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对于那个人的冷漠你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近乎冷酷，但眼神里又时常透出些莫名的忧郁。这趟西去的列车上，他比我上车早。我从兰州站上车，找到自己的铺位时，他正在铺位对面窗口边的凳子上坐着。确切地说，我推着皮箱查看铺号时，不留神，还撞了他一下。我赶忙后退了一下皮箱，很抱歉地说：“对不起。”但他只是愣怔地看了我一眼，并没有任何与之相应的表达，很漠然地把头转向了窗外。我在下铺，看迹象，铺面上乱七八糟的，上一位旅客肯定刚下车，不然的话，乘务员早把铺位收拾停妥了。

　　我把行李放好后，打理铺位时，还感觉到被子里热烘烘的，证明我的判断没错。我把被子叠整齐，又从小背包里掏出一本书，准备躺铺上看一会儿。这时，我突然感到背后有一种锥力，我肩胛骨上的某个穴位还猛地跳了几下。我下意识地一转身，才发现那个人正直愣愣地看着我。许是一种礼貌性的示好，我忙在脸上堆了点笑容，但他马上把头转向窗外了。实话说，我心里确实有些小受挫。真是奇怪了，一个与你没任何相干的人，你何必在乎他对你的反应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旅途嘛，太在乎别人对你的在意，就是庸人自扰。我顿了顿神，像整理铺位一样整理了一下自己麻乱的思绪，脱了鞋，躺在铺上，看起书来。

　　我看了一会儿，就有些迷糊了，但我还是硬往下看。当然，在这之间，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偷觑过他几次。他的脸一直朝着窗口外，仿佛定在了那里。中间有那么一两次，他猛地咳嗽过，并且咳得很破，身体猛颤着，像是他的身体里有人拿着斧头，猛劈了几下柴，马上又停住了。他用手抹了把嘴唇，望了我一眼，又把脸转过去了。

　　列车上的喇叭吵醒了我，晚饭时间到了。

　　我把扣在脸上的书取下放在一旁，但我还不想起来，又回味了一下刚才的梦境。我梦见杉杉了，和前几天在电话里与我恶吵的情形截然相反。她像以前一样，我是说我们爱着的时候那样，她很热烈地亲了我，说，她收回说过的话，和我重归于好，一如既往地好。但这倒霉的喇叭吵醒了我。

　　我咂了咂有些干渴而又甜蜜的嘴唇，仿佛那里真有很深的吻痕。我抹了一把嘴唇，叹了一口气，坐了起来。

　　“瓜子，花生，啤酒，饮料，八宝粥……”随着一声喊叫，过道里过来一辆卖货的手推车。

　　那个人动了起来。我仔细地观察着那人。他猛地坐正了身子，嘴唇蠕动着，眼皮一闪一闪的，两眼里像是有两头并驾齐驱的鹿在奔跑。但它们发现了我在看它们时，马上停住了。又用那股冷漠向我睃视了一下，瞬间垂下了眼皮，像是把那两头鹿关进了圈里。

　　手推车到他旁边，他撩起手示意了一下。

　　“要什么？”服务员说。

　　“有白酒吗？”他不假思索地说，也许事先他早已想好了要什么。“还有花生。”

　　“有，小瓶的，二两装的。”服务员很热情地说。

　　“两瓶，两袋花生。”他说，脸上有了点兴奋，慢慢地有了光泽。并没有看我，但我觉得他看了。

　　把东西放在小板桌上，他抖抖索索地从衣服内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四边发毛的钱包，付了钱。

　　车子已过去了，他又硬梗梗地问了一声：“有烟吗？”那力道，像是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说出来。

　　“有。”服务员又拉着手推车倒了回来。

　　“五块的？”他说。

　　“没有。”服务员说，“哪有五块的？最低的都二十。”

　　他快速地闪动着眼皮，算计似的仰起了头，接着又摇了摇头。“算了。”他说。服务员斜了他一眼刚要走，他又说，“来一包吧。”

　　他爬上中铺，我才知道他就睡在我的上铺。他取下一个背包，把其中一瓶酒和一袋花生装进了包里，又把包放回了铺上。

　　他拆开花生袋，嚼了几粒花生，又打开酒瓶，抿了一口。他就那样，吃几粒花生，喝一小口酒，似乎很享受。

　　我看着看着，居然有了饿感。我这几天几乎很少吃东西，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折磨得够呛，啥事都不想干。怕自己憋出病，才有了这次无目的的旅程。也不算无目的，大目标是新疆，那儿地大景阔，想好好放松一下自己。我穿好鞋，去餐车吃些东西，再迟怕没有了。不像往常，我一出差时，妻子总大袋小包的，包括方便面、鸡爪子什么的，装上许多，到下车都吃不完，甚至连回程的都备下了。但这次没有，这次我是直接从办公室出来的。

　　我看了看窗外，天色已近黄昏。紧接着，火车进入了一个很长的隧洞，我明白，这是在过乌鞘岭。我起身去了餐车。

　　从餐车回到11号车厢时，一过门，就看到在我铺位那儿有几个乘警，还有些嚷嚷声。出于好奇，我加快了步子。

　　“车厢里是不准吸烟的！”一位乘警说。

　　“我？”那个人很紧张地说。

　　另一个乘警指了指车壁上“车厢内禁止吸烟”贴纸上的一根香烟上打了个叉的图标说：“老师傅，你不识字吗？该懂得这个图的意思吧。”

　　“广播里刚还播呢。”女乘务员说。

　　“要是高铁上……”另一个乘警说，带着语重心长的口气，“……这可是犯法。”

　　“我？”那个人一直嗫嚅着，好像他身体里只有这个词，使劲儿也掏不出别的来。“我……”

　　“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一位乘警说。

　　“我？”

　　“别怕。”乘务员附和着说，“这是例行公事，登记一下。”

　　那人站了起来，爬上中铺，从背包里摸索了好久，也没下床梯，斜着身子把身份证递了过去。

　　乘警看了一眼身份证，又看了看那人，又向那人点头示意了一下。把身份证递给了乘务员，一起向前走去。

　　走在后面的乘务员像是发现了什么，又转过了身。“跟我们到乘务室来一下。”她说。

　　“咋弄？”那人终于从一向的冷漠里挣出了些急躁，慌忙跳下床梯。

　　我不知为什么，也为他着想开了，好像经历过这类事似的，说，“别急。”又说，“不会有事的，我和你一起去。”

　　那人跟在我后面，追上了乘警。

　　到了警务室前，一看里面人多，那人拽了拽我的衣襟，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我没理会，先走了进去。我一回头，那人却没有进门，并拢双脚，双手贴在两腿外，像个礼宾或者哨兵，站在门口。

　　“有事吗？”一个乘警说。我注意了一下说话的，衣袖上别着“乘警长”的牌子。“乘警长。”我心里念叨了一遍，明白了他是个头头。

　　“一块儿的。”我说，指了指门外那人。

　　“去哪儿？”乘警长说。

　　“乌鲁木齐。”我说。

　　“干什么去？”

　　“摘棉花。”

　　“你像吗？像个摘棉花的吗？”乘警长笑了笑，其他几个乘警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怎么就不像个摘棉花的了。”我寻思了一下，但我没说出来。我知道摘棉花是怎么回事，也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说我，不过我必须顺着他的话来。我乡下老家的大哥就干过这事，见面常给我提说，由一个人揽活，领上一帮人去新疆摘棉花，他不干活，算是个包工头，只是指挥、催促着大家抓紧干，他从每人中抽个小份。

　　“我是揽工的。”我说。

　　“听口音，你不像四川人？”乘警长说。

　　“我是甘肃的，老家那边不好找人，就到四川招人去了。”我说。

　　“是个老板呀。”

　　他站了起来，看着乘务员在一个本子上写了点什么，从乘务员面前拿过了身份证。“管好你的人，别让他在车厢里抽烟了。再抽的话，可要罚款的。”他说着，带着关切的表情，把身份证递给了我。

　　我一出门，那人赶紧后退了几步，紧接着又向我靠了过来。“我……”他说。我把身份证递给了他。“没事儿。”我说。我递身份证时，留心看了看，那个人叫吴坏，四川南充什么乡的。一个人怎么能叫这么个名字？我想。

　　回到了车厢里，他照旧坐在了他一直坐着的那个凳子上。我坐到了他对面。火车已到了武威。看到“武威”两个字，我就像看到了杉杉。自从我和她在一次订货会上认识后，我们不是我来，就是她往，时常往返于兰州和武威的列车上。三年了，先开始，我总是给妻子说去武威参加订货会，要么就是收货款，妻子笑着问，“你怎么老去武威呀？难道武威人就那么喜欢你们的产品。”她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后来，我不说武威了，说些别处，偶尔再说上次武威。我生怕妻子要我的车票或机票看，但她一直没那么做过。当然，我也做过些策略，每次都把票毁了。我有想好的理由，如果她问起来，我就说现在公司制度非常严格，出差回来当天就得报销。

　　列车停稳后，听到“各位旅客，武威车站到了。”的广播，我身子一振，几乎做好了下车的准备。“武威”两个字一闪一闪的，仿佛杉杉睒闪的眼睛，瞅着我走下车去。

　　那人突然咳了起来，才使我回过神来。

　　我望着他，他停住咳，试图要跟我说话的样子。但停了一会儿，他还是没说什么。我心里有别的伤感，回到铺上躺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看见那个吴坏依旧在窗口边坐着，专注地注视着外面朦朦胧胧的天色。他是一夜没睡，还是很早就起来坐在了那儿？我想搭讪一下，但一夜的怪梦折腾得我没有一点情绪。梦里的她怎么又和我吵了起来，和现实中的那次一样凶，她恶狠狠地说她爱上了别人。真是莫名其妙，好端端的，她突然就发短信说不爱我了，再不想和我纠缠了。头几天，我还刚去武威和她见过面，她像往常一样缠绵悱恻地说要好好爱我一辈子，尽管那些话我们每次见面都要说的，但说到最后她还是抑制不住楚楚动人地哭了。她舍不得我，临走时，她说，我们永远不分开。可是没过几天，她就变了。我打电话过去，她居然一改往日温柔的口气，说别再打了，她已爱上了别人。好决绝呀。我停了会儿又打过去，她直接用恶语对我，我们就吵了起来。“你有意思吗？别再说了。”最后她气恼地说，把手机挂了，我都能感觉到她那个动作的狠劲儿。我不死心，以为她是在和我开玩笑，或者是在考验我。我在办公室里前思后想了一个早晨。也或许真有个男人在纠缠她。不行，我得阻止，我要夺回我的爱。下午，我又来了精神，感觉那不过是一场梦。我要再给她打电话好好劝说她。可是，她的手机号已是空号了。我想到武威去找她，但是到哪里找去呀。妻子肯定发现了我的异样，问我怎么了，气色太难看。那几天，我尽量不回家，托辞工作忙，到很晚了才回家。妻子说我一晚上都不安稳，又是跌脚，又是说梦话的，还哭过。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做了个决定，给妻子打电话说新疆有个订货会，和头儿一块去，走得急，就不回家去了。然后我向单位请了假，坐上了这趟去乌鲁木齐的火车。我再不想把坏情绪带到家里去；我想放松一下自己，我想通过游历，忘掉一些东西。

　　我到车厢头的盥洗间洗漱完毕后，坐在铺上看起书来。但一点也看不进去，思绪一直从一晚上的梦里走出来走进去的张慌着，折磨得够呛。我放下书，也坐到了窗口边。我看了看他，吴坏依然是那种冷峻而可怕的表情，几乎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从他脸上一颤一颤的神色中看，他是不是也进入了一个说不清的幻想世界里。这样一想，我放弃了要和他说话的想法。

　　突然，广播喇叭“咔咔”地响了两声，随着一曲欢快的歌声，播音开始了：“现在是早餐时间。”

　　卖早餐的服务员推着手推车过来时，我买了一份：粥、馒头和一个鸡蛋。我想买上两份，但我用目光注视的方式询问了吴坏几次，他都无动于衷，我就放弃了。吴坏面无表情地看着窗外，这会儿，火车已到了哈蜜。

　　我吃早饭的时候，吴坏去过一趟卫生间。回来后，他爬上中铺，从背包里掏出昨天买下的小瓶酒和花生，放在了小桌上。我收拾完，把桌上的垃圾送到了车头上的垃圾桶里。他已经吃开了，像昨天一样，嚼几粒花生，抿一小口酒，旁若无人，很投入，也很享受。

　　我像是受了冷落。我本身就被一个事件放逐了，冷落了。我向车窗外面看去，大片的棉花地像晨霜一样的白。地里面几个摘棉花的人，像蜜蜂一样地移动着。一辆绿色的拖拉机停在地头，我看见拖拉机手在车上捣鼓着什么，然后跳下车去。我仿佛看到几声“突突”还徘徊在烟突口，像一些东西哽咽在我的喉咙口。

　　“你去过巴里坤吗？”我被一声问话突然惊了一下。是在问我吗？谁在问？我转过头四处巡视着。其他铺上的人都还睡着，或躺着，有看手机的，有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没有别人，只有他，吴坏。他已吃完了花生，酒瓶也干了。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像是被什么激动了。脸上放着紫光，像是刚刚拉开了尘封已久的帷幕。他两眼很直，很动情，有什么东西就要溢出似的望着我。不是他，还能是谁呢？我赶紧“哦”了一声，有点跌跌撞撞的慌乱。“哦，哦。”我说。

　　“你去过巴里坤吗？”兴许是他以为我没有听清，又问了一句。

　　“没有。”我摇了摇头。

　　带给他的是一种失落，甚至可以说是打击，从他的脸上能看出来。

　　或许是为了补救什么，我有点讨趣地说：“我去乌鲁木齐，你呢？”

　　“巴里坤。”他说，表情又回到了以往的冷漠，并很快把脸转向了窗外。

　　“你到巴里坤干什么去？”我试探着问。

　　他没有反应。

　　我把目光从他的侧脸上转到了窗外，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我是无目的的游历，何不随他去一趟巴里坤。但我没给他说。给他说了他会是什么反应呢？我正在给他说与不说中纠结着，被他一阵劈柴般剧烈的咳嗽给惊醒了。

　　他这般撕裂的咳嗽，让我对他的身体产生了恻隐之心。他晚饭和早餐都是以一包花生和一小瓶酒为食，怎么能行？“你光吃那个能行吗？”我说，“光喝酒，不吃点别的咋行？”他转向我，脸像沙漠上的一块砾石，咳得黑鼓黑鼓的。他摇了摇头，像是对剧烈咳嗽的无奈和嘲弄，又点了点头。

　　看他并没有和我有更多交谈的意思，我从床上拿过书看了起来。一会儿后，我又从包里拿出笔记本，记了些东西。

　　火车在又一个站上停靠了一次，下一站就是乌鲁木齐了。广播喇叭里报了最后一个站名，停了播音。

　　“你除了看书，也写书吗？”我把书和本子折了起来，准备收拾好行李，等待下车，他突然向我说。

　　“嗯。”我对他点了点头。觉得还不够，我又说，“是的，我也写书。也许……”虽然觉得唐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会把你也写进去。”其实，我刚才在本子上就是写他呢，把他的举止通过我的猜测做了些刻画和描写。

　　说完后，我在等着他的反应，也许他会动怒的。但他没有。他咧了咧嘴，居然有了少有的笑意。他的笑也有些太……你见过昙花吗？见过你就会明白，如果再夸张一点的话，可以这么说，他的笑只是猛地绽了一下，就收敛了，说枯萎也行。但我看得出来，他的身体里有一种冲动，并且蓄满了力度。他该不会反目成仇吧，也许刚才的笑不过是一次揶揄的冲击。我以防范的意识从心底里避让着，我可不想惹事。我够烦的了。

　　我看他一反慢悠悠的状态，很有力地登上了床梯，拿上背包，“嗵”的一声就跳下来了。

　　他拢了拢桌上的东西，把背包放在了一边。很快，他拉开拉链后，麻利地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我看到里面还有一个，是不同颜色的两本，一红一蓝，但他不用选择地掏出蓝的那本，很用力地递给了我。“给你，也许，对你……有用。”不容我推辞，已紧紧塞进了我手里。我翻了几下，看到每页上都有日期，分明是他的日记嘛，这不妥吧。“我……你？”我说着，看他的手在包上迟疑着，一狠心，又把另一本也掏了出来。“都给你。”他说，挡住了我还要翻看的举动。“现在不要看，以后吧。”他说。他把包放回了铺沿上，坐回原处，像没发生什么似的又向窗外看去。

　　已经知道那是他的日记本，说明他肯定喜欢记日记。他的日记本都给我了，他以后用什么记？我想起我包里为了写东西，多预备下了个空白本子的，就拿了出来给他。起先他坚决不要，并且一个劲儿地摆手。“那我也不能要你的了。”我这样一说，他呲了呲牙，才勉强收下，站起身装进了背包里。

　　我产生了冲动，我得把心里的秘密公诸于他。“我也去巴里坤。”我说。

　　但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有了同伴的高兴，只是轻轻地“哦”了声，“你也去巴里坤。”不是疑问，也没问我去那儿干什么，好像与他无干。

　　下车后，我问怎么走。我在手机上已经查过，从乌鲁木齐到巴里坤没有火车，只有早晨十点发的一趟长途客车。此刻已经下午五点了。我明白，现在只能是住店，明天再走，但我还是那样问了。

　　他望了望我，眼神感觉如同陌路。向前走了几步后，他才又回过头来说，“先吃饭，然后再走。”腔调像是给个问路的人说话，兴趣不大。

　　跟着他进了路旁的一个小饭馆，坐定后，那哪是吃饭呀，他照旧要了两小瓶白酒和两袋花生米。我可不行，随着一路西行，许多东西似乎已抛在了后面，变得模糊起来，而积聚下的饿却像猛虎一样向我扑来。我本来饭量就大，这些天都被饿瘦了几圈。我要了两大碗烤肉盖饭，他一碗，我一碗。但他不吃，我怎么说他都不，他只是冷静地嚼着花生米、喝着小酒。无奈，我不想让他那碗浪费了，一咬牙，也吃了。

　　吴坏早就消耗完了一小瓶酒和一袋花生。看起来，他坐在那儿闭目养神，但我知道他是在等我。

　　等我吃完后，他把另一瓶酒和那袋花生装进背包，悄无声息地出了门。

　　原来他有去巴里坤的另一种方式。走了好久到了一个公路边，停了下来。一见车他就挥手，他这是在挡过路车，搭便车呀。我感到非常的渺茫，并且有些怨恨。

　　但你不得不服气，这人还真有点能耐，一会儿就有一辆大货车停了下来。他急急地喊了我一声：“来。”

　　他们居然认识，我是说吴坏和那个司机。一上车那个司机就问开了：“又去巴里坤呀？”

　　“嗯，”他还是没个笑脸，至多咧了咧嘴。

　　“找到了没？”司机的话里带有玩笑，但绝对没有嘲讽，有的是关切和认同。

　　“没呢。”吴坏说。

　　“还带了个同伴呀。”司机说，侧脸望了望我。

　　吴坏沉默着并没回话，算是默认也行，算是拒斥也行。反正我答应了一声。“是的，我们一起的。”我说。

　　大货车中途开出路去，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休息了一个小时，又继续上路了。到达巴里坤，天已大亮。司机好像知道吴坏要去的地方，直接把我们拉到了派出所门口。

　　吴坏没说什么，只是向司机点了点头，就和我下车了。我说“谢谢。”司机不在意地挥了挥手，仿佛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货车重新启动时，吴坏别有意味地向货车鞠了一个躬，背好背包向派出所里走去。

　　上车后，我从吴坏和司机的话里听出来他是来找人的，但也不至于这么直接，好像他事先与派出所说好的。也许吧，我想。

　　但我还是有些生疑。“这是？”

　　吴坏凝望了我好一会儿，眼睛向一边斜了斜，仿佛在做什么决定。“你忙你的事去。”最后他说，“你忙去。”

　　我有什么忙的呀，只不过是他不知道我是特意、也是出于好奇追随他来的。我紧跟着他。“走吧，”我说，“一起去。”

　　他和这里的人还真够熟的，一进办公室，就有个警察迎了上来。“老吴，又来了。”

　　在桌子前坐的另一个警察笑了笑，能看出来那种笑里包含的无奈，也站了起来。“给你说了，找到的话，我们会电话通知你的，瞎跑啥？”但并没有恶意，并且热情地让老吴坐下，同时，给他倒了杯水。看到后面的我，也赶紧让坐。“一起来的？还是？”警察问。

　　“同路，同路。”我怕产生误解，赶紧想做解释，但警察似乎把我当成了吴坏的亲人或什么，没有听下去，就截断了。

　　“上了年纪了，有个年轻人陪着也好。”并且警察毫无顾忌地说，“吴坏脑子里出了点问题，你们应该知道，在家了，多疏导疏导。”

　　我不置可否，连连点头，显得局促而又茫然。警察显然没有看出我的被动，还继续说，“这是个心结，三十多年了，还解不开。”停了停又说，“也许就没有他找的这个人。”很明显，这句话给我说的时候，重点还是让老吴听。

　　吴坏肯定在认真地听着警察的每一句话，但他没有任何异样的不自在。不过，当警察说到没这个人时，他一下急了。“有的，银花，高鼻梁，大眼睛。”一反先前的木讷，声音很高地嚷了起来。“她和我说好的一起回四川，却突然不见了。总不是让人劫走了，你们得抓紧找。”

　　警察和气地一笑。“一直在找，把整个巴里坤叫银花的资料都翻了又翻，好像没你说的那个银花。和你年龄相仿的，都已经成婚了，孩子都大了，而小的呢，还是姑娘或孩子。”警察说，示意另一个警察打开电脑让老吴辨认。

　　那个警察让吴坏坐到他的旁边，他翻着电脑上的资料、图片，老吴嘬着嘴唇，一个一个地看。看一个摇一下头，或者“嗯”上一声，意思是下翻。

　　我也站在旁边看着，大概明白了个中意味。老吴是在找三十年前认识的一个叫银花的女人，找了三十多年了，我是这么理解的。翻到一处，吴坏让停，像被什么卡了一下，眼睛里满是深情，但他马上又绝对地摇了摇头，“她不会那么无情的。”嘴里喃喃地念叨着。

　　一直翻完了，也没有吴坏要找的人。他的否定后的决定比警察还快，猛地站了起来。“不行，还是我挨家挨户地找去。”

　　“这可不行。”警察说，“你又不是没挨家挨户找过，结果怎样？让人把腿都打断了。”

　　听这一说，我才反应过来，吴坏走路的异样，他总是一颠一跛的。

　　“那咋弄？”吴坏一脸茫然地说。

　　“回去吧，我们会继续找的。”警察转向我，“还有你，陪着他回吧，多做些思想工作，再不要来回跑了。”

　　我不能回。我出来一趟可不是这样。我在单位请了十天假，为了好好游历一次新疆，以解心头之惑。但我在警察眼里可是陪同吴坏的亲人。我赶紧给警察做了解释，说清了来龙去脉。警察一笑，说，“误解了。那你游你的去吧，有什么不便了，联系我们。”并给我留了电话。

　　“吴坏呢？”我说。

　　“放心，”警察说，“我们会有专门的人把他送回去的。”

　　出于好奇，或者还有别的心思，比如写写吴坏，我还想多了解些情况。但吴坏在旁边，有些不便，我给警察说，“能不能单独说个话。”警察把我领到了另一个房间。

　　原来，吴坏三十多年前在乌鲁木齐的一个砖厂里打过工，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巴里坤的叫银花的姑娘，也是打工的。在砖厂，他是拉砖坯的，银花是切砖坯的，两个人一来二往就恋爱上了。但银花的家里人听到后，坚决不同意，并且有天晚上，悄悄把银花领走了。吴坏就跑到巴里坤去寻找银花。派出所知道后就把他带到了派出所，并遣送回四川老家。后来，他年年都来，周折上一番，再遣送回去。

　　我疑惑地问：“那你们真找了吗？”

　　“咋能不找？先前没电脑，找起来不方便，现在人员的资料都在电脑上，并且所有叫银花的，我们单独设了个档案。我们也多次下去查询过。警察都换了几茬了。”警察又说，“咋说呢？其实，他说的这个银花已经找到了。”

　　“咋？”我说，“那怎么不落实？”

　　警察沉默了一会儿，像在梳理什么。“就是打断他腿的那个男人的女人。他坚持认定是他的银花，就让人家给打了。可是，把他和银花丈夫带到派出所来，他又否认了，说他的银花没那么绝情。说好的一辈子都等他的。”警察说，“从那以后，吴坏就有些神神道道的，脑子出了毛病。”警察无奈地笑了笑。“但他每年都来。”

　　“给他说实情呀。”我说，“老这样跑咋行啊？不光是坐火车跑，主要是精神上，脑子里总是往这里跑，一辈子就给毁了。”

　　“说的是，就是这样把脑子给跑出毛病来的。”警察说。我心里一惊，仿佛豁然开朗。我可不能再在脑子里跑火车了，赶紧得刹住。“给他怎么说，他都不信。”警察说，动了动手上的指头，像是连接着什么。“那个银花后来来过派出所，把所有的情况都说了，他就是吴坏要找的那个银花。没办法，当时家里人不同意。前面我给你说的那些，就是她给我说的。关键就是他们当时私订了终生，才毁了吴坏的一生。”说完后，警察又添了一句，“这个吴坏也太死心眼了。”紧接着又“唉”了一声。

　　我一个人去了巴里坤草原，晚上住在了一个叫“木木”的民俗客栈。吃过晚饭后，我本想出去再溜达一圈，但一直牵挂着吴坏。你别说，就那么接触了一下，真还牵挂上了。我想知道得更多些，就放弃了再转转的想法，回到房间，急急打开他送给我的日记本看了起来。我一口气看完两本，已是半夜两点了，让我沉思了好久。

　　吴坏是啥时候到乌鲁木齐一个叫“星光”的砖厂里打工的，并没有记录。第一篇日记是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日的，可以想到，吴坏在之前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而是从那一天，他突然心仪上了和他一块打工的银花开始的。日记里，他很细致地描写了银花的相貌：大眼睛，高鼻梁，每说一句话都是笑呵呵的，而正是她可爱的微笑中露出的一对小虎牙打动了他。她似乎对他也有意，他拉着坯车回来时，切坯的她看到他满脸是汗，还偷偷给他擦过汗，并把一个手绢给了他。吴坏的文笔不错，至少也是高中毕业，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端倪，接下来的几篇日记，都是对银花的捕捉和描写，她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吴坏的心。有天晚饭后，他主动约她出去转转。他们在砖厂附近的一个树林里徘徊了很久。平时他的话很多，可两个人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说什么，心慌得都想逃离。

　　他们的宿舍是相连的，都住在一排砖房里，南边是男的，北边是女的。而吴坏和银花的宿舍正好是男女交界相连的两间。当然，每间里都住着两个人。有天晚上，和银花一起住的那个姑娘回家去了，只有银花一个人。银花就叫吴坏，说家里带好吃的来了，让他去吃。后来，银花突然亲了他。他也就“如饥似渴地亲了起来，真美，那种感觉。”这是他的原话。就是那天晚上，他们“亲”着私订了终身。

　　可是，没几天，银花在一个晚上突然不见了，他就辞了砖厂的工作，到巴里坤找去了。他连着在巴里坤找了几个月也没找见，身上的钱都花光了，几乎成了乞丐，被派出所的人发现后，遣送回了南充老家。

　　以后，他每年都到巴里坤来找他的银花，然后被遣送回家。

　　有一篇日记非常长，是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好几页，他终于找到了银花，但银花说不认识他，并且银花已有了男人，那个男人还打了他。他还自责地说，也是他太冲动了，什么都没说清，就拉上银花和他回四川去，银花说不认识他，他就骂开了，说她背信弃义，是个骗子。关键是他最不应该当着那个男人的面说银花亲了他，她怎么还能跟了别人。银花恼羞成怒，说他胡说呢，她根本就不认识他。银花的男人像是受了侮辱，突然就打了他。不是银花拦挡，那个男人非把他打死不可。接着他否认了一切，说那不是他要找的银花，是他认错了，她也就是和他的银花长得像些而已。他的银花没那么绝情。说好的，不管发生什么，她都只爱他一个人，一辈子。吴坏特别注明那是他们在那个晚上私订终身时发的誓言。

　　后面的日记记得有些简单。伤好后，派出所的警察把他遣送回老家时给他说了，他再不要找了，他们会帮他找的，找到了，就给他送过去。但第二年，等到九月份没有任何音讯，他就又去巴里坤了。从那以后日记内容有些雷同，他每天都记挂着银花：银花，你在哪里？我又想起了坐在火车上，他的那个愣劲儿。他几乎每天都是在用酒麻醉着自己，然后幻想。

　　日记的最后一篇是他前两天出门上路前写的。说他病了，老迈的父亲带他到医院去看病，医生诊断他得了肺癌。“这可能吗？”他写道，“我的银花还没找到呢。得赶紧去巴里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