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沛霖

　　每一次走进清原那片山水，眼前便出现这样的场景：烽火中，一群人从那片野性的远山，高唱着“起来，起来”的歌声走来。

　　待缓过神来，满眼的青山绿水，哪有什么人和歌声？我知道，这是铭记内心深处的那段历史又活了。往往这时，眼里便噙满了泪水，不能自已。

　　我是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仅一个月时间，清原籍人孙铭武、孙铭宸等抗日志士，便“拉”起了东三省第一支抗日队伍——血盟救国军，开始了杀敌灭倭的殊死战斗，同时也唱响了那首“起来，起来”的军歌。

　　今年暮春时节，山野已是绿肥红瘦，只有槐花还开着，弥散着淡淡的幽香。我们沿着英雄的足迹，爬山越岭，穿越时空，走近了他们，邂逅了那不曾飘散的历史烟云，听到了那阙雄浑的“起来，起来”的歌声。

　　1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太阳暖暖地照着，我们来到了清原城郊的中寨村。村子在浑河南岸，四五百户人家，两千多口人，田畴平整，交通便利，是个很富庶的地方。孙家兄弟当年就是从这里，走上抗日前线的。

　　在一个小院的土炕上，我们见到了93岁的姜学儒老人，老人虽说耳有些聋，走路有些蹒跚，却头脑清醒，言语清楚。他说，我们家和孙家离得不远，关系也很好。“九一八”那年我十岁，他四十出头了，叫他叔。记得他见到我总要摸摸头，拉拉手，逗我说几句话，感到特别开心。

　　姜学儒老人回忆说，上个世纪30年代，村里不过十几户，七八十口人。孙家日子过得好，有15间房，150多亩地，院子里养着骡马大车，都叫他们孙家大院。老人还说，孙家仁义，悯贫惜老，谁家有事都肯帮忙。孙家属耕读人家，注重孩子读书，乡里读完还到外边读。老三和老四都读过“大”书，人品学识远近有名。老人说话缓慢，多有停顿，却充满了感情。

　　孙家老三铭武，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19岁考上兴京县警官教练所，后来当上了北四区（区址在南口前海阳一带）区官兼保安团长。民国五年（1916年）参加了讨袁革命军，民国八年（1919年）改编为东北陆军第16师，历任连长、营长和直隶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等职。后因厌恶军阀混战，离开部队，在沈阳开福兴旅店谋生。

　　老四孙铭宸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读过师范，民国七年（1918年）起，先后在阿尔当、清原等地当老师、校长和县公署学务委员，民国十九年（1930年）为县志调查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孙铭武在沈阳眼见日本鬼子烧杀劫掠，无恶不做，深感痛心。忍无可忍，几经筹划，与原籍清原湾甸子的留日青年张显铭，相约回乡，决心毁家纾难，组织抗日武装，驱杀倭贼，光复家园。

　　孙铭武回到中寨子，首先得到父母和两兄弟的支持，铭宸毅然辞去公职，投笔从戎，跟着兄长抗日。哥哥孙铭久摸过枪，枪法好。那时候有匪盗，看家护院和车辆外出，都包在他身上。听了铭武的打算，也决定跟着弟弟打鬼子。

　　那段日子，中寨子小村炊烟袅袅，鸡鸣狗吠，与往常别无两样。其实并不平静，举事的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一把地火悄悄地燃了起来。

　　铭武和铭宸哥俩，好读书，有主见，虑事深。他们的准备，除了人和枪支弹药，还有一件事情，很看重的事情，要有首歌，一首激发斗志，凝聚力量的军歌。两个人也许想起了孔子的“郁郁乎周乐”，也许想起了冷兵器时代的击鼓呜金和当时战场上的冲锋号角；抑或想起了楚汉相争，张良几阙楚曲，吹散了项羽几千铁甲弟子的史话。也许根本没有想起什么，只是一种文化使然，形势使然，更长远的战略使然。于是，哥俩的心中块垒，变成笔底波澜，冲天怒吼，一首军歌在这个小村里诞生了。

　　说起当时的情形，姜学儒老人回忆说，孙家大院人来人往，有外地的也有当地的，有些忙碌，也有些神秘。大院里不时有歌声响起，像民歌，高亢悲昂；像进行曲，雄壮有力，有一股让人站起来杀鬼子的劲儿。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教唱《血盟救国军军歌》。

　　请老人唱唱，他摇头说唱不好；说说歌词，也摇头说记不住了。稍顷，老人有些兴奋，看着我们说，有好几句词都在咱们“国歌”里。

　　2

　　又是一个早晨，我们驱车从清原县城出发，沿着平坦的公路向南驶去，一口气跑了八十余里，到了大苏河乡小苏河村一个叫虫王庙的自然屯。这里是大山的腹地，过去交通不便，没有汽车，俨然是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这是个东西走向的沟，北山麓上坐落着一户户绿树掩映的人家。鸡鸣篱下，白发老妪撒着苞谷，咕咕咕，那景象好像童话。

　　走进一家小院，女主人叫穆桂霞，三十多岁，干练而稳重。寒喧过后，她领着我们出了院门，跨过街道，进了对面她家的园子，田畦里长着碧绿新鲜的蔬菜。她告诉我们，这是虫王庙旧址，原来五六间大瓦房，供奉着虫王神像。那时候一旦遭遇虫害，往往颗粒无收，山里人没招，只有靠神仙保佑。这个屯子不大，又偏僻，庙却不小，“神通”也大，种完地远近的人都到这里敬虫神。还唱大戏，十里八村的赶来看戏。后来荒弃了，再后来房子倒了，庙也没了，成了我们家菜园子。

　　见有客人，街上人聚了过来。有人把话锋一转，颇有些骄傲地告诉我们，这是血盟救国军举义誓师的地方。

　　村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把我们带回到八十三年前的峥嵘岁月……

　　张显铭与孙铭武沈阳分手后，回乡策反了新宾第九大队二十八步兵中队长李栋材。李栋材借口剿匪，10月10日拉出队伍向虫王庙开拔；同时，孙铭武也按约定带着队伍向这里集中。

　　10月19日是寒露，天冷了，刮着小北风。两支会师的队伍，还有当地青壮年，在虫王庙开誓师大会。庙院是村里最大的地方，400多人里里外外站得满满的。台阶上“血盟救国军”大旗猎猎飘扬；香案上放着枪和子弹，这是他们歃血盟誓的信物。先由张显铭宣读“杀倭誓言”：“民族危亡，生灵涂炭。热血同胞，共赴国难。驱逐倭贼，还我河山。同仇敌忾，光复家园。倘有二心，枪击弹穿。”接着孙铭武讲话，几次说到我们这个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同胞们站起来，不当亡国奴。最后以刀割指，鲜血淋漓，慨然于庙柱上写下“血盟救国军”五个血字。场内外群情激愤，无不涕泪，同声唱起了《血盟救国军军歌》。

　　一个小村，生活着一个小小的族群，为了不让虫子祸害庄稼，建起了虫王庙，祈拜虫神。村本无名，以庙名而名之。多么善良的人们，多么朴素的生存理念。当年就在这里，血与火中，举起了东三省杀倭灭贼的第一面旗帜，唱响了那首《军歌》，其词云：

　　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的民众。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奋起杀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团结一致，战斗，战斗，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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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区雪大，酷寒。虫王庙属深山老林，十月末几场雪，就封了路，封了山，人们便“猫冬”了。这是四时节律，大地道德，一种生命哲学。这一年也不例外，只是白雪覆盖的山野里，不时地见到“血盟救国军”战士的身影，听得到他们“起来，起来”的粗犷歌声。

　　血盟救国军通过工作，收编了当地既打鬼子，也有土匪气的山林队，同时遣散了小苏河、风倒树沟等周边村的自卫团，收缴了枪支，还引导一些人加入了血盟救国军。同时，孙铭武、张显铭、李栋材和孙铭宸分头联络新宾、桓仁、柳河、通化、抚顺的抗日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发展扩大了这支队伍。

　　当时的大汉奸、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和清原县伪公安局长，见血盟救国军势大，便派中寨子、南三家等地孙家的乡邻和亲属劝降，并许诺“只要放下武器，给县长、旅长做。”孙家哥仨儿大义凛然，不为所动。

　　于芷山见此道不通，便纠集清原、新宾、柳河、通化、金川（现在通化一部分）五县联军围攻。孙铭武、李栋材和张显铭等领导运筹帷幄，举重若轻，利用敌伪分散孤立的弱点，避实就虚，各个击破，获得了第一个大捷。

　　1932年1月，血盟救国军发展逾千人。从长远考虑和根据地建设需要，队伍转移到了柳河的打牛沟。

　　于芷山气急败坏，派参谋处长吕衡率公安大队79、80两个中队和伪军一个营，还有炮队、骑兵队以重兵围剿。孙铭武等以退为进，灵活机动，从通化拉古河到岚山，再到柳河柘木台，利于打则打，不利于打则走，大获全胜，同时占领了辽吉边陲的红石重镇。

　　部队在红石镇进行整编，公推孙铭武为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明确提出“抗日救国，爱民除奸，不动民间一草一木”的口号，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这支队伍的武器，除了枪炮，还有那首歌。队伍走到那里，《军歌》就唱到那里。战士们唱着它唤醒民众，山里人唱着它走进队伍。平日里唱着它餐风露宿，炮火中唱着它冲锋陷阵；两军对叠，唱着它和“枪口对外，不打自己人”的喊话，让伪军自责自悔，悄然放下武器，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这片大山中，人人唱得响，句句听得懂，它的精神意义和审美价值在于使庸者醒，懦者勇，迷失者知返，奋勇者无畏。

　　这是血与火中，心与心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对话。

　　4

　　血盟救国军像野火一样，在那黑暗的日子越烧越旺，大汉奸于芷山深感威胁，惶惶不可终日。

　　孙铭武了解于芷山其人，现在是个铁杆汉奸，原是东北军的军官，投日前曾有过犹豫和动摇，因此总抱有一线希望，欲图把他拉回来，曾几次派人过去晓以大义，劝其弃暗投明。

　　民谣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1932年1月19日是农历腊月十一，腊八刚过，是山里最冷的日子。这一天，于芷山的儿子——一个汉奸营长，代表于芷山来与血盟救国军谈判，表示要反戈共同抗日。孙铭武知道于芷山阴险狠毒，反复无常。当对方提出到他们地盘柳河三源浦与于芷山见面时，大家都非常慎重。张显铭说，于芷山和日本鬼子抱得紧，这样的人不能轻信，不能上当。

　　正在大家犹豫的时候，于芷山送来了一封信，是给孙铭武的保证书，于芷山下边几十名军官都签了名，有些还是孙铭武的故交，欢迎孙铭武等人来三源浦，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谈判人员的安全。几经权衡，从大局考虑，他们答应去三源浦。

　　这天下午，孙铭武、张显铭、王绍卿一行20余名军官，以及百余名护卫士兵来到了三源浦。却不见于芷山踪影，只是“款待”吃饭；原定当日返回，借口路远天晚，强行留宿。孙铭武等知道事情危急，却已晚矣。其时，部下刘锡九寻得机会，并找来马匹，让他逃跑，他说，在此生死之际，扔下兄弟们逃命，还有人格吗？众人劝说，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咱们整个队伍，为了抗日大业。他含笑摇头，不肯出走。这是个大不幸的日子，血盟救国军总司令孙铭武和他的战友们遇害了。

　　雪山低头，河流凝咽，伴着“起来”的低沉歌声，英雄的遗体运回了中寨子。遗嘱中说，倘能回籍，不赶走小鬼子，不要入土。这是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一位爱国者无声的歌，一个战士“起来，起来”和“不做亡国奴”的最后呼唤。

　　5

　　孙铭宸原本负责筹集军资、兵源和信息等方面的事情，没有跟着队伍打仗。听到前方受挫的消息，立即赶赴前线。没有哀怨，也没有彷徨，只有化悲痛为力量，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很快地恢复了队伍的战斗力。为了更好地打鬼子，他带领余部500多人参加了李春润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军，受任为第六旅旅长。

　　他们扒铁路，割电话线，端英额门炮楼，制造南口前军车脱轨，三次攻打清原县城，还策反了清原伪公安队长、商团队长，收编了姜绍泉的山林队。搞得敌伪焦头乱额，坐卧不安。浑河岸边，沈海线（沈阳至海城铁路）上，唱响了“起来，起来”这首浸染着鲜血的军歌。

　　日军无奈，下了血本，妄欲剿灭这支队伍。1932年10月9日，鬼子高波兵团倾巢而动，重兵突袭。自卫军由于一部北撤，孙铭宸和李春润部分别在清原和新宾被分割包围，陷于孤立无援处境。经过三昼夜苦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分散突围。

　　为了重建自卫军，1933年1月，孙铭宸秘密赶赴北平，受到东北抗日救国会和东北抗日救援会的热烈欢迎。他四处奔走，联络抗日人士，参加讲演，与民众见面，介绍“血盟救国军”和“民众自卫军”的抗战业迹，多次情不自禁地唱起“起来，起来”的军歌，台上台下无不慷慨激昂，热泪盈眶。

　　北京期间，在张学良将军建议下，组建了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唐聚五为总指挥，李春润为副总指挥，孙铭宸为总参议兼第四梯队司令官。

　　北京期间，他培训骨干，谋划方略，先后分批派人潜回辽东。1933年2月8日，孙铭宸重返抗日前线。他化妆成码头工人，从天津上船，准备到大连登陆。同时，还有一条船载着他们筹集的军火辎重，从山东驶向大连。行至大连港附近海面时，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捕。铭宸知道身份已经暴露，无所畏惧，怒责日寇发指罪行，指斥倭贼覆灭命运，磊落光明，痛快淋漓。在狱中虽然经受严刑拷打，以及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百般诱惑，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最后不幸遇害。

　　他走了，他的歌却没走，仍然响在那片野山中，响在血与火的战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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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温馨地照着，窗外不时传来鸟儿啁啾的歌唱，四周显得很安静。我们坐在抚顺望花区一户单元房里，这是铭武的孙子显勇的家。铭武有两个儿子，都走了。二儿子孙超的四个儿子——老大显庭、老二显耀，老三显勇，老四显智——今天都在场。孙超原名治国，躲避鬼子追杀时改了名。老人2006年去世，无疾而终，享年91岁。

　　显庭回忆说，父亲生前多次说起血盟救国军举事后，日伪没收了他们的房屋、土地和家产，净身出户。他们这一支辗转到了抚顺，铭宸那一支流落到了河北。其艰辛险阻，生死遭际，令人唏嘘不已。

　　提起军歌，兄弟几人说：“是两个爷爷的意思，由四爷执笔。”孙超曾对他们说，当时东三省烽火连天，生灵凃炭。人们到一起，特别是公众场合，聊不到几句，少不了“起来，不做亡国奴，抗战到底”的相互激励，也少不了“用我们的血肉”作“最后的战斗”那句狠话。你们四爷聪慧，抓住了这些“热词”，表达了大家抗战的心愿，这才能广为传唱。

　　孙超三儿子显勇还讲了件事，建国那会儿，有一天父亲从外边回来，高兴地和大家说，听到《国歌》没有？有咱《血盟救国军军歌》的词。还说，调和词与《军歌》都不一样，却听着很顺很熟，明明白白。

　　《国歌》的词是田汉先生1934年为电影《风云儿女》写的，反映的正是那段历史。显庭哥几个说，我们总觉得田汉先生对血盟救国军、民众自卫军和义勇军，以及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是了解的。问他们有根据吗？他们拿出一些资料，指点着说，四爷孙铭宸在北京讲演，报纸多有报道，传播很广；后来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唐聚五去武汉，向张学良汇报战况和形势，还接受过《抗日救亡报》主编田汉的采访。

　　听着他们的话，我频频地点头。他们说得对，田汉先生作为战士、诗人，这如火如荼的抗日烽火，一定会激发先生的灵感和创作热情，写出这体现社会脉搏和时代主旋律的最强音。听了我的意见，他们笑了，有点咬文嚼字地说，从词和曲来说，《国歌》不是《军歌》，高于《军歌》，也高于生活。不然怎么会成为《国歌》呢。

　　第二天，接到了孙铭宸的孙子孙滦宁从张家口打来的电话。提起军歌，他深情地说到奶奶——孙铭宸的妻子孙孟氏，名孟庆云，1976年去世，享年八十多岁。孙滦宁说，当年孙铭武带着人马，从中寨子向虫王庙进发，那面“血盟救国军”大旗，就是奶奶用被面缝制的。奶奶活着时，想起那些人和事，以及那段烽火岁月，就唱起这首《军歌》，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真挚深沉，悲戚动情，听着让人下泪。她是用心在唱，好像和那些走了的人一起唱着。

　　7

　　这天下午，下起了小雨。春风拂拂，细雨霏霏，有点凄怨的味道。我们驱车赶到了南口前镇的南三家，这是孙家的祖籍之地。一会儿雨停了，山林如洗，青翠可掬，让人感到惬意。

　　进了村，奔北沟，周边的山虽不高，却伏危蹲虎，气象不凡。车行四五里，远远望见东山坡下烈士安息的墓园。走进墓园，只见并排三座坟，右起是孙铭宸，碑上书的不是名，是他的字：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团总参议兼第四梯队司令官——孙耀祖烈士之墓。中间是孙铭武，碑上书云：抗日守土、民族自卫、忠勇卫国、宁死不屈——孙铭武烈士之墓。落款分别是：证辽东字11463号和11462号，这是烈士证书的序号。左边是孙铭久之墓，碑小了些，与普通碑同。他战斗负伤未愈，卒于1932年初。

　　三个碑前，有款更大的碑：题头是：抗日英烈——孙铭武、孙耀祖。中间四个大字：永垂不朽。落款为：清原县人民政府，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

　　墓园里还有两块铭石，静静地立在那里。一块刻着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 月29日《沈阳日报》，介绍英雄业绩的文章摘要，血泪文字，催人泪下。另一块刻着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副总指挥李春润的讣词，其中有孙家兄弟“毁家纾国”和“组织了东三省第一支抗日队伍，首先打响了消灭日本侵略者的枪声”等字句，朴实无华，撼人心魂。

　　墓园不大，却有不少树，四五株红松尤其壮观，一个人抱不拢，二三十米高，笔直的干，修整的枝，无旁杈逸出，一律向上，直插云天，真乃栋梁松，树中君子，这分明就是烈士的英魂和风骨。

　　墓园的树，与山上的松林相连，颠连远处。一阵风吹来，有声响起，由低而高，由小而大，由缓而急，由远而近。如枪炮声，如冲锋声，如军马之行声，如鼙鼓之鸣声。待我静下来，用心去听，哪有那些声音，只有那首“起来，起来”的《军歌》在耳边响着。村人见我痴醉，解释说，是松涛骤起，还说除了松涛不会有这样声响。我醒了过来，眼里噙满了泪水，在这个圣地，他们又走进了我的心里。

　　其实《军歌》早已溶进了《国歌》，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它属于历史，又超越历史，因为它有个不死的灵魂。

　　责任编辑 孙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