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圣文

　　我1964年上学，就读于新甘井子小学。当时，新甘井子小学分布在甘井子汽车站的周边，或者说以汽车站为圆心，向东画出一个半圆形。也就是说，这所学校是由分布各处的教学点组成。离车站最近的是“本校”，车站的旁边就是学校的操场。学校的主体建筑是一座黄色的楼房，大概是三层吧？然后是一排排的瓦房。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来到这里。在本校的南边一点，隔开一组民居和一条窄窄的马路，是“西分校”，是一个老旧大院，是一组平房。也曾短暂在这里上过一段时间学。再向东走几分钟，再过一条马路，就是“东分校”，印象里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四合院。我刚上学就在这里，当时的学号是47号，是我们班最后一个号码。因为都已开学了，父母在我的哭闹之下才去报的名，所以记忆深刻。在汽车站西北方向几百米，是“新校舍”——一座在当时看来比较有现代气息的三层大楼。据说是中心小学新建了校舍，腾出这个楼房给了新甘井子小学。中心小学则在一个医院的院部前面又盖了新楼，而那个地方以前是一片坟地。所以，所谓的“新校舍”，其实是一座旧楼。

　　这样，分布在相距不算太远的四个地方的校舍组成了一所学校，其规模可想而知。据说当时在校学生达3000人。是听比我大一些的孩子们说的，不知确否。但联想到我入学的时候是17个班级，我的学号是47号的话，此说不谬。但我所在年级似乎是一个峰值，我的下一个年级是15个班级。笼统算下来，应该也差不多。这样一个规模，即便在今天，也是一个超级小学了吧？

　　赶上看电影或者参加什么大型活动的时候，全校出动，马路上几乎就都是我们的人了。那样的壮观场面，常引得路人驻足观看。在缺少娱乐节目的1960年代，这景观看起来也很带劲，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让人想不通的是，当时我们曾步行五六公里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即从甘井子一直走到周水子。我数一下经过的车站：椒房、医院前、金家街、金三角（今名，当年叫什么想不起来了）、周家街、王家桥、大纺、东纬路（今名）、周水子。对，就是6路公交车的线路，当时6路车到周水子就是终点，这里有一条通往火车站方向的有轨电车，应该是文革中拆除了吧？回来的时候，我们走一段就坐在马路边歇一气，大概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学校。当时从甘井子到周水子的车票是两毛钱，很少有人会坐车。

　　这条线路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两件事。一个是这里有个火车站，回老家时父母常常从家里坐6路车到这里，买上到瓦房店的火车票，当时的票价是1.7元。而从大连火车站坐车就是1.9元，这样就可以省下两毛钱。这个票价应该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另一个就是在文革中，我为了图坐车不花钱的乐趣，跟着同学田杰上车领着乘客背诵毛主席语录，或者就是我们自己背，谓之“宣传”。而且有座，乘务员也很客气。车一离开车站，我们俩就站起身轮番上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写文章……”这样，你一段我一段，很快就到了终点。就看到了拖着大辫子的有轨电车和闪亮的铁轨。这个时候我是三年级，时间是1966年。其时，红卫兵已开始了大串联，我辈年小虽未像前辈那样走南闯北，却也享受了一番不花钱公交的待遇，也算躬逢其盛。

　　田杰其实是后来转到我们班级的，我也曾到他们家去玩过，是在铁路边的日本房。写到这里，我也有点自鸣得意了，尽管过去了四十几年，我还清楚记得很多刚上小学的同学的名字：乔善同，这是我们的班长；林乐强，苗华顺，这两个同学和乔善同都住在老甘井子，似乎也都去过他们家；杜晶，刘启永，王炳辉，这几位是我们一个学习小组的，我们轮流到每家写作业；王万忠，是个戴眼镜的大男孩，留过级；姜杰，是后转来的，是三年级以后的班长；李文才，学习不好，但会翻各种跟头，文革开始后就进入学校的宣传队，他的跟头是宣传队一绝。这些是男同学，还有女同学：曲淑琴，因为同姓，学习好，所以记得很清楚；张萍，一个高个子，曾经中午带饭时在他们家熥过饭；张传兰，朱虹，两个比较活跃的女生；隋清竹，因为文革中把名字改为“隋文革”还被老师表扬，所以也印象深刻。对，还有一个挺重要的，王治宏，他的哥哥曾是我父亲在甘井子区文化馆的同事，当时放学以后经常到他家去玩。他家里有很多的小人书，住在电影院的对面。刘启永后来因父亲调动工作全家去了广州，还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但我没有回。当时实在还不会写信，也还因为忧伤。他住在我们“小区”对面的大楼，曾去他们家做作业。他们家用煤气，有暖气，但是共用卫生间和厨房。他的一个邻居是一对比较年轻的夫妻，好像没有孩子，我们也曾去他们家里玩。让我难忘的是，他们家的墙上挂了一幅女主人的画像，现在想来应该是炭笔素描，很漂亮。据说是她丈夫的作品。这个家庭让我充满好奇，无限崇拜。

　　和我住的不远的还有也在这座大楼里面住的杜晶。杜晶的父母是双职工，家境好，略调皮。我们三个放学之后要排着队从学校走回家里。因为学习好，我就当了小组长。其实就是领着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安全回家。这应该是我小学阶段的最高职务了。但这个杜晶常常不听指挥，后来又来了个王炳辉，也不好“领导”。也是老实巴交的刘启永只好帮我维持，我们几个走走停停要很长时间才能到家。让我想不到的是王炳辉，他住在“圈里”的日本房，我们也曾在他家里写作业。但“圈里”和我们“机关宿舍”的孩子有宿怨，常发生殴斗事件。一次我们去“圈里”的商店买东西，竟然遭到他弟弟为首的“圈里”帮的追打。好在当时商店里面人多拥挤，才躲过一劫。他弟弟当时应该就是二三年级的样子，竟然“调兵遣将”，指挥若定。

　　我的第一个老师叫周慧敏，好像现在有个明星也叫这名字。我上学的时候，她刚做母亲。是一个极其温柔、善解人意的老师。我们上三年级的时候，她因为身体不好就不教我们了。一次我被雨淋生病无法上课，她背着我去了卫生所。后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美丽的眼睛》，表达对老师的敬意。

　　三年级时的班主任叫田连会，是个个子高高的男老师。好像教过体育。当时文革已起，社会动荡，一个男老师让同学们心生安全感。印象深刻的一次春游遭小痞子挑衅，被老师轻松化解。当时的班长就是姜杰了，据说也练过武术。有他领着几个男同学跟在老师的后面，也颇有声势，对几个“草寇”也有震慑力。

　　这个时候我是在本校。在本校的时候我们实行的是“二部制”乃至“三部制”。因为学生实在太多，虽说有四个校舍，可还是不敷使用。所以，我们就轮班上学，常常是上一上午或一下午。最紧张或者说最轻松的时候，也曾一上午只上两节课就放学；或者第二节课下课后再来上学。剩下的时间就是玩了。因为时间不固定，所以经常就会有些孩子记错时间，错过了上课。之所以是在这个时期才开始“二部制”“三部制”，是因为文革开始后，各地学生开始“大串联”，所到城市接待他们的往往就是学校。想必这个时候有部分校舍是作为串联学生的宿舍了。还要再说一句，作为他们生活必需品的被褥，则是通过街道组织居民提供。

　　本校还有个领操台，做操时有老师或同学站在上面领着大家。这个领操台之进入我的记忆，是由于《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或者说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句歌词。当时老师在教唱这首歌曲时加进了肢体动作，于是，我记住了这句歌词，记住了这个领操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表演动作是这样的：左腿后伸，右腿屈膝，成弓步；同时右臂屈臂前伸平举，左臂随左腿的动作向后向下伸直；同时挺胸抬头，目视远方。这个动作就在本校的领操台上完成。可见，教育的力量不唯书本，有的时候肢体语言也具备强大的影响力，让一个懵懂少年铭记终生。

　　到新校舍上课的时候大概是读五年级吧，时间应该不长。这时已进入文革的高潮。小学里面虽没发生批斗老师的情况，但上课是不正常的了。有一次，正在上课的时候，就进来几个小伙子，戴着白手套，好像当时班级里一个男同学涉及了社会上的一个什么事，被人找了过来。还好，没有什么严重后果。但正常的教学秩序已荡然无存，打砸抢开始蔓延，同学们人心惶惶。一个寒假，每个同学还分了一个桌子或者椅子搬回家保管。那天特别冷，我拎着一个铁管的椅子从甘井子走回石矿的家里，手和脸冻得通红，让妈妈很是心疼，她念叨了好多年。开学后不久，我们家就要下乡了，当时学校还没有完全复课。我于是又搬着椅子去了学校，开出转学证明。这是1969年的3月底的事。

　　在这里时教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姓王。教我们的时候，和学校附近部队上的一个军人结了婚。王老师眼睛近视比较厉害，一次，在班级里面“忆苦思甜”，不知是讲自己的家史还是讲某个公众人物的家史，讲着讲着，就痛哭起来，并摘下眼镜用手绢擦眼。在她的感染下，有女同学抽泣的声音在教室里面蔓延。有些恐怖，也有些滑稽，我没有听出她讲的内容有何可以哭的。她应该是觉得讲到这个地方应该有所表示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如果该哭的时候没哭，随时都有可能被扣上什么帽子。轻者会被批斗，重者不堪设想。我不敢断言老师是在“表演”，即便是表演也无可厚非。

　　当时我们城市的革命造反派共有三个组织：工总司（工人造反总司令部）、革联（××革命联合会？）、三联部（是由三个小组织联合组建）。在我们小区旁边的大院里的墙上，用板刷蘸石灰水涂着“四十万工总司”云云，显示其应该是当时本市最大的造反组织了。好像当时的工总司头目是大化的厂长。他死的时候，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秩序井然，备享哀荣。

　　这样的革命形势下，每个家庭每个人似乎都要属于某个组织派别。人们的日常问候少不了“你是哪一派的？”如果是同一派别，就如亲人般；如果不巧属不同派别，常会引发辩论。一次，就在教室里，一个还和善的同学随意问起我“什么派别”，我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班主任王老师为我打了圆场。其时，我父亲正被关在“牛棚”，富农成分和父亲“右派分子”的帽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老师的一句话，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终生难忘。

　　文革开始后的教材印象已经不深了，但大概到五年级的时候吧，好像使用的是上海的教材。那时上海是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是革命先锋，教材也一度领跑全国。下乡以后，这书还保存了很长时间，但后来还是没了。而记得更清楚的是三年级以前的课文，像“日月水火 山石田土”，是识字教学。这篇课文就是这八个字，每个字都配有一幅图画，清楚明白地显示了象形文字的特点，还有演变历程，让人记忆深刻。还有“秋天到”：“秋天到，秋天到，田里庄稼长得好。高粱涨红了脸，稻子笑弯了腰。”朗朗上口，非常有趣好记。还有“等我长大了”：“大哥在边疆，寄来一张像……等我长大了，准跟大哥一个样。”配有一幅海军战士站岗保边疆的图画，生动而令人神往。还有“秋天来了，一群大雁往南飞了。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诗意盎然，总难忘掉。还有《桌椅对话》，童话的形式给小孩子带来乐趣。但是还没有学到《小英雄雨来》《金色的鱼钩》这些我已从姐姐那里看到的有趣文章，文革就开始了。

　　前面我说的是语文教材，没有说数学。我要说的是，在文革前我上学的时候，“数学”是叫“算术”的。我还清楚记得，爸爸给我包完书皮以后，在封面写的那个“术”字的第四笔不是现在我们所写的是一捺，而是一个竖弯钩。我现在还保存的下乡以后的数学教材就是“数学”了。

　　姐姐早我两年上学，她喜欢看书，我的读书习惯就来自她那里。但奇怪的是，姐姐入学时没有上新甘井子小学，而是石矿子弟学校。通常，石矿子弟学校招收的都是石矿职工的子弟，那一年不知为什么收了“外来户”。当时我们那里除了石矿子弟学校，还有大化子弟学校、大钢子弟学校、石油子弟学校等等，这些依托企业建起的学校享受了一般公立学校所没有的一些优厚待遇。比如他们去石矿俱乐部看电影常常不要钱。而我们新甘井子小学都是去先锋影剧院看电影，即便是学生票也要五分或一毛。由此姐姐也跟着借了光。

　　除此之外，还有个中心小学也在甘井子，但这个学校是怎么招生的不太清楚。我们邻居的一个姐姐“小敏子”是在这个学校就读，好像比子弟学校还要好。这样，新甘井子小学成了一个兼收并蓄的容纳了来自社会各个群体的孩子，学校的档次就低了些。但这里是我人生的起点，它盛满了我童年的记忆，留下我成长的印记。还因为它四处校舍的分布、3000多人的庞大规模，让一个懦弱的孩子记住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