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现代人需要什么——读威廉·巴特勒·叶芝《茵纳斯弗利岛》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

　　支起九行芸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露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

　　（袁可嘉 译）

　　艾略特将年长自己二十三岁的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1939）称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决非随意之言。叶芝的毕生创作已证明自己走过的是一条不平凡的诗歌道路。对叶芝这样的巨匠来说，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代表作，这首《茵纳斯弗利岛》便是公认的叶芝早期代表作，也是他在晚年走至巅峰的一块引人注目的基石。

　　该诗写于1890年，叶芝时年二十五岁。它收入诗人1893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神秘的玫瑰》当中。从诗集主题来看，诗集名虽冠有“神秘”二字，还是能够看出，叶芝已尝试摆脱第一部诗集《十字路口》所蕴含的神秘主义。以《茵纳斯弗利岛》为核心的诗篇已见出叶芝对现实投入的感受和目光。

　　从神秘到现实，是青年叶芝所走的道路，也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必走的道路。生活总会伴随人的成长打开。对生活了解越多，对现实的关注也就越强。关于这首诗，最常见的论调是，该诗表现了诗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厌弃和对田园牧歌生活的无限向往，具有逃避现实的唯美倾向和鲜明的浪漫色彩”。且不论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就诗歌本身来说，如果仅止于此，未必能产生持久至今的回响。在今天来看，可以说这首诗蕴含了时代的声音，也蕴含了人类对现实辨认的群体之声。

　　该诗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技巧，二是主题。就技巧来说，全诗结构完整，标准的四行体，表现了叶芝对诗歌整饬感的追求。这是严谨写作的体现。叶芝后来煞有介事地就它的表现手法说道，“我仅仅偶尔且模糊地理解到我必须只用普通句法为我特殊的目的服务。要是这首诗再晚两三年写，我就不会在第一行用‘我就要动身走了……’这老套子，也不会在末行用倒装句了。”我倒是觉得，这句话未必是诗人的由衷之言，如果他真对这首诗持否认态度，完全可以进行并非艰难的重写，也完全可以将其剔除出晚年的诗歌选集和全集。叶芝没这么做，说明他对这首诗始终抱有一定程度的偏爱，更何况，读他“晚两三年”之后创作的诗歌，真还难说那些后来之作在技艺上完成了对这首诗的超越。不管叶芝自己怎么说，在当时和今天的读者眼里，它是堪称完美与丰沛相结合的成功之作；就主题来看，同样不论当时还是今日，都给读者强烈的阅读冲击。能做到这点，说明叶芝介入了整个人类的心灵。任何潜心阅读的读者都能在诗中看到自己或清晰或模糊的内在愿望。说清晰，是诗歌没有哪行使用了疑问句或设问句，行行饱满和坚决。优秀的诗歌无不如此，每个读者都清楚地知道诗人在写什么，也知道自己读到的是什么；说模糊，是现代人习惯了都市生活之后，对远不可及的田园生活有了被遮蔽后的遗忘之感。但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人（尤其诗人）的血液深处，无不涌动对逝去时代的隐隐怀旧。任何一页历史都在告诉我们，人类的曾经生活与今天大相径庭。就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田园时代才是人类真正的黄金时代。

　　所以，说叶芝这首诗蕴含了时代的声音，是因为诗人已经身处工业化来临的时代，或者说，工业化的来临，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况，改变了人的思维，也改变了人对一种加速度来临后的心理图景。都市陡然拉开与田园难以企及的距离。没有人能判断，这种距离将把人带到什么样的处境。叶芝以诗人的敏锐发现，人越是都市化，就越是失去田园时代带给人的内心安宁。就三段结构的诗来说，第二段素来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叶芝这首也不例外。第二段首句“我就会得到安宁”是全诗的核心句，即使叶芝不惜一行行浓墨重彩地描述自己前往茵纳斯弗利岛后的种种想往，搭起小屋子，筑起泥巴房，支起芸豆架（明确到九行），还强调自己必须“独个儿住着”。凡此种种，无非为了得到内心的安宁。只有一颗安宁之心，才能使目光注意到“朝露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注意到午夜是闪亮的、正午是片紫光，注意到“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所以，无论这首诗具有多少田园似的浪漫描写，其外延出的本质却并不浪漫。想象的事物越美（安宁），就意味包围想象的事物越冷酷。当人离开了美（安宁），才会想象已经被距离拉开或干脆已不存在和被摧毁的美（安宁）。更冷酷的是，这首诗始终出现的人称只是一个单数的“我”，而不是复数的“我们”，这也意味着叶芝不无悲哀地发现，工业化将给人带来的伤害不是多数人在当时就能预感到和意识到。

　　站在今天来看，叶芝未必是生态环境的鼓吹者，但作为诗人，其内心的敏锐度仍远超常人。这种敏锐不一定使他在年轻时就一步到位地鉴别工业时代与田园时代的本质区别，但也足可保证他对时代的人心有异乎寻常的洞察。人心需要什么，或者说，现代人需要什么，是不是工业能够提供足够的养料保障？叶芝用这首诗做出了自己的否定回答——工业不可能给予人心真正的需要。人是大自然的物种，人心的根须就只可能深扎大地，深扎和大自然息息相关的一切。唯独在大自然中，人心才能得到最不可缺少的安宁。所以，无论我们何时阅读该诗，都能时时刻刻感受诗中蕴含的大自然之美，也是人心最渴望的安宁之美。对一首诗来说，做到这点已属不易，但还谈不上多么出色。叶芝的非凡之处，就在于他为读者刻画大自然的安宁之美时，还给读者更强烈的另一种感受，即，那些人心最渴望的美正从时代的指缝滑落。在叶芝这里，大自然的美和安宁，是人心最重要的需求，时代却将这些需求一步步推开，现代人无法再痊愈的失落感由此而生。

　　必须承认，人想得到和谐，只能与大自然携手共处，不可能与灭杀大自然的工业相濡以沫。不是说工业没有给人类带来发展，但它的弊端在今天已无人不见。更可怕的是，人类还找不到清除那些弊端的有效策略。叶芝这首诗问世已百年有余，其蕴含的生命力在今天依然强大，既是它的艺术性臻于完美，更重要的，是现代人能借助这首诗，看到人类愈加急迫的内心需要。这是叶芝作品的生命力所在，也是极强硬的现实所在。

勘察心灵，也勘察历史——读切斯瓦夫·米沃什《蝮蛇》

我想要说出真相，

　　但没有成功。

　　我试图坦白，

　　但我不能坦白任何事情。

　　我不相信精神疗法。

　　我知道我会说出很多谎言，

　　这样，我带给自己一条盘绕着的愧疚

　　对我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我站在靠近亚斯朱尼的拉乌杜恩卡的沼泽中，

　　一条毒蛇的尾巴正好在矮松林

　　下面的一块苔鲜中消失，

　　当我叩动扳机，从散弹枪里射出铅弹。

　　直到今天我不知道是否会有一颗子弹

　　射中可怕的白肚皮

　　或蝮蛇之字形条纹的背。

　　无论如何，比起心灵的冒险这更容易描述。

　　（张曙光 译）

　　一首优秀的诗歌总是这样，它的第一行就将作者的内心在读者面前打开。不遮掩，不吞吐，更不语焉不详。作者内心涌动什么感受，就直接写出什么感受。写法看起来简单，实则基于作者所经历的人生感悟，并将其压缩在看似简单的一行行诗中。读者体会到的，便是作者对语言的驾驭和对人生刻骨铭心的种种经验累积。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的诗歌无不如此，读这首《蝮蛇》，更能觉察其永不停歇的对人生与心灵的双重勘察。

　　阅读米沃什不是件轻松的事。在他那里，几乎看不到眼花缭乱的技巧，只有一行行直白的吐露。任何对米沃什的论述，都少不了赞其语言精确和致密。能做到这点，在于米沃什总是有话要说之时才提起诗笔，那些话又无不是经过沉淀后凝结而成的诗句。是以，阅读米沃什作品，每一行都不可掉以轻心，这是所有堪称伟大的诗歌对读者提出的要求，也是有志于接受时间检验的作品自身要求。

　　谁也不会陌生，诗歌是以形象说话的艺术，因为形象才给予读者最直观地打量，进而感受诗歌本身应有的坚实度。这首诗的起笔并无形象，甚至，在诗歌的前半部也看不到任何形象。但在读者眼里，并不觉得它们陷入空洞。不仅诗歌，包括所有的写作文体在内，最忌讳的就是言之无物。所谓“物”，其中一点便是依附语言而来的形象。庞德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创建的“意象派”影响至今，就在于庞德断然而准确地提出形象对诗歌的重要性和不可缺少性。无形象的诗歌，便如缺少骨骼支撑的血肉，很难看到力量的迸发。米沃什这首占据全诗一半的前八行非常奇特，在缺少形象的前提下，依然给读者异常扎实的感受。这使我们不得不问，这些诗句的支撑从何而来？

　　诗歌的第十三行“直到今天”四字告诉我们，这首诗是一首回望之诗。有回望，就意味有经历；有经历，就意味有感受。米沃什诗歌的明显特质就是充满对整个20世纪的经历和感受。在诸般感受中，米沃什自承对人生的“耻辱”体会最深。这种耻辱不仅属于波兰、属于欧洲、属于整个世纪和人类，还属于他一步步艰难走过的人生。所以理所当然，他想告诉读者和后人的异常丰富。而对一个经历漫长人生的人来说，没什么比将“真相”告诉后人更为重要。但人生的真相能轻轻松松地说出吗？如果能，人生不免变得简单，至少在米沃什之前，就会有一代接一代的思想家为后人、也为米沃什本人揭开他们前赴后继所要探索的谜团。事实上谜团从未消散，没有人能完整地说出生活，生活也复杂得不让任何人看到它的方方面面，因此无人能用个人经历揭开全部生活的底牌。个人永远替代不了全部。越是经历坎坷的人，越会感到自己不可能说出人生和生活究竟有多少种真相。所以，在米沃什这首诗中，他首先表明的就是自己在回顾个人的复杂人生之时，涌上难以言说的内心感受。以这样类似终极的感受入诗，诗句本身会变得格外沉重，它使得表面有无形象变得不再重要。它的每一行都携带米沃什最切身的生活领悟，这远比一个简单的形象更令人觉其繁杂。所以，我们不能武断地说米沃什这首诗的前半部没有形象。在这些句子背后支撑的，是他将波翻浪涌的全部感受内化成个人的思想锋芒。它刺穿形象，将高于形象的核心一把拎出。这就达到了用思想作形象的目的。做到这点，显示了米沃什对诗歌的深入理解——现代诗不再止于浪漫主义时代的简单抒情，更多是成为写作者全部人生和感悟的承载。这是米沃什诗歌最内在的力量体现，也是他最终高于一般写作者的强力体现。

　　是以，米沃什的诗歌总以诗句背后的蕴藏逼迫读者停留和咀嚼，但他又非常清楚，诗歌允许形而上，不等于就是形而上的艺术。没有人否认，在该诗第九行出现的沼泽不是米沃什亲身经历，包括接下来快速出现的毒蛇、矮松林、苔藓、扳机、散弹枪、子弹、白肚皮，甚至蛇背上的“之字形条纹”不是米沃什亲眼所见，但这些在诗歌后半部密集而来的形象并没有给我们太强的震动，至少，没有超过前面无形象阶段的震动。米沃什自己也说得清楚，这些形象的出现目的，是为了对应自己的全诗主题。它们既是米沃什的记忆抽取，也是诗歌的必然生成。这里体现了米沃什对材料的选取功力。无独有偶的是，作为意象，“蛇”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米沃什诗中，他的早年名作《路过笛卡尔大街》的结尾同样是“蛇”的出现。那条蛇是米沃什推石头将其杀死多年后的感受，“我生平所遭遇的，正是迟早会落到/禁忌触犯者头上的公正的惩罚”（见《拆散的笔记簿》，绿原译）。在这首诗里，“蛇”的出现同样是为一种更复杂的心理服务。这一次，不是“公正的惩罚”，而是“心灵的冒险”。两首诗值得比较，前者是推石头杀死蛇后遭遇惩罚，后者是用子弹射击蛇，但不知道是否真的将蛇杀死。前者的“惩罚”是确定的事实，后者的“冒险”则无法确定。被确定的是结果，不被确定的则更令人感到惊心。这既可以说是米沃什在晚年的诗艺增长，更可以说是米沃什终于发现，相对于“惩罚”，自己漫长一生的经历用“冒险”来对应会更为恰当。

　　也许，没有谁的一生不是一场冒险。外在生活的经历，内在感受的经历，最后都集中到人的心灵深处。总有人说，经历是人的财富。这句话掩藏的真实意思是人不可遗忘经历，更不可遗忘历史。但我们又从昆德拉那里得知，现代人最擅长的恰恰是遗忘。遗忘的后果，是让人的经历——尤其耻辱和苦难，一次次卷土重来。米沃什之所以反对法国象征主义者追求的“纯诗”，也反对在十九世纪末叶出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在于他眼里的诗歌意义是“尽全力捕捉可触知的真相”（见《米沃什诗集》前言，林洪亮译），哪怕他自以为“没有成功”，但依然在“尽全力捕捉”，这使我们在面对米沃什的诗歌之时，会发现他对全部历史的紧追不舍和对遗忘的拒绝，会使我们在掩卷之余，情不自禁地想献上由衷的敬意。

选择一种面对——读安娜·阿赫玛托娃《我已学会简单而明智地生活》

我已学会简单而明智地生活，

　　瞭望天空并祈祷上帝。

　　为了使多余的不安变得疲惫

　　我在黄昏前徘徊多时。

　　当谷底的牛蒡沙沙作响

　　黄红两色的花楸果垂下头来，

　　我编写欢乐的诗章

　　歌唱腐朽的，腐朽而美好的生活。

　　我回来了。猫儿轻舔着

　　我的手掌，令人爱怜地打着呼噜，

　　明亮的灯光在湖畔

　　锯木场的小塔楼上闪烁。

　　只有飞落房顶的鹤鸣

　　偶尔穿过寂静。

　　如果你叩我的门

　　我觉得，我甚至都听不见。

　　（荀红军 译）

　　俄罗斯诗歌历来以谨严、纯正为传统。在具有世界影响的俄苏诗人中，除了对形式大胆革新的马雅可夫斯基之外，其他诗人的作品大都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崇高感。而且，越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越是散发别具一格的庄重音调。就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的诗歌来看，其毕生作品无不具有从庄重中展开倾诉的魅力。作为读者，我们又从她的倾诉中触及她对生活的感知。若无此能力，阿赫玛托娃也不可能在诗歌中完成自己。

　　诗人有别于常人之处，主要体现在诗人拥有常人很难具备的观察角度和表现力度。对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来说，观察力与表现力，像是与身俱来的天赋。任何一种题材，都在她笔下点石成金。这首《我已学会简单而明智地生活》是她创作于1912年的早期之作。诗人正值二十三岁的锦瑟之龄，就已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创作才华。面对其作品，我有点诧异苏联文艺理论家阿·帕甫洛夫斯基对阿赫玛托娃“早期感受并不开阔”（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安·阿赫玛托娃传》第27页，守魁、辛冰译文）的结论。就这首诗来看，阿赫玛托娃已显示了她对生活的开阔体认。

　　生活如何解释？我们并不陌生，人类的野心之一，是企图将所有事物进行命名。但从古至今，也没有人对生活给出一锤定音的定义，原因是生活本身太过复杂。在西方，以苏格拉底为源头的哲学探索就是尝试对生活谜底的揭开，当接力棒到20世纪的加缪手上之时，谜底非但未揭，哲学还将任务归结为人生值不值得活下去的问题。这里掩藏的，就是哲学对生活最终的束手无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体验和认识，每个人也有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个人感悟。正因如此，人才会对生活投入自己的全部。需要强调，人投入生活，不等于能定义生活。我们唯一确定的，是人经历了什么生活，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我们体会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之时，真正的感受是哈姆莱特成为了生活本身，才导致每个看向他的眼光和视角不可能取得一致。

　　只是，无论哈姆莱特具有怎样的复杂性，也无论他具有怎样的悲剧性和多样性，我们能够发现，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始终将目光集中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并没有将双眼转向天空，更没有转向对上帝的祈祷。其中问题所涉，是人该凝视内心还是凝视天空？在阿赫玛托娃这首诗里，我们与其说她怀有俄罗斯人特有的信仰，不如说她将眼睛看向了更高处和更远处。决不能说，一个人凝视内心就是错误，但事实往往又是，人过于沉浸自我，容易使内心的沉重多于轻松、疑虑多于信任。在阿赫玛托娃这里，不能说她选择的是轻松，毋宁说，她选择的是思索。令人惊异的是，阿赫玛托娃在年轻时就给出了思索的结论，她确定自己一生的凝望方向是对“天空并祈祷上帝”。有了这一前提，她才意识到人在生活中沾染“多余的不安”后会使人“变得疲惫”。我们承认，“不安”和“疲惫”，是人生的必然心理，也是没有人能避开的心理。所以，人对生活进行什么样的选择就极为显凸。阿赫玛托娃劈头告诉读者，她的选择是“学会简单而明智”。这是与年龄极不对称的选择。因为“简单”与“明智”，往往是人在历尽沧桑才做出的选择，它意味一种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仍是山”的过程完成。所以，阿赫玛托娃的选择绝少是一个尚在青春期的人能做的选择，但她毕竟很坚定地做出了这一选择。这也就表明，阿赫玛托娃在她的花样年华时，对生活已有了自己深思熟虑后的判断。这使读者在惊异她的早熟与早慧之余，能感受阿赫玛托娃不是想从此逃避生活，而是为了进入更广阔的生活。

　　说这首诗体现了阿赫玛托娃对更广阔生活的进入，理由就是，她的目光在保有身为诗人而必不可少的内心凝视之时，对人之外的世界有了专心致志的打量。其结果是，阿赫玛托娃在感受中听到“谷底的牛蒡沙沙作响”，看到“花楸果垂下头来”，甚至精确地指认花楸果的“黄红两色”。这些被常人忽略的事物在诗人眼里显得异常珍贵，诗人也才能因珍贵的认识为它们“编写欢乐的诗章”。哪怕它们终将“腐朽”，但依然不失“美好”。这其实是生活对阿赫玛托娃选择后的回应——“简单而明智”给人带来“美好”的感受，即使诗人从复杂的生活中回到家里，也依然能体会种种“美好”的继续。当一只猫的呼噜让她觉得“令人爱怜”，当司空见惯的“灯光”“湖畔”“锯木场”“小塔楼”等事物转变成她笔下令人怦然心动的诗行，甚至，当诗人沉浸在“简单而明智”带来的内心“寂静”中，连“你”的叩门声也“听不见”时，都说明阿赫玛托娃对“简单”的“学会”的确有来自心灵又高于心灵的价值和意义。

　　当我们认真打量人生，会发现人最应“学会”的就是“简单而明智”，以及对万物全身心凝视而获得的“寂静”。人很难获得寂静，就在于人总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自我身上，集中在患得患失的内心忧虑之上。不是说人应该放弃自我，更不是说人应漠视内心的忧虑，而是一味追求自我和沉浸忧虑，会失去对世界本身的“美好”感受。从阿赫玛托娃这首奠基之作来看，正是她理解生活需要的是“简单而明智”，才获得高于他人的创作眼光，获得从世间万物汲取的能量。我们更不能忽略的是，在她写下这首诗的五年之后，俄罗斯大地出现狂风暴雨般的激变，阿赫玛托娃和所有的俄罗斯民众一样，被时代身不由己地裹挟。在她随后充满动荡的悲剧一生中，能始终支撑她的力量，未尝不能从这首诗中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