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两年多,不到三年前,我发表过一篇小说,写法比较后现代。这样的小说很挑读者。一般来说,只有很小的一小撮人,比如从事写作的人,或者阅读经验丰富的所谓专业读者,才会热心这样的作品。但是我这篇小说稍微有点不同,不仅带来了一定规模的讨论,还间接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让我本人也始料未及。为了讲清楚这件事,需要先看一下这篇小说。下面我会原文转发。
不长,一会儿就能看完——
二
我出去吃面的时候她正在看一本小说
我打开门,脱掉鞋子,走进房间里。此时她正坐在窗边的沙发上看一本黑色封皮的书。她抬起眼睛看了看我,没跟我说什么,继续看她的书。我走到窗边,问她,是什么?她说,什么?我说,你看的是什么?她说,哦,一本小说。她几乎不看小说的。但我没继续问下去。窗外一点点暗下去,屋子里没开灯,我怕挡住她的光线,于是朝旁边挪了一点。我转过身,背冲着窗户,屁股倚着窗台。我说,我在面馆看见了一个人——
他个头不高,很黑,而且瘦。他独自坐在饭馆里面的桌子里,背向门口,离付面窗口的距离很近,不超过两米。
他要的一瓶冰镇啤酒最先上来,喝的时候嘴张成了很夸张的O字形,可也才喝进很少的一点。他把瓶子放到桌面上,水平线才下到啤酒瓶脖子下面一点。一盘炒鸡架被放在了付面窗口,他起身要自己端过来,可服务员说,这不是你要的半份,这是一整份。但是服务员问了一圈,饭馆里的其他人根本没点炒鸡架,一定是有人搞错了。于是服务员又把它端到了他的桌上。他却推说,我点的是半份啊。
他穿着白色衬衫,很干净,这更衬出他的黑。从我的角度看,他长得像小将军约翰逊,马刺队的功勋后卫,后来在小牛队做过教练的那个约翰逊,不过更瘦而已。
他碰到了熟人。
他说:一块吃点呗?
熟人说:不了。
他说:一块吃点吧,没事。
熟人说:不了。你怎么来这吃了呢?
他说:我不是看跳舞来了嘛,然后饿了就在这吃一口。一块吃点吧。
熟人说:不了不了。
他说:没事。
天色又暗了一点。我觉得这种光线下已经没法看清书上的字了,于是我停下来转头看了她一眼。她已经睡着了。书反扣在她的胸前,随着她的呼吸轻微起伏。我看不清书的名字。我甚至看不清书名在封面上的位置。如果我此时能看清小说的名字,我就可以知道刚刚她在看什么小说。但光线很暗,几乎已经黑天了,看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维持这个未破解的状态。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不能总想着去知道些什么。
三
这篇小说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叙述上低调、严谨,弥漫着优雅而神秘的气息。但由它引起的一系列事件却在气质上与小说有些格格不入。所以在正式讲述之前,需要交代一些相关背景。
我生长在一个叫大葫芦乡的地方。此地因一座山——葫芦山而得名。
说是山,小时候看着高,其实就是一个沙土岗子,因为土质不行,种什么也不长,总是光秃秃的。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好像小孩都不怎么愿意去那里玩。
葫芦山位于三个乡的交界处,除了我老家大葫芦乡,还有二葫芦乡和三葫芦乡。
其实无论按照人口、农田面积还是水稻产量,二葫芦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三葫芦和大葫芦。当初为什么这样起名谁也搞不明白,连县志办的人都说不清,旧纸钩沉,翻遍了资料室的活页、古书、数据、表格,也找不到依据。
上世纪90年代那会儿,大概1994年,或者1995年,具体记不住,总之就是中期左右,为了响应县委县政府科技兴农的方针政策,在葫芦地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努力下,三个乡联合办了一份叫做《农时观察》的报纸,正反面八版,两大张对开,每周二发行,准时准点。
按当时的情况,这件事应该算是个奇迹。不仅指把报纸办成,还因为葫芦地区的三个乡原本矛盾重重,根本不可能一块办点什么事。
上文我提到过三个乡名不副实的情况,似乎名字代表地位,二葫芦人对此心里最不服,总说些不三不四的闲话。比如,当时二葫芦有人编了一套顺口溜,是这么说的:
大葫芦,大葫芦
十个爷们,八个绝户
大葫芦人听了这当然不干,就要还击,找准乡名韵脚一样的特点,直接在原有顺口溜的基础上,改几个字还回去,借力打力,干脆利落:
二葫芦,二葫芦
十个爷们,九个绝户
这两套顺口溜中,二葫芦编出来的“八”,从修辞上讲,不指具体数目,就是多的意思。而大马户的“九”,就非常有针对性了,意思是你们二葫芦的绝户更多。这是后手的优势。
中国传统文学审美不喜欢太满,五以上算多,一般情况下到九就算完事,所以两家都没用“十”。可创作思路成型了,拦是拦不住的,不就是加个一吗,小孩子没有美学束缚,顺着编下去,很自然就编到了十。
而此时只有三葫芦头上没有这顶顺口溜的帽子,无处躲藏,直接就扣了上去:
三葫芦,三葫芦
十个爷们,十个绝户
就这样一来二去,三个乡落下隔膜,气氛非常不友好,有一段时间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农业技术推广站隶属县农业局,事业单位,全县分为十八个区域,各自管理,地位十分尴尬。本来小门小户的不受重视,没什么能人愿意来,但不知道是哪位任上,居然消融了葫芦地区三个乡的矛盾,还把报纸办成,其开疆拓土、纵横捭阖的手段,绝对是相当高明。我没详细考察过葫芦地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历任领导,所以不知名姓,但在我心里,这可是一个俾斯麦一样的人物。
至此,葫芦地区三个乡和睦相处,一派欣欣向荣。
春暖花开,《农时观察》周报办得有声有色,翻地上水、选种育苗、插秧除草、收割晾晒、存储贩卖甚至稻茬子的有效利用,每一步都有专业建议,科学指导,提高产量。
不过,当年入冬之后出了一点小问题。
葫芦地区每年水稻只种一茬,那时还没搞起设施农业,大棚果蔬、畜牧养殖都没啥发展,所以收完粮食之后,一时有声有色的八大版《农时观察》,不知道该报道些什么,面临缩减版面的危机。
但危机也是契机,关键在于有没有慧眼,能在千丝万缕的矛盾对立中抓住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还是那个“俾斯麦”站长,在上级要求缩减版面、减少财政投入的压力下,挽狂澜于既倒,以提高农闲时农民业余文化格调为由,搞起了文艺副刊,不仅将《农时观察》八个版面延续了下来,还一发不可收拾,将一个乡级周报的副刊,弄成了全县知名的文化阵地。
我上面那篇比较后现代的小说,就是在《农时观察》的副刊发表的。
四
关于这篇小说的发表,还有个小插曲——
写作时,为了照顾更多《农时观察》的读者,帮助他们从阅读的农业阶段,相对容易地跨入文学的后现代,我在小说中有意设置了一个叙述圈套,就是里面提到的“一本黑色封皮的书”。
责任编辑刘洋在发表这篇小说时,此处做了加黑处理。对此,我作为作者觉得还挺不错。不仅如此,在文章后面刘洋还附上四张封面图片,并提了一个互动小问题:通过阅读原文,您认为小说中黑体字“黑色封皮的书”指的是以上哪一本书?
副刊上发表小说,编辑在文本之外的这个设计我不好评价。但必须说明一点,我对刘洋的水准还是充分认可的,因为他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文艺观。
熟悉一些之后,我了解到,他其实不叫刘洋,这只是他的笔名。这个名字在生活中太常见,几乎每个人都能认识十几二十个“刘洋”,用作笔名过于普通,所以我很好奇他取这两个字的用意。
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就因为这名字普通呀。全中国叫刘洋的恨不得能有一百万吧(作者按:口头表达,不用较真),这在欧洲差不多是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了,所以我觉得刘洋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名字,更是一个意象,特别哲学。这两个字可以代表每一个生活在华夏土地上的普通人民。就像粮仓里的一粒米,九头牛的一根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最普通的人民身份,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创作,这是我的文学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收到报纸样刊时,我看到自己的小说被排在了副刊二题,字体、字号、排版看起来十分美观,心情还可以。同一版的头题是一组彩色摄影作品,表现县里居民的日常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因为这组摄影作品,一开始我都没注意到小说下面的图片,还以为是风格不同的另一组彩色照片,再看时才发现到那些细节,原来是几本书的封面。
小说中提到的是一本黑色封皮的书。互动选项中的前三个,也的确是三本黑色封面的书,图片颜色有深黑浅黑次浅黑,虽然黑的程度不尽相同,但至少扣题,都是黑的,可在最右边的第四个选项上,却出现了一本黄色的书。我当时猜测,或许设置这样一个明显的错误选项,从测试学的角度说得通吧。而且仔细辨认的话,会看到这本黄色封面的书叫做《中国农民调查》,对于《农时观察》本身和它的主要读者来说,主题上有关联性,并不违和。
不过不久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这篇小说的责任编辑刘洋见到我时,又专门提起了这事,我才知道,原来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尴尬的误会。
那是县里文化局某副局长在省城张罗的一个饭局,我和刘洋都参加了。
当时已到下半场,文化口的人嘴都刁,菜下得不多,所以桌面上杯盘还未狼藉,但已有人开始换座单独交心,场面略显混乱。
刘洋手拿一个高脚杯,里面有多半杯白酒,打圈打到我这,顺势坐在旁边刚刚空出来的座位上。
“邢老师,小说写得太牛逼了,葫芦地区反响强烈,老弟作为责编,得敬你一杯。”
“酒是得喝,但必须得我敬你,能把一个乡级周报的副刊弄成这样,你们编辑的功劳还是很大的。”
“不行不行,那哪行,还是得敬我尊敬的邢老师。”
没等说完,他狠劲碰了我的杯子一下,随即送到嘴边,喝了一大口。
“刘编辑海量啊,你这打圈才开始,这么喝太猛了。”
他放下酒杯,等脸上肌肉松弛了一些后说:“邢老师,我小说编得不好,有点对不住你。”
“怎么这么说呢?我觉着挺好啊。看见你在关键意象处加了黑体,我就知道你懂我希望读者注意到什么。”
刘洋听了我的话,一时有点呆滞,稍微反应了一下,“谢谢您的肯定。但是确实编得不好。”
他叹了口气,“怎么说呢,还是有点小瑕疵,多种原因造成,我心里不舒服。”
我有点不明就里。样刊我也看见了,并没发现小说或者版面出现什么错误。
刘洋把杯子放到桌子上,调整了一下姿势,胳肢窝夹住椅子背,正着脸对我说:“也不算什么大错,就是,本来不应该彩印的。您看到小说下面互动问题的配图了吧,本来我的想法是选四本黑色封面的书,但黑色书少,我又一时想不起来,就挑了现在这本,名字挺应景,颜色黄就黄吧,把饱和度调高点,黑白印刷出来不也是黑色的吗。谁知该着不着,那期副刊要发一组刘县长的摄影作品,就是跟我同名那个刘洋刘县长,主编突发奇想,不顾血本印成全彩,可是之前沟通不够,我他妈也不知道啊!”
五
刘洋刘县长不姓刘,更不叫刘洋。
这不是卖关子,因为涉及本县政治,使用真名略有不便,姑且就叫他刘洋吧。前面提到,我的小说间接引起了一场政治风波,这个刘洋,就是主要受到波及的人。
六
我于那场政治风波而言,只算是个局外人,是引起地球另一端风暴的那只蝴蝶,本身对此并不知情。要讲清楚我如何了解整件事情,必须先说说这篇小说在葫芦地区引起讨论的一些相关情况——
大葫芦乡隶属于省城的下辖县,《农时观察》因为副刊的影响力,省城有人订阅,在一些大点的报刊亭也能买到。但省城业余文化生活丰富,灯红酒绿,实事求是讲,一篇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娱乐作用,无论如何也比不过酒吧洗浴夜总会,所以它引起的讨论主要还是集中在葫芦地区。
具体点就是我老家大葫芦乡。
再具体点,就是大葫芦乡的前吕村。
我在前吕村有个外甥,叫刘洋。
当然这也不是真名。他对成为小说角色很感兴趣,但对使用真名存有顾虑,照顾本人情绪,姑且也叫刘洋吧。
刘洋虽说是我外甥,其实比我还大两三岁,细论起来相当乱套,是我姥姥远房大表姐的外孙女的儿子。他家在前吕村是外来户,人缘还可以,因为我姥姥的关系,与我家走动比较多,但我们俩因为年龄存在差距,称谓上也有些尴尬,所以小时候玩不到一块。他人比较机灵,可没怎么念书,我考到县里一高中念书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大葫芦到省城倒腾蔬菜好几年了。胆子大,混得挺好。
后来我也来到省城生活,不过跟他圈子不同,年节还略有联系,平时很少来往。就在这很少的来往中,也体现出与儿时的微妙差别,具体就是,他开始大大方方地叫我老舅。
小说发表大约一个月后,我接到刘洋从前吕村打给我的一个电话——
“挺好呗老舅?”
“挺好挺好,你也挺好啊大外甥。”
“哈哈,特别好。老舅你写的小说我看了,写得太好了。”
“什么玩意?”
“我说我看了你写的小说,就是名字贼老长,什么吃面条那个。”
“啊,那个啊。你能看小说让人比较意外,冷丁我没反应过来。”
“要说还得我老舅,从小就是念书写书的材料,太有才了,刚才跟我妈还讨论来的。”
“没啥大用,影响不了大环境,自娱自乐,还得是你们生意人潇洒。啥时候回大葫芦的?”
以上是那次对话的开场白。
非常少见,我们聊了很久,剩下的通话有将尽两个小时,中间还跟他妈我老大姐唠了一会儿,打到后来电话都烫手。简略起见,下面我挑重点的说——
我的那篇小说在乡里引起一定范围的讨论,主要是因为中间部分出现的那个“他”。
刘洋对我说,我的小说挺招乡亲们喜欢,他在村部门前听到一群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唠嗑,大伙认定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大葫芦,都在猜这个爱看别人跳舞的人到底是谁,“小朱小苟、老马老牛地嘻嘻哈哈一顿猜。”
听到这种情况,我内心情绪颇为复杂。一方面,在我的文学观念里,把现实人物对号入座到小说情节中,是对虚构不负责任地调戏,是对文学的无知;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却也让作品能被更广泛的讨论,对文学介入现实起到积极作用。
两相矛盾,哪头轻重,不好权衡。
不过作为读者,我这个远房外甥的关注点与村里的大叔婶子们还不太一样。
关注点不同是因为立场不同,所谓屁股决定脑袋,这符合大部分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此已有定论。针对我这篇小说,刘洋所抱持的立场,源自我老大姐对小说情节的灵活运用。二者相伴相生,对立统一。
刘洋平时住在省城,回大葫芦的次数比我还少,这次主要是为了跟他一直在农村的发妻办离婚手续。
我知道他在省城有相好的,听他说媳妇在农村也没闲着,但两人互不干涉,婚姻早已名存实亡。虽然孩子早被送出国门,不在身边,免去不少牵绊,不过真到办手续的时候,新怨旧恨,纠葛纷繁,还要面对财产分割,争夺计算,相当闹心。本来计划只住几天,办完就回去,结果耽搁下来,索性多陪陪老母亲。
最终婚离得很圆满,双方都非常满意。
刘洋答应把头些年在乡里黄金地段买的一套温泉房留给前妻,连配套的车库都没要。其实他回来之前就是这么打算的,并没超出他的谈判底线,吵吵闹闹主要是来气,还怕不还一下价,对方得寸进尺。其余账户里共同财产不多,对折后寥寥无几,总体上并未伤筋动骨。这是生意人的基本技能。
刘洋告诉我,给前妻那套房子买的时候不贵,但“楼层低,三居,格局相当牛逼,温泉直接入户,卫生间特别够用,轻松装下冲浪浴缸。”之所以买三居室,原本是想让他妈也从老房子里搬出来一起住,但农村老太太没院儿住不惯,儿子总不回家,婆媳关系也不理想,就一直没去。
我老大姐思想还算前卫,对儿子离婚这事并不上火,只是心疼那套房子。
刘洋把电话打成免提,我听见老大姐对我说:“老弟弟啊,我看你那小说写得就好,有教育意义。那不是你的鸡架,就多半拉都不能要,做人得有点那个劲儿,不然不成王八犊子了吗。就说那房子,那是我儿子为了孝敬我买的,她当我儿媳妇的时候住那我没意见,怎么离婚了还他妈的全成她的,没我份了呢。”
背后刘洋一边乐一边劝,“妈那鸡架整个炒完还能给你再分成半拉咋地,备料的时候切法就不一样,鸡肝鸡屁股就一个,放哪个盘里啊?老板一看整错了,都给看跳舞那人也没毛病,撇了也是撇了,给他店里还拉个主道,你当做买卖的能赔钱呐。你愿意住楼过阵儿我再给你买一个。”
这次通话我了解到的大概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拉拉杂杂,很增进感情。
快收尾的时候,刘洋对我说:“老舅,你那小说县政府是不是老重视了,能给你调县里当个副县长啥的不?”
“一个破小说县政府重视个屁,你这是抬举我还是笑话我啊?”
“我看刘县长就着你那小说写了老大一篇文章啊,就是跟我同名同姓那个刘洋刘县长,写老长了,比你那小说都长。”
“哪呢?我没看着啊。”
“就这礼拜刚送来的报纸上。人家那题目字贼大,看着比你的气派多了,要不说还得当官呢。”
“你拿手机拍一下发过来我看看。”
“拍不了,上面没你写的,我妈没留。”
“那我自己买吧。下次你回去告诉我一声,咱俩聚聚,我也看看我老大姐。”
“看老大姐你别等我,家你又不是找不着。过两天我回去咱俩就聚,正好有点事,我得溜须溜须我老舅,跟你好好喝点,完了洗个澡,我家那边洗浴新增项目,按摩全套。”
七
刘洋所说的文章,我猜应该是文艺评论。当时我不太相信,刘洋怎么会在一份乡级报纸上,给一篇后现代主义小说写评论呢。但这事特别吸引我,勾起我强烈的好奇,于是我决定给刘洋打个电话,先确认一下。
电话拨通响了两声后挂断,应该是让他给摁了。过了一会果然又给我打回来。
“我在北京培训呢邢老师,刚才在教室不方便接,有啥事吗?”
“北京啊,政治上要进步了呗,提前恭喜了刘编辑。”
“啥进步呀,文艺兵变成侦察兵,冲锋陷阵呢。我们县委宣传部喊出个新口号,建设文化强县,说要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挖掘副刊传统优势,打造新名片。说着好听,没人会干,先把我派出来学习学习。”
“文化强县,挺有眼光。”
“农业县,都给剪刀差了,工业服务业又搞不起来,就剩文化了。”
“对了,我打电话是想问问,有人给我的小说写评论吗?”
“哎呀,有这事,就是这礼拜发的,我出来急,忘告诉你了。还是我们刘县长亲自写的呢。抱歉啊邢老师。”
“没事没事,我就是确认一下。那你把电子版给我传一下看看。”
“稿子我们主编直接负责的,我手机上没有。不过不用着急邢老师,这事我只是忘说但没忘办,来这前我给你寄了一份。今天礼拜几来着?你去信箱看看,应该到了吧。”
八
我单位和家里的信箱都没收到那一期《农时观察》。
直到后来我真正看到,中间又发生了一点小波折,因与本文无关,不必细说。
刘洋这篇文章由我在《农时观察》发表的小说而来,而后牵扯出那场政治风波,说起来十分关键,但它在整件事中起到的作用,却又实在出人意料。所以在谈这篇文章之前,要先讲一讲刘洋刘县长这个人。
刘洋我早就认识,他是我高中校友,后来还在我老家大葫芦当过乡长。
在县一高中念书时,刘洋大我一届,但比较活跃,领过操、升过旗,做过校报执行主编和学生会干部,团委老师的贴心人儿,相当有名。
对于学校里的小政治明星,那时我相当反感,觉得那是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拙劣模仿,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没个学生样,一律敬而远之。现在反过来再看,必须承认,这种想法十分幼稚。这不是妥协,而是认识水平的提升。
刘洋高中之后的履历我一概不知,后来再次见到,就是他主政大葫芦那段时间了。
大约七年前,他在省城某酒店组织了一次葫芦地区知名人士联谊会,我作为文艺界代表应邀参加。
从那次活动的安排情况看,不得不说,刘洋是很有心思的人。虽然当时他只是大葫芦的乡长,联谊会嘉宾范围却延伸到整个葫芦地区,站位非常有高度。联谊会用餐不在酒店大厅,而是根据代表身份,按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界别分为若干小包房,身份相似,气氛热烈。美中不足的是政界代表没人出席,但包房也没浪费,被文化届细分出去的曲艺界占用。
智者借力而为。通过那次联谊会,刘洋给我留下了比在学校时更深、更正面的印象。
客观地讲,刘洋还是非常有才干的。我外甥离婚留给前妻的那套温泉房,就是他当乡长时,招商引资,开发建设的项目,以点带面,全面提升大葫芦乡产值。据说,他后来还提出乡内地类置换的想法,就是将黄金地段附近有商业价值的农用土地,与村内建设用地互换,这样既不侵占农田,也不用上级为难建地指标。这个想法非常好,但在当时可能步子迈得有点大,没有成行。不过从中可以看出刘洋脑筋灵活,是块材料。
所以后来他能当县长,我一点都不意外。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运气成分起作用,比如学历背景、年龄结构、岗位空缺、贵人帮衬等等,刘洋每一步都能踩到点儿上,不服不行。可这不能掩盖他的才干,我一直认为运气也是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刘洋虽被叫成县长,确切地讲,却只是个“常务副”。
但县长岗位空缺,几个月来上级没有安排人选,传言在等年底换届,直接转正。民间组织部脚步比官方略快,“常务副”早就被去掉了。
不过报纸不能犯这个错误,所以文章题目的下面,作者名字后边的职务上,还得有那三个字。文章发表在《农时观察》的二版,而不是副刊,严格意义上讲,刘洋写的算不上是一篇文学评论,更像是一篇政论文章,主要表达自己的治政理念。题目确实像我外甥说的那样,特别长,足足有四十一个字——《行政管理理念更新助力本县经济腾飞:从邢东洋小说〈我出去吃面的时候她正在看一本小说〉说开去》。巨大的黑体字,加上编者按,几乎占了四分之一个版面。
坦白讲,文学如何介入现实,曾是指导我文学创作的长期主题,但无奈功力不足,做得并不够好。可即便有这个前提,我也想不出自己的小说,尤其是这篇小说,是怎样跟行政管理和经济腾飞搭上关系的。阅读正文之前,我仔仔细细看了题目好几遍,同时回想小说文本的内容,无论如何也猜不出作者会从什么角度下笔。
这是水平上的硬差距。
因为涉及作者著作权,原谅我不能转载这篇文章。
就我读过之后的感受,文章写得是真好,旁征博引,有实践、有理论,能看出作者不仅行政经验丰富,同时还具备学者般的理论分析和行文能力,令人不得不击节赞叹。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内容,涉及我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不能总想着去知道些什么。”在文章中作者引用后写道:“行政管理者不是万能的神仙,也切忌把自己当做神仙。智者借力而为,优秀的行政管理者要……”
九
关于刘洋这篇文章的内容,在这个故事里,说到这就可以了。
在自己事业敏感期发表政论文章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或者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的动机,我无法判断和猜测。但我可以确定,刘洋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傻子。这篇文章后来被县报乃至省城报纸转载,可以说明文章本身没有问题,或者说不仅没问题,还很过硬,所以惹出麻烦的原因不在内容里。
问题出在这篇文章的稿费上。
十
我在省城生活,对县域政治本来不太关心。但因为一篇引用我小说内容的政论文章,总觉得刘洋与我建立了某种深层次的联系。这是作家职业性的敏感。
所以在听说他后来的遭遇之后,内心不胜唏嘘。
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我从各处获得了很多信息,总结归纳,去伪存真,大致可以还原为以下内容——
刘洋身为本县人,在大葫芦乡任过职,对葫芦地区有感情,又是文艺爱好者,喜欢摄影会写文章,这些特质在《农时观察》现任主编看来,是报纸发展的天赐良机,如果把握得好,或许可以申请更多财政投入,不仅增加个人威信,提高编辑部福利,还能继续扩大报纸影响力。
这想法完全可以理解,但在具体操作上犯了错误。
刘洋摄影作品发表后,在一次文化工作会议上碰见主编,打趣地问《农时观察》副刊稿酬有多少?主编嗫嚅着回答了一个数字。刘县长笑呵呵地说,有点低啊,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
堂堂常务副县长能差那点稿酬吗,这话明显是在说给在场其他文化工作者听的,表达一个姿态。结果主编理解狭隘了,等刘县长在《农时观察》发表这篇题目有四十一个字的政论文章后,主编把稿酬给的比普通作者的文章高出十几倍。另外上次摄影作品的稿酬也按现价补算,一并发了过去。
我老大姐话糙理不糙:不是你的半拉鸡架都不能要,不然就是王八犊子。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小问题,尤其适逢换届,更是十分敏感,没事都能编排出事来。
就在换届前夕,上级有关部门收到举报,说刘县长大量稿酬收入没有申报个人所得税。
这种举报明显就是胡编滥造,无中生有。稿酬都是扣完税才发给作者的,偷税漏税一说根本无从谈起。但是刘洋得知此事却较真起来,向上级审计部门申请审计,以还自己清白。
其实,这也是一个姿态,可结果真查出了问题。
多出的部分稿费,最终被认定为不当得利。但因为刘洋银行卡一直在妻子手中保管,他本人对此确实不知情,解释清楚,连本带利退还,也就可以了。
但这只是个开始。
举报内容坐实,必须扩大审计范围,涉及他担任领导职务的所有岗位。这一扩大不要紧,居然查出刘洋在大葫芦的一套高档温泉房,买入价格仅为市场价格的两成,涉嫌收受贿赂。
关于大葫芦温泉房价格的问题,我问过我外甥,稍微了解一点,我的看法是:在这件事上,刘洋可能真的比较冤。乡里温泉房价格虽然一直喊得很高,但因为开发较早,又是在农村,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实际交易价格往往很低,比如他离婚给前妻那套,各种折扣一加,基本上就是半价买的。而且还有什么内售预售顶账房,说法特别多,价格还会更低,二折一般人肯定拿不下来,但不见得真有什么大毛病。
刘洋做过大葫芦乡长,这项目又是他招商落地,有些事情,或许不违法,但也上不了台面,这下简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十一
再大的波涛也有平息的时候,何况只是发生在县里的一件小事,属于河沟里的暗流,很快归于平静。
时移世易,去年正月里,刚出十五,我请刘洋吃了顿饭。
席间我们聊了很多,国际形势、县域经济、诺奖茅奖、猪肉价格,等等等等。饭后,仍不尽兴,于是找了家茶室继续聊。期间有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农时观察》怎么样了现在?”
“我不在那了,编制还在,但借调到县文化局,专门负责给县里‘造名片’。”
“挺好啊,什么时候过去的,编制能解决不?”
“能,领导答应过,等平台搭起来,这活步入正轨就给我办。”
“留点心眼儿。”
“我知道邢老师。”
“你们主编现在还在编辑部吗?”
“降级处理,还在,但不是主编了。劝他在家呆着不用来,他还不干,天天来,中间我回去过几次,编辑部氛围比较尴尬。”
“是赎罪心里吧可能。”
“也不是,就是想干点实事。之前太顺了。”
“顺利也是因为你有才干啊。”
“从乡长到常务副县长,别人可能要奋斗一生,我40岁就做到了,这不只是才干的问题。”
“那事最后调查清楚,你就没事了吧?”
“定性了,没有收受贿赂问题,但还是给了个小处分,后来我主动按市价补交了购房款。”
“你现在不在县里了吧?”
“出来了。换届耽误了,上级给我调到省城政研室,平级安排了一个非领导职务。”
“放平心态,其实那也不错,估计是看你政论文章写得好,发挥特长吧。”
“但是暂时我不准备发挥这个特长了,处分到期,报名扶贫,干点实事,出正月就走。”
“去哪啊?”
“去哪?去洗浴呗老舅,搁这喝这破玩意干啥,咱俩按按摩,我有点事还想求你帮忙。”
“啥事?就在这说吧。”
“市场上有人告我欺行霸市,警察提溜我好几次了,还在查,但估计跑不了了,你认识人多,得帮我疏通疏通。”
——等等,我有点糊涂了,你到底是谁?
——我是刘洋!
尾声
两年多,大概三年前,我发表了一篇小说。围绕我小说发生的故事,大概就是以上这些。
除此之外,去年还发生了几件小事,因与故事背景有关,我觉得有必要最后交代一下——
五月,《农时观察》于插秧前停刊。发生这些事件之后,报纸一蹶不振,虽然还坚持办了一段时间,但苟延残喘,再无生机。至此,红极一时的乡级副刊文化阵地,彻底消失不见。
六月,葫芦地区三乡合并为镇,并设为开发区,成立副县级管委会。三个乡原工作人员编制统一划归镇政府,与管委会合署办公。为助力发展,开发区启用新名称。葫芦二字作为乡级行政名称退出历史舞台。
八月,县里多年未遇地发了一场洪水。虽然损失不大,并且没有人员伤亡,但终于让县政府注意到河床淤积和堤坝老化问题,要求水利部门立即制定方案计划,入冬后开始施工。河床淤泥有肥力,却不能用来筑坝,可预算紧张,没有资金购买足够沙土,于是有人想到了开发区的葫芦山,反正种啥也不长,不如挖土筑坝,合理利用。
十二月,葫芦山,已被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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