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连着下了十几天，气温急遽降下来，夜里写作须要披上一条毯子。我穿着大学一年级校队的篮球服，许多年里，我一直把它当睡衣。纯棉质地，尤其是它能让我觉得自己还年轻。楼下花园里的蛐蛐在垂死鸣叫，房间里藏着两只冥顽的蚊子，它们总在我进入写作状态之后爬到我的膝盖上，喝足了血，然后藏到书架背后，等着来年继续交配，繁衍后代。

　　大概到了凌晨两点，我的写作不得不停下来，倒不是时间的关系，只是在那些虫鸣陷入沉寂，蚊子不再骚扰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心灰意冷。我突然觉得，弄这样一堆文字有什么意义，就仿佛九月的雨浇灭了盛夏的热情，凉透了。我站起来，遗忘在桌上的半杯咖啡已经像冬天的湖水一样结了冰。窗户开着一条缝，此时正有一丝冷风吹进来。对面楼上有几个窗户还亮着灯。谁家的婴儿在哭，那哭声像夜里跳上墙头发春母猫的叫声令人心惊胆战。抱歉，这个比喻很不恰当，但是三更半夜孩子的哭泣确实吓到我了，连肩上的毯子都掉在了地上。

　　儿子小舟已经睡熟了，我教他“卧如弓”他总是不能理解，这会儿正摆出一把弓的形状，露出单薄的脊背和令人不由自主想亲一口的小屁股。孩子是不怕冷的，爱踢被子。我给他掖好被角，酣睡中的他说着梦话，好像叫了一声妈妈。

　　我想，黑夜过去就是明天，可明天的到来也许又会阴雨绵绵，这令人无比沮丧。

　　确实是这样。我醒来时，雨还在下，我以为是阳台的灯开着，结果天亮了，窗纱透着白光。这个夜晚太短了，我几乎没有觉察到已经睡了整整六个小时。八点钟，小区里的广播准时响起，跳广场舞的大妈大爷躲进街对面居委会的门厅里。儿子贪睡，中秋放假好不容易睡个懒觉，我不忍心打扰他的美梦。他刚上一年级，还不能适应，当然他也无法明白背上书包在他今后人生中的重要意义，即使我告诉他，他也不懂。保姆刘姨还没来。往日七点钟我还懒在床上的时候，她已经做好了早餐。我把工资的一半花出去请了她，希望她能给我和儿子最好的照顾。我怕她会因为按月计费的死板机制而出工不出力，还特意想了一项激励办法。我告诉她，如果她能让我和儿子满意，每个月可以多付三百块钱。可是这会儿，刘姨还是不见影子。我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今天有个诗会活动要参加，必须赶在九点钟之前出门。电话那头的刘姨慌了，连忙说着对不起。我说没事的，时间来得及，慢慢来。

　　我承认我的言不由衷，如果真的可以慢慢来，就不会打这个唐突的电话了。她也有家人要照顾。去年她的孙子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她和老伴就留在县城里打零工，每月给孙子寄两千块钱的生活费。她老伴在县一高当门卫，后来校方嫌她老伴年龄大，派到锅炉房烧开水。现在工作不好找，保安都要年轻人当，关键时刻能冲上去摆平事。

　　十五分钟后，刘姨来了。她居住的出租屋距小区只有三站路，坐公交车很方便。刘姨穿着老伴的黄胶鞋，光着脚换上凉拖，地板上流了一摊水。刘姨一边解释迟到的原因，一边手脚麻利地拿起抹布把水渍擦掉。我并不怪她，但她还是觉得给我添了麻烦而一再表示抱歉，说今天放假，又逢周末，以为我会晚起，所以迟来一点，也好给老伴和孙子准备晚上的团圆饭。

　　我说，你孙子回来了？我想找点她得意的话题。

　　刘姨说，回来了，学校那边水涝。跑回来又得多花三百块钱。

　　说这话的时候，我和刘姨的目光撞在了一起，我们都想到每个月付给她的那笔额外奖励。我从一闪而过的眼神里看到了她内心的惊悸。刘姨说她得赶紧做饭，煲粥来不及了，她做荷包蛋。我说不用，做好小舟起床吃，我到外边吃牛肉拉面。

　　我匆匆出了门，外边的温度比房间里低很多。早晨工人清扫过小区的道路，但还是有几片早落的黄叶贴在湿渍渍的花岗岩路面上。愚蠢的蜗牛从草丛里爬出来，被车轮压扁了，像黏在地上的口香糖。还有通体发红的蚯蚓在蠕动，那是上等的蛋白质，据说在大年馑的时候，能救人的性命。有个无知的家伙，把车开得飞快，溅起一片水花。人们骂他的长辈，令他们愤怒的是小区保安是怎么允许他把车子开进来的，一堆孩子背着画夹和乐器要去培训班，差点就撞上了。

　　花园里的山楂果红了一大片，银杏树的叶子开始变黄。我无心欣赏这些美景，我想小舟醒来见不到我会不会哭？现在的孩子真是娇惯坏了。那天，我和刘姨说起教育孩子的话题，孙子是她的骄傲。她不想说的话其实我全知道。孙子十四岁那年，他爸妈去山里割麦，他爸开着三轮车，他妈坐在车厢的麦垛上，结果连人带车从沟里翻了下去。后来孙子上高中，刘姨就和老伴进城陪读，结果还算好，大学考上了。刘姨难言的是孙子的花销到了令她无法忍受的地步，她问我在兰州上学生活费大概需要多少。我说差不多得一千五吧，早餐十块，午餐晚餐各二十。刘姨哦了一声。我觉得失言，生活费不光是吃饭的钱，我也曾上过大学。我说差不多得两千吧，买衣服、社交也是一笔开支。刘姨问我社交是什么，我说就是交朋友。刘姨又哦了一声，嗫嚅道，交朋友也要花钱？

　　我不由得想到了我的初中同学薛等生，他正好和刘姨在同一个村。当年薛等生在班里个子最矮，大概只有一米五，上课总坐在第一排。那时候上学条件艰苦，城郊的孩子很多都住校。集体宿舍是那种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到了冬天椽眼里吹进来的风像刀子一样，三间大通铺，住着十几个男生。学校不允许用电褥子，也不准生火炉，原因是不安全，浪费电。老师叫住校生拿张塑料纸铺在床板上，这样可以隔潮。整个冬天，十几个人只能靠着体温抱团取暖。可即便这样的条件，薛等生也是住不起的。他家离学校至少有五公里，他小小的个子骑着一辆笨重的二八自行车，每天要折返四趟。薛等生个子太矮了，脚跨过横梁踩在踏板上，车座即使降到最低屁股也无法搁上去。我现在一看到小区里的小孩子玩健步机，就能想起薛等生。别看他人小，却能把车子骑得飞快，他是用身体的全部重量压着自行车跑。除此之外，让我记住的是他写的钢笔字，完全和他的人不一样，大而舒朗，很阳光。光看字，你根本无法想象那是出自一米五的薛等生同学之手。

　　初中毕业后，薛等生就消失了。有一次，刘姨说，薛等生去了新疆当兵，转业后留在市上的单位专职给领导开车，还买了房子，日子过得不错。刘姨经常在菜市场遇见薛等生的母亲，薛等生的两个儿子最小的都上了幼儿园。我感到惊讶，所有的谎言都有一个美妙的开头，刘姨口中的薛等生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立刻想到那也许是出自于一个母亲的虚伪。一米五的个子怎么可能参军入伍？我没有告诉刘姨真相，生活需要留白，要有足够的空间去想象美好。我的内心是希望薛等生长高的，我一直在祝福着他，但事实远不止这样。

　　一年前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曾遇到过薛等生。我忘记了那天的很多事，但与薛等生见面的场景却像被钉子钉进了记忆里。

　　也是这样湿漉漉的天气，雨下得凄苦无比，柏油路面上雨水横流，我打着一把墨绿格子折叠伞走出小区，站在新植的鹅掌木下。一辆破旧的仿佛随时可能散架的出租车停下来，空气里飘来一股汽油味儿。我赶时间，拽开车门，甩掉雨伞上的水珠坐进去。车内很暖和，开着空调，司机问去哪，我说文化馆。他说你去文化馆干什么，我说参加活动。他问什么活动。我有点不耐烦了，嘴里打哈哈说诗歌朗诵会。要知道我不喜欢和陌生人一见面就唠个没完没了，而他的热情显然超出了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正常范围，倒像个盘问户口的派出所民警。

　　司机说，真好，你们还能写诗。我说，我不会写，只是去凑个热闹。他说，你在哪个单位？我说，文化馆。他又问，当馆长了？我没有回答。

　　一路上，我们都冷冷地坐着。眼看就要到目的地了，司机说，你真的不写诗了吗？我说，年轻时写过，可后来发现我天生就不是个诗人。司机实在忍不住我的冷漠，问，你还认识我吗？

　　我意识到自己的傲慢，扭头去看他。那张脸很熟悉，二十年了几乎没怎么变化。五官的分布以鼻子为中心聚拢，像一个捏皱的包子皮。他挺挺地坐着，身体矮小，我感觉比他要高出一个头。我说，你是等生。他说，你终于认出来了。那会儿我竟然想到向他要电话号码，我很想和他坐下来喝两杯，好好聊聊。薛等生从操作台下抽出一张名片说，我记得当年你喜欢写诗，我们都抄你的诗，班主任对你格外器重。

　　是吗？我内心的虚荣像虫子一样蠕动起来。薛等生握着方向盘，淡淡地说，信不信我现在都能背出你的诗：去流浪，为什么又要去忧伤。城市的夜在咖啡杯里溶解。你的陋檐，正是你诗人般的心弦。

　　我记不起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薛等生说：背去家的方向，我只有一步一步去流浪，把我马奶酒的生活写在马头琴上。

　　这句倒有点印象。当年我到市上读书，觉得自己要去流浪，只能将心中的困惑用诗来表达。薛等生感慨地说，你说你去流浪可是你没有，最后流浪的却是我们，我去上海、北京、银川、深圳，走了很多地方，混不下去的时候就想起你写的这两句诗。它像黑夜里的星星，让我看到光明。

　　我深受感动，真的，我从没想过少年时写下的几行可怜巴巴的文字能帮助到别人。我安慰他说，你看我们现在谁也没有去流浪，不是都回到了出发的地方吗？薛等生腼腆地笑笑，从方向盘上摘下一只乌鸡爪子似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停下车。

　　我明白他的意思，尽管回到了出发的地方，但我们早已不是当初的少年。我拿手机扫码付给他打车费。薛等生不要，说老同学一场愿意载我一程。我说你要养家糊口。那一刻，我情愿这段路再长一些，我们说说话，我多付给他一点钱。

　　从那儿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我们用微信保持联系，聊当年的事，却总没有机会一起坐坐。小小的县城，哪辆出租车里才有薛等生？我们的擦肩竟是这般容易又不容易。

　　路边那排鹅掌木死了。今年三月份，一场罕见的倒春寒把娇贵的南方树冻成秃秃的枝杈。城市建设者又换了一批更粗的乔木，主干上的支架还没来得及拆走。我站在死去的那棵树的位置上，伞还是以前打过的墨绿格子折叠伞。最近县城里投放了一批蓝色的电动出租车来代替淘汰落后的汽油车，两边的司机抢生意，为此还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上访。我对老式的汽油车情有独钟，新式出租车的司机经常不征询乘客的意见强行拼客。有人质疑，他们还骂骂咧咧，而且凭空要价，明明有计价器，却从来不用。你问他为什么，回答永远都是：就这个价，坐不坐？

　　我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个不到二十多岁的胖胖的小伙子。路上的车很少，我盯着前方车辆的尾灯，红色的光在水雾中弥散开来。车载广播放着国内新闻，前几天世界男篮锦标赛在广州开赛，中国队输给了人口只有三千万的小国波兰而惨遭淘汰，遭来一片骂声。在从事写作之前，我也曾是个打篮球的好手，年龄渐渐大了，玩不动了，改玩文字。可是，写作比篮球运动还要费劲，有时候它叫人身心俱疲，有种绝望的感觉。

　　我和年轻的司机几乎没有说话。

　　广播里又在播报某地发生猪瘟疫情的消息，市场上猪肉成了紧俏货，一头猪能卖出一头牛犊的价钱。我不由得想起刘姨说起的村里事。外地女婿来给老岳父拜年，装在车厢里的一条猪腿被检查站的工作人员查获了。那时已到了正月二十三的燎疳夜，大约聚集了三十多位戴大盖帽的执法者，他们合力将长着黑毛的猪腿从车上拖出来，准备浇上汽油烧掉。外地女婿是个本分的老实人，他或许感到无力挽回局面，便想着拼死一搏。他告诉众人，等他打完电话再烧猪肉不迟。为首的主任问，你打给谁？外地女婿说，我老家的邻居正在你们这里当县长，他说出名字把大伙儿吓了一跳。后来县长的电话没打通，大伙儿悬着的心放下了。接着他们开始了节日般的狂欢，无比兴奋地点燃猪腿送瘟求福，而那时候，他们却发现为首的主任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电话也关机了。

　　我的思绪跑远了，必须赶紧把它拽回来。桥下是个很大的坝子，河水被蓝色的橡胶气囊堵起来，做成了人工风景。天晴的时候看起来还不错，岸边的垂柳倒映在水里，湿地中经常有黑鹭、鸳鸯、野鸭子栖息出没，政府投资搭建了一圈木质游廊，很适合县城里的人晚饭之后散步消遣。可是到了雨季，河道里一片泥汤，像巨大的涝池，全然没了风景。

　　出租车驶过，眼前一片开阔，飞檐斗拱的仿古馆舍坐落在坝子边上。我下了出租车，走进文化馆。一股疾风吹来，墨绿格子伞像张开的船帆将我带向歧途。一不小心踩到了青石径下一簇黄色的小雏菊，雨滴掉下来，打在脸上，冰冰凉凉的。助手站在大厅门口，单位组织的诗歌朗诵会，每年一届，我曾经是发起人。会场里音响调试完毕，射灯投下一片光明，穿红色晚礼服的主持人开始介绍嘉宾。满场的人都在等着我，他们不完全是搞文学的圈内人，还有许多社区的居民，陪着孩子来的。对于这样的活动，我早已麻木。我写不出诗了，我甚至对文学的意义都产生了怀疑。能让我感动的，只是当年写诗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像一匹白马，悠闲地啃食青草。

　　有一个11岁的女孩儿叫李若男，第一个出场，她朗诵的是王海桑的《你是我流浪过的一个地方》。说实话，从专业角度讲，她朗诵得并不怎么样，但她青涩的模样令人垂怜，眼神怯怯的，总像是期待别人的认可。我说，你好若男姑娘，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来参加这次诗歌朗诵会吗？你是这里年龄最小的选手。李若男想了想说，我妈妈说人生不能没有诗。我说，这个回答很棒，其实这首诗很不适合你这个年纪去朗诵，你写诗吗？李若男握着话筒笑了笑说，写。我说，如果明年还来这里参加比赛，朗诵你写的诗好吗？李若男把头偏过去，往窗户边看，好似在征询家长的意见。

　　那会儿，外边雨停了，天空很明亮。我心头一颤，窗户下那双眼睛一点没变，人比黄花瘦，她有一头马鬃般的长发。

　　她叫赫娟，我突然想起她曾送给我一双手织的毛线手套。她依然热衷诗歌，而李若男再也不用继承母亲古怪的姓氏而遭人白眼了。

　　记忆像一把折叠伞陡然撑开。那时候，我们都太年轻了，把生活中的苦难也当成生命固有的形态去浇灌。赫娟是全班女生里面唯一的住校生，她家更远，在乡下的塬上。也许她今后所有的不幸都肇始于父亲传承给她的这个古怪的姓氏。起初，我们拿她的名字开玩笑，念成各种滑稽的音调。而她静静坐在那里，头都不敢抬一下。她是因为害怕，她在瑟瑟发抖，从乡下的村学来县城读书，一个举目无亲的女孩子最需要得到别人的关爱，而我们这群无头无脑的男生给予她的却是致命的伤害，仅仅是因为她有着一个自己无法选择的姓氏。

　　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只是我们对弱者的试探性进攻。如果此时面对挑衅，她能勇敢地站起来奋力反击，恐怕又会是另外一种结果。然而，她没有，只能招来更多得寸进尺的欺辱。后来，关于她的名字突然不被大伙儿热衷了，原因是我们发现一个美国电影明星的名字里也有个“赫”字，叫奥黛丽?赫本。很快，我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她丑陋的衣着上，开学第一天她穿着一件宽大的大红色翻领西装（其实是她姑姑的新婚嫁衣），杏黄色的裤子看起来很旧了，裤腿上满是黑色的污渍。据我们当时的判断，那是小孩子拉在上面的屎。一群男生再次对她进行冷嘲热讽，说她还不如回家抱娃收鸡蛋。“抱娃收鸡蛋”这句话当时在校园中很流行，学生们喜欢乌鸦学舌，任何一个新颖古怪的说辞很快就会风靡全校。而且，她的衣服从来不换，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判断，周末回家，她肯定是去抱她的小弟弟去了。时间很快就到了期末，那时候我在班里像一只骄傲的小公鸡，每天写诗打篮球，从来不曾理解苦难者的苦难，我以为生活本该就是这般美好。让我沾沾自喜的是我的成绩，自从第一次期末考试取得第一名，之后我几乎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优势直到毕业。学生时代考试成绩可以美化一个人的外表，让人变得强大，有种保护作用，可以免除许多外在的骚扰，就像乌龟的硬壳，豹子的花皮。反之则反。

　　赫娟的成绩很差，七门功课五门不及格，受到老师的责罚，成了众矢之的。我们对这个姓氏古怪着装邋遢成绩又差的乡下女生毫无同情之心，随意拿她开玩笑，从不避讳。直到有一天，从她身上我们惊讶地看到了变化。她脱掉那件很不合身的女式大褂，穿上一件紧身的高领毛衣，两个乳房浑圆而坚挺。头发也洗干净了，披在肩上，让我们年轻的心蠢蠢欲动。而这时候的赫娟已然褪去新娘子般的羞涩，整日嘻嘻哈哈，与男生们打情骂俏，她甚至喜欢男孩子的惹逗。她想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高个子的男生与她推搡，故意把手放到她的胸脯上，她像一只受了刺激的虫子，将身体弯曲起来。而她还在笑，娇媚多情，我从她的脸上没有看到任何愠怒之色。

　　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见性骚扰。当时的我心慌意乱，对她仅有的一点怜悯荡然无存。我确信在那一刻，我对她的感觉只有厌恶。我想，她是一个与我无关的人。

　　那年的中秋节，赫娟送给我一双黑白套色的毛线手套。她做事很隐蔽，用十六开的大书把手套夹在里面，塞进我的桌框。还手写了一张纸条：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我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我将那双她织了两个礼拜的手套重新塞回她的书包，做得人不知鬼不觉，我害怕走漏一点风声都会叫我颜面扫地。我不想与她有任何瓜葛。从此，我们形同陌路人，再也没说过一句话。我依然写诗打篮球，我的成绩依然很好。只是我经常看见她向我投来一汪明媚的眼眸，波光荡漾，满含期许。那时候的她已经出落得款款动人，她有一头马鬃般的长发。

　　后来的赫娟怎么样了呢？她完全像变了个人似的，整天把自己打扮得十分妖娆，再也无心学习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坚持的，那便是诗。她曾经在校广播站发表了一首诗，结果被我们发现是抄袭了汪国真的作品。她对此浑然不知道羞臊。她周围的男人逐渐多了起来，开始是高年级的学长，后来就是一些胳膊上纹着青龙白虎的社会青年。初中毕业后她在县城的饭馆里当服务员，情人一个接一个，她在他们之间流浪，弄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她不是一个正经的女人。因此她的婚姻充满了变数。大约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她已经离了两次婚，最后是一位掌勺的庖厨接纳了她，赫娟为他生下一个女儿。正如薛等生告诉我的，她不缺钱，也不缺男人，缺的只有诗。当年我们把那些日子当黑夜，现在回头去想，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也竟然是那些仰望星空的时刻，即使后来我们去流浪，为人夫为人妇，被生活撞击得头破血流，即使我们还要经历一个又一个无比漆黑的黎明。

　　我好像被人解开了穴道，有一股暖流在胸中流淌，是诗吗？

　　我有种想哭的感觉。

　　我接着说道，自己写的诗再不好也是黑夜里的一颗星子。

　　李若男得到母亲的赞许使劲儿点点头说，谢谢你，叔叔。

　　我说，加油吧，孩子，你一定能够成为不错的诗人。

　　朗诵还在继续，弦歌声声中我的思绪再次离开现场。我给薛等生发了微信，告诉他，活动上见到了赫娟，想聊聊诗歌，问他是否有时间一起坐坐。一刻钟后那边回了消息：她也来了！好久不见。我以为他同意了我的请求，可是很快我又收到了第二条消息，是一条公众号的网络链接，打开来，是薛等生不久前发表的一首诗：

　　我们把黑夜当明天，我们把剁碎的鱼头当日子。想流浪的扎根故乡，兄弟，我不想喝咖啡，只想喝酒。我不想娶妻，只想找个情人。这么多年了，不是我虚度岁月，是岁月虚度了我。我走遍北半球和南半球，如今一车为伴。我见识过三千张不同颜色的脸，房子满载也许只能一人。请原谅我生来不被待见，可是，我有诗。远方的停车位，近处的菜市场，看起来像两条赤身裸体的鱼。听到了吗，他们，一个在说谎，一个在歌唱。

　　后附：请兄台指教。

　　我立即回复他：好诗！其实我知道，薛等生已经拒绝了我。这时候，刘姨的电话打了进来，我便趁机溜出去，透透气。

　　刘姨说，小舟醒来闹着要找我，一会儿又要找他妈妈，饭也不吃。我说，我们的活动马上结束，中午就带他去姥姥家。刘姨支吾着，我问她还有什么事。刘姨说早晨是她一时疏忽，耽搁了我的时间，真是对不起。晚上如果小舟妈回来，她包一顿羊肉饺子吧，好久都没有在一起吃饭了。还有，她在手机上看，这段时间的阴雨过去了，明天天气很好，中午她把窗户的玻璃擦一下，希望带给我好心情。

　　这些话她肯定想了一上午，现在说出来，她的心情也轻松了。

　　我说，窗户擦干净了，晚上看月亮就更清楚了，只是不知道今晚天上会不会有月亮。

　　刘姨说，会有的，而且一定是一个圆圆的满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