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冯

　　一

　　“清明前后，种瓜种豆”，这是北方农村的一句农谚。北票地区，每年4月清明节一过，就得赶在谷雨之前，把茄子辣椒西红柿芸豆啥的种下去，这是种豆；种瓜是指黄瓜和西葫芦。而种西瓜没那么早，一般都会选择在芒种时下种，也就是6月份前后，成熟期在90天至100天左右。

　　1969年7月的一天，上工时间黄队长把我拦下，说有事商量。我说有啥事说呗，黄队长说：“家儿说，跟我家儿说去。”我心里有些嘀咕：啥事还非去他家里说？怕不是什么好事。我和黄队长有过结儿，所以他每次见到我，都淡不唧儿的，彼此不怎么过话。黄队长是队里的最高领导，让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他那张婆婆嘴，一件事他能唠叨N多遍，生怕你听不懂记不住。而我天生不喜欢被人说教，在托儿所幼儿园被阿姨们说，在家里爹说妈说，到学校老师说，班干部说，课代表说。好不容易来到广阔天地了，还得听队长说，听贫下中农说。

　　有一回我和黄队长聊天，我说：“黄队长啊，天下之大人口众多，往简单里说只有两种人，你说呢？”

　　黄队长愣一下，说：“那当然了，就是男人和女人嘛！”

　　我说：“不是。”

　　“那你说是哪两种人？”他反问我。

　　我说：“有一种人，生来就是教育者，说人的；而另一种人，打一生下来就是受教育者，受气包似的总被别人说，譬如鄙人我。”

　　黄队长听着不是味儿，走了。望着黄队长离去的背影，我背诵起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台词：

　　“是给钱给烦了吗？”

　　“不，不是给钱给烦了，而是听话听烦了。”

　　过了多少年之后，我才大彻大悟。当干部爱说教，那是身份的象征，是话语权。民间关于念文件念错字的笑话不少，但你说换个文化水平高的上去念不是一样吗？反正都是传达上面的精神呗。那可不行，话语权可是非常重要的权力。就算不当官，只要资格老点的专家教授，开座谈会时也照样抢话筒，攥着就不撒手，陈芝麻烂谷子一讲就是个把小时。大家都烦开长会，听长报告。可我留心观察过，做报告的人，越说脸色越好看，红扑扑的。而听报告的人呢，越听脸儿越绿。权力是男人最好的补品，做报告等同养生。

　　到了黄队长家，队长“屋里的”先打了声招呼：

　　“来咧，冯儿!”

　　“来咧，婶儿！”我也随声支应着。

　　“来咧就上炕，又不是外人。”黄队长语气里透着善意，说着话鞋也没脱就上了炕。

　　“那个啥，你把老大剩下的纸烟拿来，让冯儿抽。”黄队长吩咐着老伴儿。

　　黄队长有俩儿子，小儿子叫“墩子”，就是木头墩子的意思。

　　这里的人们给小孩子起小名，都起得很轻贱，而大名却起得一个赛一个地远大。小名譬如“门栓门柱条帚疙瘩煤球蛋子火钩子”，再譬如“桩子苗子豆子狗剩儿菜帮子”。这里的百姓说：小名起得贱好养活，老天爷瞧不上眼，不希得收。“墩子”和知青们整天在一起，混得很熟。老大却很少见，他长年在南方为队里搞副业，养蜂。正月十五一过，老大就带着蜂箱去了南方。他不会抽烟，只是把香烟当成交际的手段。和生人乍一见面，递支烟抽着，好搭话。

　　抽着王家老大留下的烟，我坐在炕沿上，心情就有些释然。其实我跟黄队长的过节儿，不是对抗，而是摩擦。摩得久了，就光滑顺溜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干大田里的活儿，所以我想啊……”

　　没等黄队长把话说完，我就赶紧抗辩道：“黄队长，不是我厌恶劳动。干力气活儿，我惜过力吗？大田作业也还中，可我就不喜欢撸锄杠子，那种机械式的重复性的劳动，身体没多累，神经却饱受折磨，干一天活下来头昏脑涨眼发花。”

　　“我说冯儿，你们知识分子就是毛病多，贫下中农咋就不头昏眼花？”

　　“是是是，黄队长所言极是。立场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越多越反动。”我知道自己那番话，有高人一等之嫌，赶紧往回找补。

　　“瞧你说的，好像我跟前儿站着一阶级敌人反革命似的，哪有那么严重啊？”

　　“黄队长，你们家有板凳吗？”

　　“要板凳揍啥？”

　　“我想站上去蹶着。”说完就从炕沿出溜下地，自己把胳膊向后伸直了吊着，低着头，哈下了腰。

　　“哈哈哈哈哈！”黄队长开怀大笑。一旁听着话的婶儿，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逗闷子的话说过了，大家也笑过了。黄队长敛起笑容，开始给我派活了。

　　他说芒种前后在梁上种西瓜你不是参加了吗？朝阳的那几亩沙田也种不了啥，去年种马铃薯就广种薄收咧。马铃薯这东西，种子退化忒快，县里种子站不弄出新种子，咱就不种咧。干脆种西瓜，荒着也是荒着。现在呢，这瓜还生着呢，再过半个月二十天的，就熟了。派你去瓜棚看瓜，你干不干？

　　我说黄队长，你带着我去种西瓜的时候，是不是就想着让我看瓜啊？黄队长说，是。

　　“冯儿，队里四个男青年，我挨个捋了一遍，只有你最合适。虽说你平时有点格格棱棱的不怎么听使唤，可原则性还是蛮强滴，你去最合适。伙食队里解决，队里派人按时按点儿送过去。一个原则，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让你婶做，反正挽（我）们家一天三顿饭多你一个捎带手就做咧，省得另起炉灶。口粮按定量标准从青年点账上划拨。去了也没啥事儿，想睡睡，想看书看书，白天晚上就宿在那。屙屎撒尿啥的，就地解决。耳朵支棱点，听见动静就吼两声，扔几块土坷垃，反正集体利益不能受损失。你表个态先，去不去？”

　　“去！干吗不去？”我朗声答道。

　　二

　　当天后晌，我就抱着行李去了看瓜棚。看瓜棚是用松木檩子搭起来的，离地丈八有余，悬在空中。中间搭些木板，既当地又当炕，反正一个人在上面滚呗。棚的三面用草帘子围着，围半截留半截，像穿裙子。棚顶盖着薄薄一层炕席，炕席上面再搭块大苫布挡雨。背阴的那一面没穿裙子，搭个木梯可供我上下“楼”时方便。我站在高高的看瓜棚上，手搭凉棚四处踅摸，感觉自己像个小鬼子似的，站在炮楼里向外侦察瞭望，很猥琐。我在枕头下面掖了一把匕首，以防不测。

　　躺在褥子上，我就把整个事情从头至尾捋了一遍，觉得黄队长用心良苦，别有深意。第一，让知青来看瓜棚，是因为跟当地百姓没有血缘亲情。设若派个队里土生土长的人来看瓜棚，大侄子小外甥三姨四姑五叔六大爷，外带烂眼的二舅妈，结巴磕子的小舅子，他们要来偷瓜咋整？没个整。第二，黄队长算是把我琢磨透了，什么原则性强？那是给我戴高帽。不就是觉得我轴，不懂得变通吗？可要论轴，穆林那才叫真轴。可黄队长偏偏把穆林看走眼了，穆林平时不哼不哈的挺老实，不招灾不惹祸的。如果把他派到看瓜棚来，那乐子可就闹大了，惹急了穆林，他敢玩菜刀，我可不敢。在如何看待穆林这件事上，小家巧儿把老家巧儿给涮了。这第三，黄队长把我的饭食放在他家里做，说得难听点是公私不分。说得好听点，是黄队长以队为家，没把自己当外人儿。并且我的伙食标准，八成是不忙不闲的“半干半稀”，黄队长把这条毛主席语录记得一字不差，要不然人家怎么能当上政治队长统领全村呢？

　　来看瓜棚上班两天，就觉得这活儿没我想像得那么舒坦。炎炎夏日，艳阳高照，看瓜棚热跟个大蒸笼似的，一点风也没有。上面烤着，下面蒸着，我一人儿夹中间，跟个烤地瓜似的，就等着熟了。书是不想看了，为了打发时间我就开始糊纸盒玩儿，在青年点拿来糨糊带上剪刀，还拿了些旧书报纸啥的。正方形长方形、三角形、船形，糊着玩儿呗，就是为了打发时间。糊着糊着，悲从中来。于是诗兴大发，“口占”了一首小诗《糊盒儿》：

　　糊盒儿日当午

　　汗滴盒儿下土

　　谁知盘中瓜

　　盒盒儿皆辛苦

　　糊盒儿作诗之余，我也下到瓜田里琢磨点事儿，顶着烈日，头用毛巾裹着，脑后再系个结，跟鬼子进村偷地雷似的。这瓜是套种的，西瓜和香瓜两种。香瓜跟个手雷似的个头不大，西瓜是椭圆形的，个头够大，由深绿和浅绿两种颜色组成。深绿色呈条型状，一条一条的，因此得了个绰号叫“黑蹦筋儿”。这种瓜成熟早上市也快，薄皮沙瓤儿。沙田适合“种瓜种豆”，瓜是西瓜甜瓜，沙田种的瓜很甜；豆是指土豆。北票当地人管土豆叫马铃薯，叫的是大名，土豆那是小名。沙田种的土豆，吃在嘴里发粉，口感好。我还发现坡上的瓜，比沟里的瓜长得好，因为日照时间长，所以很甜。看回瓜，增长了不少见识，以至后来在瓜摊上一打眼，用手一拍就能挑出好瓜来。看瓜的时候，形态各异的瓜我都吃过。把瓜端在左手上（左手更敏感），右手轻轻地在瓜上拍。如果瓜是熟的，会发出空洞的声音，瓜自身会把颤动传达到左手掌上。一刀下去，咔嚓裂成两半儿，脆生生的。你再看：颜色不深不浅正好，上面还薄薄的挂一层霜，肉色鲜亮。如果瓜肉呈深红色是熟过头了，浅红色则不熟。生瓜蛋子拿手上拍，一点震颤也没有。熟过头的瓜拿手上拍，声音发闷，震颤滞重，这都是生活经验。有人说歪瓜裂枣必甜，那是胡咧咧。瓜甜不甜，跟形状无关。正像当年上植物课时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的那样，那是光合作用的结果。瓜通过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发生光合作用，再通过叶茎中的海绵体把营养传送给瓜。光照时间越长越充分，瓜就越甜。理论也好，知识也罢，只要还待在文字里，那还不是真学问。要把这些理论和知识变成真学问，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叫实践。因此，在看瓜棚里我没少吃西瓜。俗话说：食堂饿不着大师傅，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西瓜吃多了，直接后果是一趟一趟去地里方便。都说西瓜利水利尿，此言不虚。到后来，把成熟的瓜拿来都不用刀切了，学着电影《小兵张嗄》里胖翻译官的样子拿拳头嘭的一砸，那瓜自然就裂成了七八瓣，拿起一瓣，边吃边嘟嘟囔囔：“唔——老子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花钱，嗝！吃你几个烂西瓜还要钱？”没人说话，只能自言自语哄自己高兴。

　　在看瓜棚里那个把月的时间，是我最难熬的日子。每天24小时几乎没人和你说话。早晨我还在睡懒觉时，送饭的人就来了，带来了一天的饭食。送饭的是生产队的五保户，没儿没女的孤老头子，年岁大了脑子二乎乎的，说话着三不着俩的没法交流，也就能送个饭吧。黄队长真会用人，既照顾了五保户，做到了老有所养；还能替队里给我送饭，又做到了老有所为。伙食标准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是半干半稀的菜饼子，菠菜汤啥的，清汤寡水不见个油星。人家鲁宾逊当年困于孤岛，在木头上刻日子打发寂寞，好歹身边还有个土著人“礼拜五”陪着，语言不通还能拿手比划着交流。我比鲁宾逊还惨，我身边没有“礼拜五”，我天天独享“礼拜天”！

　　寂寞的时光终于快熬到头了，西瓜和香瓜已经大面积成熟。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贼在某个地方过一遍手，就会转移到别处去了。可让贼惦记上了就很麻烦，你不知道他啥时候下手，总要提防，神经绷着。开始阶段我天天在看瓜棚上盯着，生怕一不留神，瓜让人偷了。不过看着看着，就总结出经验来了：从瓜田经过的人，只要不蹲下，就不用盯着不放。和社员一起干活“歇绷儿”时，听他们说过“果园不伸手，瓜田不提鞋”之类话，和成语“瓜田李下”是一个意思。我每天远远地看着学生娃排一溜长队上学放学从瓜田前面走过，也看着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成年人从面前经过，像看风景一样，没出啥事。这让我有些许的失望，总盼着出点事。

　　事还真来了，那天上午10点半的样子，从瓜田东边来了一伙人，有四五个。细瞄一个也不认识，也不像是周围几个生产队的人。他们走着走着就停了下来，几个人像是在讨论什么，手还比比划划的。我觉得这里边好像有事，就在褥子上趴平了仔细观察。由于角度的关系，他们从下向我这边望，是看不到看瓜棚里是否有人的。过了一阵他们都蹲下来在地里找瓜，一边吃一边张望，还往书包里塞香瓜。“好哇，你们也有今天啊！”我在心里念叨着，就把匕首拿上，猫着腰在瓜田里向这几个人的西边悄没声地游移，潜伏在瓜田里伺机而动。等这伙人吃饱了拍拍屁股想要离开时，我猛地从瓜田里蹿出来，大喊一声：“都给我站住！”这伙人跳了一跳，都愣住了。我把匕首从刀鞘里拔出来，那可是一把军用匕首啊，是穆林从大连带来的，这刀当年跟他爸上过战场。几个人脸色很难看。

　　我说：“偷瓜竟然偷到我头上来了，胆子不小哇，嗯？”

　　“我们不是偷瓜，走了一路口干舌燥，是想买瓜解渴，可找不着人啊。”几个人中间有位长得挺帅的小伙子发话了，一副挺沉着、见过世面的样子。

　　“听你这话的意思，这责任不在偷瓜的，倒在看瓜的了？咱丑话说在前头，想打我这儿过，先交买路钱。一个西瓜五块钱，一个香瓜一块五。交钱走人，自己数数看，吃了多少瓜！”

　　“啊！这不是讹人吗？这瓜哪有那么金贵？是金瓜还是银瓜啊！”那几个人几乎同时跟我嚷嚷。

　　“干什么干什么？起哈子打架啊，是吧？只要你们敢动手，一个电话打过去，前面几个生产队的知青会设卡，到处都是我们的人，你们哥几个今天过不去，不信就试试！”

　　我的几句硬话把他们唬住了，气焰明显收敛了很多，长得很帅的那位小伙子说：

　　“大哥，我们不是想赖账，你这钱收得忒狠了，一个西瓜五块钱，我们浑身上下也没那么多钱。”

　　我的语气也软了些，说：“我收的不是瓜钱，瓜是不值那么多钱，我收的是罚款，是针对你们的偷盗行为的。从小偷针，长大偷金，这道理你们总该懂吧？”

　　“听口音，我怎么听出你是大连人啊？其实我也有大连来的知青朋友。”还是那位长得挺帅的小伙子在说话。

　　“你们几个从哪来的呀，是哪个公社的？”

　　“我们是从长皋公社过来的，我们那儿也有你们大连知青。”

　　“不认识！少跟我套近乎，他们和我们不是一个学校的。他们是海群中学的。”

　　“是是是，我的朋友他爸就在大连港务局上班。”

　　“嗯？你还真有大连知青朋友，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汪韬。”

　　“你们那儿有几个汪韬啊，我怎么知道是哪个汪韬。你认识的那个汪韬会文攻啊还是会武卫啊？”

　　“他就喜欢唱京剧，尤其喜欢演《沙家浜》刁德一和阿庆嫂智斗那段，那是汪韬的一绝，唱得可好啦。不过这家伙一年有半年不在队里干活，到处唱。”

　　“我操哩，你们还真认识汪韬啊！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都是自家人啊。”我这话一出口，几个人的表情立马多云转晴了。

　　三

　　说来话长，这个汪韬我还真的认识，关系很熟。有一回去下府公社赶集，买完旱烟就去找“二胖”，他是母校初一的同学，而“大胖”是我本班的同学，我们一起玩得很熟。青年点离集市不远，二胖见了我，眼泪巴嚓地拉着我的手问起大胖，说：“大胖哥怎么样？”我说“大胖挺好的，你别伤心了”。他说俺俩是光着腚一起长大的，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我赶紧打断他的话，拉着他去青年点。青年点在一座庙里，这庙也没有僧人，地方大，特敞亮。给知青盖房子要等到第二年春天之后了，所以临时在庙里借住，用木板搭成了大通铺和土炕的格局差不多。那天是赶集的日子，青年点比往常人数多出不少，此时有个人正站在地当间儿唱戏。唱《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是京剧《智取威虎山》少剑波的一段唱，那个唱戏的人就是汪韬，为他打鼓敲板的是本校初一的一位男同学。学校革委会成立时搞了一台节目，大家都对这位当鼓佬的男同学印象深刻。当鼓佬不简单，没几年硬功夫应付不了一台戏，肚子里装满了锣鼓经，这小子肯定有童子功。这当口有人提议唱《沙家浜》“智斗”那一场戏，这需要三个人合作，已经不是清唱而是演折子戏了。汪韬不唱，说唱不了。一个人唱仨角儿，耍猴儿呢？于是有人就说汪韬拿堂，名气不大脾气不小。正在进退两难时，鼓佬挺身而出要演胡传魁，大家就叫好。说有个演阿庆嫂的就凑齐了。这时候有个小女生从我身边挤过去，说我试试行不行？这个女生穿着白色围裙戴着白套袖，手上还沾着苞米面儿，估计是刚刚贴完大饼子。她站在那儿红着脸，个子不高。二胖在我耳边说：这是他班上的女同学，她妈是旅大评剧团的。不过以前没见过她会唱戏啊？在班上蔫儿拉巴唧的也不起眼儿，没想到今天飚啦。还来个自告奋勇，飚啦，飚啦！三个人在地当间儿小声议论了一会儿，汪韬就掏出香烟和火柴，递给那个子不高的女同学。只见她一起范儿，直接就进戏了，翘起兰花指从烟盒里抽出两支烟：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呀！胡司令，抽一支！”

　　看戏的同学一声“噢——”然后就是啧啧声一片，啥意思？知不道。这阿庆嫂给参谋长和胡司令点完烟，就退到后面背对观众假装擦桌子擦碗。刁德一站中间就唱起了“反西皮摇板”：“这个女人不寻常！”汪韬在唱这段“反西皮摇板”时，眯着眼每个字都好像摇个没完没了似的，身体摇脑袋摇嘴里的烟嘴儿也跟着摇。不知是入戏太深还是成心过戏瘾有意显摆，摇到“常”字时，实在没法再摇了，才眼睛一瞪——“常！”于是所有人都长出一口气，像似一块石头落了地。京戏中的西皮是一种节奏比较自由的声腔，演员可以根据情绪自由发挥，在节奏方面并无严格要求。不过汪韬的“反西皮摇板”唱得也忒慢，过头了。汪韬唱完了也跑后面背对着观众杵着。用京剧里的行话说，这叫“打背供”。唱的人在前面表演，不唱的人退后，背对观众杵着，不许出声。因为当唱的人面对着观众时，唱的是内心独白，旁边杵着一人算干吗的？偷听啊还是抢戏啊！所以搁后面杵着是必须的，只有两人对着唱时，才能并排站着。三个人仨角儿，像大车轮似的在台上转腰子。汪韬就喜欢这么转，明明不抽烟的他，口袋里总揣着烟和火柴。一到适当场合，就和另外俩角儿玩转腰子。那天在大庙青年点，三个人之中最出彩当属阿庆嫂，她那段“西皮流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唱起来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尤其是最后那个“人一走，茶就凉”中的“凉”字，有个曲里拐弯的拖腔，起码要拐18个小弯，贴大饼子的那个女同学，一口气把这个拖腔一贯到底，中间不换气儿，玩起了“大贯口”，最后在“有什么周详不周详”上结尾，则字字铿锵，戛然而止。这下可炸了窝喽，炕上的地上的蹲着的坐着的懂戏的不懂戏的，全都站起来叫好。女同学脸涨得通红，兴奋得两眼放光。事后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一个相貌平平个子不高，毫不起眼的女中学生，能够在戏中找回自信，并瞬间迸发出女性特有的美丽？因为工作中的女性是美丽的。其实工作中的男性也一样，劳动创造美，也在创造着自身。

　　汪韬在我们青年点住过几天，也是天天唱。我跟他深谈过。我问他，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沙家浜》智斗那场戏？你怎么那么喜欢三个角色在舞台上“转腰子”？他怪怪地看着我良久，说：你不懂，你不懂！他说这唱戏就跟抽大烟似的上瘾，三天不吊嗓儿，浑身不自在。在场上转腰子美啊，过瘾啊！你不懂。我觉得汪韬这个人，虽然不会写诗，但本质上却是个诗人——行吟诗人，边走边唱。相反很多写诗的人，骨子里却透着庸俗。在西方国家也有这种人，行吟流浪，没什么功利目的，只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只是为了人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们的歌是对着天和地唱的，也是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是存在的。

　　四

　　在瓜田里，我和那几个偷瓜的人在聊天中得知，他们是北票当地的回乡青年。他们这次去县里是上访，要和县领导当面反映情况。他们认为自己都是农村长大的，还有必要回乡接受再教育吗？这是浪费人才。城里没地方安排工作，至少可以在当地做乡村代课教师，师资队伍严重缺人，多少孩子上不了学啊，这个问题应该尽快解决。了解了这些，我对这五个人刮目相看。我说饭点快到了，你们在我们点吃饭，我马上去安排。如果急着赶路，你们也可以在前面的生产队知青点落个脚，正好是饭点。那里有我的同学，伙食不咋地，管饱。他们说不用了，我们都带着干粮。说着就从兜里掏钱，说瓜不能白吃。

　　我自我介绍说：“鄙人姓冯，叫我老冯好了。瓦匠沟生产队几十户人家，二三百口子人，归了包堆儿，姓冯的只有我一个，好找。”

　　那个长得挺帅的回乡青年也自我介绍说：“在下马尚侯，马上的马，高尚的尚，王侯将相的侯。”

　　“我操！你都马上封侯了，在城里下馆子都不要钱，跑我这吃几个烂西瓜还要钱？你肯给，我也得敢要哇？”我是有意逗闷子，调节气氛。

　　回乡青年们一阵爆笑。

　　马尚侯坚持要给，说：“公家的东西不能白吃，占公家的便宜太那个。”

　　我有些激动：“马尚侯，咱们现在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牵一发而动全身，手心手背都是肉哇，咱能不能不整景儿？不就吃了公家几个西瓜吗？毛主席他老人家咋说的？世间最宝贵的是人，不是物。吃几个西瓜咋滴了？我们人还是公家的呢！我要不是公家的人，我来北票吗？你们要不是公家的人，你们回乡务农吗？”

　　回乡知青们再次爆笑。说冯哥说得好，冯哥说得有道理。知青的心是相通的，刚才还怒目相视，转瞬间“老冯”就改“冯哥”了。

　　我问去了北票你们有住处吗，盘缠够不够？马尚侯说这你不用担心，城里有我们的同学会来接头，说好了的。他笑了笑，说：“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我左手握拳，右手搭在左手上，向马尚侯他们揖别：

　　“各位保重，恕不远送。”

　　五位回乡知青也学着我的样子,揖别：

　　“冯哥保重，来日相见！”

　　我目送着他们远去，心中怅然。这五位此一去，不说关山重重，但也未毕风正帆悬。我把两只手拢在嘴边做成喇叭状，冲着他们的背影喊道：

　　“记住喽——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那五个人站住了，回过头也把手拢在嘴边对着我喊：

　　“记住啦——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然后他们转过身去，坚定地走着，再也没有回头。我像个木桩似的站着，目送他们渐行渐远。猛然间心里一动，鼻子发酸，泪水夺眶而出，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