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学校开门办学的风潮似乎减弱了一些，同学们可以坐在教室里学习了。身子收回来了，心还在田野上驰骋着。附近村里哪儿种了黄瓜，哪儿种了西红柿，了如指掌。琢磨着在风高夜黑之时，猫了腰，迈着碎步，像鬼子进村去偷这些纯天然的水果蔬菜，以饱口福。上一届的班里，有个学生考上了大学，不过，他不是在我们学校考走的，在外地考上的。这同样被校领导和老师们频频举例说明，这是实锤呀不是瞎编的。我们也似乎看到这是一缕曙光，照耀着山村高中那些面似菜色，心灵干涸的高中生们。

　　我们上高中是推荐上的，考试只是个样子，学校领导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我没有进入领导的推荐名单。父亲知道消息比较早，联校的崔主任跟他熟，人家问他，你家娃怎么没有被推荐上呀？上还是不上？父亲赶忙说：上！主任大笔一挥，我的名字进了榜单。公布名单的那天晚上，一家子人刚从地里干活回来，坐在炕上吃饭，悬挂在墙上的广播喇叭响了，公社广播站的女播音员用极富磁性的声音宣读了高中录取名单，出乎全家意料之外的是，我被放在了名单的第一名。这个消息如春风拂面，好不快哉，欢声笑语不断，吃饭的吸溜声此起彼伏。那一晚，月亮把院子照得明亮洁白。

　　高中的教学模式依然延续着初中的路子。开门办学，走出去，到田野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主席的教导在耳边回响。可以想见，所谓的上学是个什么幺蛾子了。今天给这个生产队挑粪，明天给那个村配肥。今天这里需要收麦子，拉出去。明天那儿要收秋，继续前往……年轻稚嫩的肩膀，扛着大人们的责任，在家懒得动，到了学校各个生龙活虎，冲锋陷阵。

　　好在高考的曙光照进了现实，学习的氛围就像清晨田野里冒出的地气一般，慢慢氤氲升腾，逐渐地弥漫着校园。喜欢学习的学生操起了课本，不喜欢看书的学生坐在教室里要么窃窃私语，要么恶作剧地开怀大笑，后一种势力似乎更强一些，至少占据着半壁江山。当初进校门，就压根没有做任何学习的准备。提起高考，就像仰望天上的彩虹，可望不可即的。

　　老师们不断以上一年级的同学为例子，激励大家，好好学习，奇迹万一出现了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万这个节点，离万一太遥远。不过，还是拿起了书本啃了起来。真有下死功夫的，半夜关灯了，还秉烛苦读，真可谓青灯黄卷。不学习的还要讽刺挖苦那些勤勉之人，成熟和青瓜蛋子的差别就在这里。

　　我的作文好，每次上作文课，老师都会把我的作文当范文来讲。我对地理和历史课感兴趣，尤其是地理课。学校没有科班的地理老师，文科班成立了，总得有个代课的，一位副校长主动担当了这一重任。每次上课，老师讲的内容我都会，自己那点自尊心开始爆棚了，不断举手示意。刚开始老师还提问我，后来干脆对我的注目礼视而不见。我坐在下面急的团团转。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从来都是往后缩的。而地理课上的表现如同打了鸡血一般。

　　高中时，我姐姐跟我一个班的。她比我大三岁，初中毕业了没事做，一门心思想上学，父亲找了联校的崔主任，就进来了。高考她没有参加，一是年龄有些大，再就是高中二年没怎么好好学习，干脆放弃了。我在班里年龄算小的，也还懂事。大点的同学搞对象，玩耍，我不贪玩，也不懂谈对象，只有学习一条路。那时候，父亲舍得花钱给我订报刊，就连《中国语文》这样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都订过，可见其良苦用心。我读了很多课外书籍，尤其喜欢当代文学。

　　1979年的高考是在附近的光华中学举行。光华公社离我们村有30华里路程，必须提前一天去。如何进的考场，考的什么，都已忘却。现在只记得考试间隙，一帮子考生在考场附近的河滩，玩耍，闲聊，嘻嘻哈哈。几个象棋爱好者，摆摊下起了象棋，大家围在一起，看下棋，像集市一样。这一幕记得清楚，下棋的考生比我年纪大。我不明白的是，他们高考了还有时间下棋。象棋是随身带的，还是现场买的，至今是个谜。

　　时间不长，成绩出来了。落榜是自然的，学校推光头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好在乡宁县一中复习班把我录取了，同时录取的还有几个，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结果。公社高中似乎也有了几分面子。自己那点墨水，再不好好复习，上大学纯属天方夜谭。

　　1979年秋天的一个黄昏，父亲带我乘坐了一辆拉兔子的汽车，从光华进了乡宁县城。到了一中时，学校所有的教室灯火辉煌，亮如白昼。我好羡慕这样的地方啊。公社中学时，一到夜晚，仅有的一排教室，那点微弱的灯光，被周围大片的黑暗遮掩的可以忽略不计。黑暗是乡下夜晚的主宰。这时候才明白了一点，公社高中的气场远远不够，严格讲，它本身不具备学府的必要条件，它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产物。

　　二弟当时已在乡宁一中上学，我又跟二弟成了校友了。想起这些挺有意思的。公社上高中跟姐姐一个班，一块呆了两年。现在到了乡宁一中，又跟二弟在一起了。我是复习班，他是高一生，吃饭在一起。他中考结束后，在家里没事，给自己打了一只木箱子。到一中报到时，带着这只箱子。想不到还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条件艰苦，有些学生吃不饱饭，甚至偷吃别人的食物。父亲给了我们一笔钱，补贴伙食。县城西关有一家小饭店的馍馍、饼子不错，成了我俩伙食补贴的定点采购点。一次购买几天的量，回来放在箱子里，吃饭时加一两个馒头或者饼子，不能放开吃，七八成饱即可。这只箱子有没有被某偷吃的同学敲开过，已经忘却，只是别的同学食物丢失后在宿舍指桑骂槐，大家都知道是某某所为，只是不好点破。

　　那时候的粮油供应没有放开，上高中时，把家里的粮食拉到公社粮站，粮站验收后，粮票打到学校的账上，学校发饭票给我们，凭饭票到灶上吃饭。一中复习也一样，要把粮食交到指定粮站。有个本家叔叔在县粮食局工作，我的粮食手续不知遇到什么麻烦，找本家叔叔帮忙解决。想不到这位叔叔脾气暴躁，三锛两斧子跟对方吵翻了。有句话我记得清楚，他说对方：“他的粮食都交了，你不给办，是要贪污吗？”，一下子把对方激怒了：“就是不办，你要咋地？”本来是个小事弄成大事了，本家叔叔一气之下也走了。后来怎么处理的已经不记得了。那年代想多吃都不允许。

　　每次打饭，学生们拿着饭盆排队往掌勺师傅跟前移动，目光老早就盯着那把翻动的长勺子，心里直盼望轮到自己时，师傅能开恩，哪怕稍微捞点稠的，饥饿就这样笼罩着我。公社高中不存在这个问题。每周回家一次，母亲蒸上一锅窝窝头，周日背上沉甸甸的背包往学校走，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高兴地唱着小调。现在想起来，那不是去上学，纯粹是消费干粮啊。

　　乡宁一中的师资很厉害，其中外地的三位右派分子最为有名，被称为权威。物理老师林耀坤，俄语老师吴宏义，语文老师徐同。我复习时，林耀坤已经调走了，吴宏义还在。吴宏义老师的课带的好不好没听过，歌唱得好，跟广播电视里放的一样样的。当时，学校广播里每天定点播放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还有女声《红梅赞》等大红大紫的歌曲。吴宏义老师的歌不比李光羲差，他经常在化学老师的办公室唱歌，化学老师板胡拉得好，俩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宛若天籁，这是我这个乡下来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识过的高雅。心中揣想，真是不一般的学校啊，什么人才都有。

　　学校处在乡宁县城的最西端，旁边就是穿流而过的鄂河，那时候还有水，不大。学校依山而建，最高处是结义庙。复习班的学生住在庙里，一抬头，看到南山上高高矗立的文星塔。据说，这是为乡宁出过的名人而修建的，没有上去过。日日望着那座塔，心中的梦想若隐若现。大学谁都想上，不一定谁都能上。考不上大学，走师范学校也是不错的选择。农村的孩子跳出农门就是成功，师范毕业生当老师，就成了公家人，端铁饭碗，永远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

　　复习班的班主任老师闫晶，个子很高，头发花白，络腮胡子估计隔天不刮就能弥漫了那张稍显削长的脸。闫老师带地理课，左手写字，每次上课，拿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唰”地画出一个圆来，世界地理课就开始了。闫老师左手画圆时，明晃晃的手表会随着衣袖的下滑而显露出来了，多少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不过，很快又会被冬季风、夏季风给带回来了。闫老师话少，面冷，给人以距离。走进他时，能感受到心底的柔软。语文老师是郭之瑞，个儿不高，戴着高度近视镜，开口就笑，面若桃花，襄汾人。山西大学毕业，古文底子厚，普通话说得很好，讲课时的后音很长，抑扬顿挫感强，非常儒雅。数学老师董焕章，也是高度近视，由于眼睛近视，总爱眯眼，喜欢抬头看天，有种仰天长啸的气派。腿有点拐，走路不平。讲课时表情丰富，能把数学课讲出艺术感来，也算厉害的角儿了。老师的配备上，应该算豪华阵容了。

　　第二次高考，我还是落选了。从公社高中过来的几位同学，有一位考上了山西师范学院，其他几位去了隰县师范学校，我差几分没走了。心中的气馁，如淤泥一样无法排泄。

　　带着极度的颓丧回到家，每天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帮助家里干活。话本来就不多，这时候更少了。邻居老伯看见我抑郁难解，闷闷不乐的样子，开导我说：想开点，在村里也一样生活。我理解他的好意，那根筋总是拗不过来。别人能考上，我难道真的不行吗？这次失利不是水平问题，发挥失常，再复习肯定没问题。

　　我还是对自己有信心的。再进复习班是顺理成章的事，班主任老师庞金斗，刚从山西师范学院毕业不久，他带政治课，对学生要求很严。我迟去了一个月，听说庞老师不断地提起我，说高海平怎么还不来复读？

　　庞老师讲哲学、政治经济学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先分析题，再一步一步逻辑推理，这种推理有一定的套路，然后得出结论。不管碰到什么题，都可以如此这般炮制，效果很明显。庞老师留寸头，面貌刚毅，镶了满口的金牙，说话时，目光坚定，干脆利索，金色的光芒会随着每字每句从口中闪出，大有金玉良言的意味。他很关注我，每次都要调侃几句：学习这么辛苦，你还长这么高的个儿。我1.85米的身高，很早就定型了，只是体重上不去，又瘦又高，像个打枣儿的杆子。

　　语文课碰巧是大名鼎鼎的徐同老师。徐同的威名早就耳闻，在公社高中时，语文老师李德信提起过，很不以为然，也许是同行相轻吧。当然，李德信老师也很有水平，师专毕业生。第一年在乡宁一中复习时，经常看到徐老师潇洒的身影。上课时，总有女学生搬着一把椅子跟在他的身后，这是别的老师不曾有过的待遇。徐老师不住校，他在县城老街的东头洛河边有房子。每天早上，老街上会出现一位像徐志摩一样潇洒的男士由东向西穿过整条老街。老街由石头铺就，皮鞋走过时会发出“笃笃笃”的声响。这位来自北京的男士，会把贵族一样的派头在这个天高地远的小县城成色十足地演绎一番。鸭舌帽、长风衣，黑色手提包，这是他的标配。这个形象一出现，行走的人会停下脚步行注目礼。这个男士就是徐同老师。

　　徐同老师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上课不同凡响，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文思泉涌，滔滔不绝。上课时往讲桌上放一盒香烟，边讲边抽，板书潇洒，有金石之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二弟曾经羡慕过我，徐同曾经安排给他们班带课了，好像有事请假回北京，一直就没有上过课。在乡宁一中上了三年学，没有听过徐同老师讲课，真的遗憾。而我正儿八经听徐同老师讲了半年课，直到1981年初，他被调到了山西师范学院语文教学通讯社。算起来，我属于徐同老师的关门弟子了。多复习了一年，遇到了徐同老师，并能聆听半年的授课，也算是福报。

　　徐老师是名副其实的语文权威，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尊重。在乡宁地盘上，两代人接受过徐老师教育的，属于正常现象。教育局的官员有时候也对其礼让三分。我曾在教育局门口碰见过徐老师给一位副局长请假的场景。乡宁教育局在一面很长很陡的坡上。这个天然的坡度，每次去办事总给人以衙门的感觉。徐老师请假要回北京，局长不允许。想不到徐老师像连发子弹一样的语言，把对方击得防不胜防，最后连连摆手说，回吧，回吧，办完事早点来。我不了解徐同老师当时右派的帽子摘了没有。不管摘没摘，他的话锋犀利，一旦打开闸门，如入无人之境。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就是徐同老师的性格。

　　在乡宁一中复习，就不像在公社高中那样每周回家了，一呆一两个月，一是路途远，120华里。二是不方便，不通班车，从县城坐班车到光华，再从光华徒步往回走30里，全是山路。现在我依然喜欢行走，这是从小练就的童子功。记得有一次进城，坐顺车到了离县城还有30里地的管头镇车不走了，只好徒步往县城赶。当时，雨后不久，马路上全是泥巴，柏油路上低洼处也堆积了厚厚一层淤泥。汽车碾出两条道儿，就顺着车辙走。这时，后面来了一辆自行车，打老远铃铛摁得山响。我回头一看不是汽车，就没有让道，没法让啊，要让就得站到泥里去。骑车子的人，快到我跟前了，看我还不避让，只好车把一扭歪到旁边。下车后怒气冲冲，骂骂咧咧，还想动手揍我。我没有理会继续沿着车辙走。他的自行车骑到了泥里，怒气撞上了空气，化为乌有。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时间过去了太久，绝大多数都随着时光的流逝遗忘殆尽。今天写这篇文章时，强迫自己回忆、怀想，就像摁着一个人的头往水里钻。历史无法重复，时光难以倒流，只能打捞钩沉。重现的只能是一鳞半爪了。

　　第三次高考如期来临，作为一个久经沙场、屡败屡战的勇士，神经还是会高度紧张的。做数学题时，一道分数不低的题目曾经做过，就是不知如何下手。越是紧张，脑子里越是慌乱，眼巴巴地看着时光流逝。到了收卷时，那道熟得不能再熟的题还是没能答上。其他几科发挥正常，尤其是地理和历史，心里多少有了底气。估分时感觉这次应该会受到上帝的眷顾。一身轻松地回到了家，回到了乡村田野。

　　我的脸上明显有了笑容，邻居家的大伯看见我快乐如小鸟的样子，开玩笑地打趣：这次要飞走了吧？我憨厚地一笑。我每天卖力的干着农活，满脑子过电影，把这次高考做过的题重新过一篇，每天如此。每次过完电影后，信心都会从心底升起再升起。姐姐听了我对这次高考过程的复述后，也觉得没问题。

　　高考录取线公布后，我们全家人乐开了花，心里那块沉重的石头终于落地了。邻居大伯乐呵呵地说，你天生不是咱村里人。全村人都相继投来美好的祝福。喜鹊也在院子的枝头吱吱喳喳叫个不停。老话说得好：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第三次冲顶成功，也算是老天对我的执着坚持给予的回报。

　　这次高考，我的数学有了进步，比想象的好，虽然有道得分题没做出来留有遗憾。英语全凭蒙，也得了一定分数。历史、地理、政治是我的得分武器，最喜欢的语文很不理想。一位从理科转过来的同学讥笑我，语文还没他得分高。不管如何，第三次高考过去了，自己报考了距离最近的山西师范学院，上了中文系，圆了大学梦。

　　一道坎，我迈了三次，终于跨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这都是人生的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