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在家里看电视,屏幕上有个长脸演员,说自己刚入行时,接不到戏,只能去特殊学校,演给那些智力有缺陷的小孩子看。他心里失落,演得也不认真。一次,演完戏,他正在后台抽烟,这时候,跑过来好多小孩子,真的就把他当作刚才戏里面的角色和他说话。他突然间非常感动,也非常内疚。台下的观众看得那么认真,而自己却胡乱演。从此,每次来学校,他都尽全力表演。
说到这里,主持人和演员都有点儿感动了,拿纸巾擦眼角,我却想到了另外一件跟表演有关的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的三姑爷爷被打成右派,上头不让他再做学校校长,安排他去乡下学校敲钟。敲钟就是打铃,乡下学校很穷,所谓铃,就是悬挂在树枝上的一截钢轨,树下有几块大石头,到点去敲几下。
我的三姑爷爷,下面直接称他为爷爷。爷爷是随遇而安的人,觉得敲钟这活儿也不错,有工资拿,平时也没人管。可是,敲了几天,他就发现有点儿不对劲,每回敲钟,都有人在旁边看。他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看的,想找人问问,也不知道该找谁。又过了一阵子,围观者竟越来越多,有些人抢不到好位置,还爬到树上去看。
最开始,他想是不是上头有什么命令,叫人民群众监督他改造思想。他害怕起来,每天战战兢兢,按点儿敲钟,平时什么事也不敢做,就在学校里呆呆地坐着。看他敲钟的人,只增不减,甚至还有人模仿起他的动作,其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了几个月,爷爷冷静下来,仔细分析,觉得应该可以排除政治运动的可能性。因为要抓他,根本用不着大费周章,直接来逮捕就行。此外,他还发现村民们对政治运动兴趣不大。
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要看我敲钟呢?
爷爷不知道,也不敢打听。
谜底是一个孩子揭开的。孩子姓张,小名小旗子,八九岁的样子。小旗子和爷爷是同乡,父母在教育局工作。当时局里不少人都被抓了,小旗子的父母很害怕,两人一合计,把家里收藏的字画旧书连同小旗子一起送到乡下的亲戚家。小旗子听说了我爷爷是学校的校长,于是跑来找爷爷,打听父母的事情。可能在孩子心里,校长和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的关系类似于亲戚。
爷爷听了他的经历,问他父母叫什么名字。名字有所耳闻,但没有打过交道,去打听情况应该不难。就这样,爷爷应承下来。在小旗子转身要走时,爷爷突然想到小旗子的亲戚是个姓孙的寡妇,寡妇常来看爷爷敲钟,每回都挤到最前面。
他轻咳了一声,用突然想起什么事的口吻说:哎,对了,小旗子,你知不知道你孙姨每天来学校看什么?
小旗子说:看你敲钟呀。
我爷爷故作惊讶,说:看我敲钟?敲钟有什么好看的?
小旗子说:他们都在讲你只是敲敲钟,就能挣到一百多块钱。所有人都想知道,你敲钟有什么奥秘。
有什么奥秘?我爷爷一下愣住了,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哪里有什么奥秘呢?自己虽不再担任校长,可依旧是国家干部,工资并没有减。想来是小学校长从哪儿看到了他的工资,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围人。担惊受怕了好几个月,终于得到解脱,爷爷严肃地对小旗子点头,说他这就写信给教育局的朋友了解情况。
等小旗子离开房间,爷爷先是用鼻子哼哼,然后嘴巴咧开,露出牙齿,猛拍床板。最后他实在忍不住,打开门,疯了似的往大山深处跑,对着悬崖放声大笑,在地上打滚,还差点儿掉下去。如此,过了二十分钟,他才逐渐平静下来。
在对我说这件事时,爷爷已经八十岁了,他告诉我,在他的人生中,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再没有这样开心过。
从那天起,我爷爷敲钟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他觉得自己承担了某种使命,承担了四个村子人(这所学校在四个村子的交界处)的梦想。每天敲钟前,他都要蘸了井水,用手指头把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衬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不扣,昂首挺胸,全身肌肉紧绷,一分不早,一分也不晚,用如同古希腊雕塑般优美的姿势,将石头重重地砸在钢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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