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伟

　　三十多年前，把农民凑到一块干活的生产队，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写这话，突然有一种历史的壮阔感，“退出历史舞台”，对生产队来说，似乎词用大了。但不管怎么说，生产队在当时决不可小觑，它可是当时最低一级的乡村政权建制啊！它符合政权的基本特征：从队长、保管、会计、组长、记工员、妇女队长、一般劳动力社员，等等，人分成了不同的高低等次。真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是一般劳动力社员，其余的几乎是在生产队大院里“横晃”的一干闲人，是绝对的上等人。

　　土地开始承包后，各家各户有了自己的土地，号称“承包田”。从分田、分果树、分车马牛具开始，队长、保管、会计、组长、记工员、妇女队长等各种名目也随之消失，都恢复了同所有劳动力社员一样的农人的本色：勤劳，下力，各自忙活自家的。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横晃”了。生产队解散，不养闲人，满足了农人“等贵贱，均贫富”的古老追求。

　　我记得那时的父亲，对承包到户、解散生产队流露出的是轻松欢喜的神情。父亲本来就是农人，当然对生产队解散没有感到任何失落，而且常常对母亲念叨：“好啊，再也不用开会了啊！”或者感慨道：“生产队真能扯淡，老爱用战争打仗的词，早晨吃饭前干活，浑身露水都湿透了，起个名，叫‘早战’。晚上吃完黑饭，黑灯瞎火，摸黑干活，也起个名，叫‘晚战’。”那时我总爱刨根问底：“那中午干活呢？”父亲便一下子酸楚起来，目光中显出疲惫，回忆道：“别提了，正晌午头，日头足足的，吃完饭撂下筷子，刚想躺炕上眯上一觉，可好，队里就敲起了角铁，‘钢钢’地响，开始招呼‘晌战’啦，‘晌战’啦。大毒日头底下，拔麦子、割谷子，难受死了！”可以想见，生产队的早中晚“三战”给父亲留下的心理阴影是多浓重啊！每到这时，父亲苦笑，说：“生产队就那样，非造你个人心惶惶不可，早干、多干那么点活，其实一点用也不顶，白出多少力啊！”

　　出力，从来是农人的本分，可是“白”出力，消磨的就不光是力气和身体，关键是叫人丧失了生活的兴味儿。我想，世间万事，不管什么事，不管出于何种名目，冠以何种目的，只要叫人“白”出力，绝对不是人性的，也注定是要消亡的，且被人耻笑。

　　话说生产队解散，小屯人心似乎涣散了。这时，父亲脱颖而出，按照“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精神，串拢起原生产队里几个有手艺却不得施展的劳动力哥们，组成了一个小屯乡土泥瓦队。

　　如果也用战争术语来比照，这支曾活跃于屯里屯外、十里八村的乡土泥瓦队根本不是打阵地战的正规“野战军”。连“武工队”、“民兵”也算不上，至多算无建制的游击小队。

　　队伍之中，如我父亲，绝对算得是“老大”。单从年龄看，是最大的；另外主要是以手艺论，父亲也当之无愧。他与德正大叔、权万大叔算是乡村泥瓦匠，在生产队时也常干生产队的泥瓦活，算是“熟手”。其余的都是原生产队里的基本劳动力，对于泥瓦活，是纯粹的“生手”。谁也不懂得什么建筑力学、结构、材料，更别提建筑美学了。当然，在乡下，这些文绉绉的东西，用乡人的话说是“顶个屁用！”这倒使我想起恩格斯的名言：社会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将社会推向前进。乡人那时建的房子，清一色的是木头、石头、秫秸、水泥、沙子、黏泥，根本不需要什么建筑力学、结构、材料、美学，甚至这些名堂连听都没听过呢！

　　父亲之为老大，也是德正大叔、权万大叔这两个“熟手”无法望其项背的。父亲能垒墙，会吊线坠儿，用水平尺；能凿出方方正正的石头；能抹白灰墙；能做钢筋混凝土的大立柱，通常立于正屋中间门两侧，还做上梅兰竹菊的图案，或者是双喜字，或者是套梭、灯笼样儿；最拿手的是垒锅台，高低大小算计得有经验，锅灶烧起来才不往灶间反烟。有很多人家房子虽然不是父亲盖的，但是锅台无论如何得请父亲亲自去垒，几乎成了小屯远近的迷信了。据父亲后来清点，这多年共垒了一百八十三个锅台。

　　另外，父亲之为泥瓦匠人，还有一个本事，这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父亲会像模像样地给盖房人家忙活上梁立户的事儿。盖房动土，上梁安门立户，这在乡下也是了不得的事。

　　话说父亲应了人家，早早就准备起来。头天买来几张红纸，到晚上在饭桌上铺展开，挥起毛笔，蘸墨，寻思，刷刷地写下对联、横批。记得有好几套，像什么“千祥云集安门日，百福并臻立户人”、“上梁喜遇黄道日，树柱欣逢紫微星”，这是古传下来的，文绉绉的；而“太公昨日由此过，他说今天好上梁”，透着风趣；“木瓦二师齐努力，主顾一心盖新房”，则完全是父亲自撰，横批大多是“紫气东来”、“吉星高照”。凡此种种，给盖房子的人家送去吉祥。另外还要规规矩矩地给人家画先天八卦图：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三横三竖，标得清清楚楚。父亲叨叨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还有一套顺口溜，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兑上缺，巽下断；离中虚，坎中满。完全是阴爻阳爻的逼真画像。到红纸黑道的八卦贴到脊檩上，往往惊得阴阳先生连连咋舌。

　　那时单为人家上梁忙活这些，就可得到人家格外的赏钱，十块，二十不等，外加四个大个儿白面馒头。这一切，更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

　　说来更奇，父亲那一双糙手，还能拉一手好胡琴，弹三弦在行，唢呐也通，叫你很难和泥瓦活连在一起。这在小屯远近首屈一指。

　　凡此种种，显示着父亲这个小屯匠人的“匠心”啊！由此可以用得上两个成语：一个是独具匠心；一个是匠心独运。

　　但这并不能改变父亲“亲手缔造和指挥”的这支无名泥瓦队的“土气”，现在看来，父亲的这支无名泥瓦队应是属于“几无”的队伍。

　　一是无十分固定的干活人员。若想称队伍，基本特征是有固定的人员，然而这支队伍没有，平时大家都忙活一些农活，等修建的活来了，临时紧急凑合。说凑合，绝不含有敷衍的意思。在选人上，父亲盘算得细，说：“给人家干活，不能乱凑合人糊弄人家。”因此，来找父亲干活的人家对父亲带去的队伍很是放心。

　　比如盖房子一类的大活，人多时达二三十人。脚手架上下四围垒外墙的有六七个人，垒内墙，通常叫“补里子”，有六七个人。房场内外，搬石头、运砖，挑水、和泥的，至少也得十来个人。当然，遇到小活，比如垒锅台、抹墙等，父亲一个人就可以了。

　　二无施工许可资质。农村的土建可算是“老土”。盖房子，垒院墙，砌猪圈，抹墙，垒锅台，只是一般的生活日用，干活的质量全凭干活人自觉。值得歌颂的是，父亲在远近十里八村盖房子、垒院墙、砌猪圈、抹墙、垒锅台等活，从没有倒塌等质量问题。

　　三无固定的挣钱标准。那时刚从生产队解放出来，生产队的工分多低啊！一天才挣几毛钱，好年景挣到一块钱。而父亲组织的泥瓦队，收入可比过去高多了。有时遇到通情达理的人家，赶上手头宽裕，还付现钱，这对于过去只能在年底见着钱的农人来说，诱惑非比寻常。

　　泥瓦工是按照技术拿钱的。干多干少，拿多少钱，每个人心里大致是有数的。像父亲，是队伍的总头儿，能揽着活，负责和人家谈价，干活时掌管技术，干完活管工钱，算账分钱，一场活下来，有时平均一天能挣到十多块，而小工则三四块不等。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不肯多拿一点。每一场活工钱总账是多少，怎么分的，每个人出了多少工，分多少，父亲都仔细地写在本上，清清楚楚。分钱时，有时母亲唠叨几句：“你傻不傻？给人家分那么多。活是你揽的，力又是你出得最多。”正在指头蘸唾沫点钱数钱的父亲总是叫着母亲的名字，慨叹道：“都出力啊！你看一个个晒得！”确实，从春天到秋天，父亲领着他们骑着自行车，走南屯，串北屯，盖了一处又一处新房子，他们在风中、在日光下全都风化成了“黑人”。

　　父亲常把我们小算术本或者牛皮纸“工作手册”当做记工本，详细地记录队伍里每个人的出工情况：在哪儿干活，哪一天，都谁参加。从没有差错。

　　但偶尔也会有一些小争执。那年是德正大叔揽着一个活，也是盖房子。父亲的一伙人都参加了，到干完活分钱的时候，照例由父亲统一来分。父亲会打算盘，是这个队伍里的明白人。父亲、德正、权万都是大工，三个人拿一样的工钱。往常也是如此。但这次德正媳妇不高兴了，某日傍晚就到我家来“兴师问罪”了。

　　她个子矮，说话仰着脸，一张嘴就自带有挑衅的神情，面皮僵硬，红着脸，说：“我来呢，也不为别的，就是想问问这次到底谁是掌尺？”我过后才知道，“掌尺”就是泥瓦匠的大师傅、一把手的意思。“为什么还是大哥管分钱，这回是俺家德正揽的活儿，应该是俺家德正管分钱。”我至今还能记起德正媳妇的不依不饶的那股劲头。

　　天地良心！任何时候父亲在分钱的时候也没有多占一分钱！

　　听了德正媳妇的话，母亲特别不高兴，语气也硬起来：“往常干一百场活都是你大哥揽的活，大家都是平分的钱，你没说叫你大哥多拿一分，这次你们可揽着点活了，就得管分钱？就多分？”

　　德正媳妇的逻辑其实就是小屯文化中最恶劣的成分之一：譬如有一个人，你对他十次好，他都觉得应该，但凡有一次不好，他连那十次的好都都忘了，弄不好还成了仇人。学名也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究其原因，我想根源在于贫穷和愚昧。

　　不管怎样，父亲的泥瓦队兴旺了四五年之久，汇聚了小屯一大批泥瓦匠和半吊子泥瓦匠，在南北二屯干活。吃百家饭，有肉有酒，半上午还有间食。间食有的是饼干，有的因地制宜，摊鸡蛋白面饼。记得父亲回来总夸队伍中的于氏老三：“力气大，能吃，中午大米饭一个人能吃上尖三大碗。”

　　人们多以能入伙为荣，泥瓦活毕竟比种地来钱快，来钱多。更重要的是，不管什么活，只要能和“手艺人”沾边，尽管也是累活、脏活，也总觉得体面。

　　说泥瓦活是累活脏活，我父亲最有发言权。

　　那时，他带领泥瓦队，起早贪黑，两头不见太阳。记得总在夜色浓黑的时候，他们一行人才骑着自行车，从外屯回到小屯。到家门口时，车铃按得响脆，跳下自行车，洪钟大嗓，丝毫没有倦怠。进院子，放下自行车，拎着毛巾，到菜园里的井边，脱下两根筋背心，撩着大铝盆里的水，噼里啪啦洗了起来。大铝盆里的水晒了一天，温乎乎的。夜色里，可以模糊地看到父亲身上被背心遮的皮肤仍然泛白，痕迹鲜明，像背心没脱一样。

　　每到这时，母亲、我、弟都不免心疼起来。我和弟帮父亲擦后背，问：“疼不疼？”父亲这才不无凄楚地对我和弟说：“好好念书吧，孩子，可别像爸这样啊！”

　　记得二十多年前的六月，我从城里领着一个女同学回到小屯家里，兴奋异常。此刻天蓝，树绿，风轻，正是小屯绝好风景。我对这女同学说领你去看看我爸，顺便看看我爸是怎么给人家盖房子的。父亲正在屯里不远的一户邻居家抹墙。

　　我们去的时候，父亲正忙着。左手端着泥板，右手执着泥抹子，在墙上左右涂抹着白灰。父亲穿着开口露趾的黑色塑料凉鞋，脚上沾了灰泥；卷着裤腿儿，蓝色的粗布裤，很脏；半袖的背心粘在身上，前胸后背还露着窟窿眼儿；戴着帽子，蓝色带檐，防着白灰落到头发上。这是我多么熟悉的穿着啊！

　　我们见面时，父亲的眼睛一瞥，一亮，似乎又闪过片刻的难为情。介绍之后，父亲憨憨地，小半对着我，大半对着我的女同学，说：领同学来，看看叔叔出苦力啊！

　　女同学从没有见过这种劳动场面，也从没有想过眼前的这个人是我的父亲，在干这样的活。她只是笑，说挺好的啊！倒是胖胖的邻居六大娘接话快，也是对着我的女同学：还出苦力？你这叔叔可是俺们小屯的匠人啊！

　　六大娘忙不迭地端来一瓢杏子，红得多，绿的少，直往我的女同学手里送，说：农村的，新鲜，刚下树的。又说，看看人家城里的，又漂亮又干净，不像俺们。这个话题转移，给所有人结了尴尬，使我的女同学感受到了小屯人的厚道，甚至受宠若惊。

　　

　　那时，在九月或者十月份，父亲偶尔趁了活闲的一两日间隔，到城里串亲戚并顺便看我。留下的黑白照片一例清瘦，眼睛显得大一些，没有别的。

　　记得那天父母领我到城里一个名叫星海的公园去游玩。其实只是去走一走，买三根雪糕，叼着，咂着，嗅着海腥味，漫无目的地看着来往的游人。靠海的凉亭下，满是看起来就舒服的雅座儿，洁白的桌椅，摆有啤酒，旁边是一盆盆蟹子、虾爬、扇贝、海螺等，在水里蠕动。我们咋舌于惊人的价格，一走而过。心中的奢侈念头早被海风吹得无影无形了。我至今仍记得在伸入海中的水泥栈桥上，父亲，这个小屯的匠人海浪般地对母亲说，要是咱有钱多好啊！给儿子甩二百，花呗。说这话的时候，父亲每天的工钱最多五块钱，那还是要等到秋后才能要回来。

　　无边的海浪，顶不过父亲这一句话。虽然直到今天，质朴敦厚的父亲也没有亲手“甩”给我二百块钱，但是，我却记住了在那个栈桥上，那个无所事事的秋日下午，父亲清瘦的脸庞，和他的海浪般的话。

　　父亲那时刚到中年，长得结实，胳膊粗，手掌厚大，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父亲活多，主要的还不是力气，是因为人实在，起早贪黑，干活不藏奸，还常替东家着想。最主要的是父亲面子矮，活干完了，不好意思要工钱，要不回来就拖着，以致于有的人家拖了几年都不付，弄得跟父亲干活的弟兄们急得干瞪眼。

　　其实，在乡下，泥瓦队的收入和大田的收成是相关联的。年成不好，钱不凑手，没攒够，乡下人就不会“大兴土木”，泥瓦队也就没活可干，没钱可赚。那时，每到连雨天，不能出工干活，父亲在家里望着窗外的落雨，总担心说：“不知道他们家房场盖没盖好，才垒个半截墙啊！”又不无企盼地说“有个好年成吧！”

　　父亲在别人家的新房场干泥瓦活，多是春夏开始之后的晴朗时节，土建有雨是不能干啊！

　　通常是从打地基开始，手执铁锨挖出尺把深的土沟，挖的时候，还不停地往手掌心里吐唾沫，发狠，用力；搬大块石头，铺到沟里，抹上水泥，平整，此为打地基；垒墙，一层石头，一层沙子水泥灰；到腰高时，砌上一层砖，叫腰线；这时候，木匠参战了，设计摆布溜窗口，安木窗。

　　安窗的时候能腾出一天两天的空闲。这时，父亲便转战另一户人家，开工另一片新房场。也是如此：从打地基开始，手执铁锨挖出尺把深的土沟，挖的时候，还不停地往手掌心里吐唾沫，发狠，用力；搬大块石头，铺到沟里，抹上水泥，平整，此为打地基；垒墙，一层石头，一层沙子水泥灰；到腰高时，砌上一层砖，叫腰线；这时候，木匠参战了，设计摆布溜窗口，安木窗。

　　多的时候，父亲领着小队伍同时开工五家新房，如此南征北战，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母亲这时不无心疼地说：“干起活就像是傻子，给别人干活倒把自己急得够呛。”这时父亲总是憨憨地应道：“人家更着急啊！都拉饥荒盖房子，不容易啊！”

　　拉饥荒，这是乡人哭穷的一个特有名词。话外之意是房子盖得不容易，没钱，即使现有的钱也是东挪西借来的。究其实，说这话的未必没钱，没钱怎么盖房子呢？然而父亲心软到软弱，总是陷于这个近于谎话的哭穷中。现在可以想见父亲那时替人家干活的心情：你一边干活，他那边一边哭穷，说没钱。干了活不等于能挣来工钱，真的是很郁闷。

　　另外一层郁闷是带队伍之难。父亲的建筑小队最多时能达到四十多人，分散在房场里外、上下，和泥，搬石头，搬砖，垒砌。在一片如火的阳光之下，难免懈怠。人干活到了极限时，就想偷懒。乡人偷懒的方法也多：上厕所，溜溜达达，磨蹭一会儿；喝水，到井边，找水桶，摇辘轳，提上来，探头喝，抹嘴，再往头上扬一捧水，磨蹭一会儿；抽袋烟，从掏烟口袋，取烟纸，卷烟，拧几下，点火，吧嗒吧嗒抽，磨蹭一会儿；或者干脆几个人讲讲晚上和老婆睡觉的种种打情骂俏的荤嗑，又磨蹭一会儿。这些都难管，对此，父亲面子更矮。此刻大家磨蹭之时，只有父亲，一个人站在破木杆、草绳扎成的手脚架上，在太阳底下，捍卫着“老大”的尊严，是匠人的勤勉。

　　说真的，泥瓦活儿的累和脏可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像一顿饭能吃上尖三大碗的于氏老三，干了没半年再也不干了，说：“操，原来还觉得这活多了不得了，能把人累死！”后来转行在家放马，在屯边北河树林一带浓荫下溜溜达达，有时老远地和父亲他们打着招呼。

　　龙万也是，累得不干了，自己跑到海边倒腾卖海蛎壳。看来收入不错，晚间乘凉时，大讲自己的来钱道，对我父亲说：“大哥，别干泥瓦活了，干点啥也比这个来钱，累个贼死！”

　　西街龙凤也是，干不了转行骑自行车走街串巷卖鱼，早晨从海边买新鲜鱼，一整天叫卖，说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三四十块，这要比干泥瓦活多三五倍呢！

　　前街诚忠二叔、西邻杜氏也不干了，开始在家养长毛兔。给兔子剪毛，外面就有来收兔毛的，一个月能攒半斤，能卖八九十块。

　　对此，父亲均有评价。说于氏老三，干不了手艺活，祖传就是放牲口的。说龙万，干活净耍滑，磨洋工，不干拉倒。西街龙凤，好耍小脾气，脸急，好算计，变脸快。诚忠二叔、西邻杜氏，父亲说，可惜那身板，舍不得出力。

　　如果说于氏老三他们弃了泥瓦活不干，更多的是因为手艺不行，可是格长大叔的放弃，决不是因为手艺不行。他在队伍里是标准的大工，錾石头、垒墙、砌砖，几乎也与父亲齐名。他确是因为想多挣钱。他先是编苹果笼子卖钱，买来棉槐条子，泡软，劈开成细条，坐在自家院子里编。后来又倒腾鸡蛋、鸭蛋、地瓜、苹果往城里卖，走上了“包围城市”的道路。最远的都卖到长春、哈尔滨。算是致了富，有两年被村里推荐到乡里获得“劳动模范”称号，披红戴花，上台领奖。据说奖品是一床被套和一把铁锨。

　　父亲闻知，颇有些不屑：“他算什么劳动模范？在过去他这叫投机倒把。”

　　到这时，父亲的泥瓦队已经彻底解体了，只剩下父亲、德正大叔、权万大叔三个大工了，小工已经难找了。

　　父亲五十岁的时候，我们家搬到了县城。自然，父亲和德正大叔、权万大叔最后的“小组”也终于散伙了。

　　和父亲散伙后，德正大叔旧业仍操，给人干泥瓦活。不过，没有我父亲在，他再也揽不到“大活儿”了，即使有活儿，也不过是些零活。

　　父亲后来闻知，懒懒地说：“他自己挑起大梁难啊！”

　　权万大叔则索性撂下泥瓦手艺，开始专心侍弄自家的苹果树。在自家承包田里栽了一百多棵红富士苹果树，施肥，浇水，修剪，收果，卖出，赚钱，忙活得不亦乐乎。没几年，赚了不少钱。

　　父亲后来闻知，也有评价：“没想到他能把果树侍弄得那么好，是比干瓦工省力、赚钱啊！”

　　三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来，父亲的泥瓦队，是再地道不过的一群农人。关于他们的辛劳，他们的隐忍，痛苦也好，快乐也好，或许还存留在各自微薄的记忆里。而在我的文字中，记述的只是些零星的碎片。或许连这都算不上。

　　我想，他们在烈日下，在脚手架上干活的场景，如果能留有哪怕一张照片，也足以生动地记录小屯农人生活的艰辛，求生的艰难和生活的无奈、乐观。然而，没有一张照片。

　　在我的意念里，我给父亲他们的泥瓦队曝光了一张照片。

　　那幅照片应该是全景黑白的：背景是白色的，表明这是晴明澄澈的天空，太阳一点遮拦也没有。灰黑色的是景物：一处农村的建房现场，杂乱而繁忙的景象。木杆、木板皮草绳、铁丝拧架搭成的脚手架，倚在一人多高的石墙上。脚手架上面站着父亲、德正大叔、权万大叔，他们戴着布帽，脸上满是汗水，沾着泥灰，穿着两根筋背心，弯背，弓腰，搬石头，撮灰。有些结巴的权万大叔，也可能冲着镜头张扬地咧嘴笑，画外音冷幽默地自嘲：“操，大、大叔这个熊、熊样，你也给照啊！”墙内的脚手架上，是龙凤、格长伸脖看镜头的笑脸，也戴着布帽，脸上满是汗水，沾着泥灰，腰下身体被石墙挡住。龙万、于氏老三等一干小工正搬砖、提水桶、和泥，脸上也有笑，却分明是为照相摆出来的……

　　补白：上文提到的我的那个家在城里的女同学，现在早已成了我妻子。列位看官须知：俺怎么也算是“匠”门虎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