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宗忠

　　留给故乡的脚印（四章）

　　□郭宗忠

父亲的车站

昨天和母亲通电话，让父亲接电话时，母亲说：“你爸挪不动步了，半天走不过来，别让他接了。”心里还是一酸。夜里偏又梦见父母亲身体像以前似的很健康：母亲也能下床走路了，父亲在天井里健步而行。

　　如果回到那样的时光该是多好，可是，岁月就是这样无情。母亲已经不能下床两三年了，起初是父亲一个人照顾，等大哥退休了回到父母身边，才缓解了父亲的一些压力，但是，夜里伺候母亲，还是父亲独自支撑。

　　这几年父母亲都衰老得快，那个乐观的每天哈哈大笑，每天都是笑话围着的父亲，也突然变得沉默了许多。我们每次回家，特别是感到父亲每次挪动的步子越来越小，而且坐一会儿再站起来时，得几次扶着沙发把手才能起来。

　　离开家回京，父亲还是坚持送我们到大门的台阶上，父亲的大手紧紧地抓住我，与其说是与我握手告别，倒不如说是他的整个的重量要依靠在我手上。父亲实在无力支撑自己了。我把父亲搀扶回家，扶着父亲坐下，我再起身离开。我不敢回头，我感觉父亲又在用手撑着沙发扶手想站起来送我，我忍着泪，还是摆摆手走了，留下父母亲再也不能在大门口看着我的背影走远的遗憾。

　　梦见了父母亲，突然想起我在东北当兵时的一件事。有一年探亲假期到了，母亲却犯了眩晕症，父母亲坚持让我按假期时间回部队，说我在家也是这样，父亲自己能行的。

　　那一次我不想让父亲送我了。以前每次探家，都是父亲送我到七八里地的宫里镇车站。我们的村子坐落在四周都靠不上的位置上，最近的车站也就是这个七八里之外的宫里镇车站了，所以每次都是父亲在那个车站接我、送我。父亲接我时的激动，送我时久久地挥手，每一个场景都历历在目。

　　上午给母亲输完液，我随便吃了点东西要走，母亲还是极力让父亲去送我。父亲知道母亲的脾性，只为孩子着想，从来不考虑自己，所以也就随着母亲的意思一定要送我到车站，说，正好也要到镇上买点东西。虽然心里不踏实，我也就不再推辞了。

　　我用自行车驮着父亲，父亲抱着我的行李箱，那是个不好受的姿势，况且全部是土路，下雨后的泥泞，颠来颠去的坑坑洼洼更不必说有多少了。七八里地的路至少也得三四十分钟，因为很多路段是推着车走着的。

　　到了车站，我就劝父亲赶紧去镇上买了东西回家，母亲要是眩晕起来也是非常厉害的。

　　父亲迟疑了一下，还是依依不舍地和我告别，并嘱咐我路上的安全，回到部队赶紧写信报平安。那时候没有电话，写信是唯一的联系方式。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心如刀割，对母亲的身体也放心不下，真想回家再陪母亲一些日子，等母亲病愈了再离开，但是又绝对拗不过他们的。父母亲的观点就是，一旦你们成了部队的人国家的人，就全心干好公家的事，家里的事都是小事，即使生了病，也要按期归队。

　　二哥有一次探家回来，到了归队的日子，二哥却感冒发烧，逾期了部队会处理的，部队军令如山倒，父亲这个1955年的第一批义务兵，很严格严肃地监督执行着部队的条令规定。所以，坚持让二哥吃上感冒药，送到宫里镇车站，送上了去济南的列车上。

　　二哥说那时候那个恨啊，没想到父母亲这样无情无义。到了济南车站，二哥连一点煮的鸡蛋和炒的花生米也带不动了，顺手扔在了边上的垃圾里。二哥带病按时回到了部队，受到了部队的表扬，在推荐考军校的名额时，二哥榜上有名了。

　　但是这种严格和磨砺，也让我们在部队更守纪律，更能吃苦，领导布置什么工作，就按时高标准地完成什么任务。我们兄弟三个在部队里陆续都考上了军校成了军官，与父亲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部队作风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个熟悉的车站，想着父亲一次次送我们离家归队，对这个车站也有了一份浓郁的情愫。那个时候车站一天才路过几趟车，我在车站等了大约三四十分钟，车没有来，却看见父亲快速地骑着自行车飞了回来。父亲停住自行车，把一兜子甜瓜等塞给我，说你母亲生病，也没有给你带吃的，你在路上吃点瓜果吧。我心里热热的，他们只想到了对不住我，而我又为家做过什么呢？他们从不要求我们，只是为我们不遗余力地默默无私地奉献出爱，让我们在外的每一天都为了这份爱，更好地做好工作，不给父母亲丢脸。

　　转眼我当兵也三十年了，我也到了父亲当年的岁数了。而父母亲却已是耄耋之年了。

　　那座父亲的车站还有吗？我回望三十年，忽然发现这十几年也是像父亲一样，每天送女儿到学校门口，即使女儿有一次头晕，我也坚持送她去上学。

　　夜里梦到父母亲，今早女儿四五点从家里出发去电视台实习，我也是早早地起来，送女儿到地铁站口，目送着她一个人走向社会开始人生。

　　我也感受到了当年父母亲即使母亲病重也坚决要送我的心情了。那是一种爱，一种说不出来，而必须要为儿女多做的一点事，就是传承不断的无私的爱吧？！

　　我立即预定上高铁票，这几天回家，和父母亲说说父亲的车站，谈谈往事。有我们的爱，我相信父亲又会在哈哈大笑里不知不觉就会站起来的，母亲也会慢慢恢复了跌倒的骨伤。

　　爱是一种藏在心里的暖流，它不用说出来，它流动在我们的血液里，一代代会传承着这份永恒的温暖。

　　我写了一首诗，《父亲老了》：父亲老了，一夜间的秋风来了/父亲的腰板直的大树一样/一辈子哪里有过弯曲和叹息/当年我们是他身边的小树/当初他随时抱起来我和弟弟

　　父亲老了，像家里的老屋/弟弟说天井里长满了荒草/狼尾草长在了门前/父亲拄着手杖/一棵小草就将他绊倒/父亲趔趔趄趄/从前在我们的心里老了

　　父亲老了，谁将是他的支撑？/他曾经抱过我的双肩松弛下来/他坐在樱桃树的树阴里/谁给他揉一揉肩膀/谁蹲下来将他粗糙的大手温暖

　　父亲老了，我们四散在远方/电话里也已经没有以前的风趣乐观

　　一个老人，他老了/老得让人心里绞痛/是他让我们成为大树/大海和高山而我们却不能/让他成为我们身边的小树

　　我知道，爱在心里，就有了牵挂。当年是父母亲牵挂我们，如今，我们要常回家，把父母作为孩子一样悉心呵护。他们到了需要我们来支撑的时候了。像小时候我们倚靠在父母身上一样，他们需要我们的肩膀和爱支撑起他们的天空。

　　回望，父亲的那个连站牌都没有的车站，那个回家接我们，离家送我们的车站，却比世界上最宏伟的车站还高大，永远屹立在我们的人生里。

回家

与女儿从北京回到山东老家，看到坐在大门底下的父亲，父亲立即颤巍巍地站起来，抓住我的手。那种激动不言而喻。

　　回家前，女儿说要给爷爷奶奶一个惊喜，看看突然到家时他们的样子。也主要是怕告诉了他们，父线会不断让大哥打电话催促，这种担忧会更让我们担心。

　　大哥忙自己家里的农活和牲畜，能来给父母亲点炉子，烧水做饭，拿药叫医生，已经很不容易了。家里多日不收拾，东西到处摆放，母亲下不来床，即使下来挪动几步，也不敢离开手扶着的八仙桌或者凳子。

　　母亲没有跌倒之前，不让父亲插手家里的任何家务，父亲一辈子什么也不会做，自然，即使母亲下不来床了，父亲依然是不会去主动收拾东西的，况且收拾了东西，也不知道放在哪里。有时候只能靠母亲一点点指点着，瓢放在窗台上，箩挂在西屋的北墙上，笊篱挂在西屋门口的钉子上……母亲不厌其烦，也只能是指挥着父亲把一些必需品拿来拿去地摆放好而已。

　　母亲细心了一辈子，勤劳了一辈子，在病床上却总是不断地唉声叹气地抱怨自己，却从不抱怨父亲，“我怎么落下这么一个不能下床的病，真是气人啊！我要是能坐在炉子前炒炒菜也好啊！……”

　　忙了一辈子的母亲，心还是停不下来，一辈子没有干够那些在我们看来烦琐至极厌烦至极的家务。而母亲却从来对干这些家务没有一点抱怨。我们小的时候，母亲都是自己推磨压碾，自己摊煎饼。自己一个人烧火摊煎饼是很难的事，而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天不明就摊完了一盆糊子，等我们放学回家，照样熬好了玉米糊糊，炒了豆腐或者土豆丝萝卜丝，让我们吃上香喷喷的饭菜。而这时，母亲总是去喂猪了，必须看着猪一口口吃完那些猪食才放下心，然后才回来吃我们剩下的一点饭菜。

　　现在我们回家探亲，母亲总是自责，好像一辈子欠我们似的，必须在家里给我们做饭炒菜才理所当然。看着我们做饭炒菜，母亲还是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心疼。母亲一样样地指挥着，油在哪里，盐在哪里，老抽和醋在哪里，小锅大锅在哪里，米面在哪里……虽然母亲两三年没有下炕做饭了，但母亲仍然一清二楚，如数家珍，指点着我们炒菜做饭。女儿对奶奶生活的条理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她自己的书桌每天都像炮轰了一样，今天收拾完了，明天又是炮轰了一样，真是让人着急。如今，看到她奶奶这样的对任何东西都有固定的地方，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触动。

　　收拾完屋里的杂物，擦净了八仙桌，沏上一壶茶，和父母亲安静地坐在堂屋里，说一说家常和思念之情，这样的时光少之又少，格外让人珍惜，生怕明天就是离别的日子。

　　问了需要办理的事，还是有几件，到邮局取出母亲的老年补助，这是母亲一直挂着的事，钱虽然每月只有五六十元，但对于农村人来说，老年了，不劳动还享受这些“福利”，也是知足得常常挂在嘴上说道着现在政策的好。但是母亲自己来不了，父亲大哥他们来取又很麻烦，更多的时候是不给取，都是我一年给他们取一回。不知怎么的，我把母亲的折子递进去，什么也不说就给取了。而父亲或者哥哥来，费尽了口舌，也是不给取，非要让本人来，或者村委会里给开证明。所以，每次都是等着我回去取。

　　去医院里拿了膏药，再去电话局预交上一年的话费等等诸事，也忙活了几天。女儿也一直跟着我去办理，天热，但女儿很懂事，虽然在北京夏天都是在空调房里，但一直没有抱怨，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忙活了几天，事办得差不多了，赶紧给父母亲洗一下换洗的衣服和被褥。女儿一桶桶地在每天来一两个小时的所谓的自来水前接水提水，然后，看我洗衣物，挂了满满的一天井。我也是累得满头大汗，女儿不经意就开始和我一起洗衣服，一起拧干晾晒，完全没有了都市大小姐的娇气了。

　　洗完衣服后，我给母亲父亲都用温水泡了脚。每次回来，必须给他们洗洗脚，剪一下指甲。我又用自己买回的电动理发推子给父亲理了发。现在，搓着父亲走过多少路的脚，指甲都变形了，又厚又硬，我拿出带回去的特大号剪指甲刀，把父亲的脚抱在怀里修剪，想当年，父亲曾经把我们抱在怀里，扛在肩上，就是这坚强有力的脚支撑着，现在却走路蹒跚了。我的眼有些湿润。母亲的脚是裹了小脚又放开的，一半是压扁的脚趾头，指甲也是变形的，都不好剪，我细心地用了很久才修理完。

　　父亲说，剪掉了指甲洗洗脚，感觉浑身减掉了一万斤的重量。父亲说的有点夸张，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为这一份孝心的温暖而轻松了许多。

拾柴

到了秋天树木落尽了树叶，汶河岸边的芦苇荡里的芦苇也收割后垛在了大队林业院子里。树林和沙滩也都光秃秃的了，奶奶就带着三五岁到十来岁大小的我们兄弟七八个，去树林里拾柴。

　　树林里大多是杨树、柳树，风吹过后，就会从树上落下一些干枯了的小树枝。

　　说是去树林或者沙滩上拾柴，其实是奶奶带我们去那儿玩，主要是照看我们这些孩子；那时大人都在生产队里没日没夜地劳动，是没有工夫管我们的。

　　在农村，那时候到处是水井和池塘，还有河流，让这些孩子自己到处跑，大人是不放心的。所以，奶奶就担当起了照看我们这些孩子的任务。

　　奶奶小脚，不能说三寸金莲，但也不比三寸金莲大。秋天时奶奶穿一双自己做的尖尖的单鞋，到了冬天，奶奶是一层层转着缠上足够有二三尺长的裹脚布，然后穿上单鞋，然后再把单鞋套在棉鞋里，那是很暖和的。

　　我们很多时候帮奶奶缠裹脚布。奶奶的小脚，裹得除了大母脚趾头外，其他的都压在了脚底下，脚全部变了形，真像一个锥子一样。问奶奶疼不疼，奶奶说习惯了，已经不疼了。

　　裹下去的几个小脚趾头骨都成了脚趾，磨出了硬茧，可以想象才开始裹脚时有多么疼。只是奶奶出生的清朝末年，女人都是那样的命运。如果不裹脚，在那样的时代，女人是嫁不出去的。小脚成了那个时代女人的“殊荣”，但也成了封建社会拿女人不当人的有力佐证。

　　母亲出生在1935年，到了十二三岁也开始裹脚。在民国年间，也一直还是延续了很多清朝的陋习，所以母亲也没有逃脱裹脚的悲惨命运。只是到了1949年解放后，母亲的脚就不再裹了，所以母亲的脚是半裹的，是裹了一半还没有形成小脚就放开了。母亲的小脚趾头也是压得扁扁的，但与奶奶相比，母亲算是幸运的了。

　　奶奶穿着朝右边裹着的蓝黑的大襟褂子，一个小手帕缝在第二个核桃疙瘩扣子的内里，下身穿着藏青色的裤子，裹脚布裹住了裤腿，奶奶头上窝着簪，一脸的慈祥，加上粗布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奶奶还是很精神的。

　　奶奶的小脚会在沙滩上踩得很深，我们的小脚印却是很淡的足迹。

　　沙滩上的鸿毛草一片一片的，小叶的草，细细的草茎，举着细密的小红花，像要飞起来的一片片云霞。一般我们割草也不会割鸿毛草，费很大的劲，却半天割不了一筐，看似一筐，一压，却又只是在筐底很薄的一层。

　　现在想想司马迁所说的“重于泰山轻于鸿毛”，应该就是说的这种我们世代叫鸿毛的草了，不应该是我们历代以来解释的“鸿雁的羽毛”，如果是鸿雁的羽毛，司马迁直接叫“雁毛”就可以了，作为他那样的语言大家，遣词造句还是很精确的。况且，鸿毛草就在泰山脚下我们家乡的汶河岸边的沙滩上。

　　我们在沙滩上玩耍，跑着跳着喊着，经常惊动了那些藏在树墩子里的一些动物和鸟儿。野兔奔来奔去，小鸟飞起飞落，大雁落满沙洲。那里简直就是我们这些孩子和鸟儿们的乐园。

　　有一次，我们眼看着一只獾从沙滩上的树丛里跑向了远处。那是一只人脚獾，我们在沙滩上看着它清晰的像我们的小脚丫一样的印记。我们跟着那个小脚丫印走了很远。

　　特别是风刮过一夜之后，沙滩是平整的，鸟儿的动物的脚印都是那样分明。我们会一个个去辨认，哪个是捞鱼鹳的沙柳子鸟的，哪个是狼的狐狸的黄鼠狼的，我们争论很久，最后让奶奶来定夺。很多时候，很多印迹交错在一起，加上我们赤着脚的脚印，最后我们自己的脚印也分不清了。

　　玩够了，我们就开始拾柴，看谁拾得多，那一根根柴是多么干净，是刚刚从树梢上掉下来的小干柴。掉在了沙滩上，也是干干净净的。

　　每人拾了一堆，奶奶就会用软软的柳条子给我们捆绑好，整整齐齐的一小捆，背在肩上，我们也有一种收获者的喜悦，那种自豪是长大了后再大的成功也没法相比的。

　　我们走过苇子湾，发现了大柳树根部树叶里面有个东西在动，用木棍拨拉了一下，是一只老鳖。

　　奶奶用柳条穿住乌龟，是堂哥带回了家。那时候也不稀罕这个，河流里水潭里经常遇到，但也很少知道怎么吃。

　　在老家认为很多鳖都是蛇变的，因为老鳖身上都有花纹，所以大伯把乌龟吊在门框上一晚上。要是蛇，第二天早晨就看到一条蛇吊在了那里。

　　只是第二天早晨我们去看的时候，还是那个老鳖吊在那里。大伯把老鳖在大锅里煮了，我们每人吃到了像煮了的蒜瓣一样鲜嫩的肉。

　　我们拾的柴堆在了自家的门外，一个秋天或者冬天就会堆成一小垛，正好在冬天烧暖了炕炉子，或者等着过年时炖鸡炖鱼炖肉，香气缭绕的小院里，也有我们拾来的柴火弥漫的清香。

　　大雪飘飘，我们点燃鞭炮，打着灯笼到处疯跑。那些拾柴的日子，早已被我们忘在了九霄云外了。

大杨树落叶的日子

我观察记录大杨树落叶的日子，这几年来大致是11月17日结束的。

　　今年到了11月20日了，其他的树叶快落光了，大杨树上的叶子还是风吹过哗哗作响，落下的几片也是青黄相接，厚实实的。

　　我喜欢大杨树叶，它们算是叶子中的君子，不温不火，保持它们的风度。

　　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在大杨树叶下乘凉，是最惬意的。阳光晒不透密密麻麻厚实的叶子，走到树下立即凉爽了许多；叶子有苦涩的味道，什么虫子也不敢下口的，所以树叶干净，即使到凋落时节，也是完整的。

　　大杨树下落下了树叶，看到孩子们专心地采集叶柄，有红的有黄的，攥在他们的小手里是那样可爱。孩子们取出叶柄来拔根，那得胜者，发出快乐的笑声。

　　小时候，我们在家乡经常拿几根铁条到树下穿拾大杨树叶，专门挑选肥厚的宽大的一片片树叶，一会儿就穿好几串，披挂在身上回家，就像缴获的战利品；晒干了，母亲用大杨树叶烧火摊煎饼。大杨树叶油性大，所以燃烧起来火焰旺旺的，经烧。

　　每天放学后，我们都会到河坝东的尹家林边上的大杨树林里捡拾大杨树叶，一个秋天下来，能捡拾到一大垛。

　　树叶干净，有一种独有的清香飘散。我总是把捡到的最大的漂亮的夹在书页里。后来上了中学，不再捡拾大杨树叶，但还是会挑拣一些漂亮的，回来偷偷写上我的处女诗篇，也许里面还藏着我的初恋。

　　这两棵大杨树，夏夜里是东阳大爷、春阳大爷带我们乘凉的地方。躺在凉席子上，看着漫天星光，看着流星飞驰，听着乡村轶事和先祖清朝年间从山西到山东开当铺的经历，都是遥远和神往的神秘。

　　我们小的时候，父亲经常牙疼，疼得一夜不睡，到东边的河里吞含河冰，也打消不了疼痛。

　　听说大杨树树干朝北方向里面的一层皮非常苦，可以治疗牙疼，我和弟弟夜晚也不怕尹家林坟地了，偷偷来剥开一层树皮，取下过一些里面的那层黄皮，让父亲含在嘴里治疗牙疼。 因此，我对这两棵大杨树有了一份感激和歉疚。

　　再后来离开家，尹家林场院东边的两棵大杨树像家乡的守护者，无论何时回去，首先直奔那儿，仰望、抚摸大杨树，才感觉回到了故乡，心也就踏实下来。

　　再回去时，树林和大杨树也都承包了，大杨树后来就被砍伐掉了，那是能占地一两亩地，有两三人搂抱粗的大杨树，上百年的岁月，消散在一场飘逝的风里。

　　大杨树没有了，再走到那里感觉那地方总是空落落的，心里也空落落的。原来到处都是大杨树的家乡，现在一棵大杨树也没有了，连一片大杨树叶在家乡也见不到了。

　　所幸，我居住的北京西郊还保留了一些大杨树，现在又新种了一批小的大杨树。我把对家乡大杨树的感情转化在这里的大杨树身上也是无奈之举，但毕竟还能在这里看到大杨树。看到这些大杨树就像看到了那些活着或者已经去世的亲人；能在秋天捡到一些喜欢的大杨树叶，也已经心满意足了。

　　也许人就是这样，时间久了，也只能把异乡当成了家乡；但是，那心里的对遥远故乡的怀念，即使故乡已经面目全非，不再是从前的山清水秀，但梦萦的还是童年的那条河流和那片沙滩，那些名存实亡的大杨树，以及那些飘在风中，我们追逐的一片片大杨树叶。那些飘飞的大杨树叶，总是在梦里一次次出现。

　　但愿再回到故乡，能看到一片片新栽的大杨树林。

　　责任编辑 刘佩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