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彦林

　　渐远渐淡的乡愁符号

　　□厉彦林

旱烟袋

我对山村老人的印象，是从旱烟袋开始的。

　　有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电影、电视剧包括一些摄影图片，往往都有手握旱烟袋、胡须花白的老人。旱烟袋成了农村老人的象征，也是一段历史的道具与见证。

　　飞扬的烟灰、盘旋的烟圈、弹指间的潇洒；有时只是点着，看袅袅青烟悠然摇摆，解除无聊和烦恼。常言道:烟酒不分家。曾几何时，不管什么地方、什么场合,敬人抽烟是基本礼节，而且不能落下在场的每一个人，否则会得罪人。在某些场合,劝烟和劝酒同等重要，甚至大有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劲头。

　　在我记忆中，在农村上了年纪的老人，无论是下地还是串门，都习惯把一支长长的旱烟袋用手握着或别在腰上。累了或休息的间隙，便坐在田间地头的苇笠蓑衣上，也可选择一处干净石头或草地，甚至也可干脆把锄头、镢头、犁耙等农具放倒，坐在它们光亮的木柄上。然后从腰间拿起烟袋，在身边石头上或者鞋底敲掉烟袋锅里残留的烟渣，再把烟袋锅插到烟包里麻利地按上一小撮旱烟丝，用布满岁月老茧的手指匀称地抚平，仔细端详一阵，慢悠悠地划着火柴把烟点燃。然后狠狠吸两口，一是把烟袋里的烟丝烧旺，二是能够真实而迅速地过把烟瘾。接下来，便可在吞云吐雾的过程中尽情地品尝烟的滋味。如果在家里，老人不会轻易用火柴点烟，而是直接把烟袋杆伸到灶底或者炉上将烟袋点燃，其他在座的同龄老友便把烟袋挤到一起，相互借火。

　　我爷爷一生秉性耿直、重情重义，乡里乡亲都很敬重他。无论是搞合作社还是整修水库，爷爷一直认真细致、公道实在，后来担任了十多年的大队保管。大队的仓库就在村前，仓库里来人少，爷爷忙碌完就衔着那根旱烟袋，狠劲地抽几口，因而抽烟也自然成了习惯。无论赶路还是做农活那旱烟袋总不离身，大都别在腰后面。有时烟袋里没有烟丝了，还依然十分专注地吸上几口。碰到烦心事，也吸着烟，紧锁眉头，缓慢地吐着烟圈。有时，很长时间也不吸一口，只让烟袋熄后又燃，燃后又熄，以这种沉默无奈的姿势驱逐心里的忧愁。“啪嗒、啪嗒”的声响与腾起的烟雾配合得很默契，扑闪扑闪的烟袋在眼前极有规律地跳跃。

　　我参加工作后，曾花几块钱给爷爷买了个玉石的烟袋嘴，爷爷一边夸着，一边拧到了烟袋上，擦试一番，又美滋滋地抽了一袋烟。有时我递上烟卷，爷爷总是说：这烟又贵，又没味。有时，还会把烟卷的纸撕开把烟丝装入烟袋锅里。有一次，爷爷把旱烟袋给我，让我吸一口。我把烟嘴放在嘴里猛吸一口，烈烈的烟味呛得我直咳嗽，心里直呼上当了。爷爷见状，嘿嘿地笑了，又接过烟袋啪嗒啪嗒地抽开了。

　　烟袋对于村里的老人来讲，那是形影不离、相伴四季的伙伴。长长的旱烟袋既是身份年龄资历的象征，又承载着老人一生的苍桑和许多老掉牙的故事。烟袋升腾的浓浓烟雾里，有春耕秋收的辛劳与惬意，有谈天说地的沉思与感悟，有家庭和睦、子孙缠膝的幸福与满足，也有琐事扰心的愁怨，更有对于生活、对于生命、对于风烛残年等字眼的真切感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强，“吸烟有害健康”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当下不抽烟的人越来越多, 抽烟的人越来越少，控烟、戒烟成为一种新时尚。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吞云吐雾，而是主动锻炼身体，享受绿色健康的人生。

喜鹊窝

民间有喜鹊报喜的说法, 喜鹊窝也成了吉祥物。

　　记得小时候，谁家门前或树上停歇了喳喳叫的喜鹊，大人们会说:“喜鹊叫，好事到。”那时农家日子穷,如果确有贵客来，就得去集市买肉买菜招待，小孩儿眼巴巴等着解馋，因而“喜鹊叫，孩子笑”。

　　喜鹊与村庄相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故乡沂蒙山区那个小山村，树木繁多，尤其是杨树多，柴捆似的喜鹊窝搭建在挺拔高大的杨树上。喜鹊窝村东有，村西也有，是村里一道古朴的风景线。村民没手表和闹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清晨,喜鹊叫过，其他鸟儿也相继醒来，此起彼伏的鸟叫声响彻村庄上空。四五月份，是幼鹊出窝的时节，这时，“喳喳喳”的叫声更是不绝于耳，大小喜鹊的倩影随处可见，喜鹊成群结队地在天上飞，小山村十分热闹。

　　记得从农村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兄弟觉着农家肥肥力不够足，开始大量使用氨水和尿素，农药也使过了头。粮食和蔬菜产量提高了，但也很糟糕：土壤、河流和空气被污染，生态系统被损害, 一些珍稀动物消失,稻花香里没了“蛙声一片”,喜鹊也越来稀少……

　　如今乘坐高铁或者驱车奔跑在高速公路上, 随时随处可见路两边树上的喜鹊窝，有的搭建相邻的树上，还有的搭在同一棵树上，喜鹊也择邻而居呀！

　　喜鹊聪明勤劳，喜欢垒窝。春季繁殖期成双成对忙活着筑窝，做成一个窝也就半个月左右。开春不冒芽的秃树，只要有喜鹊垒窝,树保准是活的。记得老家院东南角有棵双臂合抱不过来的梧桐树，喜鹊曾在上面做窝。两只喜鹊，从远处衔来细小的干树枝，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然后用嘴啄着左搁右摆地架在树顶的树杈上。那次刮大风，窝上的一些树枝被吹落下来，喜鹊便忙碌着衔枝搬草、修复家舍。小喜鹊先在窝边练习走步，然后又在树枝上练习跳跃。有个黄昏时刻，我在院里玩耍，突然一只小喜鹊落在我身边。她就在我的脚前，高昂着头，面带喜色，喳喳地叫着，一蹦一蹿地向我挪近，与我如此亲近友善。就在这一刻，我激动得大气不敢出，只是瞪大眼睛和她对视。

　　少年时代，我也曾掏过喜鹊窝。那次我顺着树干爬到喜鹊窝旁，惊奇地发现窝里有三只身上只有少许绒毛的小家伙，眼睛还没睁开，听到有动静就张开大嘴吱吱叫着索要食物，伸手一摸，雏鸟身子绒绒的暖暖的。突然，觅食的老喜鹊回来，可能担心我伤害它的孩子，它在我的头顶上盘旋着，焦急地叫着，几次要啄我的头,我胆怯地哧溜滑下树。我再一次偷偷爬到树上去看小喜鹊，只见窝里空着，我正在发愣时，听到旁边不远的树枝上有喜鹊的扑棱棱振动翅声，循声望去，几只小喜鹊站在枝头上的腿还有些抖。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尾巴一翘一翘的,正在树间练习飞翔技巧。

　　喜鹊与人类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喜鹊大多把窝建在农家宅前屋后的大树上。有人说，喜鹊是一种能带给人吉祥的鸟儿。“仰鸣则阴，俯鸣则雨，人闻其声则喜”。在喧嚣的都市里，听到喜鹊的叫声，如同天籁之音，真是幸运。记得儿子高考那年，开考那天，天刚蒙蒙亮，窗外“喳喳” 的喜鹊叫声把我吵醒了。心中不禁一惊，“这哪来的喜鹊？”只见一只喜鹊正扑棱着翅膀站在窗台上。它一身黑衣,肚皮白白的，小脑袋灵活地左右晃动，肆意地蹦跳着。我赶紧转身兴奋地对妻子说:“你看，有喜鹊在叫！”妻子笑着说:“喜鹊叫，喜事到。儿子高考好兆头呀!” 喜鹊的叫声，吻合了我们对儿子高考的祝福与期盼。

　　“喳喳喳！”“喳喳喳！”喜鹊真的回家了！生态环境好转，食物链也在恢复，孩子们追逐着蹦蹦跳跳的喜鹊嬉闹。我留心发现,无论是明媚阳光下，还是驻足大树下，时常听到喜鹊脆亮的歌声。喜鹊敏捷的身影和舞姿，一年四季盘旋在美丽乡村和城市公园,悄无声息地与人类守候和享用着“春色关不住”的绿色家园。

　　自然生态改善，到处花草清香、鸟语虫鸣,不仅喜鹊多了，家燕、麻雀、蜘蛛、蜻蜓、刺猬、青蛙等生物也家族兴旺啊！

　　喜鹊凝望着辽阔天空和苍茫大地，向人间传递着好消息……

沙土路

每当我从宽敞、快捷的铁路、公路、高速路上飞驰而过，我的思绪便不由飞越时空的千山万水，飞回那曾经的乐土——童年走过的那条蜿蜒的沙石路。

　　在那坑坑洼洼与泥泞里，曾经留下我多少充满童趣和希望的时光！在我眼里，它已不再是现实生活中承载着人们为生活、为爱情、为事业来回奔波，时高时低、时平坦时泥泞的路了。它给予了我对路最原始最质朴的认识与理解，它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具有深厚情感的鲜活生命，伴随着我磕磕绊绊地成长……

　　那缠绕在乡间的沙土路，像村庄的毛细血管，把家家户户连起来;又像一根红丝线，牢牢牵系着游子的心，无论走得多远，无论何时何地。

　　记得我村那条沙土路一直通往当年的人民公社。这路是什么时间修的已无法考究，只记得走出很远还能看见老家院里的那棵国槐树。村民们赶集上店、走亲访友、下地干活，一茬一茬、一辈一辈的人都踩踏着它。有很多人从蹒跚学路就开始走，小路上有几座小桥、哪里上坡下坡、哪里容易泥泞都一清二楚，一步一步丈量着小路长大，不知不觉就走了一辈子。故乡的沙土路，它实在不起眼，就是用沙土铺出的比较平坦的路面，路上简直是杂草、庄稼秆、荆棘、牛粪的集合体，两边灌木和杂草丛生，绿茵茵的草厚厚地铺在上面，草丛里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火红的，金黄的，雪白的，靛蓝的……诠释着乡下人生活的艰辛刚毅与丰富浪漫。它是那么熟悉，具有深厚情感和鲜活生命，在乡间生活久了的人，闭着眼也会踏着它回家，承载着家乡人祖祖辈辈几代人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它是那么窄小，有的路段单个人走都要小心翼翼、避免滑到路下去，但在村民心里沙土路依然那么宽敞、厚重。雨后，孩子们可以光着脚丫在柔软的沙土路跑来跑去，到路边的青草丛中捉蚂蚱，从路边的河沟里抠螃蟹、摸泥鳅……

　　家乡的沙土路给我青少年时代留下了无限欢笑，也有丝丝苦恼和无奈，成了我人生中无法抹去的记忆。记得分田到户的初期，所有的农田全部分到各家各户，这个政策使我们家里的条件也逐步好转，尤其是我们家人口多，粮食年年不够吃，分田到户后，我们家首次有了余粮，而且每年还能卖上千把斤上等的公粮，上学的学杂费不用犯愁了。有一年秋天，父亲为了筹足我的学费，用独轮车推上几袋地瓜干去公社卖，半路上，一场大雨瓢泼而下，小路成了被搅拌的泥浆，当磕磕绊绊地回家，几袋粮食已经淋透了。当时，我就渴望家乡能早日修一条宽敞平坦的沙土路。

　　沙土路没有水泥路结实的体魄，没有柏油路华丽的外表，但却透露出一股乡情，一份自然，一片温馨。沙土路是承载丰收的小路。深秋季节，金黄的玉米，金黄的谷子，金黄的豆子，睡在奔波于小路的手推车上，开心地蹦来跳去，小路也被渲染成了金黄色。看看近处，挺拔的玉米秆在秋风的吹拂下，向着忙碌的人们招手，告诉人们丰收的消息。举目远眺，一辆辆运粮的拖拉机在小路上你追我赶，“呼哧呼哧”地冒着黑烟，向着丰收的村庄跑去，扬起几缕尘土，撒落些许金黄的谷粒。谷粒镶嵌在乡路上，点缀出沙土路的华容与尊贵。

　　冬季走在沙土路上，倾听着寒风狂放的歌声，顿感一丝寒意。路边的花草早已失去昔日的美丽，只剩下“人比黄花瘦”的容颜。西北风继续吹着，将凛冽的寒气带上乡间小路。小路，咬紧牙关忍受着，更显得精神，健壮。举目四望，白茫茫一片，盖住了喧嚣，盖住了污垢，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清净，那么洁白。

　　人们大都留恋出生地,因为那里有生命的根和生命的圆舞曲。走在这熟悉而又陌生的沙土路上，看着田地里忙碌的人群,感受着这拂面而来的田野微风，听着那久违了的乡音,心里自然充满感动。

　　沧海桑田,世界巨变。道路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变化着，眼下不仅有高速公路、高速列车，而且还有信息高速公路，让人感到应接不暇的变化和飞驰的快感。我在繁华的都市，脑海中却时常浮现出伴我走出大山的那条沙土路，是它给了我许多难以忘却的美好回忆吧！现在无论城市人还是乡下人，车行路上似飞若翔，心旷神怡。道路真是越走越宽，越走越长，越走越远……

种萝卜

离开故乡沂蒙山区已很久了，但种萝卜这种农活，我仍记忆犹新。

　　那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各家都趁着清晨去刨地、扶垄和点种，可镢头抡不了几下，就汗流浃背。萝卜种得怎么样，是对各家耕种水平的考验和检验。因而，每年种萝卜的时候，各家都好像比赛似的，心里暗暗地较着劲。

　　那年我回家过暑假。天刚亮，父亲喝完茶水、扔掉烟头，打着眼罩望了望晴朗的天说：今天又是毒日头，趁早把萝卜种了吧。说完，就扛起镢头和耙往菜园走。娘嘱咐我：你在家看门吧。娘也挑起水桶、拿着水瓢和萝卜种走了。

　　我感到心里不是滋味，父母渐渐年纪大了，仍然自己去耕田种粮种菜，而我这个年轻力壮的儿子却远离家乡跑进城里，假期回到老家理应分担些家务活，却被扔在家里。我体谅父母的良苦用心，二老认为我进城了，已经挣脱了泥土，我的鞋、衣服都不能再沾土，手也生疏了，再说偶尔有空回趟家也不容易，担心累着我，干脆用亲情和厚爱把我裹住，别让风吹着、雨淋着、太阳晒着。我依然是地道的农家子弟，回到老家多想替父母分担一些劳累，多想沉浸进故乡宽容的胸怀，脚踏厚重松软的泥土，回归自然，寻找昔日沐浴阳光、亲近土地、享受地气的感觉。

　　我三步并作两步赶上了娘，一起向村东的菜园走去。透过薄薄的晨雾，只见各家各户的菜园里，已经零零星星地来了一些人，有老人、有壮劳力，也有孩子，刨地的、耙地的、扶垄的、点种的、浇水的，都忙活起来了，不时传来歌声、笑声、吆喝声和低语声，甚至是孩子的哭闹声。各家那不大的菜园都经营得很仔细，没留一点缝隙，绿的是韭菜、菠菜、小白菜，用小木棒架起来的是芸豆、豆角，园边是稀疏但茂盛的玉米、高粱和蓖麻。只觉得每一棵、每一枝、每一叶，都长得青翠茁实。园中刚收获过土豆的那片新土，便是准备耕了种萝卜的地方。

　　父亲先用锨把基肥均匀地撒到地里，然后就开始刨地了，镢头甩得很高，落得很深，极认真，很投入。刚刚冒出的太阳，斜斜地挂在山嘴上，把父亲的身影剪得很长很长，在土地和菜叶上晃动。种好萝卜，长出好萝卜，首先要把地刨深刨透，然后把坷垃打碎，耧耙得均匀和平整。这些工作做好了，父亲就开始开沟扶垄。我抢着对父亲说：“我来吧。”我脱掉皮鞋和袜子，赤着脚，走进地里，那脚丫和脚板掩埋进土里，只觉得那泥土很柔软很凉爽，十分舒服。为了把萝卜沟开直，我先在园的对面选个参照物，用脚划出一条线，然后沿着这条线来刨沟。线是划直了，但那萝卜沟刨得还是有些歪，翻刨上来的土有多有少，那沟也就粗细不一。父亲没有说什么，又抡起镢头重新校正了一番。

　　我又去挑水。我老家的井是用石头砌的，不是很深，提水也不用轳辘，也不用绳索，就用勾担挂上铁桶在水里摆动几下把水灌满了，提上来就可以了。干这个活的技巧就在于摆水，因为那勾担钩是直接挂着铁桶柄上的，速度快了提不上水来，慢了或用力不均匀，铁桶就容易掉到井里。前些年我在家时，这个农活干得比较娴熟，可几年下来手就生了。那桶在井里摆来摆去，水没有灌满，却真把水桶掉进井里了，多亏担水的邻居帮忙捞了上来。后来我再提水时，干脆用绳子把勾担钩和铁桶柄捆在一起，无论在井里怎么摇摆，桶是掉不了了。城市安逸的生活，已经让我淡忘了过去最基本、最熟悉的劳动技巧，丢失了许多故乡古朴、真实的东西。难道远离泥土和农活，就自然拉大与乡村、乡亲的感情距离？

　　太阳刚刚爬上山顶，我家的萝卜已经种上了几垄。这时，绿树遮掩的村庄里，冒出几缕炊烟，不时有菜香和油香飘进菜园里。我的眼前仿佛长出了一片青枝绿叶、潇洒自在的萝卜，耳边好似响起收获萝卜时的笑声。

国槐树

我老家院里曾有棵国槐树，绿荫如盖，风姿绰约,依然站在童年的记忆深处。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家还住在村东岭的东侧。就几间青石垒砌的房子，但院中的那棵国槐树却在方圆几十里，独一无二。那粗壮的干，遒劲的枝，茂密的叶，远远望去，像在山村里冒出的一朵墨绿色的蘑菇云，成为偏远山区一道难得的风景。这树虽然有些老态龙钟，但长得却十分茂盛。主干不是很高，也就是3米多，还有些弯曲，身上长着几个大伤疤，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成熟，稳健，带着几分威严。细细的树枝和密匝匝的叶，在微风吹拂下婆娑多姿。夏天，树冠特别大，不但院子里全是绿荫，就连房子周围也在树冠的遮蔽之下。据老人讲，这棵树还是祖辈上从山西洪洞县迁徙时带来的树种。当年祖先挑着锅碗瓢盆逃荒到此，看到一眼清冽的山泉，就定居下来，开荒种地，一代代地生存繁衍下来了。国槐树的种子在此生根发芽，代代繁衍，成为山西国槐树名符其实的正宗后裔。

　　春雪融化，万物萌动。国槐树虽然同样享受春风的吹拂和春雨的滋润，但比别的树木明显反应迟钝，那芽尖要比别的树晚冒上十几天。当绿草如毯，山花开放，蜜蜂、蝴蝶飞舞的时候，枝干上一夜就会冒出密密匝匝的新芽。清晨，树冠的细枝间迷漫着一层淡淡的气雾，那雾随着微风向四处飘逸，荡漾着一种神韵和灵气。那芽开始是白绒绒的，继而是绿茸茸的，不久便吐出一串串绿绿的花穗，一夜间就开出细小白净的花朵。每到这个时候，树四周就弥散着清幽幽的香气，远远地就能闻到那淡淡的沁人肺腑的清香。

　　那时孩子们的生活单调乏味，每当我们放学归来，不自觉地跑到那棵国槐树下相聚，那里是我们的乐园，也是我们的避风港。炎热的夏天，无论太阳的光芒多么毒，经过槐树密密的过滤以后，就带上几分凉意和温柔。这时，全家人一天三顿饭都在树下吃，晚上邻居们带上板凳，拎个蒲团，摇着芭蕉扇，在树下乘凉。看着宝石蓝的天空，望着弯弯的扁月和闪烁的繁星，听着蛐蛐的低鸣，那些鬼怪故事，那些家长里短和乡间的新鲜事，在树下聚会和扩散。

　　那年月，在生产队里出一个工，只挣几分钱，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当时全国上下“备战备荒为人民”，尤其是“文革”期间谁能穿上一身军装，谁就很风光，那气派，那劲头，无与伦比。这槐树的米是染军装的上等材料，也就贵重起来了。这槐树除了能给家人挡风遮雨，每年的槐米收入也列入了家庭年度预算。等到槐花刚张嘴露白，正是采摘槐米的好时候。槐米可以爬到树上采摘，也可以用一根大竹竿捆上个铁钩去钩。槐米采摘下来放在席上和石板上晒两三天就干透了，就变成金黄色，然后用簸箕掂几掂，就分出了一二三等，到公社供销社保准卖上个好价钱。

　　槐树历经岁月沧桑，从不言语，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安静而沉稳，宽容一切。逢年过节，我爷爷总要在树下摆上几个菜，点上三叠草纸，十分虔诚地敬天，敬地，敬这棵国槐树。这棵国槐树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和感情的依托。

　　可惜这棵国槐树在一个夏天被雷击中，走到了生命尽头。这棵既有几分神秘和威严，更凝聚着我们全家的期望和感激的国槐树，它永远地活在我的心中。

　　我家那棵百岁国槐树，它依然在我心灵的田野上，生长，摇曳。

剃头匠

“剃头挑子一头热”，这句说剃头匠的歇后语，意喻婚恋或合作双方，一方热情主动，另一方却冷淡漠然。

　　把为男人理发称作“剃头”是从清朝开始的。清政府最早令会剃头的军士当剃头匠，所有过往的男人，一律强行剃头、剪掉长辫子，“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因会剃头的军士远远不够，渐渐有更多的人当上剃头匠,剃头也逐步成为养家糊口的行业。

　　当下走在城市的街面，到处是豪华的美容美发店，洗、吹、烫、染名目繁多。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剃头挑子为何物了。在我的记忆里,沂蒙山区的剃头匠大多是上了些许年纪的老大爷。剃头挑子，一头是大沿的黄铜盆，下面有个圆桶，内装炭火小炉，水总保持着一定热度。铜盆边上竖着一个小旗杆，悬挂着宽宽的挂钩皮带和毛巾；另一头是坐凳，凳侧有抽屉，内盛剃头刀、剪子、梳子、篦子、肥皂等剃头用具。

　　剃头讲究礼节，一般不直说“剃头”，文绉的叫“落发”。 民间忌讳正月里剃头，乡下有“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的俗谚。所以每年正月，剃头行业经营惨淡，到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时,一窝蜂地剃头，借喻新一年“龙抬头”。“文革”时期全面禁止个体经营，剃头匠也基本绝迹，理发多是私下互助。到改革开放初期,“剃头匠”才在沂蒙山区的乡村兴旺起来。那时理发工具也换成了手动的剃头推子。那剃头推子有两排锃亮整齐锋利的钢牙齿，啮合在一起像收割机，在剃头匠手里贴着剃头人的头皮，伴随“喀嚓喀嚓”的声音，在浓密的头发里敏捷地欢唱，仿佛农民割着丰收的麦子……

　　记得公社驻地有位姓张的剃头匠，五十多岁，镶着一颗金色的大门牙，稀疏的头发被岁月染白了。无论对谁都服务得很好，老少无欺，一生就在指尖和头发之间跳跃，在剃头刀与剪刀“喀嚓喀嚓”的交响中，理去多少人的愁怨和苦恼,理出自己的好生活。理发时先在客人脖子上围了一层白布，防止剪下的头发渣子钻进衣服里，然后拿起木梳梳梳头发，左右端详一番，在心中有了谱儿,就开始理、剪，等基本理完，让客人先在镜子里自我作番评判，“看看，中意不中意？”然后再作些微调，就大功告成啦。当年年轻人流行小平头或者“三七式”（即头发向右梳“左三右七”）。男性老年人都是剃光头，剃光头一角钱。

　　据说邻村的一位退休教师，好开玩笑，曾去理发，且理的是光头。理光头往往是先从额头开始，从头顶推到脑后，然后再推左侧或右侧。这天，他的头刚理了一半，一边理秃了，一边的头发丝毫还没动。这位老先生突然站起来说：“对不起，我只带了五分钱。就理一半，理五分钱的吧！”，说完拔腿就跑。剃头匠老张一楞，心想：让顾客这个样子出去，肯定被乡亲们耻笑，这不是砸我的招牌、砸我的饭碗吗？于是立刻就追了上去，“别跑，别跑，五分钱的，也得把头理完呀！”硬是把他拽回来把头理完了。理完发，这位老师笑着说：“对不起，其实我有钱，我是和你开玩笑的！”于是留下了两毛钱。这个故事在当地流传了好一阵子。

　　我读高中时，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凑钱买了套理发工具，同学之间互相理发，开始时朴实的脸上透出几丝腼腆和怯意。当时时兴小平头,但同学往往把头发理得高低不平，“像猫啃了似的”。其实这种发型更难剪，有些同学越想理平越理不平，反而头发越理越短,最后干脆剪个光头，戴上帽子。喜欢开玩笑的同学，在上课时突然把帽子给摘下来，只露个光头,引起哄堂大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国立即兴起“学雷锋，做好事”的热潮。学校要求我们“学雷锋、见行动”。同学们挖空心思学雷锋，有帮同学补衣服的，有负责送信送报纸的，有负责打扫卫生的，有到食堂帮助择菜的，我坚持利用课余时间帮同学理发。

　　模仿剃头匠,手握一把理发推子,捏动弹簧和螺丝杆已锈蚀斑斑的手柄,听听那久违的声音,感觉时光倒流,回归那纯真互助、爱惜头颅的年代,剪落一缕缕贫寒与烦恼。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