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文

　　在作家变得越来越复杂的今天，我认为衡量作家的主要标准是良知。一个是对艺术的良知；一个是对现实的良知。对艺术具有良知的作家敢于超然于世俗的种种物欲之外，孤独寂寞地把生命投进文学艺术的建设；对现实有良知的作家会自觉地以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冷静、真诚地剖析人生的大画，勾勒出灵魂的喧响。正因如此，我觉得在复杂混乱的文学中，真正的作品有两种：一种是空灵；一种是充实。前者把文学回归到艺术的本身，使文学具有美学意义，进而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后者则提倡文学的现实精神，以其思想的深邃、情感的真实、反映生活的准确来震撼人心，起到艺术的启蒙作用。王充闾显然是后一种作家。王充闾的《文脉》显然是后一种作品中最典型的一部巨制。

　　评价一个作家不能离开他成长的历史。青年时代的王充闾是怀着对文学的虔诚和生活的热情走上文坛的。从一开始，他的创作便有了双重性和复杂性。他既要把文学写得符合社会的需要，又不能失去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特征。特定的时代心理迫使他在夹缝中穿行。当然这种特殊的创作状态有可能磨蚀掉一个作者的灵气，甚至会导致一个作家走向乖巧和虚伪。但是这种担心对王充闾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不是在有意躲闪什么，而是以真实的感情歌唱着他所理解的生活。

　　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文学也许会有另外的意义。在宣扬“自我”的时候，在表现“个性”的时候，在商品经济的竞争使人与人关系更加扑朔迷离，在文学和人性越来越漠然、世故、虚伪的时候，重读这些质朴的语言，我感到一种久违的亲切！我看到一个纯净没被污染的世界。这是单纯的美好和真诚的力量！而且我从中读到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在某些国民对金钱的膜拜达到丧心病狂程度的时候，连同信仰一起陷落的还有人格。而这些叙述中熔铸的精神，正是一个民族应具备却又丧失的精神。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形成了王充闾的创作底色，以至影响了他以后的全部创作。也正是这种精神使他顺理成章地继承了我们民族传统的优秀品格，即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王充闾他们这代人人格的典型特征。他们活着，不能不关注别人的命运，不能不思考时代、现实、历史与未来。不论是寂寞还是喧嚷，他们总是主动地把自己的生命注于时代的浪潮。这在目前矫揉造作的不负责任的创作中无疑是宝贵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文集误解成“正统”，其实我们在后来王充闾那些浪漫情调较浓的现实主义作品中依然能看到他对脚下土地的思考，从《文脉》中看到那种正直的人格和富有同情心的文学大师的精神。

　　我们能说这仅仅是写《文脉》？我们能说这不是作家创作的生命体验？应该说，这个时期王充闾的整个创作基调是规则的、和谐的，但局部是不规则的，或者说是和谐的整体交杂着不协调的局部。他的情感是富有亮度的，但他的思考则是冷峻深厚的。他把人生中独特而真实的感受转化为《文脉》，他把生活中的酸辛与对人生的理性思考淹埋在浪漫的光环之中。像有人说：我热爱晴朗。有人说：我憎恶阴暗。情感的方式不同，思想内核是一致的。所以王充闾是以对光明的整体讴歌。这样的创作特色在作者的系列叙事中尤为明显。可以说，《文脉》在王充闾所有作品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它充分显示出王充闾的才气和思想的深度。这些用诗一样的语言“编”出来的故事是凄婉动人的。它的整个基调是通过美好事物的毁灭来宣传一种人格的美好和伟大。而美好的事物毁灭时所发射出的人生哲理已超过悲剧故事本身所蕴含的意义。那个基因：大道之行；那个自觉：性本爱丘山；那个大气：扶摇直上九万里；那个平淡：人有悲欢离合……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血脉与命脉，是人类心灵栖息的家园。生活对于他们个体生命来说是悲剧的，然而在他们的生命中却寄托着作家理想的人格，所以他们的牺牲便得到了升华并具有了美学价值。值得强调的是《文脉》的叙事成分却明显减少，故事仅仅是维系文学的构架，是为作家抒情提供一个背景和场所，让读者在特定的环境中发现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恒久的宗教般的人生思考。这可能就是抒情文体与叙事文体的根本区别。《文脉》的主体是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的人文蕴涵、高尚的精神旨趣。《文脉》对生活的凝重思考也融化在感情潮水的倾泻中。

　　如果没有高度的责任感决不会产生这种具有穿透力的《文脉》。它不仅引起我们感情上的轰鸣，更增强了思想的硬度。这里，作家原来和谐的美学观得到了补充和改造，悲剧的色彩强化了作品的力度。也许悲剧才是对人生真正的诠释，然而，更让人无话可说的是这些故事都是悲喜交加的结局，也许生活本身就存在着让人琢磨不清的情节，生活的戏剧化远远比舞台上的剧情更让人措手不及。因此，我们真应该感谢《文脉》，是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广阔而凝重的艺术空间。

　　晴朗是王充闾的创作底色。然而王充闾近几年的散文却出现一种不奇不险，以“实”“曲”的生活原色来观照人生的艺术新景观。实，是说《文脉》不再受某种框架的限制，而是还生活以真相，还感情以真实。曲，是语言的辐射面，由此及彼的广度。

　　王充闾这代人，最值得珍贵的就是能把时代精神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加上他无处不在的同情心，使他表现任何题材时都倾注了感情化了的理性思考。作家是自身的产物。作家永远走不出自己的学识、经历和气质。所以王充闾表现的作品是他独特的发现，更是他自身潜在素质的自然凸现。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附属于某一思想或倾向时，作品便显得拘谨而缺乏张力。明显的启蒙作用会影响艺术创作的自由和作品的恢宏，只有当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外向吸力被剔掉，把这种人格融成作家自身固有的气质，并能自然地以此来观照人生的时候，这种人格才会爆发出广阔而深远的光芒，作品《文脉》才因之而增加广度和力度。

　　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是生存的价值？人已经越来越弄不清自己。是啊！有什么能比这猝不及防的命运更永恒呢？这里我感到一种距离，理想与现实、你和我、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宇宙，人无力达到的地方太多了！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文脉》结构的长处。作家在开阔的时空中展开情节，四节：早、午、晚、夜，时间与内容有宽泛的对应。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作者在每节后有一段自身生活现状的记录，这种历史与今天的对应显然强化了力度。在这些段落里，作者决不是故意夸张他生活的窘迫，而是把这忙乱而又有节奏的生活与历史作形非神似的比较。尽管生活依然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事物，但时间不会停顿，历史不可能抗拒地前进着，发展着。人生也因此而开阔，生活也因此而充实。表现了作者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历史观和科学的现实主义的人生观。

　　《文脉》另一突出特色便是民族化。民族化首先是人民性。我国传统文人的基本特征是忠于人民。呼民之声，喜与民同，忧自民起。屈原、杜甫像丰碑一样在前面启示着我们。《文脉》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是表现劳动人民喜忧和生活的作品。《文脉》人民性的主要表现就是以人民的爱憎对封建政治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作了入木三分的批判，这种直面人生、愤世嫉俗的精神正是《文脉》之风。其次，《文脉》的民族化表现在它所反映的对象是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而《文脉》的表现手段、思维方式、语言风格都是我们民族艺术精华集中而完美的体现。因此，《文脉》的成功，使我们对传统有了信心。

　　王充闾是一个民族的作家，人民的作家。他的创作道路便是一个继承传统、改善传统和发展传统以及与人民同忧乐的过程。他的贡献在于在本民族的土地上，把人生的思考诗歌化，把《文脉》哲理化。他的情感与思想水乳交融，并发射出独特的光芒。这是我们传统的精华，王充闾接过了它，并以不老的创作精神——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在文坛耸起一座令人瞩目的纪念碑。我想，这就是王充闾和他的《文脉》存在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