，肥力才好！”

　　庄稼人因为对农家肥的重视，为我们贡献了一个绝佳的俗语：肥水不流外人田。什么是“肥水”呢？粪尿二便都算，它可以沃田，可以浇园。庄稼人倘若不将屎尿拉在自己茅厕，偏要去“便宜”他人，会受旁人耻笑，认定他是个“吃家饭屙野屎”的人。在乡村田埂上，若看见一个脸色胀得通红，微微弯腰弓背，捂着肚子夹了双腿往前小跑的人，那一定是要赶紧回到自家茅坑，卸下这一身“重荷”。

　　我诞生在茅草屋中，在这里一点点长大。小时候，曾被大人教导“农家肥很重要”，但对于茅坑，始终喜欢不起来。现在的我，也不能像那些资深的庄稼人一样两手叉腰，声如洪钟：“臭？你娃娃懂啥叫香臭？若没有‘粪当家’，你看庄稼能不能长得那么饱满扎实，到时饿了你娃娃的肚子，才知道没吃的比臭还要命！”

　　庄稼人说得对，但或许因为年幼，我上升不了那种严肃端正的哲学高度，持有饱满明亮的生活热情，还是常常恨自己的鼻子，受到“臭”的侵扰。

　　现代房屋建筑讲究“干湿分区”，四五十年前，我家茅草屋早已运用上了这个理念。厨房和茅坑之间，只隔着薄薄一扇篾条门，从厨房那边推开门，茅坑与猪圈，两者之间仅一栏相隔。这样安排“厨卫相连”，是从厨房到茅坑，开了一个斜斜的石头水槽，洗碗涮锅水的潲水等，可以通过这个水槽，流到茅坑中，作积肥之用。而猪圈与茅坑离得近，也是方便“收粪”，虽说猪粪是干粪，人的排泄物是稀粪，但将之修在一起，相当于“以臭邻臭”，和吃饭睡觉的房屋隔开，也算一种“香臭分区”了。可臭与臭相叠加，到了夏天，简直能催变出可怕的生化武器。

　　夏天，我们一家人坐在桌前吃饭，一门相隔的茅坑，屎尿在热辣辣的太阳下，散发出了发酵后的强大味道，熏得人眼发花，头发昏，鼻根发酸，舌头发麻，吃下去的每口东西，都辨不出它的本真味道，只剩下恶臭打底。光是臭，也不会让人如此难以忍受，春夏万物生，我情愿这世上只有庄稼生、草木生甚至鸟兽生，千万不要让蚊子苍蝇生！

　　苍蝇在一个夏天若不被人打死，谁也不知道会喜滋滋地繁殖出多少“孝子贤孙”。我们吃饭时，绿头苍蝇也欢欢喜喜地飞来，它们没有一点自尊心，羞耻感欠奉，从不想想自己刚在粪坑里驻扎停留，或飞上飞下，甚至刚刚才吃了屎，现在又想来染指我们碗里的红苕。一顿饭，我一边吃，还得一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以手掌作为蒲扇，在空气中左劈一下右挥一下，驱赶这挥之不去的绿头苍蝇，想着它会来偷爬我的饭碗，恶心得直皱眉头。

　　在我家茅坑拉屎，对于我的屁股是个大考验。夏天茅坑里气味浓郁，臭气远飘，这就不说了，还有两样东西，让我深深苦恼，那就是蛆虫和蚊子。

　　蛆是苍蝇的幼虫，“年幼”的蛆是白色半透明的，“年老”一点的通体泛黄。不管是很么样的蛆，在我眼中一样丑陋可恶，让人大倒胃口，偏偏它们也和它们“父辈”一样没脸没皮，刚跨进厕所，嗡的一声，绿头苍蝇四散飞绕，茅坑里一团团白色挤着、叠着、推着地蠕动。有些蛆虫，你都不知道它是靠着何等顽强的毅力，那无骨的软身子一拱一拱的，竟能拱出茅坑，还百折不饶地一心爬上我的脚背，弄得我蹲一会儿就要跺跺脚，甩掉这些恶心的家伙。

　　母亲养了几只鸡，有只芦花母鸡不怕人，我将自己关在茅厕里“方便”呢，芦花鸡与我熟悉，大大咧咧地跟进来，就在我脚边，专注于美食，脑袋一点一点地吃着蛆虫。大家就在茅坑前相安无事各干各的，但我毕竟是人，不是头脑简单的鸡，想着这奇异的画面，内心便难以言表。

　　若说蛆的存在，令人恶心不已，那蚊虫便足以激发我十足的愤怒了。我怎能不愤怒呢？拉一次屎，屁股蛋子都要被当作蚊虫的“美味佳肴”，被叮咬出无数个红包，重重一掌拍下去，手上能沾叠十几只蚊虫的尸体。当我终于完成“大事”，站起来提裤子时，用手一摸，能摸到许多肿肿的小包，起起伏伏如癞子脑袋，痒得要命，痒得钻心，痒得我欲哭无泪。乡下蚊虫都是狠角色，你哪怕一边“嗯嗯”，一边反手在屁股旁边扇来扇去，还是会被狡猾的蚊虫逮着机会就来“啃屁股一嘴”，吸走你的血，留下一个包。

　　在乡村的冬天上茅坑，倒是少了蚊虫的滋扰，但外面北风呼呼一吹，屁股冻得像两个生铁蛋子，蹲的时间稍长，手发僵，脚发麻，浑身僵得像枯木，裤带时常连续几下才能系上。

　　茅坑因为是露天而敞，如同一张大嘴一般，不时吞噬冒冒失失的活物。有时猫追耗子太过激动，“刹车”不灵，直接掉到茅坑淹死，沤出奇臭味道。酷暑烈日，鸡被晒得晕乎乎，“失足”于积蓄粪尿之中的茅坑，也是是常有的事。无论是家里的小猫或是小猪掉进了茅坑，我们都会费尽功夫捞它起来，挽救它的生命自然回天乏力，母亲舍不得扔掉小猫小猪的尸体，破开肚腹反复清洗，做了肉食给我们吃。虽然能吃上一次荤腥，于我们是难得的幸事，但想着它在茅坑中死不瞑目的样子，噎在喉头的肉便难以下咽。

　　天雨地滑，有时在茅坑蹲久了，猛地站起时眼冒金光，四肢僵硬，一不小心就会摔个仰面朝天。摔疼屁股事小，将“农家肥”沾到身上，就要受兄弟姊妹嗤笑，认为蹲个茅坑，咋跟饿狗抢屎似的？村里讲究一点的人家，在茅坑里斜砌了石板，这样“炸弹”滚落，有个坡度效应，不至像愣头青扎猛子一样，不管不顾就往里狠跳。我家茅坑没经过这道改进工序，常常控制不住自己，释放“深水炸弹”，洁净无辜的屁股蛋，常常溅上粪水。

　　夜里上茅坑，于我最为头疼。小便可以在屋角尿桶解决，大便急起来不得不去茅坑解决，只能央求母亲陪我去。持一盏煤油灯，母亲守在门口，我持灯进去，隔几分钟就要喊声妈，生怕她自己回了屋。间或一只冒冒失失的老鼠，从黑暗中忽然蹿出，灯光映得它豆大的眼睛发红，让我心里发毛。母亲不能每次都陪我，我端着煤油灯，神情紧张地去“方便”时，从未觉得这是一件“方便的事”。

　　茅坑这样“不可爱”，我也不得不承认资深庄稼人说得对，在农村，茅坑太重要了，它是保障庄稼收成的“聚宝盆”。粪便是“不雅”，但对于农村来说，可称为宝贝疙瘩，自家屋里的粪坑，积到一定的量，就要用长柄的粪勺舀进粪桶，挑往庄稼地，肥土浇苗。

　　茅坑里的人粪，与猪圈里的猪粪相比，称为稀粪。但细分下来，稀粪又能有干稀之分，干的浓的大粪，当作底肥，比如在地里栽种南瓜、冬瓜、辣椒、豆角、茄子等秧苗之前，将干大粪深埋于土，让肥力慢慢释放。稀粪水直接泼洒到菜苗根部，尤其是夏天，最是需要这种水肥滋养，头天泼一次肥，第二天就能看到那菜苗往上蹿了一点“个子”。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从小就明白这个道理，粪便是臭的，粮食是香的，没有臭，哪来香？如同没有流汗耕耘，哪有丰收所获？那年月，粪便是宝贵的肥料，正所谓“冬雪有情，盖覆无垠麦苗；大粪有义，催饱粒粒金黄”。生活中的事，就是这样辩证统一的存在，刺鼻恶臭与丰收醇香，蛆虫乱拱与蔬果水灵，都是相辅相成地依赖存在着。这个世界，原本就是错综而复杂的，也因此愈加迷人。

　　回望曾经让我哭笑不得的“茅坑故事”，当年的那些郁闷和苦恼，竟淡淡消散在岁月的风烟里，存留下来的，是我对往事难忘的追忆。这追忆中，既有对昔日庄稼人之苦的感同身受，更有钦佩和崇敬——我的祖祖辈辈，在故乡泥土之上，勤勤恳恳遵守着“五谷轮回”的自然定律，以一颗真心和不懈劳力来伺弄土地，繁衍子孙，茁壮村庄，生生不息。他们普通又木讷，但他们是真正了不起的一个群体。

　　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不管是面对庄稼，还是直面生死，他们的疏阔与大气，通透和睿智，直到今天，仍让子孙后代受益无穷。

　　如今的乡村，随着人们的生活越过越好，曾经熟稔无比的煤油灯、界石、碾子、炊烟、茅坑，如今也到了“辞旧纳新”。与它们挥手说再见的时候，这些荒弃在野草和刺蒿中的“遗老”，散发出故旧气息的词汇，多年之后，不知是否还有人懂得和珍惜。

　　让我永生难忘的乡村生活，自然不只这几样，在日常的方方面面，在记忆的旮旮角角，像是晒坝扫麦粒，扫过很多次，依旧能再扫出几粒“漏网之鱼”。乡村生活给了我一份沉甸甸的情愫，但我依旧愿意以虔诚的牵念，记住曾经的美好，以及乡村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