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套用这句话,我说,写小说就是写氛围。语言和氛围对小说来说分量非常重,对小小说来说更甚。可以说,只有营造了合适的氛围,小说中的一切才有可能。比如《西游记》允许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但你要是把孙悟空放到《水浒传》里就不行,为什么?小说给人物营造的氛围不同。
曾经和一位编辑探讨过“很久很久以前”和“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这两个经典开头,编辑的问题是,“这么简单的开头,为什么会成为经典?”记得当时我的回答是,“用很短的文字,营造了很好的氛围。”
那么氛围怎么营造?这是一个大问题,很难给出标准的答案。写氛围是作者的基本功,也是一种修为。它需要功夫,更需要耐力。对氛围的营造我比较注重四个方面:
一写环境,以环境烘托氛围。古典文学强调“赋比兴”,写环境相当于“赋”。比如先写“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后面再“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如果少了前面两句铺垫烘托,直接写“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也行,但效果绝对不一样。现代作家中,汪曾祺擅于写景,擅用闲笔,是“斜延旁逸”的大师。个人认为,写景、闲笔及“斜延旁逸”的目的就是写氛围。汪曾祺的小小说《职业》通篇都是环境描写,都是在为小男孩营造自己喊“捏着鼻子吹洋号!……”的氛围。鲁迅的二千多字的小说《示众》,通篇也都是在写场景,营造氛围。《职业》《示众》如果用嘴去复述,你会发现特别干瘪,因为没有情节,没有什么戏剧性,但读起来又活色生香。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大量的环境描写,有大量的场景描写,移步换景,用环境的慢火熬出氛围来。刘建超老师的小小说《老街汤王》的开头先写景,创设环境与氛围,然后引出人物,这是经典的模式,它让小小说显得厚重。
我的小小说《捡骨师》里有“天色初暮,小园子里老槐树下,一老一少,你一杯来,我一杯去”这么一句,就是想利用这个比较雅的环境来冲淡“捡骨”的惊悚,因为我写的不是惊悚小说。包括小说的第一句,也有同样的考虑。“顾祝同说,第一次捡骨,他一点都不怕。白凌凌的骨头躺在那儿,如玉又像象牙,那个眼槽很大的骷髅,还朝他笑了一下,目光温暖而慈爱。”
二写记忆,让真实支撑氛围。文学是个人的记忆。马尔克斯说过,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个人经历、个人记忆相对来说是最真实的。小说的真实是小说营造了成功的氛围后的效果。前面说过,我们读《西游记》,不会去置疑孙悟空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那是因为《西游记》给我们营造了这样的空间。迟子建的小小说《与周瑜相遇》的主人公梦见和周瑜对话,我们也不去置疑,也是因为氛围允许。氛围营造能解决现实真实和小说真实之间的问题。小说可以自由发挥,神游物外,但说到底,它的真实还是离不开生活中的真实,小说中的真实还得靠真实的细节来支撑。有人把假的写得栩栩如生,有人把真的写成了假的,为什么?关键在于对生活逻辑细节的把控上。“红鲤逃离白洋淀,开始了在岸上的行走。她的背鳍、腹鳍、胸鳍和臀鳍便化为了四足”,这是蔡楠的小小说《行走在岸上的鱼》的第一句,红鲤鱼行走在岸上为什么可信?原因很多,比如现实中有许多水域被污染,鱼已无法在水中生存。在小说里“背鳍、腹鳍、胸鳍和臀鳍”一下子便增加了可信度,因为这四样鱼真实都有。写记忆营造氛围,是要把生活中散乱的经验性情节和人物,经过构思加工,整合铺排,变成小说所需要的、具有因果关系的逻辑性情节和人物,即所谓“归纳生活”。《捡骨师》的创作笔不暇思,一气呵成,大约两个小时,写完后,没有任何修改。倒是发表之后,有一两处地方有读者评论家提出了意见,我做了简单的改动。之所以写得顺利,事后总结,首先是素材足够多,足够真实,把握得住。捡骨师是有原型人物的,其中许多桥段都是原型人物口述讲给我听的;其次是氛围对。小说的第一句话很可能决定着全书的风格、结构,甚至篇幅。当我写下“顾祝同说,第一次捡骨,他一点都不怕。白凌凌的骨头躺在那儿,如玉又像象牙,那个眼槽很大的骷髅,还朝他笑了一下,目光温暖而慈爱”这一段话时,觉得氛围很对,心想《捡骨师》会是一个不错的小说。接下来的创作十分顺手,情节、桥段从脑子里流出来,像是人和事在自动生长,人物自己举手说“我要这么说话”。在创作过程中牵涉外形描摩、内心独白、行为动态、对话、景物映衬、梦境等时,我常常会选择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某个人、某件事或某物作为参照来写。说白了,用记忆写氛围,还是考验作者生活底子的薄厚和作者对人物景物感触的浓淡。
三写情绪,用情绪丰盈氛围。小小说写什么?答案可能很多,但主流终究是写人物。人物写什么?答案也很多,但归根结底离不开写人物的情绪。有人说创作的三大主题是“生、死、恋”。我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应该都是。如果把人类历史上的经典作品,按“七情”来分一下类,你会发现各自比例都不低,要不然也不会有喜剧、悲剧、恐怖片、惊悚片之分,至于忧和思,就更不必复赘,中国的古典文学一大半以上是忧思的产物。“七情”当然是人的情绪。中国文学的主要精神母题:伤逝、不遇、相思、怀古、复仇、悲秋、漂泊、伤春、隐逸等等,也都带有情绪。要把一个人物写好,写活,让人物立起来,让读者记住他(她),人物的情绪至关重要。情绪是人物精神气质的外在表现,人物没有情绪,他就不丰盈。迟子建的《与周瑜相遇》,是我很喜欢的一篇作品,可以认为这完全是一篇因情绪流动支撑起来的作品。故事很淡,没什么情节,更缺少戏剧性。小说只有一条线,我梦见和周瑜相见。人物只有两个:我,周瑜。人物关系十分简单。我和周瑜梦中相见,两个人进行了一场对话,我希望做个小女人,过人间烟火的日子;周瑜要做英雄,金戈铁马纵横厮杀。
四写独特文化,或者说是独特文化对人的影响。独特文化有时会让小说成为体裁小说。《捡骨师》在这方面是加分的。如果换一个体裁,小说的神秘感和厚重感都将下降。三四年前,我和几个朋友聊天,其中有一个观点,这里不妨引用一下,那就是:理性主义是浅薄的,而宗教才是深厚的。我说的宗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我对宗教的理解是那些有关管理人类,特别是管理人类精神的文化的总和。可能叫类宗教更妥当,比如种族、葬礼、家族、祭祀、信仰、图腾等文化现象,它当然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派别。从本质上讲,类宗教是人性(比如恐惧、孤独、贪婪、猜疑等)外化后的一种文化,也是各民族最基本、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因此一些大作家,特别是一些小国家的大作家,在他们的经典作品中往往都会涉及这些方面。把树种在肥沃的土地上,使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让作品建立在深厚独特的文化之上,这是高明的,也是智慧的。鲁迅显然也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塑造的人物,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无不建立在独特的文化之上。而这些独特文化给小说带来了独特的氛围。比如《祝福》中,祥林嫂问“我”灵魂有无?地狱有无?
当然,小小说氛围的营造方法还有很多,笔者在这里只是抛块砖,给大家一个提示,希望大家在小小说构思、创作的过程中,树立氛围营造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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