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治

　　“惠芬，你会成为新时代的萧红吧。”写下这个题目，心头不禁一热——好殷切的期待哟。

　　然而且慢，还是让我从容道来吧。

一、孙惠芬由《歇马山庄》而一举成名，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天空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星辰

不认识其人，而有缘拜读其迄今最重要的代表作，并决定高规格地采用——即在《当代》杂志选载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这在我几十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中确实是罕见的。而孙惠芬及其长篇小说处女作《歇马山庄》，就是这样的例子。

　　那是在1999年的夏天，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主编的位置上。有一天，突然接到我的同行朋友、辽宁“布老虎丛书”主编安波舜的电话，说他手里有年轻的女作家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歇马山庄》，四十万字，是一部书写当代农村生活的小说，或者说是书写当代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希冀、困惑、迷惘和挣扎的小说。安波舜说，《歇马山庄》是一部好小说，是一部厚重的、有分量的小说，但“布老虎丛书”要的却是纯情的、专写男女感情的小说，而你们《当代》在文坛独树一帜的，就是讲究厚重的、有分量，那么，我把《歇马山庄》推荐给你如何？有兴趣吗？

　　其时，我对孙惠芬几乎是一无所知，没有看过她的任何作品。但是，安波舜的电话里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歇马山庄》书写的是当代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希冀、困惑、迷惘和挣扎的小说，是一部厚重的、有分量的作品。在我看来，也就是说它是有思想的作品，这正是我所看重的。这当然不是说，我欣赏那些标语口号式的小说，那些让文学成为政治传声筒的小说。只要它是通过小说情节的流动、人物命运的书写体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有人性的深度，这样的小说，就是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提倡的好小说。第二，我注意到《歇马山庄》是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处女作，当然可能失败，但一旦是成功之作，往往倾注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是他多年学习、生活和练笔的结晶，决不可以轻慢。何况，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已有许多例子说明，长篇小说处女作往往也就是作家的代表作，如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等，都是既有艺术魅力，也有思想力量、有人性深度的传世之作。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便毫不犹豫地对安波舜说，那就谢谢了，请把《歇马山庄》寄来吧。

　　不久，我便收到厚厚一沓子《歇马山庄》的打印稿（孙惠芬的先生张申告诉我，原稿是手写稿，由他负责打印，《歇马山庄》的手稿现存大连图书馆）。我和我的同事洪清波、脚印（刘宇）等看了都很喜欢。

　　这是一部怎样的小说呢？概括地说，《歇马山庄》谱写了一曲美丽凄婉的田园牧歌，给人们以美的艺术享受和由衷的惊喜。

　　这是一曲真实感人的田园牧歌。改革开放首先激活了农村年轻人那本不安分的心。躁动中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希冀和追求：程买子挖窑洞，烧砖瓦，进而要当村长、镇长；林小青一门心思要脱离农村，留在城里，为此毫不顾惜地付出了贞操和青春的代价；月月以她的纯朴、善良和坚韧，矢志不渝地追求真挚的爱情。老村长林治帮也曾率领建筑包工队在城里闯天下，却为了打掉乡下人的自卑而失态，最终酿成无法在城里待下去的过错而只能回到歇马山庄，并为此而悔恨终生。两代农民有不同的操守和追求，也有不同的人生感受和轨迹。这种人格人性人生命运繁复幻化的交响，向读者展示了丰富而真实感人的当代农村景观，让人过目不忘。

　　这是一曲清新动听的田园牧歌。新的人物，新的人生牧歌构成了《歇马山庄》的基调。如果说，月月在对幸福爱情的追求上虽然勇敢，却更多地体现了传统的美德的话，买子和小青则可视为当代农村的“新人类”一族。买子从流浪中返回家乡，就一直不屈不挠地、与众不同地挖窑洞创新业，当了村长又要当镇长。在爱情上，他先接受了月月，后与小青结为夫妻，小青出走后，他又想去找回月月。他自私而没有责任感，但面对生活中一次次的挫折却始终乐观自信。至于小青，则为了留在城里从来都不择手段。因为背景、学识、素养等方面的缺陷，她只能以自己的身体作为进取的手段。在这方面，她十分坦然，没有丝毫的羞涩与犹疑。你不一定认同他们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但你得承认这两个新鲜的人物形象已构成了《歇马山庄》这一曲田园牧歌中亮丽清新的一道风景。

　　自然，这还是一曲凄婉、忧伤的田园牧歌。林治帮带着悔恨和遗憾撒手人寰。月月离开了丈夫林国军，也毅然离别了不值得他爱的程买子，最后和年迈的母亲相依为命，却一点也看不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真爱在哪里。小青呢，不管是委身于老师、校长，还是主动和买子结合，都难圆她的留城梦，最后只身到城里饭店打工，前景依然黯淡而渺茫。就是终于当上村长的买子，面对复杂的官场，他这样的素质和能耐，还能有多大的作为呢！当代中国的农村，无论男女老少，出路在哪里？田园牧歌唱到这里，曲调凄婉而忧伤。读者掩卷而思，感到些许的沉重，亦在情理之中了。

　　孙惠芬，确实擅长写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这种特长体现在《歇马山庄》，就使她把田园牧歌的诗情和社会的发展变迁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作品中的人物新鲜而有内涵，使作品不但好看而且耐看，不但清新而且丰厚。

　　孙惠芬对生活也确实有女性的独特的感觉。她一脚站在农村，一脚站在城市来描述当代中国向城市化过渡的文明进程，清醒而有深度。作者对辽南故乡深深的眷恋和对农村的愚昧落后的深恶痛绝，又赋予了作品以诗情画意的清新沉郁忧伤的品格。

　　《歇马山庄》的语言由于张弛缺乏适当的把握，使人读来不那么从容，但它的内秀和个性化确实难能可贵。

　　这就是《歇马山庄》，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还不好说它已经十全十美，无可挑剔，但它总体上的优秀无可置疑。考虑到它是出于一位还不到四十岁的年轻女作家之手，尤其难得。我和当时主持当代文学出书工作的副总编高贤均一致决定：在《当代》杂志选载《歇马山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尽快出版单行本；《当代》由洪清波负责编发，由脚印担任单行本的责任编辑。

　　我随即写了几页纸的长信给孙惠芬。除了感谢她给了我们这么棒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之外，还说了许多鼓励的、也是由衷的话。同时，我也不客气地指出，来稿中还有不少错别字，希望她以后注意改善——我于1959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来，由校对而助理编辑，编辑，直到编审，由普通编辑而编辑部主任，人文社主管当代文学出书工作的副总编辑和《当代》主编，受过比较严格的编辑出版训练，养成了认真地对待编辑出版工作每一个环节的素养和习惯，因而对待作者也就比较苛求。越是寄予厚望的青年作家，往往也就越是严格要求，哪怕是技术性的问题也不放过。

　　孙惠芬后来说，她收读我的信后很是高兴，备受鼓舞。这是因为，她写《歇马山庄》写到二十多万字的时候，她便有了良好的感觉，一种找到了一时迷失的自我的感觉，一种真正站起来了的感觉。我的信从一定的高度证实了、确认了这种感觉，确认了她的自信，她当然很高兴，虽然也为文稿中有不少错别字而感到羞愧。

　　《歇马山庄》以较大的篇幅选载于《当代》1999年第5期，稍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书（2000年1月北京第1版）。

　　2000年1月，在中国作协十楼多功能厅，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作家协会、大连市文联为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歇马山庄》联合召开作品研讨会。与会评论家和文学出版界人士一致为《歇马山庄》叫好，对它的艺术魅力和现实意义备加赞赏。我在发言中对孙惠芬表示由衷的祝贺，又特别强调了《歇马山庄》的“悲剧美”和蕴含的思想力量。错别字之类的具体问题自然就不提了。

　　我和孙惠芬就是在这种场合中第一次见面。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端庄，大方，周到，得体。她告诉我，她是辽宁庄河人，即大连郊区青堆镇人。故乡有个歇马山，有许多古老美丽的传说。“歇马山庄”这书名就由歇马山和庄河合并而成。她当然非常感谢《当代》、人文社和我们给予她的支持和鼓励。她说，《歇马山庄》的发表和出版对她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她对小说创作更加自信了。以后，“歇马山庄”将会成为她的小说里所有故事的发生地，故事中的人物都由“歇马山庄”出发，在城乡之间往返。

　　果然，以后孙惠芬新创作的中篇小说《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便都是书写关于歇马山庄这个乡村的故事；长篇小说《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秉德女人》等作品自然也成了《歇马山庄》的延续。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讲的就是村里两个新媳妇的悲欢故事。李平和潘桃互相不理解对方的行为做派。她们由遥望到注视，由握手到双手紧握，热情拥抱，以至晚上同睡，相拥而眠，真是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小说把长时间没有男人的村庄的空旷、孤寂和荒芜演绎到了极致，让人难忘，也让人痛心。

　　呵，“歇马山庄”，你真是孙惠芬开掘不完的富矿啊。

　　《歇马山庄》当年再印了三次，共两万五千册。迄今又加印了三次，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建国六十年六十部“典藏丛书”。2002年，《歇马山庄》荣获中华文学基金会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辽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和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在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歇马山庄》从155部候选作品中脱颖而出，和莫言的《檀香刑》、宗璞的《东藏记》、张洁的《无字》、铁凝的《大浴女》、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麦家的《解密》、尤凤伟的《中国1957》、李洱的《花腔》、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一起成为入围的23部作品之一。它最终没有获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文坛的评奖十分复杂，有时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但在我看来，就像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入围而未获“茅奖”一样，孙惠芬的《歇马山庄》之最终未获“茅奖”也无损于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独具的价值和意义。

　　孙惠芬于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当年在《海燕》杂志发表日记体的短篇小说处女作《静坐喜床》。其后陆续有《小窗絮雨》《变调》《来来去去》《灰色空间》《四季》和《“中南海”的女人》等为她赢得声誉的中短篇小说面世。至长篇小说处女作《歇马山庄》在《当代》刊发并在人文社出书，孙惠芬这位女作家便带着辽南山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清新感人的人生故事向我们自信地走过来——她不但从故乡庄河走向北方名城大连，而且从大连走向全国，显然还会走向更辽阔的世界。

　　《歇马山庄》，无疑是世纪之交我国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道引人注目的亮色；孙惠芬，也显然由此而一举成名，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天空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星辰。

二、“乡土社会向城市的转型，使乡土文学的内核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我看来……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作为文学，有一点必须坚守，那就是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探索，对人的生存奥秘、人性奥秘的探索，因为揭示人性困惑和迷茫的历史，是作家永远的职责。”

2000年1月在北京的《歇马山庄》作品研讨会上和孙惠芬第一次见面后，我们便断断续续有一些交往：2002年她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这期间我们见过几次，有时候有别的作家如柳建伟等人参加，有时候只是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2003年我受邀参加《当代作家评论》林建法组织的冰峪沟笔会，与会者有迟子建、王必胜、潘凯雄等，也有孙惠芬，旅途中便又有了交流的机会；2006年我受邀参加大连作家紫金（孙震青）写公安英雄的作品研讨会，与会的还有将子龙、雷达、邓刚等人，临离开大连的告别晚宴上，我请大连文联的朋友打电话请孙惠芬来参加晚宴，便在酒宴上相见。此外，在电话上的交谈就更多了。

　　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她的生存环境，她的创作体验，她对人生的思考，她为什么会写出《歇马山庄》和《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这些好看、耐看又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来呢……

　　这一切，后来在孙惠芬的一篇文学论稿和访美的讲演稿中，都有生动而又准确的表述。

　　孙惠芬的文学论稿写于2008年4月22日。在这篇题为《历史与文学——我经验中的历史变化》的文章中，她比较全面地谈到了自己的故乡、家庭和童年生活，谈到了她的思考和创作。

　　原来，孙惠芬的老家是辽宁省庄河县靠近海边一个叫做山咀的小村庄。距山咀村十里路的青堆子，是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因为地处黄海北岸，小镇很早就与上海、烟台乃至朝鲜等外面的世界有着贸易往来。镇子上有教堂、剧院、商会、妓院、学校、商铺、税捐局等等。有大量的粮食、土特产、日用品在这里进进出出，使这里的商业自十七世纪就开始繁荣。外来文明的注入，使她生长的乡村很早就有开放的气象。她的祖辈们只信奉外边，凡是外边来的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仿佛是他们心中的宗教。

　　1961年，孙惠芬诞生在山咀村一个上有奶奶、父母、哥嫂,下有侄子侄女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她有一个主持家政说一不二的奶奶。她有三个哥哥。三岁时大哥娶了大嫂，之后每隔两年有一个哥哥娶了嫂子。孙惠芬的幼年面对的是饥荒年代。伴随少年孙惠芬成长的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她又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中，成天要看大人的脸色过日子。她的童年备感压抑。外面的世界虽然热闹，她的目光却只停注在自家的院子里。母亲温顺贤惠，却要看奶奶和其他人的脸色行事，从不敢大声说话。少年惠芬害怕奶奶的脸色，也害怕三个嫂子的脸色。她的心便匍匐在自家庭院的狭小空间里，深入在母亲的心情里，跟随着母亲，一会儿高山一会儿大海，没有一刻安宁。

　　孙惠芬的童年和少年，虽在农村度过，因为父亲经商，叔叔和大爷都在外边读书做事，家境与只是务农的人家毕竟不同，没有过度饥饿，没有过过乡下孩子穷困潦倒、很早就为父母分担生活困苦的日子。但是，由于上述家庭环境的原因，她打小就有了忧患意识，这忧患从奶奶的脸色和嫂嫂们的脸色出发，走向了无限的不确定的方向。一场雨把院墙冲倒，谁家闹分家，邻里之间为陈芝麻烂谷子般的小事争吵，都会使她陷入长久的不安和恐惧。

　　孙惠芬17岁被迫辍学，20岁之后自修大学中文系课程。她发誓为自己痛饮恶补，希望自己能成为满腹经纶的学者、作家，却沮丧地发现自己根本进不去。孙惠芬因而自谦地写道：“我这个长期营养不良的作者，就这样满怀着对大写历史的敬畏而被大写的历史长期拒弃。到后来，我已经不仅仅是沮丧和自卑，而是痛苦，就像患有先天小儿麻痹症的患者看着健康人欢快地上天入地。然而，是不是正因为先天不足，才使我对‘身边的现实’格外地专注呢，是不是正因为先天不足，才使我在逃避书本里大写的历史之后，更容易陷入身边人心灵的历史呢？如果是，那么这算不算大写的历史对我的推动和恩赐呢？”

　　我想，也许是吧。

　　这些，就是影响和决定孙惠芬创作的主客观因素。但除了这些，孙惠芬告诉我们，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造成一个人的生命转机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便是“冥冥之中”。她说，冥冥之中，是深藏在心灵之外、日常之外的又一个历史，是第三维度的历史。在她生长的乡村，神秘无所不在，如影随形。一个日子过得蒸蒸日上的家庭，毫无原由便毁于一场大火，而纵火者并非蓄谋，他只是突发其想的发泄。这就像一片落叶，一场疾雨，一阵流风都会改变它的行程和命运。可是又是谁扮演了疾雨和流风？而且，还有没有另外一种东西会改变疾雨和流风的行程呢？！

　　以上介绍的孙惠芬的生存环境、状况和想法，应该能帮助我们理解她创作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歇马山庄》。

　　

　　2000年1月参加孙惠芬著长篇小说《歇马山庄》研讨会（北京，中国作协十楼多功能厅）时合摄。右起：孙惠芬、何启治、脚印（刘宇）。

　　

　　2006年夏天参加大连公安系统作家紫金（孙震青）作品研讨活动的告别晚宴上，孙惠芬（左）与何启治互相敬酒。

　　1982年，她写了题为《静坐喜床》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写了一个乡村女子在结婚这天的心理活动，描述了这个新婚的上午一个女人复杂的心理瞬间。十七年后，1999年在《歇马山庄》，她同样写了新婚女人，只不过这一次还写了她的男人，她的公公、婆婆、小姑子，她的村庄；只不过小说由新婚之夜的一场大火开始，写了一家人以及和这一家人有关的歇马山庄人一年里的生命故事。一个女人在新婚的那个上午的心情终归是她整个人生中最光辉最快活的。当生活向一年奔去，当孙惠芬的笔要描述一大家子人和与此有关的村里人的一年的生活时，她不但要描绘出他们的苦难、困惑、迷茫等一应日常的面貌，还必然要讲述他们的坚韧和忍耐，挣扎和抗争。

　　孙惠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写好这些人的人生悲喜剧，不断在人的精神困境中探索生存的奥秘、人性的奥秘，提示人性困惑和迷茫的历史，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她从事文学创作永远的动力所在。

　　她这样努力地做了。她成功了。

　　一年多之后，孙惠芬有机会更冷静，更从容，更系统地来讲述她的创作体验和人生感悟。

　　这是2009年的金秋十月，孙惠芬随铁凝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中美文学论坛上，孙惠芬发表了题为《在街与道的远方——乡土文学的发展》的演讲。

　　演讲的具体地点在斯坦福大学亚洲文学中心的会议室。听众有参加文学交流的中美作家共数十人。孙惠芬着朴素的正装，素面端庄，落落大方地侃侃而谈。

　　孙惠芬自我介绍说，她出生在中国北方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庄。这个地处黄海北岸的小村庄有三十几户人家，分前街、后街，东山街，粉房街。每户都有自己的院子，耳房、泥墙和草垛，每一户都有自己的鸡窝、鸭窝、猪圈和畜棚，它们围绕着作为主体的房子，就成了所谓的家。村前有一片大田，大田中央有两道河流，后边有起伏的山谷。山谷当中有一条窄窄的通着邻村、通着海边小镇的乡道。那乡道在小镇上与国道相遇，便通向县城和县城外面更遥远的世界。乡村通向外面却依然封闭。因此，一只鸭子，一句话，一个会，就是大事；丢失一只鸭子，一句不合适的话就可能会引发一场“战争”，大家在哨声的召唤下聚在一起读报，听广播，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可能会有故事。这是因为天高地远，日月漫长，因为人居散落，孤独寂寞，也因为物资短缺，精神匮乏。

　　孙惠芬说，在她能够自觉地书写故乡的乡土时，在那来自封闭世界的母亲的故事，父亲的故事，以及与他们有关的那个院子、那个街道、那个村庄、那个山谷小道在她的笔下伸展开来的时候，人跟土地的关系一直是结实的、牢固的。土地一直是乡下人不曾改变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历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封闭的乡村不再封闭。外面的风势不可挡地通过电视、手机和电话，通过出去念书的学生，出去打工的民工，吹拂在大街小巷每一个庭院，掀动了田间地头每一颗野草和庄稼，那古老村庄固有的民风民俗，道德伦理，宗法制度，价值观人生观便在劫难逃地受到冲击。一个强壮男人进城打工挣回了超过种粮十倍的工钱，那些一直留守土地的农民便不得不抛妻舍子背井离乡追随而去。

　　孙惠芬指出，“乡下人纷纷涌到城市，土地一天天荒芜下来，乡村一日日寂寞下来，千百年来坚不可摧的乡下人对土地的感情开始动摇并迅速淡漠。土地作为乡下人的精神物质家园已不复存在，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乡土社会向城市的转型，使乡土文学的精神内核发生了质的裂变。这裂变里，苦熬、挣扎和忍耐再也不是跟土地紧密相连的事情，土地，不过是人们远离它之后一丝遥远的牵挂和思念。而新的苦熬、挣扎和忍耐表现为：乡下人纷纷涌到城市，城市并没有成为他们心灵栖息的家园，城市在接纳他们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却排斥着他们身心占领的需求。当他们肉身在城乡之间往返，他们的心灵只在城乡之间流浪。而他们背后土地上的女人、老人和孩子，则因为长久的分离而再也找不到厮守的快乐。”

　　在第一届中美文学论坛此次讲演的开头，孙惠芬明确地说，在中国，乡土文学这个提法，最早始于鲁迅。在现代中国，乡村有封闭的意思，作为文明世界对立的一面，它们的基本形态是凝固不动、愚昧落后的，土地是诗意的空间。它们与星月河流草丛树木厮守，与苍茫的天际寂寥的原野呼应。它们的基调是纯朴憨拙、深沉浪漫的。现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精神内核，大多表现为对愚昧落后的乡村中麻木心灵的关照和揭示，比如鲁迅的作品，表现为对人在土地上忍耐、挣扎中乐观精神的诗意表达。中国乡土文学的精神内核，在后来者的身上有所传承，比如沈从文、张炜的作品，表现为对人在苦熬中生成的坚强意志的塑造，比如莫言的作品，表现为对人在苦熬中对外面世界向往的抒写，比如铁凝的作品，表现为人在不断的苦熬、挣扎和抗争中形成的独特的民风民俗、道德伦理、宗法制度、价值观人生观，等等。

　　然而，孙惠芬认识到，中国毕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球化”浪潮袭击下，中国的乡土社会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转型。在源源不断的民工潮改变着城乡格局的现实中，乡土文学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如何既顺应变化，关注这变化的主体——人，又要守住独属于“本乡本土”的灵魂，是中国作家共同面临的考验。

　　基于这样的认识，孙惠芬在结束她的演讲时自信而庄严地宣告：“在我看来，世界发生变化，文学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而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作为文学，有一点必须坚守，那就是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探索，对人的生存奥秘、人性奥秘的探索，因为揭示人性困惑和迷茫的历史，是作家永远的职责。”

　　热烈的掌声和随后争先恐后的提问，说明听众对孙惠芬演讲内容的理解和认同。虽然这不是理论色彩浓郁的演讲，但它确实包含了演讲者几十年来对农村生活的细心体察，蕴含着她的智慧、热情，十几年的创作体验和深入思考而获得的真知灼见。

　　而孙惠芬当然会在今后的创作中继续践行自己的艺术主张，履行自己作为中国作家的“永远的职责”。

三、惠芬，你会成为新时代的萧红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要回顾一下萧红的基本状态，特别要认知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著名女作家，曾被誉为“三十年代文学洛神”。一位传奇人物。1930年因逃婚叛离富裕之家。后因卖文投稿认识萧军。他们由相识而相爱，共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到上海，结识鲁迅并深得鲁迅的赞赏。创作发表《生死场》，为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寇铁蹄下的生活与反抗斗争的作品。萧红以此一举成名。

　　1936年萧红为摆脱精神苦恼东渡日本，写下散文《孤独的生活》，组诗《砂粒》等。1940年她与端木蕻良结婚并同赴香港。这期间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与长篇小说《呼兰河传》。

　　《呼兰河传》通过对故乡世态民情的描述，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感人地再现了萧红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人民的束缚和戕害，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和对旧风俗、旧习惯的无情鞭挞。小说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萧红确立文坛地位的又一部优秀的代表作，标志着她的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期。茅盾曾赞美这本书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俗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此书在当时即被香港亚洲文坛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强第九。

　　在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之后，萧红于1942年1月22日病逝于香港。

　　萧红一生在极度苦难与坎坷中，以柔弱多病之身面对世俗，历经反叛、觉醒与抗争而从未向命运低头，被称为民国时期四大才女中最悲苦的女性。

　　萧红仅仅三十岁的年轻生命过早地陨落了，但她以坚实的作品牢牢地确立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让我们永远地记住了她。

　　那么，1961年出生，比萧红晚了五十年的孙惠芬人生的基本状态怎么样呢？

　　她虽然生于中国的饥荒年代，童年、少年在“文革”十年浩劫的背景下成长，但还不到二十岁，便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固然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许多问题，诚如孙惠芬已经指出的，“民工潮”给了农民希望，也出现了太多的问题，他们的身心都没有被城市接纳，作为廉价劳动力和背井离乡的人有着各种困惑、迷茫、挣扎和希冀。然而孙惠芬本身的处境却大有改善。她走出了庄河，落户在北方名城大连；她虽然没有上成正规的大学，但在辽宁文学院学习过两年，又曾到北京中国作协主办的鲁迅文学院作家进修班进修学习，以她的聪慧努力，岂能白读了几年书？

　　1987年夏天，爱情的果实成熟了。在庄河县文化馆工作的孙惠芬和在青堆镇文化站工作的张申，由相识、相知到相爱，进而决定结婚成家。那时物质条件还不大好，孙惠芬是坐一辆130面包车，一路颠簸着，由母亲等至亲陪同到张申家里按乡村规矩行礼成亲的。两家人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低调，朴实，但也热闹、温馨。孙惠芬想起自己写过的《静坐喜床》，不禁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2001年，他们有了新居——三室一厅的150平米的居室。客厅有40平米，被爱开玩笑的邓刚戏称为完全可以在这里骑自行车。孙惠芬每年把年迈的母亲接到这里来住几个月。她自己白天写作，晚上很少写。隔一天就到大连游泳馆去游泳锻炼。生活，创作都很有规律了。

　　张申和孙惠芬有一位让他们引以为骄傲的帅哥儿子张一达。他在文化课和踢足球之外，常常冥思苦想生死善恶等哲学问题，读大学选的就是生命科学专业。张一达和他那位业余画竹子、专业搞摄像的爸爸张申一样，都是孙惠芬许多小说构思阶段的意见参与者和作品完成后坦诚的批评者。如今，大学毕业的张一达考上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研究生，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今年7月就要远渡重洋到美国去念书了。孙惠芬正处在兴奋自豪和难分难舍的感情矛盾之中呢！

　　呵，这真是一个亲情浓浓、温馨、高雅的幸福之家啊！

　　让我们再看看与萧红同为东北籍的女作家孙惠芬的创作成果：

　　在《歇马山庄》之前，她有《小窗絮雨》、《四季》等中短篇小说面世。

　　《歇马山庄》1999年第5期《当代》选载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0年1月出版单行本。这部长篇小说获辽宁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中国第二届女性文学奖”，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和国建国六十年六十部“典藏丛书”，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小说《上塘书》获“中国第三届女性文学奖”，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中国作家两次入围“茅奖”的也比较罕见。《上塘书》已被译成保加利亚语出版。

　　孙惠芬新世纪以来的其他主要作品简列如下：

　　长篇小说：

　　《吉宽的马车》：获第三届女性文学奖。

　　中篇小说：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中国作协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选载，获《小说选刊》2002年优秀小说奖。入选2002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入选新世纪获奖小说精品大系2002年卷，并有英语译本。

　　《燕子东南飞》：《新华文摘》选载，获2006年“梁斌文学奖”，《小说月报》原创百花奖。

　　《一树槐香》：被《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入选2004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又入选2010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十年榜上榜。

　　《天窗》：被《小说月报》转载，获《十月》2007年“福星惠誉”杯优秀作品奖，入选2007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入选《小说月报》2008年精品集。

　　《致无尽关系》：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新华文摘》选载，入选2008年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获第三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中篇小说选刊》2010双年奖。

　　《民工》：被《小说选刊》选载，获《当代》2002年拉力赛奖，入选《北京文学》排行榜，被改编成长篇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已被翻译成日语。

　　《播种》，已有英语译本。

　　短篇小说：

　　《小窗絮雨》：获1987年辽宁省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奖。

　　《台阶》：获首届辽宁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1997年优秀小说奖。已翻译成希腊语。

　　《天河洗浴》：获《小说月报》百花奖，入选《小说月报》三十年卷第六卷。

　　此外，孙惠芬本人荣获辽宁省第三届优秀青年作家奖，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获辽宁省首届“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辽宁省优秀专家。现为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迄今，孙惠芬小说创作的成果已近四百万字。

　　由此可见，说孙惠芬创作硕果累累，荣誉卓著，当不为过。

　　那么，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萧红和孙惠芬的异同了。

　　她们同为东北籍的女作家。

　　萧红生于忧患，死于危难（民族的和个人的），孙惠芬不到二十岁就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的新时代；萧红三十岁病逝，孙惠芬今年五十三岁，正当盛年，已经有丰硕的创作成果，显然还会有许多优秀的作品面世；萧红被称为民国时期四大才女中“最悲苦的女性”，孙惠芬有美满幸福的家庭，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创作条件。

　　萧红以她出众的才华和坚实的作品，赢得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声誉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孙惠芬呢，也以她的才华横溢和数量巨大的优秀作品赢得她在中国当代文坛和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那么，说孙惠芬为新时代的萧红也就恰如其分了。

　　2013年4月29日—5月8日草于海南琼海——三亚旅次

　　责任编辑 董晓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