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治

　　

　　2013年4月合摄于广州长隆国际大马戏团正门，右起：范若丁、何启治、刘秀文。

一、范若丁略感意外地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文艺出版社社长。他又实际上参与了《花城》杂志的创刊并使之腾飞而成为全国四大名刊之一

广州市大沙头在孙中山治粤时期，曾辟为飞机场。广东省出版局在这里建办公楼时，周边还比较空旷；各出版单位在新建成的五层楼内办公还比较宽松。广东人民出版社从新基路搬到大沙头四马路办公之初，条件稍有改善，但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陆续分出“花城”、“广东教育”、“岭南美术”等若干出版社，编辑队伍的壮大和出版系统职工的不断增加，也就日渐显得逼仄了。

　　1988年深秋的一天，花城出版社的一百多名职工齐聚在这座五层办公楼一楼的食堂开会。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原来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出版系统出了个新鲜事——花城出版社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新社长，今天是海选，即完全没有候选人的情况下，一人一票先选出新社长的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两人即为候选人；在几天后再正式投票，部领导和局领导在场，当票数统计完毕，一经宣布结果就由省新闻出版局当场任命。

　　民主选举新社长是由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共同做出的决定。花城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和广东科技出版社是由全社职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新社长的试点单位。

　　有意思的是，已调离花城出版社的范若丁（范汉生的笔名）被正式通知回来参加新社长的民主选举活动。改革开放和创新不可能没有阻力，各种矛盾纠缠交错的结果是担任副总编辑、实际主持《花城》杂志工作的范若丁于1986年七、八月间改任主管发行工作的副社长，后来干脆又被调去创办《沿海大文化报》。老范就想：只要真正民主选举，当然是好事；至于自己是否当选倒也无可无不可，随民意而动吧。

　　多少感到有点意外的是：在海选中竟然就被选上了——他和廖晓勉成为正式民主选举的新社长候选人。

　　看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那就做点准备工作吧。于是，回顾了1980年6月调入《花城》杂志编辑部以来的种种情况，访谈，交流，对花城出版社眼前存在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到正式选举前一天晚上，老范想，如果选上自己，就要当场公开发表讲话，还是有点准备才好吧。于是找了张纸，为发表“施政演说”写了个简要的提纲。

　　第二天，还是在出版局办公楼的一楼食堂召开了花城出版社全社职工参加的选举大会。省新闻出版局罗宗海局长和几位副局长坐镇，李荣深副局长主持。

　　已经是五十四岁又饱经忧患、历经磨难的老范以平常之心面对全社职工的民主选举投票。结果可以说亦在意料之中——但也只是比廖晓勉稍多了几票而已。然而竞选就是这么残酷，多一票也就决定了胜负。主持人宣布范汉生（范若丁）当选有效，当即任命他为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并带头鼓掌表示欢迎。

　　这时，该是老范发表所谓“施政纲领”的时候了。许多人盯着他，要看看这位新社长对社情和未来的方略是否心中有数。只见他从口袋里摸索着掏出那张写着讲话提纲的纸，为他担心的人松了一口气。因为成竹在胸，所以平日说话有点口吃的老范竟然相当流畅地开讲。

　　只听这位身高一米八一，长着满头茂密黑发的河南汉子身板挺直、语速从容地说：

　　我作为新社长深感责任重大。我想追求的目标可以用“名利福和”四个字来概括。“名”就是社会效益，就是花城出版社的名气与声誉，多出好书名刊，办一流的出版社；“利”就是要讲出版社的经济效益，抓社会效益的同时要把经济效益抓上去；“福”是指出版社职工的福利水平，要提高大家的福利水平，首先就要较好地解决职工宿舍问题，改善大家的居住条件；“和”是指出版社内部要团结和睦，和为贵嘛，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办好出版社，才可能实现前面提到的几个愿望……

　　会场上骤然响起的热烈掌声说明大家是多么拥护新社长提出的四大目标。

　　谁当选谁组社领导班子。这当然是新社长老范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可能比直选更让领导挂心。局领导便找老范谈话，要他注意主动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同志。

　　其实，领导是多虑了。老范是有民主意识的人，不用提醒也会主动考虑团结对方，也会对选自己和不选自己的人一视同仁。

　　按照上述精神，老范提出陈俊年任副社长，廖晓勉、袁宝泉、谢望新任副总编辑；经党员选举，陈俊年兼党委书记。这个班子与上届班子相比除了比较年轻之外，并无多大的变化。但还是有人往上面告谢望新。其实也没有什么实质性问题。出版局领导为了稳定起见，就让暂时先把谢望新放一放。这一来，社领导班子剩四个人不成单数。无奈便把袁宝泉也放一放再说。不久，谢望新调省委宣传部，袁宝泉便按原议进入社领导班子。

　　一视同仁的做法可以《花城》编辑部为例。都以为新社长会对《花城》编辑部作大的调整，然而却不。《花城》杂志还由李士非继续当主编，杜渐坤当副主编，陈文彬当编辑室主任（后经李士非推荐社长同意担任副主编）。编辑部人员基本上没动。

　　几年后，老范和《随笔》编辑部主任黄伟经笑谈往昔岁月，讲到当年选举事时，说有位社领导到他们编辑部要他们都不选老范，可坦荡磊落的谢日新却说他想好了，就选老范。为人直爽的黄伟经与老范开玩笑说：“我们编辑部除谢日新之外都没有选你，知道吗？”老范也坦然说：“你们不选我我知道，谢日新坚持选我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呢！”可以肯定的是：出版社绝大多数职工都认定，老范对人对事没有以“选我”或“不选我”划线。这就好，老范心里想。

　　其实，民主选举社长的余波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何办好《花城》杂志和花城出版社，兑现自己当选新社长时的公开承诺，才是老范要面对的关键问题。

　　《花城》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绽放。最早它是以书代刊，以丛刊名义于1979年4月出版创刊号（总印数25万册），共出七期；至1981年1月花城出版社成立，才正式定名为《花城》文艺双月刊（发行量最多一期为65万册）。

　　老范没有参与《花城》的创刊，但他和《花城》丛刊的编者苏晨、李士非、易征、林振名原本就是相熟的朋友；到1980年6月正式从广东省化工原料公司调入《花城》杂志，即任《花城》杂志编辑、副主任、主任。他和《花城》编者的密切关系，从1979年3月和李士非、林振名一起在北京、天津组稿即可看出。那时，老范正好在北京出差。李士非他们有意要老范过去一起办刊，老范也早有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愿望。于是便和他们一起在北京和天津为酝酿中的《花城》杂志组稿。所以，就《花城》杂志的创刊和七期丛刊而言，苏晨和李士非、易征、林振名等功不可没，而老范由于机缘凑巧，也参与其中。而后来，创刊时期的几位编辑因各种原因先后调任他职，老范便以《花城》编辑部主任和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身份，实际主持《花城》杂志。

　　在老范实际主持《花城》杂志期间，《花城》刊发了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优秀作品，如顾笑言的《你在想什么？》和张洁的《祖母绿》曾获全国中篇小说奖；周梅森的《沉沦的土地》等也曾获得其他重要奖项，都使《花城》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同时，他又积极参与牵头组织全国性的文学期刊出版活动，如1984年《花城》与《当代》、《十月》牵头组织全国45家文学期刊维护版权的活动。其中第一次会议就是由《花城》筹备在广州召开的。此项活动对提高期刊出版界的版权意识有启蒙和实际的意义。

　　《花城》1982年第2期发了遇罗锦五次修改后的《春天的童话》（原名《今天的童话》），引起轩然大波，上面要求收回这一期《花城》。紧接着《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工人日报》、《文汇报》等较集中地发表了对其全盘否定的文章，对《花城》编辑部也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当时老范因搞诗歌增刊和筹办“花城诗歌朗诵演唱会”，没有经手其事。经手的李士非和黄文俞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我们的失误》发在刊物上，表示“我们认识到，它不仅仅宣扬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在政治倾向上也是不健康的……至于主人公羽珊，我们认为她在恋爱、婚姻问题上所持的观点是利己主义的。”老范既然相对超脱，便尽量为《花城》过关说话。《花城》终于躲过一劫。老范问心无愧。

　　虽然《花城》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批精神污染的背景下经受了挫折，但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可逆转。《花城》仍然坚持文学的高标准——放眼全国的高标准。老范常和编辑部的同仁说，要争《花城》在全国文学期刊的领先地位，要争文学的“制高点”。他们坚持一贯的办刊方针：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坚持改革开放，把《花城》推上一个新的台阶。“童话”风波过后，他们重整旗鼓，更广泛地联系作家，不断推出给刊物带来声誉的优秀作品。如张洁的《七巧板》，谌容的《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戴厚英的《高的是秫秫，矮的是芝麻》，乔雪竹的《北国红豆也相思》，王蒙的《黄杨树根之死》和《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柯云路的《历史将证明》，贾平凹的《鬼城》，方方的《大限临头》，章以武、黄锦鸿的《“雅马哈”鱼档》，黄坚虹的《橘红色的校徽》等，以及上举顾笑言、张洁、周梅森的获奖作品，使《花城》在全国文学期刊中依然站在前列的位置。

　　回顾这一时期的《花城》，老范自信地说：“从1981年至1986年间，外部环境是开放改革，冲破禁区与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激烈冲突；内部环境有争议不断，人事纠缠的尖锐矛盾。在《花城》最困难与最辉煌的这几年，我是《花城》杂志的实际主持者，我坚持文学的最高标准——放眼全国的高标准，在全国文艺期刊中保持了领先的地位。”（见他于2003年6月13日写给笔者的信）面对复杂艰难的情势，他以大智大勇坚持了《花城》办刊的高标准，维护了《花城》的权利，保持了《花城》在全国文学期刊中的前列位置。他真的问心无愧。

　　《花城》杂志只是花城出版社重要的对外窗口，经民主选举担任花城出版社新社长的范若丁知道自己重任在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作为社长，他不但要主持制订全社的出版计划，还是不少优秀图书和重点选题的责任编辑或策划者。在他担任责编的“花城丛书”中，便收辑有叶圣陶、巴金、老舍等人的代表作；他所策划并组织出版的《港澳大百科丛书》和《世界诗库》，均获中国图书奖；他与楼肇明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第一次向国内读者推介了巴别尔的《骑兵军》，博尔赫斯的《追击?时间之战》，帕斯的《太阳石》，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金斯堡的《我的黎明俪歌》，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等等优秀外国文学名著。后来帕斯和奈保尔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率先组织推介外国文学名著的做法滋润着文学爱好者饥渴的心田，给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以有益的启迪和营养，真是功德无量。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人事变动等原因，这套计划有40多种的丛书选题最终只出了18种。对此，老范深感遗憾却无能为力。

　　作为新社长，老范具有开阔的胸怀。他认为，加强和兄弟出版社的横向联合，对于推动全国文学出版事业的发展，对于提高花城出版社的实力和影响力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除上举组织全国文学期刊的维权活动之外，还有两项文艺出版社的联合活动值得一提。

　　其一，是1989年3月，在武汉召开由花城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和山东文艺出版社联合发起的文艺出版社发行工作座谈会。全国有二十多家文艺出版社派代表参加，“花城”由老范和朱迅代表与会，中宣部由出版局负责人张小影参加。会上成立了文艺出版社发行联合理事会，即后来的“文艺发行集团”之前身。此举对文艺图书的发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二，由老范和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罗维长、黄河文艺出版社社长刘彦钊商定，由三社联合发起建立全国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年会制度。此议得到许多文艺出版社的支持。第一届年会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主办，于1989年7月在太原召开。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与会的只有10多家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次年第二届年会由花城出版社主办，在广州召开，中宣部张小影、新闻出版总署于青等与会。第三次年会于1991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主办，在北戴河召开。后来年会改为全国文艺出版研究会，针对不同时期的问题进行交流研讨。老范在担任花城出版社社长时，一直是此类活动的积极策划者和参与者，不仅提高了花城出版社的影响和声誉，也为发展全国的文艺出版事业做出了贡献。

　　以上，就是新中国第一位（按我的见闻也许是迄今唯一的一位）民主选举的文艺出版社社长范汉生（范若丁）的主要事迹和贡献。对于这次民主选举的试验，没有推广，也没有组织上出面的定论，但不同的评价和分歧是明显的。有一天，省新闻出版局老局长黄文俞颇不客气地对老范说：“范若丁，你以为社长是可以选举的吗？”老范坦然答道：“可以不可以选举都不是我说了算的。”

　　其时，老范心里想，黄老局长的质疑也许包含着指责他的一些所谓“竞选活动”吧。酝酿选举期间，一向与老范比较默契的经理部经理黄金荣对老范说，他不想当经理部的经理了。老范就说，那你可以去当工会主席嘛！这事传到黄文俞老局长那里，他在不同场合说过好几次，意思是老范封官许愿，拉票，由此说明民主选举的弊端。可老范心里想，工会主席并不比经理部经理职位高，再说了，既然是竞选就应该允许有竞选活动呀，双方都可以有竞选活动呀。所以他心里不服。

　　对于这次民主选举活动及其结果，老范在他最近给我的信里坦露心扉说：“至今我仍认为，（选社长）是我1948年参加革命以来的唯一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选举时部局领导都在场，当场开票，当场任命。我当选了。可以说这是民意，但也出乎了有的人的心愿。我任社长后实现了我当选时的诺言，提高了花城出版社的声誉，出了好书、得奖书，提高了经济效益，盖了职工宿舍，提高了职工生活水平。我相信我得到大多数职工的拥护，至今我仍不会为我这个社长是真正民选的而不安。但有的老同志反对这次选举，鼓励与支持少数人兴风作浪，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至今，我对我仅仅是个‘民选的社长’无憾更无愧。”（见2013年6月13日范汉生致笔者的信）

　　呵，以我的经验，我相信老范还有些潜藏在信外的话没有完全说出来，但就是从上引的文字中，读者已不难看出，老范对于能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也许是迄今唯一的）民主选举产生的文艺出版社社长，深感光荣和自豪，而对于那几年的付出和取得的成果，他是“无憾更无愧”！这是在事后25年写的信，可见是深思熟虑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为同行，作为老朋友，我对老范深感认同并肃然起敬！

二、“革命，革命”，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凶作恶；“革命，革命”，多少人假汝之名以陷害忠良

范若丁原名范汉生；范若丁是范汉生发表文学作品时所用的笔名。

　　1934年1月，河南开封城西南小纸坊街的一座几进的四合院里，范龙章将军家的第三个儿子诞生了，取名范汉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范龙章将军率领他任旅长的国民革命军二十路军228旅通电全国要求北上抗日。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范龙章将军率部先后参加淞沪抗战、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父亲无暇照顾家小，要求全家搬回老家乡下。伏牛山北麓有个百余户人家的郭村。村北有个中西合璧的大宅院北宫。村公所有私塾，父亲又出资在“北宫”的北面修建了一大片房屋，开办了现代规范式的小学和中学。小范汉生便在北宫这个大宅院和旁边的私塾和学堂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年幼的他难得与父母相聚，照料他生活的是乳母陈干娘——哺育和照管他到十一岁。他一直管陈干娘叫妈。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内战一触即发。范龙章将军所在的新八军于10月在邯郸附近举行的内战起义，即“邯郸起义”。嗣后，范龙章任民主建国军第一军军长。一年后，他率民主建国军军官参观学习团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并经党中央直接批准，刘少奇、朱德签字同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6月，发生所谓“民主建国军叛变案”。8月，范龙章蒙冤被扣押，数月后放出，民主建国军已不复存在。“文革”期间，范龙章脑溢血发作，病逝于冷清孤凄的居室。1980年，冤案获得迟到的彻底平反。

　　

　　2003年4月7日何启治与范若丁（右）合摄于广东省作协招待所。

　　

　　2003年4月7日何启治与范若丁（左）摄于夜游珠江的游轮上。

　　1948年，开封经历了国共反复争夺的战火的洗礼。少年范汉生在开封第二次解放后，以初中未毕业的学历，先考上开封高中，到同年冬，未满15岁的他又不顾母亲的再三阻拦，考入刚从宝丰大白庄迁到开封的革命大学——中原大学。以狂热的激情迎接解放的少年范汉生在大约半年内，便完成了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的三级跳！

　　1949年初，父亲随华北军区司令部进入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为了儿子有更美好的前景，父母力促儿子到北平去读书，接受正规的教育。但倔犟的少年范汉生幼稚地认为去北平上学就是脱离革命。他执意要留在中原大学。

　　中原大学是培养革命干部的速成学校。几个月后，1949年5月，只有15岁的少年范汉生便被分配到中共中央中原局社会部，成为正排级的干事，穿上了军装。

　　1951年秋，范汉生随中南局（百万雄师过大江后中原局进驻武汉，改为中南局）土改工作团到湖南郴州地区参加土改。半年后回来，正遇国家要从机关、部队抽送一批年轻人上大学。部里的推荐名单上有范汉生。他心里像大海涨潮一样充满了向往和期盼。然而，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他却没有过关。他的那个科学家之梦至此彻底破灭。

　　范汉生本是个好学的少年。中南局图书馆有一套红布封面的《鲁迅全集》，他几乎一本一本逐一读过。新出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等，他都带着喜悦之情认真地读过。而《普希金文集》更可以说成了他一生中的最爱，从少年读到老年，既是精神上的享受，也是面对人生困境时的支撑。如今，大学梦破碎，他只有恶补文学，自学文学。

　　不久，他离开中南局，被调往广东工作。广州有很多私人办的学习班，他就去报名实习高中课程，甚至去学俄语和英语。只要有时间，他就常跑中山图书馆和新华书店。他带着狂喜去读世界文学的经典名著，徜徉在但丁、歌德、拜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福楼拜、塞万提斯等文学大师构筑的文学圣殿里。

　　然而，就在他怀着收获的喜悦在人生的大道上疾走时，危险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在他担任广东省专卖事业管理局监察室主任监察员期间，与领导的矛盾常使他苦恼。管理局局长是个老干部，特权思想严重，生活特殊化，严重违反财政纪律，侵占群众利益，大家意见很大。监察室几位同志多次向这位局长反映无效，便商量要联名写信向上级领导反映。大家推举范汉生执笔。满怀正义感的范汉生当仁不让，于是便由他执笔向省纪委写了个报告。省纪委派检查组下来调查，认定他们反映的意见百分之九十五属实。上级领导给了老局长一个处分。矛盾似乎暂时得到了解决，其实却是埋下了祸根，只等一定的时机，便以更大的能量爆发出来。

　　果然，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成了老局长实施报复的良机。无论少年老成的范汉生如何谨言慎行，强制自己不写一张大字报，在“引蛇出洞”的座谈会上也不发一言，却仍然是在劫难逃。那个给省纪委的报告内容全部被翻了过来。批评领导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真是黑白颠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给省纪委的报告、写的习作，也被强令拿出来供批判。断章取义，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岂容分辩！范汉生心想：士可杀不可辱，于是沉默。专案人员拿他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让他在结论书上签字。范汉生坚不签字。末了，专案人员甚至拍着桌子威胁说：“你态度如此恶劣，再给你一次机会，如还不认罪，只有死路一条！”范汉生也拍案而起，说我与不良现象作斗争，何罪之有？你们休想让我签字，了不起拉我出去枪毙好了！范汉生终究没有在莫须有的结论书上签字，却也终究难逃被严惩的厄运。

　　1958年7月，范汉生和一批本系统的“右派分子”被发配到海南岛，辗转在几个农场经受强制劳动的煎熬。在这里，他亲自见证了大炼钢铁如何毁林毁农，公社化如何一平二调劳民伤财，大跃进如何促成了大饥荒。他亲眼目睹了被毁家的农民葬身火海成了“疯子”，被诬“强奸”、“偷盗”的革命干部以“自杀”抗争，善良的人被作为“野人”惨遭枪杀……而他自己，在离开广州去海南的时候，毅然切断了和亲人、友人的联系。他不想连累别人，就是对爱恋中的表姐也不例外。在单位时表姐大约每周来一封信。终于，他在强制劳动的现场，又收到这样一封由单位转来的装在淡蓝色信封中的信：

　　三弟弟：

　　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决定，我要结婚了。不想解释，似乎也没有必要解释。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哪里。你说你去得很远很远，你说地平线上再也看不到你，可那究竟是多远？难道说远得连灵魂也不能够接近吗？每逢我向远处看，看着地平线不觉就哭了，但我相信你一定就在地平线那边走着。

　　两年来，我按照过去的地址给你寄过几十封信，一封一封都给退了回来。

　　我认了。这是时代，这是命。

　　不说了，说也无益。

　　祝你

　　平安！

　　姐

　　1960年1月1日于北京

　　马上就满26岁的范汉生真是欲哭无泪。

　　这是时代，这是命！

　　但我不认！不，绝不认！可是谁又能不受这种命运的摆布呢？老范在心里对他的表姐说，我正在地平线那边走着！你知道我最喜欢普希金的诗，但我现在不读他的《假若生活欺骗了你》，而是常常默诵他的《纪念碑》：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

　　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歌中，

　　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

　　我将永远光荣，即使还只有一个诗人

　　活在月光下的世界上。

　　……

　　老范用砍刀在地边挖了个坑，把这封信埋了，也把他的初恋埋了。在暮云四合中，他又匆匆为这封信垒了个小墓冢，还从岭坡折了一把桃金娘献上。

　　随后，在礼拜天，他将半年积攒的40元钱交给一块儿受难的难友，请他以他的名义寄给表姐，附言说明他是受一个朋友的委托。

　　从此，他不再和表姐联系，哪怕是间接的。在漫无边际的香茅田里，在蚊虫肆虐的橡胶林中，在炉火炙烤的土高炉旁，在冷雨浸袭的深翻田里，他依然孤独地、忍受着饥饿、苦役和屈辱的折磨。回想自己不到15岁参加革命，15岁入团，22岁入党，23岁被强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他怎么就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呵，“革命，革命”，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凶作恶；“革命，革命”，多少人假汝之名以陷害忠良啊？他心里充满了悲愤。但他从不绝望，他常常默念着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当年在法庭上高声说出的一句话：“历史终将宣判我无罪！”

　　在辗转了几个农场之后，范汉生终于在1960年回到广州，又在1961年被分配在广东省化工原料公司做业务员。这一时期，他有幸考入广州业余大学汉语言文学系，终于获得一次系统接受大学文科教育的机会。可惜，五年业余大学课程尚未完全结束，荒谬绝伦的“文革”开始了，红色风暴席卷全国。批判、牛栏、高帽、游街……他作为“死老虎”也不能幸免。接着是四年的干校生活。1973年他回化工原料公司重操旧业。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常年出差在外，订货、调货、催货，跑遍全国。虽然辛苦，却也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体察社会民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闻，业余写作有所进步。

　　终究是粉碎“四人帮”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给范汉生带来了真正的机遇。1980年6月，他调入《花城》杂志编辑部工作，由编辑而编辑部副主任、主任、花城出版社副总编，直到1988年10月，他终于通过群众的民主选举而成为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辉煌。

三、两次获得秦牧散文奖和两次获得广东鲁迅文学奖的广东作家确实少见，而范若丁却以他的创作实绩获得了这种荣耀，可谓实至名归

范若丁和文学，可以说终生不离不弃。

　　1950年，16岁的他在《中南青年报》上发表了两篇短文。1952年，写了小说《开矿》，没有发表。

　　从此，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再也没有中断过写作。在广州，在海南岛，繁忙的工作和艰辛的劳作都不能让他放下手中的笔。用稿纸怕被人发觉，就写在笔记本上；出差在外，就带上一瓶墨水，几支蜡烛，白天跑业务，晚上就在小旅店里，在荧荧烛光下写作。那些年，他尝试着写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诗歌、散文、小说、话剧、电影文学剧本。明知发表无望，仍然坚持不辍。

　　这样直到1973年春天，在《南方日报》当编辑的中原大学同学程度看到他新写的散文《春来早》，很喜欢，就推荐给另一位老同学李士非。李士非也很欣赏，急于找个地方发表。这时，老范决定给自己取个笔名。当时，化工原料公司的经营目录中，有一种化工原料叫“若丁”，是一种钢铁酸洗防腐剂。老范觉得“若丁”的音、义都挺好，当即决定：就是它！从此无论发表什么作品都用笔名“范若丁”。

　　《春来早》没有发表，《桑田深处》却被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散文集收入。是为“范若丁”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和读者见面。

　　业余创作，几乎伴随着范若丁的一生。

　　1994年，老范从花城出版社总编辑的位置上退休。接着担任广东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这显然并非闲职，直到2000年才退下来。从此，老范才终于把时间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真正开始了专心致志的写作。

　　如今，老范就快是八十岁的老人了。让我们回顾一下他迄今为止的主要创作成果吧：

　　《并未逝去的岁月》，散文、小说合集，9万字。197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慧眼识珠的编辑家易征从废纸篓里发现的作品。由于它没有紧跟“四人帮”的帮风而被废；又因“四人帮”的垮台而起死回生。它是范若丁的第一本书，据说也是“文革”后广东出版的第一本文学书籍。

　　《相思红》，散文集，20万字，1987年花城出版社出版。

　　《暖雪》，散文、小说集，15万字，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获第三届广东鲁迅文学奖。

　　《莫斯科郊外》，散文集，19万字，1998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皂角树》，散文集，20万字，200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获第一届秦牧散文奖。

　　《我和父亲》，散文，获第二届秦牧散文奖。

　　《旧京，旧京》，长篇小说，27万字，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第八届广东鲁迅文学奖。

　　《在莫斯科》，长篇小说，25万字，201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此外，他还有已发表但尚未出版的五个集子，即：《记忆的尊严》、《花城风雨》、《半生羊城》、《灰囚徒》、《人与书》，共约一百万字。

　　已出版的数量不是很多，一百多万字。但质量是相当可观的。获得两届秦牧散文奖，两届广东鲁迅文学奖，在广东作家中并不多见。

　　这里，让我们以《旧京，旧京》为例，来感知范若丁小说创作的特点和成就。

　　“旧京”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三年内战行将结束的旧京（开封）。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进出出，反反复复地争夺这座中原古都，少年凡云生——爱国抗日名将凡翔阁家的“三少爷”和生活在旧京小油坊街上的人们也就反反复复地经受着战火的洗炼。

　　全书涉笔的人物约有七八十人，分别出现在长短不一的二十章里。在这些章节中，特别光彩照人的有：《落考的大哥》、《甘裁缝和杂货老八》、《光复楼老板》、《明星姨》、《表姐》等。而依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生动传神、内涵比较丰富复杂的人物，则大致有：大哥、陈干娘、甘裁缝、卖烧饼的老嗓婆、“艺术家”杜农、官太太宋曼曼、土匪将军黎焕如、秀表姐、凤表姐、满族演员白丽金……

　　这些在古都小油坊街的舞台上演出一幕幕人生活剧的众多人物，从政客、将军、贵妇人，到车夫、小贩等所谓引车卖浆者流的底层人物，大都鲜活生动，有血有肉。

　　“三少爷”凡云生，既是叙述者，又是小说最主要的人物。当旧京终于迎来了解放，被亲人称为“憨生”，性格憨直、敏感，有时爱掉几滴眼泪的“三少爷”凡云生，也就出人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地在半年时间内，“完成了从初中生到高中生再到大学生的三级跳”。更意想不到的是，这位从熟读《红楼梦》到沉醉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憨子“三少爷”，在一再执拗地拒绝了父亲带他到解放后的北平去上学的好意之后，坚定不移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从中州大学到革命队伍，却在不意之间被迫经受了反复的批斗和逼供。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几乎被打成有组织、有政治目的的“反动小集团”的头目。真是天上人间，瞬息万变啊！少年，少年，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们的少年主人公此刻的心情，怕是很难用一个“愁”字来概括得了吧。五十多年后，当已进入老年的凡云生重返旧京相国寺，在一片梵乐声中，他仿佛听到凤表姐和秀表姐当年在千手千眼佛的旁边呼唤“三弟弟……”的声音。顿时，凡云生老人不禁老泪纵横。小说就这样收笔了。

　　这“三弟弟……”一声呼唤，唱出了几多沧桑，道出了几多亲情！我们从少年凡云生被革命熔炉锻炼的经历中，回望“文革”的浩劫，在深深的感动、慨叹中，难道不是也会有所反思，有所感悟吗？

　　评论家游焜炳说：概括说，《旧京，旧京》这本书是斑斓的凝重的活化石。斑斓，是因为书里面人物的故事背景是一个动乱的年代，其间许多奇奇怪怪的、很特异的事情在一般常态社会是不会发生的。凝重，是小说基本上一章写一两个人物，这些人物很有个性，很丰满同时有很多性格的侧面和层次。“化石”，即通过千姿百态的人物使人看到时代风云、社会百态。（引自《文体探索成为创作的趋势——范若丁〈旧京，旧京〉研讨会纪要，载《羊城晚报》），他又指出，小说“是在忠于历史的基础上，融入了（作者）大量的情感、思考和艺术创造。在那平和的字里行间背后，是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深深眷念，是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是张扬生命、人性、人情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呼唤和平、民主、正义的政治诉求，是饱经忧患的沧桑感，是庄严、温馨和悲凉交织的人生经验。特别是对内战双方，对战争与和平，对蒸蒸日上的革命队伍及其负面，对革命幻彩的层层剥落及其缘由，作者都有他人未有的新发现新见解和新的表现，是一部对历史重新审视并进行反思的思想之作。”（见《新世纪文坛报》，转引自李倩倩：《一个时常遥望龙门口的人——记作家、出版家范汉生》）

　　总之，对《旧京，旧京》，除了在文体的探索上有些不尽相同的见解之外，均认为是一部难得的有鲜明艺术特色和文学价值的优秀作品。

　　按照我几十年来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经验，窃以为一个作家要取得优异的创作成果，必须有丰富坚实的生活体验，有深刻的思想感悟，有有效的艺术手段（语言、构思、表达技巧等等），还要有激情和勤奋执着的创作热情。

　　应该说，范若丁在这几个方面都是强者。

　　论生活，开封小纸坊街和伏牛山区偏僻乡村的童年生活成为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何况，还有被打成右派后的种种磨练，在海南岛的强制劳改生活和特殊年代在莫斯科的亲身体验。

　　论思想，《旧京，旧京》等作品说明他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问题的思考都已达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深度。

　　论艺术技巧，《旧京，旧京》已经引起了关于文体探索的热烈讨论，即关于“小说化的散文或散文化的小说”的讨论。

　　至于激情和勤奋执着的热情，则范若丁终生与文学不离不弃，视文学创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已是了解他的文友们公认的事实。诚如谢望新在《旧京，旧京》的研讨会上所说：“我觉得范若丁是一个很另类的人。在他钢铁般的意志的躯体里面，上帝很恩赐他，把柔情，把一种风情的种子播种在他的心灵里。正是这样一种水乳交融的性格，才会诞生这么一个特别的范若丁，还有这样一种味道或者基调的作品。他作品的基调，我认为是一种美丽的忧伤，或者是美丽的悲怆。”是的，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就不可能有勤奋执着的创作热情；没有柔情和风情也不可能有独创的艺术。

　　两次获得秦牧散文奖和两次获得广东鲁迅文学奖的广东作家确实少见，而范若丁，却以他的创作实绩获得了这种荣耀，可谓实至名归。

四、我在农场被迫劳改时，在心里说过好多次的是，历史终将还我清白，历史终将宣布我无罪！而且，对右派的平反其实是很不彻底的，所以，我还要说，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判决还没有到来呢！

范若丁，是我在海南一见遂定终身之交的朋友。而且是随着交往的深入越来越令我敬重的朋友。

　　那是1987年12月。我们趁海南岛刚刚建省，组织了部分作家到海南参观访问。现在还记得的访问团成员有：北京的王朔、王海鸰、张聂尔、柯云路和罗雪珂夫妇，陕西的京夫，甘肃的邵振国，山西的焦祖尧，天津的张曼菱，四川的乔瑜，广东的范若丁等人。我们编辑部有朱盛昌、姚淑芝和我，还有社长陈早春。老朱自然就是团长。访问路线是从广州坐海轮到海口，然后是三亚、兴隆农场等地。社里批了两万元，我记得还是我和海南报社的李挺奋去银行（邮局？）领了这两万元用报纸包了坐三轮车回到住处的。两万元要管十几个人的吃、住、行，在那个时候也不宽裕，所以一路上只要可能就接受当地有关方面的宴请，我们戏称之为吃“高级派饭”。

　　都说作家队伍不好带。其实压根儿他就不需要你带。不说别的，光吃就会派生出一些问题来。王海鸰、王朔和乔瑜一路上谈得特别投机，王朔和乔瑜都是有名的“侃爷”，王海鸰完全被吸引了。后来有人对我说，你不看王海鸰一路上都用脉脉含情的眼睛盯着乔瑜看吗！（事后才知道，我们这次笔会无意中做了“红娘”）他们不但白天侃，还要侃到深夜，这就要留酒，还要留些下酒菜，那就是说要连吃带拿了。到了三亚，主人好客，竟然上了盘绕成圆圈的“金脚带”（金环蛇），还没吃就把两位女客吓得半晕过去，事后连哄带劝才能慢慢恢复正常的饮食。某日，张曼菱突然宣布这天是她的生日。于是又有了胡闹的理由。大家除了祝福，就起哄要她唱歌、跳舞，她便用刺耳的高音唱，用自鸣得意的舞姿跳。当然还有黄段子，荤笑话，带点桃色的恶作剧……

　　这一切把认真做事、老实巴交的老朱搞得很头痛。这个队伍里，我是唯一的广东人，但只会讲广州话，离开老家也有三十多年了。总之，很抱歉，除了不添乱，很难帮老朱什么忙。这时候，在广东近四十年的河南汉子范若丁便出面来排忧解难了。老焦和老范，尤其是老范，也不过五十来岁，不像客人，倒像半个主人似的，不但不给主人添乱，还可以出面在关键时刻替主人说话，要胡闹的人适可而止，或者出面和有关方面作一点交涉。别说老朱，连我都感谢老范和老焦呢！

　　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老范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事。我自己，在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1956年被抽调参加肃反工作，才避免了卷入反右运动。但到了1958年大炼钢铁，半年不上一堂课，我这个系团总支书记出面讲了点老实话，诸如“难道大学生是廉价劳动力吗？”便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白专道路的“白旗”。我大哥何启光，曾参加地下斗争的中山大学社会系毕业生（广州解放前去了东江纵队），在1957年也如老范似的，不写大字报，不在座谈会上发言，但作为《广州日报》的记者，他总要报道一些鸣放活动吧。于是，顺理成章就成了“放毒犯”，照样被划了“右派”。所以，我对老范这样的右派，不但深表同情，而且也带着尊敬与他坦诚相交。记得谈起办刊物之难，他给我讲过在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背景下，《花城》杂志碰到的一件事。

　　他说有一天他接到分管宣教战线工作的广东省委常委杨应彬的电话，要他到杨宅去一趟。见面后杨拿出一份高层发的情况反映性质的材料给他看，内容是关于《花城》这几年来的种种“问题”和“错误”。特别提到苏晨的《不断自问》，李士非编发的《春天的童话》（遇罗锦）和范汉生（注明笔名范若丁）编发的《历史将证明》（柯云路）这几篇文章。老范看着看着就想起当年要他在认罪书上签字，说不签字就是“死路一条”的事，心头的怒火不禁呼地就着，便按捺不住说，我已经当过右派，就再打我一次右派好了！声音很大，惊动了杨应彬夫人郑大姐。她在里间说：“老杨，不要那么激动嘛！”杨应彬笑着说：“不是我激动，是老范激动了。”然后，他让老范抄一份回去给某一位负责人传达，而对其他任何人都不要说起，也不要老范写什么说明或者检查。冷静下来的老范对省领导宽容大度和保护的态度非常感激。他知道，没有省委领导的关心和维护，许多关口《花城》是过不去的。

　　因为花城出版社那边有事要处理，老范没有等笔会结束就提前回了广州。行前问他多年后重访海南的感觉，他说，海口市郊府城区就是当年我被划右派后劳改的几个农场的所在地。当年的囚徒面对海岛上发生的沧桑巨变，最直观的感觉可以说是恍若隔世。但我更想说的是，我在农场被迫劳改时在心里说过好多次的是，历史终将还我清白，历史终将宣布我无罪！而且，对右派的平反其实是很不彻底的，所以我还要说，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判决还没有到来呢！声音不大，但老范的刚毅和自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海南一别已有二十多年。这些年，我与老范可谓无话不谈，休戚与共。我们之间，如果有什么事要帮忙，直说就是，无需绕弯或找什么托辞。我到广州或他来北京，只要时间允许，必有餐叙。如果我在广州找不到省作协招待所这样的住处，那我（和老伴）就会住到番禺丽江花园老范家里去，而用不着去找亲戚或华师附中、武大中文系的同学。2008年秋，大哥何启光病逝。《南方都市报》时事新闻中心的记者许丽娜要组织版面报道介绍，电话打到老范家里，而我正好住在那里。老范便立即把我介绍给许丽娜，我又介绍了大嫂陈婉雯（《南方日报》记者），很快便安排了采访，组织了大半版的新闻报道和悼念文章。

　　2005年夏天，老范和广东出版界人士到了北京，想去拜访中国作协系统的一些人。我便陪他们去看望了陈建功、李敬泽和李炳银等人。没有时间出来吃饭的如陈建功，便到他的办公室去坐了一会儿。

　　比较大的一件事，是帮助旅美华人女作家姚蜀平在国内出版她描述“文革”灾难的长篇小说《似水流年》。

　　花城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的这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的简要情节是：上个世纪中期的北京，美丽的女大夫尚安妍被高官牛侃荞骗奸，在被迫做人流的医院里结识了从美国辗转回到祖国的生物学家梅仲宇的妻子夏晶榕和她的一家。“文革”初期，她从劳改农村跑回北京时，发现梅家三口挨批斗后自杀，而唯一可能幸存的小男孩梅冬生却不知所终。尚安妍后来下放到南方的一个小县城，在当地武斗的烽火中意外和冬生相遇，从此义无反顾地担当起抚养好友遗孤的全部责任。公社医院的杜医生和小学老师、“右派”温尔雅在尚安妍的推动下成了冬生的启蒙老师。期间，尚大夫还以德报怨救治牛主任于危难之中，又由共患难而与温尔雅相恋。当温尔雅去香港接受遗产时，尚安妍因为冬生不能同行而痛别所爱。其后尚大夫回到北京，先后为了冬生的户口和上学问题而违心地求告已官复原职的牛侃荞主任，并为了冬生而与她不爱的工人武正兴成婚。而冬生则拜同院一位穷途潦倒、却拥有美国双博士学位的甘先生为师。甘先生鼓励他跳级考上北大物理系，又精心调教他作为插班生考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为了解开父亲告别人世时的质疑，冬生舍理工而转学政治，他决心要探寻在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九年后，誓言永不回来的冬生踏上了归国的航班。他相信：他只能在自己的祖国，和挚爱的妈妈尚安妍，和许多“文革”的受害者，批判、研究“文革”的先行者一起努力，才会寻找到正确的答案。

　　《似水流年》无疑是一部真实、形象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史，是关于人间大灾难和大悲剧的故事。小说不但正面反映了“文革”中的打砸抢，真刀真枪的武斗，滥杀无辜的“民办枪毙”和天安门“四五”运动等等。而且还涉及到知识分子和统治者的基本矛盾，还为研究和表现托陈取消派这一重要的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性地认识新的观点的可能性。又借《新阶级——对共产主义的分析》这本书的介绍，以肯定的语气说：“它的精髓就是讲革命后的政党，形成了一个新阶级，一个政治官僚阶级，官僚特权阶级，他们占有了国家资产，他们不仅统治，而且也剥削人民大众。”如此等等。

　　显然，正面描述“文革”这一大灾难、大悲剧，还涉及诸多敏感话题的长篇小说，如此深刻又如此让人震撼的长篇小说，被《红太阳的陨落》的作者辛子陵赞美为“春风化雨能溶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的《似水流年》要在中国大陆出版，是有相当难度的。我在北京碰了一些钉子之后，决定请老范这花城出版社的老社长帮忙，看能否由花城出版社来公开出版。老范听了我的推介，毫不犹豫地表示，没问题，我们的文学创作怎么能回避“文革”这么重要的题材呢。于是，他陪我去找花城出版社的相关负责人钟洁玲，由我们向她力荐这部长篇。结果，便是由花城出版社在2009年3月公开出版了这部讲述“文革”故事的长篇小说。据我所知，也是迄今在国内出版的“文革”题材长篇小说最优秀之一种，虽然在出版前不得不删去了几万字，钟洁玲还商请我和老范做这部书的“特约编辑”——我知道，这是要我们承担政治责任的意思。在我，当然理解和乐于承担这种责任，难得的是老范、范若丁也愿意与我同进退。所以，我认为《似水流年》在中国大陆的公开出版，既体现了作者、出版者的勇气，也说明了时代的进步，彰显了我和范若丁（汉生）兄的兄弟友谊，真是弥足珍贵。

　　从我和若丁兄相熟以来，就知道他的个人生活并不是很幸福的。他的第二任妻子长期在莫斯科，在俄罗斯，她很少回国，而老范当然也不可能经常去莫斯科。老范的两部重要的长篇小说——《旧京，旧京》和《在莫斯科》，都是在妻子不在身边，无人照料日常生活的孤清的状态下完成的。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就是这样默默地与作品中的人物对话，独自品咂着作品中的五味人生。

　　幸亏，在广州，还有他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两个女儿就近关照着他的生活。两个孝顺的女儿给了他许多温暖和亲情。

　　幸亏，缪斯一直在眷顾着他，文艺之神让他在创作和耕耘之后的丰收中，感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

　　如今，他正以每天一两千字的速度在写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家庭题材长篇小说《滔滔黄河》。但他已经是八十岁的耄耋老人，他还是在独居的、孤清的状态下写作。我一方面希望他悠着点写，从容地写；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不要把《滔滔黄河》写成《旧京，旧京》的延长和扩大，而是最好地运用小说的、虚构艺术的手段，把这部收官之作写成堪与我们的母亲河媲美的、厚重而又魅力四射的大作品—— 一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之林中的大树，一部可以传世的大书，以迎接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辉煌。

　　1907年，秋瑾作《临别寄尘小淑》，其中有“惺惺相惜二心知，得一知音死不辞”句。我知道，我和范若丁兄的真挚友谊如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我将继续努力。

　　2013年8月8日—18日匆草于哈尔滨—亚布力—哈尔滨旅次

　　(本文参考了《风雨十年花城事》（范汉生口述，申霞艳整理编写，载《花城》2009年1、2、3、4期）和《一个时常遥望龙门口的人——记作家、出版家范汉生》（李倩倩，收入《洛阳当代著名文艺家素描》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特此说明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