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刚从乡下调上街,租住在农机公司废弃的店面里。房间不足十平米,没有窗户,唯有一扇锈迹斑斑的卷铁门。房间低矮,上面没有隔热层,热天完全是个烤箱。我却不敢将门卷起,害怕。害怕什么呢,不知道。天寒风大,门哗啦啦地剧烈响动,像无数只手在捶打,很恐怖。我经常处于失眠状态。比失眠更加痛苦的是,我的女朋友走了,下海了,去了海南。她是我乡下中学的同事,说好一调上街便和我订婚。她到出租屋来过一次,站在门外,只往里瞧了一眼,嘴一撇,说这就是你住的地方,转身就走了。
那时,只想把书教好。县城中学上课要讲普通话,而我的普通话出口就荒腔走板,自己都觉得难为情,加上心情不好,身心疲累,教学效果可想而知。我一直待在高一普通班,高三就像火星一样遥远。我是学校里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没有朋友。唯一温暖的事是去离住地不远的夜宵摊喝酒。一小盘卤猪头肉,一瓶三花白酒。醉意朦胧中,内心燃烧着,幻想着生命的美好。
在夜宵摊,我结识了老木。一个干瘪老头(其实只有五十来岁),文革前上海交大毕业的高材生。下放,先在乡下中学教书,后去红旗造船厂当工程师,现是解体的船厂仓库看管员。他有些神经质,声音很特别,像鸭脖子被掐住在挣扎地叫。看上去是个很快乐的人,似乎什么都看得透,看得开。文革时妻子和他划清了界线,几年前患绝症去了。唯一的女儿定居在美国。那年大雪,奇寒,连续几夜都不见老木来,颇挂念,问摊主才知他在仓库钢梁上吊自尽了。我去坟地,同他坐了很久,每人一瓶酒,谈了很多的话。泪眼朦胧,仰望天空,我看见一个苍老又充满仇恨的形象。
在这复杂艰难的人世,怯懦卑微者活着是件多么心酸的事,他们在沉重的压抑和神经质的幻觉中,孤独地走着自己的路,没有谁去关注。于是便有了这篇小说。面对生活小说是无力的,除了向日葵的梦想,不可能给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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