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半，我准备出门。

　　白鑫躺在床上，无论我干什么，她都盯着。她得了重感冒，一到半夜就胡言乱语。今天，她不得不请半天假，她说她值得休息一下。我告诉她我一会要出门，她用黏滞的嗓音要求我弄点茶来给她喝。

　　“现在能喝茶吗？”我提醒她，“你刚吃药没多久。”

　　“拿茶来！”她叫道，手肘上的银器把桌子撞得当当响。我瞧了她一眼，她把手抵在胸脯上揉来揉去。当我把茶盘端进屋时，她已经坐起来了。

　　“你是要去上班吗？”

　　我点点头。

　　“真的？”

　　阳光越过云层，早晨下了点雪，窗台上的雪正融化成一摊污水。一辆运白菜的卡车停在窗前，它就在这里抛了锚，白菜都被运走了，阳光消失在生锈的卡车皮上。我又看见一些破碎的塑料袋挂在发红的树杈间。

　　“看着我！”白鑫盯着我，她厚实的眼睑看上去出奇地黯淡，“你又来了，是吗？记得我说过什么吗？别撒谎，现在我看得出来。”

　　我把目光放在衣柜把手上，仔细研究上面镂刻的花纹，想象握住它时的手感。我想起有一天，那时我正在写什么东西，孩子去上学了，白鑫在厨房里打破了一只碗。她拿着一把切肉的刀从厨房里出来，站在我面前，质问我究竟要写到什么时候。

　　她垂手立着，“有时候我真想一走了之。”她说她受够了我和我的笔。

　　“你为什么非得写出来不可！”她低下头。

　　“我要的只有这个。”我背对着她说。

　　没过多久，她从背后抱住我。

　　“面对现实吧，”她说，“你面对现实吧！面对现实吧！”她手里紧紧握着那把锋利的尖刀，刀尖正对着我的喉咙。牙齿被我咬得咯咯响，那一瞬间我想把刀夺过来，扎进她嘴里。

　　“别当咬自己尾巴的蛇。”白鑫说。

　　从那开始，她总在额头上绑一条缎带，手上戴着沉重的银环，在家里四处焚香，买来宣纸和红色的纸。有一次她差点把家给点着，我看见她在冒烟的屋子里站着，穿着奇怪的长袍。她头上的带子松了，从耳朵后面一直垂到胸前。她像看不见我似的，在我加速冲进屋里之前，她慢慢跪下，朝我的方向郑重地磕了个头。

　　“我得去个地方，”我说，“也许去看看杨溢海。”

　　“又是长得像个老鼠，四处乱钻的那位是吗？”她举着热茶往嗓子里灌，“我觉得今晚会更糟，你要把我自己丢在这里吗？你为什么不写了？或者工作？那个肯定更有意义。”

　　“不知道，”我帮她倒上茶，“他就要走了。”

　　“这次又是哪？”

　　“这次他非走不可。”我看着白鑫。

　　“你就不能认识一个正常人吗？”她接过茶杯，见我打开衣柜，她又说，“他走不走关你什么事？你要给他送行？还是要和他一起？”

　　天突然暗了下来，屋子也越来越暗。我用力吸了口气，衣柜里到处都是樟脑丸，但相比于屋里滞浊的空气，衣柜算是一处休息区。

　　我和杨溢海就是在保险大楼的休息区那认识的。我去找工作，他路过进来歇脚。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当过万能工、糕点师、司机、程序员，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学雕塑。我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永远都在路上。别人会这么说，这种人因为比我们感情热烈，比我们热爱艺术和生活，于是比我们更早也更持久地获得了活着的快乐。但杨溢海不属于这种人，他不属于那种飞到死的无脚鸟，而更像是一只飞越太平洋的麻雀，下面是无边的洪涛，随便蹦出来的什么鱼就能置它于死地，所以它飞啊飞啊，一刻也不能停。

　　“你究竟想做什么呢？”我问过他，他的回答永远是“做我自己”。可他已经四十八岁了，还没有结婚，也没有伴，住在他母亲留给他的房子里，随时随地，说走就走。他对我说过，“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想要留下。”但不久，他又启程去了别的地方，这里就像一个中转站，一处灯塔，因为在这里，他说，他活不下去。我想有什么活不下去的！但有的时候，比如现在，我很羡慕他。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艘随波逐流的巨型货轮，常年累月，目中无人地在水面上晃悠。

　　我的船已经靠岸。

　　白鑫闹不明白。

　　“你得睁开眼睛看看周围，这地方不只有你，”她说着，“这就是你写不下去的原因，你唯一能看见的只有你自己，不然你会发现点东西的，不然你会放弃写作，投奔一条光明大道！”我拿着外衣转过身。她盯着我，“你有什么想说的？”她问。

　　“我希望你闭嘴。”我说。

　　“老混蛋！”我听见她在那嘟囔，脸颊不知怎么变得通红。她马上扶着胸口，身体往床上缩了一点，将被子盖过肩膀。“不想了，不想了……”她小声告慰自己，“对不起！”她说这话的时候诚恳地望向天花板。这真够棒的！我心想，她一定是吸了某种精神吗啡，现在已经停不下来了，多棒啊！

　　“你整天在家，却骗我说你在外头工作，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找的是个兼职？什么时候我能听到你说实话？我只要一句实话！”

　　“到时候，”我穿戴整齐，面对着她，屋子变得更暗了，污水顺着楼上的窗台往下滴。“我会让你知道的。”我说。

　　白鑫在我身后叫起来，“你还算个男人！”

　　我扭头朝她笑了一下，继续往外走。

　　“你们算什么男人？”她趴在床边，半个身子吊在床侧，她还没完，“告诉他，天下有这么多男人，你们不在其中。”

　　外面起风了，风吹落枝头的积雪，雪好像又下了起来，地上已经有明显的结冰。车子小心翼翼地上道，轮胎压过结着冰雪的路面时，发出类似刹车的声音。时间尚早，我决定去拐角处的烤肉店里坐坐，我认识那的老板。

　　这原本是一家火爆门店，位于巷子最里面的拐角。来这吃饭的人的车子曾把整个巷口压缩了五厘米，居民只能侧身通行。老板以前是个画家，不再卖画后他开了这家烤肉店，三个月前他父亲去世，我还去吊唁，到场的人并不多，属于他父亲的花圈很快被写满其他名字的花圈替代。反正从那以后这店就不行了。

　　我走进巷子，在烤肉店门口站了一会，跺了跺脚，招牌上的红字褪成磨白的颜色，戳立门边。墙体两侧疯长的藤蔓植物，从灌木丛里出发，占领了挂招牌的铁架，像带倒刺的铁丝电网，将充满水汽的玻璃团团包围，一起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我进去的时候，老板老板娘和服务员正在桌子上烤肉，店里一位客人也没有，他们招呼我过去。

　　“给这换个篦子。”许泽宇喊道。余丽坐在他对面，身边是店里新雇的服务员，现在这里有他们三个就够了。我坐到许泽宇旁边。

　　“阿丽。”他拿筷子敲了敲炉子上的铁管。

　　那个服务员霍琪——只有余丽叫她琪琪——还在往烤焦的铁板上铺肉。

　　桌底下放着一箱啤酒，但桌上打开的酒都还没喝，许泽宇替我撬开一瓶，递过来。

　　“我们来把这上面的吃完。”余丽说。她把烤好的牛肉夹出来放到霍琪的盘子里。这个服务员的手很细，皮肤棕红透亮，脸像瓜籽瓤，头发一直垂到腰；她年纪不算小，但听说一直在锻炼，屁股很翘，笑起来嘴角有一圈半圆形弧线，让你觉得她整个人就像拉弓时候绷紧的弦，有一种天然的反作用力。你会设想有一天能逮住这样的一个女人。篦子上剩下的肉开始冒烟。

　　“你自己吃吧，”许泽宇仍在敲篦子，“只有你们俩才吃得下，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干净，这已经是最低要求了。”

　　“你怎么不自己去换？”余丽把烤焦的肉统统倒进盛剪刀的圆筒。霍琪看了他俩一眼。

　　我刚要起身，被许泽宇拦住。

　　“我是老板还是个跑堂？嗯？”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根烟，当着我们的面点燃，把浓烟吹向对面，霍琪皱了下眉头，余丽看着她。

　　我知道他又开始了。他跟我说他戒烟戒了三年，在他看了三个月的心理医生以后，他又走到老路上去了。许泽宇嘴角叼着烟，把桌子拍得当当响，烟灰缸跳了起来。

　　“我是你的丈夫还是你的小开？嗯？”

　　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副梵高的杏树枝，底端的蓝天背景被烟油熏得发黄。我盯着这幅画看。

　　余丽起身把新篦子拿来，啪地摔在炉子上。

　　“这下你满意了？塞吧！”她站在那看着她丈夫，“新篦子旧篦子对我来说没差，”她嚷了起来，“吃的不会自己飞过来，懂吗？吃的、用的，连一个该死的尿盆也不会自己飞起来！”

　　“你瞧瞧你，哼！呸！”许泽宇朝他那边的地下吐了口痰，他冲着余丽笑，“你瞧瞧你哪还像个女的？要我说这屋里没有女人，懂了吗？”他使劲吸了口烟。

　　余丽气得发抖，霍琪拉她坐下，她把面前酒杯里的酒喝光。

　　“琪琪，小田，你们看见了，我怎么能跟这种人一起生活呢？过了快二十年，天哪！”

　　我笑了起来，赶紧端稳酒杯。

　　许泽宇说余丽是一个怨妇，我问他哪个女人不是？她们好像就是奔着那条道上去的。余丽嫁给许泽宇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柜台小姐，他把她从百货大楼的柜台请回了家，从此她不必工作。他父亲生病时，余丽在家照顾，后来他们开了这家火爆一时的门店。在我的印象里，他们从没缺过钱。

　　“我想要一个宝宝，男孩女孩都好，”余丽说，“现在我一冒出这个想法，我就给我自己一拳。”

　　我和许泽宇碰了下酒杯。我有一种预感，在我们眼前正上演着什么。

　　“亲爱的，别这么想。”霍琪抚摸着她的后背说：“真的，别伤害你自己。”她继续抚摸她的头发，我想象她纤细的手指正插向毛发旺盛的丛林。

　　“我之前有过一个男朋友，他是属于我曾经最爱的那个，我们爱到了人类不能想象的地步。”霍琪说，一只手握紧酒杯。我递给许泽宇一个眼神，他抬起下巴听着。

　　“我们是在酒店认识的，在后勤部，我们都是服务生，然后有一天，我们都觉得生活钻进了一条死胡同，于是我们一起喝了杀虫剂。被送到医院之前，我以为我们死定了，医生给我们洗了胃，”她攥住酒杯的手指骨因为用力而发白，“但我没有死，他也没有。我在病床上醒过来，麻醉剂的劲还没过，我感觉自己被锁住了。医生走过来看我，我问他和我一起来的那个人呢？他说他已经爬起来走了——他竟然——爬起来，走了。他在乎过我的死活吗？我付了双份的医药费后去找他，我们结了婚，不到一年，我们决定离婚。”

　　“哦，天呐！”余丽敞开怀抱。

　　她接着说：“大概又过了四五年，在街上，老天让我又碰上了他。他又结了婚，有一个女孩，十岁了——他后来告诉我的。一开始我们互相都没认出来，只觉得对方很眼熟，我看着他就像正在参观一间陌生的房间。他终于熬到了酒店领班的位置，但跟我说他过得并不好，连请求孩子开门都得掏钱，他老婆婚后胖了五十斤，动不动就把他按在地上打。他说他常常想起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想起我们那时候爱得有够疯狂……这么说吧，他一直旁敲侧击，希望他老婆和孩子能从他身边消失。那个自私鬼、逃犯，他还想和我重修旧好！”她把手从杯子上拿开，手指抵住桌子，“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我们没离婚呢，我会不会变成那个胖了五十斤的女人，她得多么绝望啊！当一个女人要动手去打一个男人，这和喝下毒药有什么分别？”

　　“宝贝，到这来。”余丽抱着她。

　　我朝许泽宇耸耸肩，他端起酒杯，我们干了一杯。

　　“我没办法爱上任何男人了。”霍琪说。

　　我看见许泽宇靠在椅背上抽烟，仰着脸。这是他的第七根烟。

　　篦子上有一条烤焦的什么东西，我觉得应该是一棵无辜的青菜，它在篦子上留下一片焦黑，使得新放上去的肉立刻冒烟。

　　“因为和男人在一起，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霍琪擦干眼泪，“他要你做他的情人，做他的妻子，做他孩子的母亲，可你永远做不成他生命里的主角，直到你退出他的生活。”

　　“一点没错。”余丽说。

　　她抓住余丽伸过去的手说：“恋爱、结婚、生孩子，没有谁真正关心别人，生活只有过过过过过……那是什么鬼日子啊！两个人携手同行根本不是出于关心而是因为分开以后大家都没地方可去，赚很多钱，生很多孩子，留下一大堆遗憾，难道这才叫人生？如果要我选的话，我可以抛开一切。我要跟一个看得见我，不会轻易掉过头去的人一起，人们应该把那个称作爱情。”

　　“疯了！”许泽宇指着她嚷道，“这有个疯子！”

　　余丽把霍琪的头埋在她胸窝，吻了吻她的头发，手在她后背上来回摸。

　　“毒蛇！”许泽宇把烟头使劲按进烟灰缸，那里已经拥挤不堪，烟蒂一直往下掉，顺着桌上的啤酒痕向下流，打湿了他的鞋尖。

　　“她就是你的敌敌畏！”他站起来对余丽说，然后往厕所的方向走，厕所就在厨房旁边。他把路走得七扭八歪，到厕所门前又点燃一根烟，叼在嘴上，两只手撑着扶手，他把脑袋贴在自己的手背上。

　　现在座位上只剩我们三个了，她们盯着我看，我觉得别扭。霍琪倚靠着余丽，她身体的曲线像一条崎岖的山路。我扭过头。

　　“你能理解，对吧？”她突然问。余丽看着我。

　　我喝了口酒，点点头。

　　“爱情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我说。接着，我看见余丽抓起霍琪放在桌边的手，她俩在我面前十指紧扣。

　　窗户上铺满了薄纱般的水汽，脆弱的阳光照在上面立马折回。店里被沉重的烟雾点亮，我看不见原本应该缠绕窗子的干枯藤蔓，它们那么有力又那么密集，屋里的人居然毫无觉察。

　　那天我去接白鑫下班，倒进车库时，轮胎漏气了，一路上我们吵个没完，我使劲按喇叭，白鑫拍着车窗大喊大叫。上楼后，我们围绕轮胎泄气这件事继续吵，就像鞭炮有一条过长的引信，让我们把早就看彼此不顺眼的事实放在一边。是她先说的，“离婚吧！”时间停了几秒，白鑫说：“这么吵下去还有什么意思？不和你吵，继续这么过下去还有什么意思？”我点了点头，好像离婚这个戏码已经在彼此心里排练了上千次，终于可以登台亮相了。我们坐下来，开始商量财产归谁，孩子归谁，以及由谁来通知孩子这件不可挽回的事。等孩子到家，我们已经差不多了，我下楼倒垃圾，发现车门不知又被哪个混蛋划了一道。

　　“车子是你买的，由你来修。”我说。

　　“说好了车子归你，孩子归我。”白鑫说。

　　“你是要我带着一堆你的手续去修理你的破车吗？难怪你肯把它留给我。”我要求修改拟定协议。

　　白鑫叫起来：“混蛋，滚出去！你现在就从这滚！”

　　孩子一进屋就把门反锁，我们在门外吵个不停。白鑫把她能够到的东西都往地上摔，酒冒着白沫，浸湿了瓷砖上玻璃的碎片，我们谁也不在乎了，反正一切都会重新开始。就在这个时候——后来白鑫把这称作天意——我接到一通电话，是养老院打来的，说我母亲因为突发心脏病正被送往医院。等我们赶到医院时，母亲走了。医生在我们面前转过身，那感觉就像兴奋过度之后的片刻，大脑完全麻木。我跪在地上，胳膊抱住双膝，用头去撞膝盖。就在这时，白鑫也跪下来，她开始向我道歉，她说着说着，我们都哭了。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紧紧抱着她，像抓住悬崖上离我最近的一根枝桠，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我唯一确定的是，我们将会彼此搀扶。

　　吵架前，白鑫总摆弄她的笔记本，她会把明明知道的垃圾邮件点开，再放进回收站，可渐渐她有了抵抗力。她每天会先往嘴里塞一片安定然后才起床，她不再加班，也不再催促我出去找工作。儿子的成绩如股市崩盘，一路狂跌。她只是在网上为自己订制了两件拖地长袍，在家时换着穿；她还在家作法焚香，给手腕套上沉重的银环，头顶扎起缎带，嘴里念念有词。就这样，她蜕变了。我琢磨，她一开始信的应该是佛教，但慢慢就有点走样，在看破了生活的不幸以后，皈依了着魔教，然而这却成了一个不错的契机。我们联合起来，一个撬开儿子的房门，另一个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现在，那扇该死的门再也锁不上了。她状态不错的时候，我们会出去散步，朝着一个方向。

　　有一次不知走了多久，白鑫突然停住，四下看看说：“我们竟一起走了这么远，”她问我，“你累了吗？”

　　“还可以，”我说：“我还能再走一段。”

　　“还是回去吧。”白鑫说。

　　我们沿路返回。天在我们周围暗下来，就像“爱”这个字，正在逐渐变暗，并被黑暗吞噬。我把手从兜里拿出来，拉着白鑫的手，她两只手都握着我，这让我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人只有在那个时候才配谈爱，才有了那么一点点资格去爱别人，被别人需要。我们一起回家，我知道她的感觉，我也是，有谁不是呢？日子还在继续，日子不会为你，也不会为我而停下，我们也是一样。

　　“你的书写得怎么样了？”许泽宇突然问我。

　　“不写了。”我说。

　　“不写了！什么叫不写了？”

　　“写不出来了，”我把剩下的酒喝光，又重新打开一瓶，“也没什么好写的。”

　　“知道我想要什么吗？”他看着我，咧开嘴笑了。他的脸圆滚滚的，胡子皱纹应有尽有，他长得像他的父亲，那个矮小的胖老头，他活着的时候我见过他一次，那时他蹲守在他儿子家的小区门口，手插进袖口，秃头，脑袋上总戴着一顶旧式短舌帽，脸上除了眉毛就是胡子，像从森林里来的人。

　　“我以前想要一台宝马，”他摇头晃脑地说：“现在就停在后门那。我以前想娶个漂亮的女人，现在她正坐在对面，辛辛苦苦服侍了我将近二十年。”

　　我笑了。

　　“是时候该遭到点报应了。”他说：“你说呢，阿丽？”

　　余丽一直盯着他。

　　“别那么叫我，兄弟，碰见你，我想是因为我上辈子杀了人。”她转身正对着霍琪说：“你不知道这有多难，老头没走的时候，我连梦也不做。多少次我醒来，拉开窗帘一看，外面还是黑天，时间才过了一个小时，你知道我一晚上要确认多少次黑天，天就像是怎么也亮不起来了。”

　　“你不做梦，是因为你不敢做梦。我把财产全都给你了，姐妹，还有这家店，这家店也是你的。”许泽宇指着天棚说。

　　“我得爬起来，继续活下去，这就是我的职业。”余丽撕扯着她的领口，我几乎能看见她下陷的乳沟。她是个冷淡的女人，头发很短，脸上表情坚硬，笑起来嘴边的皱纹像两条深深的刀疤。我想她以前一定不像现在这样。

　　“瞧她那不知足的样儿！”许泽宇对我说。

　　“你这头狼！”余丽指着她丈夫，“我什么也不要，我说过我要什么了吗？”

　　现在换成霍琪搂着她了，她们的脸颊碰在一块，又红又肿，像是在加热的酒水里烫过了。酒继续往许泽宇鞋上滴，携带着越来越多的烟蒂，像泥石流，他眯起眼睛看对面那两个人。我发现他酒杯底下也沉淀了一层烟灰渣子，他说没关系，这杯子很深。我想这三个人都醉了，余丽还在喋喋不休地说她服过苦役。

　　“我累了，就这么简单。”她说她每天都要在那个已经不行了的老头面前装着一切正常，装着充满希望，“真真太他妈难了！”

　　“他需要你！”许泽宇忍不住大叫起来，“该死的，他需要你！”

　　“难道他只需要我一个吗？难道他是因为看见我，才会在日历上画圈吗？”她站了起来，等她坐下时，她肩膀向前耸着，手捂住额头说：“我真不知道该可怜谁。”

　　她把头靠在霍琪肩膀上，看着许泽宇。他的手握成拳头，抵住桌角，无名指上的戒指发出颤抖的黯淡的反光。

　　“有孩子就会不一样吗？”许泽宇问，“有孩子你就不这么来了？”

　　“和孩子没关系。”

　　“还是我给你的不够多？全拿走吧，”许泽宇扯着衣服前襟，“趁着饭店没黄，看看这还剩些什么。”

　　“光有钱就完了？”

　　“没钱今天你就不会坐在这，该死的！没钱你就不敢和我这么嚷嚷，”许泽宇拍着桌子，“阿丽，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可你还嫌这绳子不够细是怎么的？”他伸手够到一片菜叶，叶子皱皱巴巴，上面有许多青虫咬穿的洞，青白色的菜帮像一根骨头。他甩掉叶上的水珠。

　　“谁能把菜帮摘掉？怪不得没人肯来，谁要花钱来吃这些没人稀罕的东西？我早就说了食材要新鲜，尤其是最容易坏的这些，有人带耳朵吗？”他看了看霍琪，对余丽说：“你整天捧着这根老咸菜，不就是为了跟我算账吗，这家店倒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闭上你的嘴！”余丽一把拽过他手里的菜叶塞到自己嘴里。窗外一辆红色轿车不停地按喇叭，轮胎碾过门前沙地的声音像下雨，那车子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疯了吗你？”许泽宇喊道。

　　“我不在乎，”余丽说：“而你只在乎钱。”

　　“现在它们都归你了，疯婆子，你还想怎么地吧？”

　　“我是双鱼座，我的人生要什么都经历一番才不算白活。”她抱着霍琪说。

　　“滚远点，妈的！”许泽宇骂了起来，“都给我滚远点！”他一把抓住烤肉架，将烤焦的篦子掀翻，上面黑色的肉都飞了起来，篦子撞向墙壁上的画作，在杏花瓣上留下两道阴影。黑色的渣子从炉子里往外冒，烟雾像驮着千斤重的鼎一步一步往天花板上蹿。

　　霍琪起身说要去上厕所，但她走进了厨房。余丽看着她，也起身朝厨房的方向走。

　　我看了一会画，又看了看许泽宇，他大喘着气，看着我眨了眨眼睛。我说我要去厨房瞧瞧，这究竟算怎么回事。帘子卷得高高的，我走到厨房门口。霍琪正在帮余丽系围裙，余丽双手撑着桌台，头向后仰，霍琪扶着她，头发散落下来。余丽转过身，围裙悬在她脖子那，她把头埋在她的长发里，她们就像暴风雨里不小心缠在一块的电线杆。

　　我折返回来。许泽宇孤身坐着，两只脚盘住靠近酒箱的桌腿，脸贴在桌子上。

　　“嗨，你不该在这里喝酒，喝这些掺了狗屎的玩意儿。”我又坐回他身边。

　　他歪着脖子对我说：“你什么也没看见。”

　　“我倒情愿我瞎了。”

　　许泽宇坐了起来，燃烧的炉子在我们面前，灰烬和火星直往上蹿，空气里黑色的粉末和他酒里的烟蒂一模一样。他把手搁在炉子正上方，往下移了一寸，又往下移半寸。

　　“哥们儿，你这是在引火自焚。”

　　他看了我一眼。

　　我告诉他厨房里全是家伙，如果他还想当一个男人，就该好好利用。我说如果他需要帮助，我会考虑考虑。

　　“我不想弄脏我的厨房。”许泽宇说，他就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而且还在漏气。

　　“你难道把一切都给她了？糊涂啊！”我问他，“宝马还是你的吗？”

　　他开始笑，我就当他疯了。

　　“你为什么不继续看心理医生？”我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烟盒，空的，我摸了摸另一边的口袋，然后我在他裤袋里又发现两盒黄鹤楼，衬衫里怀那还揣着四盒外国牌子的香烟。我把烟往桌上一摊。

　　“你难道想靠这些撑着？”我拍了拍他，“你看看你，整个人都颓了！”

　　他还在那笑，笑得嘴都合不拢。酒从他嘴里直往外涌，他乐得趴在桌上，脸浸在源源不绝的酒水里，我都不知道从他眼睛里冒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他哭了？操！这里难道还缺水吗？我想他一定是被伤透了。

　　他开始跟我讲他的父亲。

　　“上学时，每次我答不到九十分，我爸就用皮带抽我；每次抽完，他都要花上大半天时间跟我解释我挨的每一道伤口的原因，我爸是个大老粗，他的行为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解释——鞭策。他老是鞭策我。我爸是个养鸡专业户。”许泽宇说。

　　他父亲养阉鸡。一般小公鸡长到一斤多重的时候就可以阉割，阉割后下放到鸡棚，等到过年时全部宰杀，新春过后，家里会再买进一批鸡崽。他父亲不仅养阉鸡，还养壮鸡，壮鸡是把母鸡骟了，长大后，模样像公鸡，味道鲜嫩，是他父亲从一个武定人那学来的。父亲养鸡，每天早早起来往两拨鸡槽子里放谷糠，蹲下身子看它们喝水，它们也都熟悉父亲，等他来到棚里，就跟在他脚前脚后拥攘；他父亲也爱鸡，虽然它们只有很短的生命，而且每年都是如此，新来报道的小鸡不免让人心生怜惜，因为它们注定都要被开膛破肚，而且为了肉质鲜美，它们必须以扭曲的样貌生活，可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他父亲从没吃过一口鸡肉，过年的时候，他就喝清酒，挑清淡的菜吃，剩下的时间，他只站在门口抽烟。

　　村子里只有他父亲有这种好手艺，一把手术刀，正面是生活的希望，背面是生活的阴影。他母亲只有许泽宇一个儿子，她希望儿子能尽快继承父亲的绝活，尽快结婚生子，让她抱孙子。村里的男孩一到十七岁纷纷成家，但他父亲却要求儿子努力学习。他告诉儿子，你早晚都会有个女人。因为这个，他母亲和父亲在家里大吵。

　　每天他上学前，父亲早就起来，站在鸡棚那。他走过去，父亲把手背在身后，回头看他。他不戴帽子，秃掉的前额上仅剩的几缕头发在晨雾中闪闪发亮，像涂了油膏。他走过去，和父亲看一会鸡，他讨厌这群鸡，其实也说不上讨厌，只是在一个孩子心里，没办法对这些意义全无的生命抱存欢喜之情，尤其是当他看见鸡肉以各种各样的烹饪方式被端上桌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到底会不会是他曾凝视过的鸡雏，这些鸡从没有真正长大过。早上的露水带着一股浑浊的鸡粪味，他走到父亲身边，他父亲什么也不说，爷俩看一会拼命啄食的鸡以后，父亲提醒他时间不早了，他就背好书包出发。有时候他父亲会跟他多说几句，尤其是当他昨天晚上刚挨过打，他会感慨，这些鸡的生命太短了，还没活个明白就要去死了。他会说：“人的生命也很短，人也会有死掉的一天。”然后他告诉他的儿子，“别浪费，儿子，千万别浪费。”

　　一年四季，他父亲就站在鸡棚前，看着一批又一批小鸡长到合适的尺寸，从左边的鸡棚换到右边的鸡棚，然后在每一个红色的冬天，父亲再亲手把它们送走。

　　他考了两年大学，第一年没考上，回到家，对家里人说他决定学习养鸡。

　　“即使上了大学，你们也供不起我，”他对父亲说：“何必呢？即使上了大学，说不定我还是得回来。”

　　他父亲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抽着他自己卷的烟，默默听着。他母亲抱住他，高兴得不行，她终于可以给儿子正式说亲了。

　　“你觉得我供不起你？”他父亲开了口，盯着儿子。

　　母亲的肩膀给了他力量。

　　“没错，”他说：“难道不是吗？”

　　“那你又凭什么觉得你能供得起你自己？”

　　他看着父亲。

　　母亲站出来替儿子解围，“别听他的，他只会养鸡，对学习，他一窍不通。”

　　“我不喜欢学习，我也不是那块料。”许泽宇说。

　　“你是对自己没信心，还是自甘堕落？你是在为我们着想，还是在给你自己找借口？”

　　他没法回答。

　　他父亲等了一会。

　　“你决定了？”他父亲说：“告诉你，我什么也不会教你。”

　　“我决定了。”他点点头：“你不用教我，让那些鸡像个鸡样，它们不会饿死我的。”

　　他父亲坐着，也点了点头，抽完烟，他站了起来，提起门边用来砍木柴的斧子，往屋外走。

　　鸡棚里传来一阵骚动。

　　“他把它们都杀了，那一棚鸡，春天才刚到，那些鸡还没开始长。”许泽宇告诉我说：“全死了！食槽里还有砍断翅膀，地上沾着碎肉，到处是血，他身上也沾着血，他回过头看着我，我跪在地上。”

　　他说从那以后，他就往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那条路上去了。因为他一下子明白了他父亲为什么大开杀戒，那些砍在鸡身上的斧头，也砍在他父亲心上，因为在他父亲心里，他对儿子的爱远远超过了对鸡棚里的生命的热爱。

　　第二年，他考上大学，离开了村子。毕业后没几年，赶上下海经商潮，他有了房子车子，结了婚。婚后没几年，他母亲去世，父亲得了肺癌，知道时已经没救了，他父亲又在家坚持了一阵，最后他把父亲接回自己家。

　　到了城市，父亲永远记不住他家的门牌号。多少次他下班回家时，看见父亲蹲在大门口。余丽帮他写好地址牌，教他如何用手机，可下次他照旧坐在小区门口的台阶上，脖子上套着门牌号，跑到儿子车窗前，笑眯眯的，掀开帽子，叫脑袋透透气。他总是用手腕蹭一下露在外面的头皮，跟儿子说他只是出来遛弯。从前在乡下，他父亲母亲也是这样等着他放学回家。他母亲坐在小马扎上，借着屋里漏出来的光给他们爷俩打毛衣，他父亲站在门口，往大路上望。一定等到所有人都回家了，他们才坐在一起吃饭，吃过饭，再一起上床睡觉。刚上大学的不少个夜晚，他还能听见鸡棚里的鸡在窗户后面咕咕叫，有时早上半睡半醒时，他还能感到他父母正悄悄起床，一个去准备早饭，另一个去喂鸡。

　　他父亲搬到他家的第一年，他准备替父亲庆生。他父亲来的时候除了癌症，身上什么也没有。

　　“我不知道还能给他点什么。”许泽宇抱着脑袋。我不知道他脸上流淌的到底是鼻涕还是眼泪还是啤酒，可能什么都有。

　　他不想回家。到了家门口，看见父亲，他调转方向盘从另一个入口进入地下车库。每次都是余丽下楼叫父亲回家，他则躲在书房不出来，一直等到父亲睡着。后来他父亲下不了地了，躺在床上，他很少走过去看。最后一天，也是余丽叫的救护车。他父亲死后，他去收拾父亲的遗物，其实没有几件东西是属于父亲的，其中有一本发黄的旧式日历，年份不详，是他父亲要余丽替他买的，他翻了翻，发现有几页上面画着红圈。

　　“每次他在门口看见你，回来就往上面画。”余丽说。

　　他坐在空空的床边，盯着面前这本卷边日历。他努力瞪大眼睛，有几个红圈在同一个日期底下重合，然而尽管如此，那些殷切的圆圈，还是少得可怜。他盯着看啊，看啊，一下子，他捂着胸口，发疯似的哭起来。

　　我搂着他的肩膀。

　　“唉，别这样。”我说。我在他肩膀上拍了拍。

　　他从盒子里拿出一根香烟塞进嘴里，“抽吗？”他把开了口的烟盒递了过来。

　　我从里面抽出一根烟，装进口袋。

　　余丽从厨房里出来，坐到我们对面。她的衣服比刚才整齐，唇边挂着一丝口水，她喝了一口酒以后，一直往厨房的方向看。霍琪还没出来，她的眼睛离不开厨房，她盯着那扇肮脏的门帘的眼神，就像在亲吻她出生的巢。

　　“厨房里还剩什么？”许泽宇问。

　　“全是主食，”余丽说：“吃完那些，我们肯定饱了。琪琪在弄，其实我们最需要主食。”她看了丈夫一眼，“你怎么了？”

　　我往窗外看。天气很冷，外面大地坚硬。

　　我也想起了我的母亲。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曾跟我说她睡不着，所以我去养老院时，会带安眠药给她。有几次我看见桌上放着一瓶速效救心丸。她和父亲从一楼搬到了五楼，住在那里的都是些不能自理的老人，每天两个看护轮流守在床边。

　　“我们走到头了。”她偶尔会这么跟我说。

　　“别乱想。”我说。

　　“这没什么。”她说她希望死在父亲前头，因为父亲谁也不记得，而她不想记住他死去时的样子。

　　那段时间我觉得一切都在坍塌，就像地震，而我被埋在废墟之下。母亲有两次被送进急救室，我跳上急救车，握住她的手，感觉温度正在离开她，等她终又活过来，我靠近她床边，她跟我讲她在养老院里的生活。她说没什么可遗憾的，也没什么可害怕的，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如果她是和我住在一起，她肯定吓得要死。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听着她说。

　　“希望等我再回去，可以把那里当成家。”母亲说。

　　我在她床前捂着脑袋，不让她看见我在哭。

　　一切都在坍塌。然而我继续像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不会发生那样去养老院看她，我们常常整个下午都坐在一起，凝视着对方，就像明天再也见不到了那样。没过几天，母亲就走了。

　　“想象你可以腾空。”白鑫坐在她的蒲团上，我们手拉着手。“想象你无所不能。”

　　我睁开眼睛。白鑫全副武装，腰上也绑了缎带，她没穿胸罩。夜晚的天光落在她身上，她的脸正带着那种痛楚的安详，离地球越来越远。

　　我甩开她的手，站了起来。

　　白鑫双手合十。

　　“告诉你，她想回到子宫的愿望十分强烈。”她说的是我母亲，她说她收到了从那边传来的消息。

　　说真的，我想像她一样疯狂，如果可以的话。我走到窗前，路灯照亮一小块圆形的土地，像一个失落多年的舞台。梧桐叶子在其间投下缩小的阴影，我躲在窗台后面，感觉自己也很渺小，感觉无论我在这世上怎样走过，依然无声无息。我想起母亲在世时，她在养老院找到一个同乡，那人器官衰竭，身上到处插着管子，家里人每隔半个月前来探望。母亲只走过去一次，那一次她像是下定了决心，走过去，跟她家里人说说话。我坐在屋里，她很快回来，心里很高兴，拉着我的手笑了半天。

　　“她们说家那头的合欢树开花了。”母亲说。

　　我知道，母亲一直想念渔村，想念她自己的家。对于我来说，也许哪里都一样。我母亲的家乡和一个个生命凄然而逝的养老院一样，我成长的渔村和令我衰亡的城市一样，地狱或者天堂，就连白鑫突破想象力的边疆所抵达的那个地方和眼前的世界，对我来说，也一模一样。

　　白鑫张开双臂，倾斜身体，她扭动起来，像宇航员在失重状态下探索未知的宇宙。我离开了房间。

　　霍琪端来馒头，分给我们，她穿着带刺的绿毛衣，出来时精神抖擞，像一朵刚被灌溉充分的野玫瑰。

　　许泽宇和我站起来。

　　“你们去哪？”余丽问。

　　“你们吃过海龟吗？”我说：“海龟被杀死以后，它的心脏还能跳上好一阵。”

　　霍琪沉下脸。

　　“我们去海边转转，这里交给你们了。”许泽宇对她们俩说：“别浪费。”

　　我俩在《盛开的杏树》前站了一会。那个天才，终身饱受才情的折磨，他对艺术和生命的热情就像一场霍乱，那些在别人眼里无关紧要的东西最终耗尽了他。那一年，他听说弟弟西奥有了一个儿子，便动手为他画这些杏树的大树枝，他用一种疯癫式的天真，来与整个世界的无动于衷和解。

　　“看看这幅画，我们比这割掉耳朵的疯子强。”我说。

　　“没错，”许泽宇点燃烟，“我们在圈外。”

　　我盯着旁边一颗凸出的螺钉，努力回忆之前挂在上面的是哪幅艺术品。许泽宇是拉斐尔前派迷，他喜欢过丰满的裸体妇女和那些屁股肥肥的大卫们，正如我以前崇拜盛唐诗人李白，或许吧。

　　“这缺一幅达利的时钟。”我指着那颗螺钉说。

　　许泽宇看了看，他抓起余丽椅背上的羽绒服穿在自己身上，拉上拉链。

　　“没错。”他说。

　　我们用手机软件叫车，站在门口等。我在想我们要不要去街道那边，烤肉店牌子也掉了，干藤遍布，像西北地区的洞穴住宅，更像一只茧。

　　许泽宇说就站在这等，没关系。

　　“我们已经被定位了，走到哪都一样。”

　　不一会，一辆奥迪朝我们开来，我们钻进后座。开车的是一个年轻人，车内镜一直对准他自己。许泽宇把烟屁股朝烟盒上撞了两下，点火，我看见副驾驶前面贴着车内禁止吸烟的粘贴。太阳下山以后，天气才放晴，我摇下车窗，让空气进来。

　　“我开了暖气。”那年轻人说。

　　我关上窗。

　　“这是我的最后一单。”他显然有点兴奋。

　　“今天的？”许泽宇问。

　　“以后都不接了，”他说：“我考上了美术学院，再过几个月就要开学。”

　　许泽宇没吭声，我祝贺他。他戴着一顶鸭舌帽，皮肤很干净，眼睛在后视镜里泛着光。

　　“盲人按摩。”许泽宇指着玻璃外面一家亮着红灯的店面说：“这个城市什么时候全是盲人按摩了？”他告诉年轻人，“离开就对了，不然那就是你将来要去的地方。”

　　“我去按摩过一次，一个女盲人，”他说：“从脚趾头给你按到脑瓜顶，再按回脚丫。门口站着几个轮流盯梢的服务员，有什么事可以叫他们。她的手就像什么探测仪。那个女盲人，劲够大的，她一按到不对的地方就提醒我要注意，说哪哪连接着哪块的脏器，明显的疼痛就是危机讯号。我旁边还趴着一个后来的，另一个女盲人帮他按，他一吃痛就嚎叫，两个小时，他嚷嚷得嗓子都哑了，结束后他趴在床上，侧过头跟我说他得救了。她们全身上下都是武器！那一次，我全都交给她了。明白吗？下钟时她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有她的名字和电话。”

　　“一个瞎子，她比所有跟你亲近的人还要了解你的身体。我们给这些人的钱太少了，明白吗？她给我的远比我需要的还多。”

　　但许泽宇说他再也没去过第二次。

　　“你当盲人愿意去捏你那发臭的大屁股吗？他们又没失去嗅觉，而且盲人的嗅觉比我们一般人还要灵光。”

　　许泽宇呼出一口烟，“他们应该去做些他们真正想做的事。”

　　“没错，”年轻人说：“我同意。”

　　“你这个小毛头！”许泽宇开窗丢掉烟头，“来说说你为什么要学艺术？”

　　“我喜欢艺术，”他说：“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件艺术品。”

　　“见鬼了！”许泽宇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学艺术，”他眯起眼睛，“你当那是个玩意儿，让你磨牙，让你装大尾巴狼！”

　　我拉着他。

　　年轻人两手握紧方向盘，并线后，加速开上环山公路。他一直瞄着头顶的反光镜，摘下帽子。

　　“他醉了。”我说。

　　“真正的艺术家在这里活不下去。”许泽宇叫道。他只在大学里画过画，在大学里，他才是个画家，他的宝马是用倒卖别人的画的钱买的，房子也是。每一年，他都会把自己的画印成贺卡，在圣诞节那天发给前来烤肉的顾客。“你能想象把蒙娜丽莎印在贺卡背面吗？没人这么干，那是艺术。”他悄声告诉我。

　　“福克纳说过什么来着？”他用手肘捅了我一下，“告诉他。”

　　“他还是个孩子呢。”

　　“告诉他，你这个作家！”

　　“我们想达到梦中的完美，我们都失败了，福克纳说。”

　　“哈哈。”

　　“这有什么意思？”我问他。

　　年轻人把镜子对准我们，他还是那么兴奋，说他的最后一单太值了。

　　我叫他把电台广播打开，车子开过一段崎岖不平的石子路，向上行驶。广播时断时续，我们在车里颠簸。许泽宇每拿出一根烟，都要先敲一下烟盒，他弄得我也想抽烟了。他靠在窗玻璃上，头下压着折过来的连衣帽，闭上眼睛，很快入睡。我把从他指缝间跌落的烟头扔出窗外。烟丝从他嘴唇下面纷纷逃逸。沉睡中，他咬紧牙关，两只胳膊死死抱住自己，衣服有点小，极力反抗着他的身体，线头绷得紧紧的，他的侧影就像一件失败的艺术品。我们离海越来越近。

　　年轻人把电台音量调低。盘山路一侧紧贴悬崖，崖边屹立的石雕倒塌了，不知道有多久，从雕像的盲瞳里长出冬天的树枝。

　　年轻人按下喇叭，“瞧它倒下的样子，简直一幅马蒂斯。嗨，你不知道了吧？这城市到处都有点马蒂斯。织物、五环、米菲兔子，艺术可以改变世界！”

　　“艺术改变了你们的世界。”我说：“可现在一切都在贬值。”

　　车子驶下盘山路，海在我们右手边。傍晚灰色的天空像冰冻的大理石，不远处的跨海大桥灯火辉煌，将那年轻人坦诚的侧脸反映在车窗上。

　　“现在学艺术都是为了吃饭。”我说。

　　他不同意。

　　“当然了，因为你还年轻，”我告诉他，“有你突然长大的那天，到时候，你会发现你是被逼到画布前面的。”

　　“我喜欢马蒂斯，”他说：“好像每个人都是一件艺术作品。”

　　我朝他微笑，并想起不久前儿子的生日。他说他想要一部最新的苹果手机。“班上几乎每个人都有。”他说。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不行，我跟他说没有苹果手机，因为那会耽误他的学习。我们僵持了几天，我为他选了另一个礼物，但他说他就想要一部苹果手机，他可以把它放在家里，或由我替他保管都行。我丝毫不为所动，那是苹果手机，又不是一个苹果！最后他说，如果有了那款手机，他会觉得无比快乐，什么也比不上的那种快乐。我摇了摇头，我说我不希望他变得这么物质。

　　“这仅仅是第一步，”我对他说：“你会向生活要越来越多的东西，这些东西永无止尽，然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拿宝贵的时间换取这些短暂的快乐终会叫人空虚。”

　　我告诉儿子，“人真正需要的是在专注中获得快乐，比如学习，因为学习最干净。”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儿子反问我，“那你为什么不写了？”

　　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在他的抽屉里翻到一部苹果手机，上面盖着作废的稿纸和乱七八糟的考卷，旁边还有一只新折的白帆船。我合上抽屉，什么也没说，但从那以后，我每天都打开他的抽屉看一眼，每天拉开再关上，直到那部手机消失，不再出现。

　　年轻人把我们放在路边，下车后，我们朝海滨广场的方向走。广场中央有块弧形平台，四周是音乐喷泉，正在维修，工人在铁架子间出入；旁边的游乐场提前关闭，只剩下旋转的彩色霓虹灯；速食店二十四小时营业，但路上行人很少。我们穿过油腻的歌舞乐，走上台阶时，碰上了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快闪”行动。

　　谁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冒出来的，他们都穿着自己的衣服，戴帽子的遮住半张脸，背朝大海，列队站在平台上。音乐是从游乐场的方向传来的，每隔十分钟，它都会重复一首亢奋的旋律，这些人就这么行动起来了。他们跳着某种侵略式的舞蹈，嘴张得老大，屁股翘得老高，双手拍打着地面，等音乐一停，他们像没事人那样走开，该干嘛干嘛。

　　“要是他们敢在我家楼下这么搞，我马上报警。”我说。

　　许泽宇单手撑着栏杆，摸出烟来点燃，冲着黑色的海水吹气。

　　“你得看开点，”他说：“报警又能怎么样？”

　　我盯着他叼着的烟头。他每吸一口，顶上就燃起一小团橘黄色的火光，然后很快化作灰色的浮烟。海风吹来，像巨大的铜锣响，耳朵几乎冻僵了。

　　“这冷得要死，”我说：“没想到能碰上这种事。”

　　“咱们碰上的还少吗？”许泽宇叼着烟头，把两手揣进外衣口袋，“我这有个真事儿，发生在医院，是一个医生讲给我听的。”

　　“这家医院一天夜里送进来一个囚犯，突发脑梗，需要马上动手术。”许泽宇说：“他和老婆离了婚，净身出户，但很快反悔了，等他再踏进家门，家里多了个陌生的男人。他是个流氓，整天喝酒打人，赖进家里以后，他先是把他儿子打到离家出走，又把那个男人打成重伤。就在警察要把他的案子移交法院的时候，在拘留所，这小子犯病了。你猜他在医院住了几年？四年！我见过他一次，那时他还躺在病床上，嘴歪眼斜，只有右侧身子会动。

　　“他老婆恨透了他，亲戚也跑光了，除了警察，没人肯去看他一眼，因为口齿不清，无法立案，判决一直悬着。他本应该在手术十天后转往康复医院，但他只能那么躺着。在医院里，他自杀过一次，警察来给他铐在病床上，只有吃饭时才能打开。

　　“但奇迹出现了，三个月后他开始好转，可以自己坐起来。医生检查他意识清楚，于是法院那边来消息说庭外审判，案子拖得太久，坐牢的也该出狱了。等他接受了判决，就可以摆脱整天把他铐在床上的手铐，然而，就在审判他的头一天晚上，这个囚犯咬舌自尽了。”

　　“死了！”

　　“死了。”许泽宇说：“他有别的选择吗？但是还没完，到了第二天，根本没有庭外审判，可案子倒是结了。”

　　我望着海面。天已经黑下来了，但天上仍然结着灰色云雾，仿佛光芒就掩盖在块状的天空之外。有人坐在沙滩上，黑色一点，一动不动，后来那人站了起来，朝岸上走，走了几步又返回海滩，重新坐下。我们在天快黑的时候出发，从来都没体验过，等待天完全黑透，竟然需要这么久。

　　“怎么能这么干？”我不明白，“就这么结了？”

　　“荒唐啊！”许泽宇说：“但那些医生护士都说这小子生前不是好人，他喝酒，抽烟，斗殴，拿钱给人当打手，还把自己亲生儿子逼得走投无路，他儿子离家出走的时候才十岁。”

　　我看了看许泽宇。

　　“但是他他妈的在医院里躺了四年啊！”许泽宇踩灭烟头，“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了吗？他根本没得选！”

　　“想想他咬断舌头的那个晚上，给一个病人带上手铐，就因为他要伤害他自己。我知道上个世纪在俄罗斯也这么对待囚犯来着，那些倒霉鬼得了传染病，脚上绑着铁链，死在干草堆上。”

　　许泽宇看着我，“这里面有点什么，是吧？”

　　我点点头。

　　“把它写出来。”他眼里闪着光，我猜是对面跨海大桥上的灯光映在他眼睛里。“你在等什么？”

　　“你真的不写了？”他最后问我。

　　我没吭声。

　　“操！你为什么不写了呢？”他重新点燃一根烟，“你不是把一切都丢弃了吗？”

　　我把冻僵的手指伸进裤兜里，刚好摸到许泽宇递给我的烟，它现在摸上去就像一根铅笔。我知道，这就是结束了。天已经黑下来，城市里灯火通明，许多人在其间穿梭，来来往往，作为一座二线城市，这几年，许多本地人往大城市跑，周边人口落户进来，让整个城市看上去陈迹斑斑。我想起了杨溢海，他也准备离开。

　　杨溢海能在核桃上雕刻房屋。他用老树根雕做成一条蛇，我去他家看过，他和蛇站在一块，那模样叫人害怕。最近一次他用他的按键手机打电话给我时，他人还在外地。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问他。

　　他那边像听不见似的，“我想留在这，什么也不想，就留下来。”他说：“为什么我不能留下来呢？”

　　“你每次都这么说，你到底要去哪？”我告诉他，“你不能总这么漂着，兄弟，你的树需要扎根。”

　　“每次回去，我都要在旅馆大哭一场。”

　　“你需要钱，赚够了钱你就能出去了，”我说，“每件艺术品都需要付出代价。”

　　“你为什么不肯走呢？”

　　“太远了，”我说，“根本到不了啊。”

　　“那些到到到到......”信号不好了，我听见他说，“......到不了的地方，才属于我们。”

　　那时候，我想象着他的飞机正慢慢着陆，像天空中的一颗流星，降落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这里是家，是归宿，也是航班终点。我不知道杨溢海落地的时候会不会流泪。傍晚时分，灯火令这座城市无比美丽，然而，恰恰是这里，充满着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共同命运，因生活而带来的不幸正在疾速蔓延。在高处，他能看见跨海大桥，桥体横贯东西，把整个海面牢牢围住。若是日出时分，他能看见一条开阔的肉色地平线，有一位作家形容这样的地平线就像一个男人的脊背。

　　“我的人生已经过去了一半，但是我狗屁也写不出来！”说着，我把烟夹在指尖，对着许泽宇的烟头点燃，使劲喷出一口气。

　　“我拿着一支笔，以为能描绘这个世界。”我笑了，“但最后我的纸上一片空白，我的人生一片空白，我是机器上一颗用废的螺丝钉，我是盲肠和回肠之间那一节没用的阑尾，让人疼得要命，切得毫不留情！”

　　许泽宇盯着我，隔了一会，他说：“你说的多好啊！”

　　“我们怎么走这来了？”他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