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德库

　　我家大姑，人极豪爽，为巾帼丈夫也。其一生历民国、伪满洲国、国共内战拉锯、新中国诸时期。人生遭际，忽富忽贱，历尽坎坷，又颇随时代跌宕。我于文学院进修期间，曾对人讲起大姑。或曰，“能写篇东西”。孰知悠悠岁月，大姑早已仙逝，我的文字还没着落，真怕梦里大姑骂我小子无能。

　　于是仿着沈三白的《浮生六记》样式，就我的记忆，不溢美，不避讳，描摹、还原当时大姑的形象。

一、 蒙童记讼

大姑生于1924年，平民家的女孩，亲属邻居有的说胖，有的说俊，都是些恭维话，鲁迅先生的《立论》早已阐述过的，因此也就没留下特别的故事。等长到十来岁，大姑像模像样了，大眼睛，头发还带点自来卷，特别是性格豪爽，风风火火，因此就惹来一场诉讼。

　　深秋，一场急逗的秋雨过后，大姑便和一群男孩子到村边的一块地里，捡拾雨水冲刷出的花生，泥泞的地里便留下一串串天真活泼的小脚印。这一场景，如被今天的先锋艺术家撷取，也许是一段很好的行为艺术，借以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展示儿童美好天性的主题。

　　但不幸的是却被土地的主人，九垄地村的一位曹姓地主所见，又偏偏是在伪满洲国时期。这地主极刁蛮，典型的为富不仁。曾因他家的坟地被羊所踏，把我村的关家告到区公所，到底勒索了两桌赔礼道歉的酒席。这一次，他轰走了孩子，又好一顿查访，又上告了。

　　其实，这曹姓的地主，不冲别人，就冲着我家，也是不该告的，因为他是我三姑爷的血缘关系不算远的本家。现在，一些人，一些文章对当年土改的形式、范围颇多微词，但我还是基本持肯定的态度，像曹姓的这位做派，就该有这一劫。

　　传票下来，就把我爷爷等一干家长传到了区公所。那审案的，官不大，却十分的威风，呼天喊地，开训；“我说你们家长，孩子怎么教育的，现在就这样，长大了做贼为娼啊？”我爷爷等一个个低头戳着，大气不出。坐在一旁的曹姓地主，眼光扫过众人，好不得意。一堂下来，听判。我爷爷等就出来商量，这样捱下去，非摆酒席赔礼不可。于是众人商定，托人说情。

　　我二姑的干妈老李大姑奶的丈夫时任熊岳警察署的副署长，几家齐钱，买了进口的一袋洋面，送给老李大姑的丈夫，说明了情形。人家就给写了一封八分书，封好，递给我爷爷，嘱咐下次过堂时递上去。

　　过二堂时，审案的依然威风，曹姓的地主也依然神气。我爷爷递上信，真灵。那审案的马上变脸，冲着曹姓的地主喝道：“你起来，别坐了。小孩子捡花生这点事，你也告状，区公所你家开的？”把姓曹的好顿训。转过脸，对着我爷爷等被告说：“你们回去也得好好教育孩子，省得人家告状。”没想到一袋洋面就把事儿平了。转过年，我爷爷把伪满的一位姓萧的警察打了，也是靠这袋洋面平的事。由此得知，当时的行贿程度远不及现今，抑或时代发展的必然？

　　按曰，我大姑蒙童时即“被诉讼”，是否一生坎坷之兆？又可窥当时世态。因此写出。

二、婚配记谜

我爷爷一生交朋好友，最大的成功就是把我大姑嫁到熊岳城开大药房的何家，做主持家务的长房媳妇。

　　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讲究的是门当户对。以此衡量，何家是城里极殷实的富户，繁华的北关街上有前店后楼的铺面，城边另有一处七连间的大海青房，很是豪华。另外家里还间或做些应时的买卖。而我们家，也就是农村里的中等人家，种地，打渔，和何家不能相比。因此，这桩婚姻，就应该有着为我家所不知的谜。

　　我爷爷跟熊岳城的买卖家都熟，因此被称为“西三旗的老发”。买卖家无利不起早，他们图的，是通过我爷爷把货物赊给村民，秋后算账，以扩大营业额。我爷爷也因此得些好处，除了借以抬高身份外，还能吃吃喝喝，每到过年就领着我大伯、我父亲进城，就那买卖家开串。这时各家都现出夸张的热情，临走给包双洋袜子或剪挂小鞭什么的。交往之间，拜把子，结儿女亲家，也就顺理成章了。

　　村里的吴家把闺女许给了城里的窦家，出嫁后才发现男的是人事不懂的傻子，窦之不窦，悔之莫及了。因此我爷爷便多了心眼，好一顿查访，甚至找机会，偷偷地把我未来的大姑父相了。我大姑父还真经住了相，人本分老实，绝无城里富家子弟的纨绔，只是前额的头发有点少，再看看何老爷子，就知道那是遗传，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还挺有派。

　　多少年后，我和弟弟等，还试着解开亲大姑婚姻上的谜团。终于有一天从大姑父的嘴里了解，他和那四个弟弟不是一母所生。其生母早逝，连他也是被瞒的，多少年后才偶然知道的。其时我正读陈忠实的《白鹿原》，便联想，难道何老爷子也像那书中的人物，专克女人？俗曰，隔层肚皮隔座山。何老爷子就因此给头一窝的儿子娶个农村的媳妇。推演下来，似乎也不成因果。再推演，就推到我大姑的小婆婆身上，算来不是二奶，而是三奶了。

　　大姑的小婆婆，大概有青楼的背景，狐狸精似的，极不安分。因不能生育，就要了个孤儿当女儿，在家养着。按说相夫教子，也是女人的本分，可她偏在外边招摇。先是跟人信“一贯道”，信着信着就着了魔，跑到大石桥的“一贯道”佛堂，跟那上一级的点传师男女同功对练。二人脱得精光，男绕女三匝，女绕男三圈，然后交媾，就接丹了，也就取得了点传师的资格。回家，逼着何老爷子腾屋，设佛堂，何老爷子就成了戴绿帽子的坛主。

　　何老爷子虽然外边风光，但岁数太大，在家里镇不住那三奶，就得另想辙儿，给大儿子娶媳妇，主持一大家子的家务。大概他也经过了解，知道我大姑的豪爽，压茬，加上姓郑，（何老爷子有点迷信），就用来以正压邪，因此才定下这门婚事的。

　　大姑出嫁时，一溜的马车，都是三套的，到城边换轿，很是风光。更时髦的是，何家的二少爷骑了台富士牌的洋车子，招招摇摇。那时骑台自行车，也就跟今天开奔驰似的。大姑支起红盖头悄悄窥视，看到这二小叔子样儿，恨得牙痒痒，进门后就找个借口把他好顿骂。

三、理家记趣

古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大姑的齐家却不修身，整天嘻嘻哈哈，又张嘴闭嘴骂人，一件痞子的披风下，却也深谙御人之道，在大家里斗智，斗勇，甚至斗趣，令人叫绝。

　　过门一个月，何老爷子召开家庭会议，宣布：“家里的事情全由大媳妇主持”。这一个月里，大姑恭维公爹，降服丈夫，对小叔子们，先拿二小叔子开刀，找茬，就接亲时骑自行车的事骂个狗血喷头，简直就是杀威棒，把一个个制得服服帖帖。特别是对收养的小姑，处得如同亲姐妹，也就成了她在小婆婆身边的“卧底”。大姑已成了家里实际上的管家婆。

　　但这时，大姑却推脱：“我说老爹（大姑进门就把婆婆的填房一事明挑，管公公叫老爹，婆婆叫小妈）呀！这一大摊子，前面拿点贵重药找，后面买点油盐酱醋找，我嫌烦，干不了。”何老爷子明白过来，这是跟自己要权呀！也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于是就把家里钱柜的钥匙和保管贵重药品的钥匙交出。大姑接过钥匙，扫视众人，也就名正言顺，且理直气壮地把家里的大权系在身上了。

　　于是跟小婆婆开斗。

　　中国传统的婆媳关系，基本的模式是两个女人争一个男人的战争，母亲争儿子，媳妇争丈夫。但我大姑的婆媳关系是个例外，婆婆对儿子没所有权，也就不存在争的本源。但大姑看不惯小婆婆的那股妖劲，那股得瑟劲，又碍于是跟老爷子睡觉的，辈分摆在那里，不看僧面看佛面，不能拉下脸死掐，而改为斗趣了。

　　大姑的小婆婆享受惯了，一日三餐外，还吃糕点、干果等，平时都一个篮子装着，挂在她睡觉房间的梁上。食色性也。面对这篮子里的诱惑，大姑想吃，她的那帮小叔子也想吃。但小婆婆不给，人家要的是高人一等的“妈”身份，物质之上的精神享受。于是大姑开始谋划。

　　一天小婆婆扭扭搭搭外出了。大姑觑得机会，进小婆婆的房间，摘下梁上的篮子，开始做手脚。大姑绣花似的，在包着各种糕点的纸包上，撕出啮齿类动物的齿痕，破绽处掏出糕点，随口尝了，再把些糕点掐成小动物啃过的样子，里外撒好，篮子挂回原处。

　　小婆婆外边疯够回来，吃糕点，一看傻眼了，便喊来大姑。大姑看了，现出吃惊状：“这是遭耗子了，前些日子我还看到两只大耗子在走廊里跑，转着圈配对呢！”大姑边说边盯着小婆婆。小婆婆感到浑身不自在：“阿弥陀佛，真是罪过呀！快把这糕点拿走你们挑挑吃。”于是大姑就和小叔子们，加上望风的小姑，大家都享受起“婆婆级”待遇了。

　　自此，小婆婆的糕点篮子隔三岔五就遭了耗子。大姑也就添油加醋说：“别是耗子精盯上你了。”小婆婆本来迷信，这下更犯了嘀咕，就把那篮子挂到大姑的屋里了，大姑也就堂而皇之地分吃那糕点什么的了。

　　大姑的小婆婆有一坛大酱，质量好，开坛时一股浓郁的酱香。这酱她自己吃，金边小碟盛着，连何老爷子也不让抹。本来大酱就是中国特色，大家围着抹，围着蘸的东西。这位小婆婆非把这浸润性、包容性极强的货色分出等级，吃独食，也就违背了中国文化的传统，犯了忌。大姑就开始琢磨她，琢磨那大酱。

　　端午节，小婆婆的新大酱发好了，大姑治她的招法也就有了。大姑把黄米粽子搓了两小条，找个机会放到小婆婆的酱缸里。小婆婆舀酱，发现了问题，悄悄把那两条疑似排泄物撇出扔了。过了一天，喊来大姑：“大媳妇啊，今年这酱没发好，你和孩子们吃吧！”大姑近前闻闻，煞有介事地说：“是有点发臭了。”于是吃饭时一大家子就享用那酱，别人吃得越香，小婆婆越噤鼻子。

四、坎坷记历

大姑嫁到何家一年多，她一生的坎坷就开始了。

　　何家的大药房生意兴隆，就难免遭人嫉妒。一不小心没答对明白，事儿就找上门了。一天傍晚，大药房正在关板（窗户外上木板）时，来了一位顾客，买点西药，答对走客人，就关门了。谁知过了十几分钟，一队稽查人员来到，敲开门，检查账目，看有无偷税漏税。前面的账走过场，主要查刚才卖药的一笔。你这药房没来得及上账，就是偷税漏税，一下罚三千元，罚得何老爷子差点吐血。

　　其实那时的买卖家，小来小去的往来，都不上账，省去麻烦，也能少缴点税。精打细算，是买卖家立业之本。何家就曾在我大姑的引导下，到仙人岛的崖上采红花，回来后炮制，当藏红花用。仙人岛海拔几十米，与西藏的海拔差了千倍，那红花的疗效能一样吗？我小时多病，而大姑的药房已充公多年，却还给我刮了珍藏的犀牛角，冲服退烧。我父亲说：“开药店的，镇店的好药有，但不是要命的病症他才不给你用呢！”中国的文化，历来就有玄而又玄的一脉，中医中药尤为如此。名医名家都能说会道，甚至编故事往自己脸上贴金，一不小心就成了江湖骗子，医巫不分了。

　　何老爷子明白，富贵富贵，富还得有权势罩着。他小老婆的“一贯道”点传师，自己的坛主，都是虚张声势，还需要有社会强力部门的人撑着。舍不出孩子套不着狼，他决定让我大姑父当伪满洲国的国兵。那时的国兵有身份，敢随便打街上维持秩序的宪兵，警察和其他公职人员，就更不在话下了。大姑那时还没孩子，舍不得丈夫当兵走，但也被那罚款罚的，咽不下那口气，就同意了。大姑父穿上军装，转了几天，找到那位到大药房放线的“顾客”，暴打一顿，给家里出了气，坐上有名的“亚细亚”快车，去哈尔滨了。

　　大姑心里顿时空落落的。但没过几天，人就缓过来了，每天依然风风火火，哄好老公爹，骂着小叔子们，拉着小姑，没事就逗小婆婆。但长夜孤灯，大姑也惦记着远方的亲人。哪知这一别，中间经历了伪满洲国的垮台，国共在东北的三年“拉锯”，大姑父都是音信皆无。大姑甚至怀疑起这人还在不在了。

　　大姑这边独守空房，大姑父那边也是历尽劫难。大姑父当的是伪满的江上军，海军性质的江上舰队。前些年有一部《啊，海军》的电影，其中有这样的镜头：日本的水兵在舰上列队前行，长官的口令不下，士兵的脚步便不停，一个个前仆后继地落水……而伪满洲国的江上军也是这样。刚开始训练时，大姑父站在舰上不敢下水，被日本教官一脚踹了下去。掉进松花江的大姑父喝了不少水，心想这回死了，回不了家了。哪知身上穿着救生衣，等水喝得差不多了，人也漂上来了。多少年后，我还逗大姑父：“松花江的水比矿泉水好喝吧！”

　　转过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江上军联系上苏联红军，就杀死日本教官反正，大姑父也报了一脚之仇。局势稳定下来，苏联红军就变脸了，把反正的江上军当俘虏对待，押上闷罐子火车，扔几草袋子生土豆当干粮，一下就拉到苏联远东的赤塔。大姑父因此成为我家亲戚中出国的第一人。过了一段，又给拉回哈尔滨放了。大姑父流落街头，就到中长铁路干活。祸福相依，三年的时间，大姑父成了电工，当时很吃香的手艺，回来不久就到熊岳城最大的工厂印染厂上班了。

　　大姑见到丈夫回来，刚开始还矜持着，脸上带笑，嘴里骂咧咧的。但一会矜持不住了，抱住丈夫咧嘴大哭，临了还在那肩上狠狠地咬了一口，传为笑谈。夫妻团聚，他们的孩子，我的大表哥、二表哥，大表姐、二表姐等，也就一个接一个出生了，全家其乐融融。

　　但时代的变迁再次波及到这个家庭。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打击“一贯道”，何老爷子是坛主，小婆婆是点传师，都够线。更绝的是，政府工作人员通过诉苦、教育等方式，把小婆婆的养女争取了，出来揭发控诉养父养母。何老爷子、小婆婆就被收进大狱。

　　小婆婆当点传师时，曾神神秘秘地给信众一道符，说急难之时能保佑平安。那符上的几字真言，挺难写的，可笑的就是《西游记》中，压住孙悟空的五行山上那道符上的字。那符，我母亲通过我大姑，也曾讨要过。但真到了急难之时，不仅救不了别人，小婆婆连自己也救不了。她娇生惯养惯了，哪受了蹲大狱这个苦，一股急火，不久死狱里了。两年后，何老爷子也得了重病，保外就医回家，捱了一段，也死了。

　　相继发送完两个老人，收养的小姑由政府做媒嫁到营口去了（大姑从此与她恩断义绝），城里前点后楼的大药房因设有“一贯道”的佛堂也充了公（三十年后以货币形式返还），大姑就领着一群小叔子和孩子们回到城边的房子，成了以种蔬菜为主的农业人口。而她那人生的坎坷，仿佛命里注定的，排浪似的一个接着一个。

　　大姑父在印染厂当电工，六级，钱不少挣。可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大姑父所在的电工班，一群从旧社会过来的手艺人，都觉得自己的手艺好，别人的不行，结果就叽叽咕咕，常掐。电工班的班长，人好，上进，厂里信任，但那电工技术似乎差了点。于是就有人出来，争夺猴王似的挑战。但人毕竟比猴进化，不是单挑，而是密谋于室，研究扳倒班长的策略。

　　这事本来与大姑父无关，人家根本没拿他当盘菜。但他怕扳倒班长后自己地位上不去，受气，就挑了一担白菜前去投靠。熊岳城是古城，土好（据说修城时要称量土的比重），长蝎子（一般村庄不长），又经过两千多年先人血汗的浸润，特别肥沃，那大白菜就长得格外好。不看人面看菜面，大姑父因此就算入伙了，接着成了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一员，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从1958年到1963年，大姑父足足蹲了五年“东风”。

　　历史往往演变得十分滑稽。当年讲阶级斗争，就非把我大姑父等打成反革命；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就开始给我大姑父等平反。这一“集团”的人又聚在一起，由我大哥给执笔写平反的申诉材料。我大哥从上熊岳二中起，因常到大姑家吃住，就成了大姑父刑满释放反革命分子的“御用”秘书，每年都要替写思想汇报、检查什么的。这一回写平反申诉，也算是有始有终了。怕光申诉不行，几位还齐了四百多元钱，买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送给了县里的办案人。因案情重大，卷宗报到营口市中级法院。其时我刚师范毕业在中学教书，被抽调到中院帮忙做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就接触到大姑父那个“集团”的卷宗。

　　那卷宗，有百十卷之多，放在卷柜里，满满的一柜。但典型的假大空，没真凭实据。卷宗中认定的大姑父“集团”的所谓罪行，概而言之，一是密谋扳倒或挤走印染厂电工班的班长，上纲上线，也就是“反对”的行为了。二是在厂里配电盘中发现一小段铜丝，呈弯曲状，金戒子大小，但没金戒子粗，正常推理应为接线时掐下的电线头。但那时的推断是“集团”所为，就是“破坏”了。两宗罪，证据链条不成立，与事实不符。

　　人总有良心。关键时刻，当年大姑父的电工班班长，已是石家庄市印染厂厂长的那位领导，不记仇，也实事求是，打证实讲，“他们几个哪是反对共产党，就是看我有气，想扳倒我，没想到事闹大了。”因此，大姑父的案子终于平反，人又回印染厂上班，转过年让小女儿接班，大姑父就领了块“光荣退休”的牌子，回家了。一次我在大姑家看到这牌子，竟百感交集，五味杂陈。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亲人的生离，或死别，大姑都经历过，也咬牙坚持过，有团聚的日子，也就有希望。但大姑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她就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这梦魇不是公爹公婆的历史反革命帽子，也不是丈夫的现行反革命帽子，这些毕竟是身外之物，而大姑需要的是身内之物，填饱身体的实实在在的东西——粮食。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记事起，大姑家就缺粮。她家属于蔬菜队，统购统销的粮食定量少，孩子们干体力活饭量大，加上大姑大手大脚惯了，好吃，又会吃，新粮下来，吃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暂时解除，大姑就开吃了。她今天煎饼卷豆芽菜，明天油梭子拌馅包菜饺子，可着自己的味觉，配合着庄户人家的时令，变着花样吃，仿佛有今天没明天似的。

　　等到五六月份，大姑家就没粮了，那梦魇也就开始了，于是亲朋间转圈开借。

　　大姑人好，面子大，因此借给大姑家粮食就是每年必有的程序。大姑好借好还，每到新粮下来，就马上把借粮还上。或等到年关，生产队分红了，大姑就把粮作价，还钱。大姑家所在的蔬菜队分值高，她家劳力多，每年分红都开个千八百元，在那时是相当不小的一笔钱。但大姑家把钱大多都填补粮食上去了，底漏，日子还是不行。还钱时，大姑是一脸的灿烂，遂报号，“大爷有钱！”我们一群小的便开始恭维，那场景，那神态，至今在我脑海里还新鲜如昨。

　　大姑一家每年缺粮约四个月。按一家六口人，每人一个月五十斤毛粮计算，每年缺粮一千多斤。当年花钱填补的，堵得是当年的窟窿。这四个月，就是典型的寅吃卯粮了，一年年地往下推。大姑就为这一千多斤粮，一年年，一次次求人舍脸，尝尽世态炎凉。前些年读小说《狗日的粮食》读着读着，那书中的主人公就变成了大姑。直到八十年代末，大姑的儿女都已成家，中国也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她才摆脱了缺粮的梦魇，回归到一个正常人家的生活方式。

五、财宝记失

俗曰，捧着金碗要饭吃。

　　此话也就是一比喻，阐释生活中的悖论。但大姑家二十年的缺粮、几近要饭的生涯，还真是捧着金碗要饭，甚至是端着金盆、抬着金锅要饭。因为大姑富过，而且是相当富过，只是没有佛家所说的那个“缘”，把那金碗、金盆、金锅都撇了，没能享用。

　　国家镇压“一贯道”，抓何老爷子和小婆婆时，小婆婆哭得不行。何老爷子还能稳住架，瞅着我大姑，似乎有话要说，但最后摇摇头，把话咽下去了。往外走时，又无缘无故地差点被花盆绊倒，政府工作人员扶住，给带走了。

　　城里临街的房子被政府收去，大姑就领人往城边的房子搬家具什么的生活用品。何老爷子在家镇不住小婆婆，花养得却挺好，甚至还在盆中载一些中药材，长得各美其时，令人新奇。大姑嘱咐人，都小心地搬走。心想，这可是老爷子的宝贝，得好好侍弄，老爷子仨月俩月回来好交差。

　　这些花中，有一棵夹竹桃，栽在一硕大的南泥盆里，显得很有档次。由于沉重，搬来搬去的，等到大姑给花浇水，才发现那南泥盆裂了，于是少浇，夹竹桃的长势就大不如前了。

　　老爷子和小婆婆一等不回家，再等还不回家，大姑的心情就渐渐沉落，那些花就少人管理，有些渐渐地枯萎了。等着等着，等来了政府的口信，说小婆婆死了。处理完后事，家里清静下来，大姑猛然发现，家里不少的花，特别是那棵大夹竹桃，仿佛一夜之间，都死了。大姑心想，大概这就是红白喜事所说的“红煞白煞”了，小婆婆这是回来要花呀！

　　大姑选了个日子，等到晚上，一家人用手推车，把那些枯萎死去的花推到门前苹果园旁的沟里，几镐头把盆敲碎，又烧了纸，磕了头，就算给小婆婆送了。那知这一送，竟把家里的本能不错的日子送了。

　　又过了将近一年，何老爷子因年纪大，在监狱里得了重病，人不行了，保外就医回到家里。他挣扎起来，颤颤巍巍的，人扶着，把家里巡视一遍。然后屏退众人，问我大姑：“那棵夹竹桃哪去了？”大姑联想到老爷子临走时的情景，心头猛地一震，就小心翼翼地讲了经过。

　　“快，去看看那花土还在不在。”大姑疯了一般跑出家门，寻那夹竹桃的花土。果园旁的大沟里，还真有几块南泥盆的碎片，别的就没了。那碎片质地良好，仿佛述说着昔日的养尊处优。一阵风从沟里轻轻掠过，和着大姑的失望和叹息。

　　何老爷子失去最后的一丝希望，连声感叹：“怨我，怨我呀！我留心眼，没给你交代，那花土里埋着我几十年的积蓄，黄的，白的，还有南珠，翡翠，田黄……几十年的心血啊！”一辈子不知道后悔的大姑这回后悔了，拳头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脑袋。

　　“唉，花落人亡两不知呀！”何老爷子说着说着，一口气没上来，死了。

六、为人记豪

大姑能度过人生中那些的艰难，全凭着胸中的那一股豪气。这种豪气，不是大姑的刻意而为，而是生命状态的一种自然的恣肆泼洒。其中的那一哭，一骂，一唱，至今仍为亲朋们所津津乐道。

　　一哭是大姑哭她那小婆婆。小婆婆死在狱里，那时也不兴火化，政府让家人去取，一家人听后都麻爪了。这时大姑却挺身而出，领着大姑父和小叔子到了监狱，打开白茬的薄棺材，看到小婆婆都瘦得变形了，想到昔日和小婆婆的逗趣，就动了真情，扯着嗓子放声大哭。那哭声粗胜男儿，极具穿透力，又带着莲花落子般的唱词，真的是如诉如泣……小婆婆有这一哭，也不枉她们婆媳一场了。

　　一骂是大姑骂生产队长。青黄不接时，大姑除了跟人借粮，也常下地，借着割猪草从生产队的地里踅摸点可吃的东西。这一次掰了几棒苞米，恰巧被生产队长看见了，非要罚一百块钱不可。大姑刚开始还低声下气，看看不行，便翻脸了开骂，人聚得越多骂声越高：“你不就罚钱吗？大爷有钱，就是撇出去的也够你活三辈子的。你今天出息了，你小时抽风，要不是咱家老爷子一针给你扎过来，你小命今天不知在哪儿飘呢！”需知那时大姑顶着反革命分子老婆的帽子，又是在文革期间，大姑她也敢骂，到底骂得那队长熊了，晚上到大姑家赔了不是。

　　一唱是大姑上神开唱。一年正月间，大姑到我们家串门。她的大儿子，我们叫大哥的，跟我大伯家的二哥岁数相仿，说话谁也不让谁。喝酒时，两人斗嘴，掐起来要动手了。大姑见情形不好，突然倒地，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大家呼唤，好长一段时间，大姑苏醒，以我去世的大娘口吻上神开唱，把两人好一顿数落。哪知大姑习艺不精，也许是见好就收，突然之间就笑了，大家才明白她是典型的装神弄鬼，也都笑了，继续喝酒。

　　大姑老时，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她还是属穆桂英的，阵阵到。其实她心脏病很严重，医生说他那心脏已是紫色的了，她却毫不在乎。上火车时，她先往嘴里扔颗救心丸，嚼吧嚼吧，抻脖咽了，再往车上挤。有一次我和弟弟回仙人岛，竟意外地看到大姑和几个老太太雇了一辆小驴车到海边旅游。大姑看到我弟弟买了两条大鲈子，要在仙人岛住的我大姐家炖一条，说多少年没吃到这么新鲜的桃花鲈子了。弟弟因要送人，没舍得。哪知大姑冬天就走了。弟弟这个后悔呀！现在还常跟我提起。

　　大姑的豪气之外，也跟大多数女人一样，爱传个瞎话，讲究个东家长西家短的。大姑父平反后，和我大姑搬到印染厂给的房子，成了我舅的邻居。我舅大学毕业，其时任印染厂的职高校长，曾考我似的，和我探讨过我大姑的为人。我说，大姑的豪爽性格之外，更多的是生活的历练，生活所逼。而那爱讲究什么的，是站在超越的高度，对世态的评判，也是一种心理满足，女人的天性。

　　小时候，大姑家是我们心灵的一个驿站。在她家，能感受一种真正的放松，享受大姑对孩子们的溺爱。

　　一回我跟父亲坐马车进城拉煤，中午时父亲到大姑家吃饭，回来时给我带两个大菜饺子。那菜饺子，高粱米面皮，亮晶晶的，萝卜馅，拌油梭子。绝对是菜饺子的正宗，吃过那一回，天下似乎就再无菜饺子了。而这种菜饺子，我母亲是舍不得包的。

　　文革前，读熊岳二中的三哥、大伯家的四哥便常到大姑家混点吃喝，冬天冷时就住到大姑家。受这种熏染，我们也找理由去大姑家。十一前后，蔬菜队的芹菜割了，我们就到大姑家，由她家的二哥领着，去挖那芹菜根腌咸菜。晚上起来尿尿，不好意思了，尿罐放在屋里，那尿滴进尿罐，叮当作响。后来找出窍门，顺罐壁尿，就消了音。前些年喝啤酒，讲什么“歪门邪道，卑鄙下流”，就联想到那尿尿的情景，后悔当年自己没申请专利。

　　大姑1995年农历腊八去世，停在老房子。我天黑前下汽车，就在当年玩耍过的苹果园，现在的客运站的小吃部里，要了一碗羊汤，两张饼，一面慢慢吃，一面透过窗玻璃看大姑家那七间大海青房。隐隐地似乎有哀乐传来，最后的一缕夕阳下，有些穿白带孝的人在当年大姑扔夹竹桃处徘徊，那是送盘子的仪式，啊，大姑要吃晚饭了。看着想着，就有了一种超脱人世的感觉。于是走进那熟悉的房子，给大姑磕了三个响头，送别大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