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上初中，三哥上高中。
秋季开学在即。
我和我哥每学期两人的学杂费、书本费加起来不下七八十元，那时一只鸡蛋不过一毛多钱。对我家这样一个人口多、劳力少，年底大队结算几乎倒找钱的人家来说，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那时我大哥刚结婚，家里非但没了积蓄，还欠下几百元钱。
开学的日子已到眼前。父亲接连几个晚上出去借钱，可并没借来几分。毕竟家家日子都不好过，更何况为我大哥结婚父亲把能借的早已借了个遍。
晚上，父亲蹲在门口托着烟袋锅吧嗒吃烟，眉头皱成一道能跑开拖车的山川。在锅灶上忙活的母亲没好气地说：“就知道愁！愁能当饭吃当酒喝？咱不是圈里还有头猪吗？大不了存了（那时把猪卖到食品站叫存）不就有钱了？”
父亲一听，噌地站起来，瞪着眼说：“什么？卖了？你拿什么给翠翠家送彩礼？！”
我站在门框边手指头绞着衣角不敢插话，愣愣地看着听着。心里想，要是交不上钱，这学我就不上了。
翠翠是我们邻村的。媒婆已说给我二哥，只是还没定亲，在我们这里定亲彩礼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那头猪养了已两年半，不下三百斤重，又大又肥，按当时的价格，能卖五六百元，刚好够彩礼钱。
父母正在争论，猪圈里忽然传来猪的哼哼声。我想，大概是母亲的话让猪听见了。老辈人都说，大龄的猪通人性。
二哥从里间出来，说，老三老四上学要紧，大不了媳妇不说了。二哥撂下这话，一头扎进里间。我看到，二哥的眼圈红红的，像害眼一般。
父亲看看母亲，又看看我，一跺脚：“罢罢罢，豁上了！”
父亲把烟袋锅在锅台上砰砰砰磕了几下，抓起饭橱子里半瓶酒，起身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很晚了，我趴在被窝一直没睡。我看到，父亲把一张纸条往母亲跟前一送，说，给，这是明天存猪的条子。那时我大爷管着全村的存猪任务，要存猪得先向他那里要条子，而存猪任务是有计划的，条子不是说给就给的。我大爷这人做事一向认真，不讲私情。我不知道父亲怎么说动了我大爷才会半路把条子给他。
秋老虎横行。天气十分闷热。我早早醒了，赖在被窝里不肯起来，也不敢多说话。母亲烟熏火燎地忙着熬猪食，从锅底冒出的浓烟呛得母亲直咳嗽，父亲则找出准备捆绑猪用的绳索。
猪吃饱了，肚子撑得溜圆，像吊着一口八印锅，肚皮都耷拉到地皮了。赶猪的时候那猪屁股顶着猪圈墙，高低不往外走，一直折腾到八九点。
猪太大，用架子车无法推，只好赶着猪去。食品站离村子十几里路，途中要翻过一道山岭，天火辣辣地热。猪很不配合，走走停停。父亲、大哥和我，各拿一根柳条，一边吆喝一边轻轻抽打。突然，那猪口吐白沫，唿哒唿哒地喘气。在翻过那道山岭时出事了，猪突然倒地死了。
完了，完了，热死了！我心疼万分。大哥狠狠瞪了我一眼。
父亲一腚蹲在地上，两手抓着头皮，眼睛红红的，黑红的一张脸更黑了。
要知道，不管猪是热死的，还是怎么死的，食品站是绝对不收死猪的。
母亲看着躺在院子里的猪，眼泪止不住哗哗流下来。“哪辈子作了孽，喝口水都呛着噎着。”母亲红着眼，骂着。
左邻右舍听说我家的猪热死了都来看。这个说可惜了！那个说卖不上钱了！
我大爷也来了，蹲在门口跟我父亲低声说着什么。我隐约听明白了，意思是找人捈拔了，推到镇上当死猪子肉卖了，多少还能换回些钱。
活猪成死猪，连一半的钱都卖不上，这等于眼瞅着折了半头猪。全家人一个个泪眼汪汪，可又能怎么办呢？
杀猪的八爷来了，大哥他们帮着收拾猪，二哥红着眼不肯靠前，父亲蹲在门口吧嗒吧嗒吃烟，浓重的旱烟呛得他直咳嗽。
三哥的班主任赵大力正好来家访，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后，茶也没喝走了。事实上，家里也没人记得给赵老师泡茶。
下午，猪刚刚收拾好，八爷准备帮着到集市卖。赵老师和另外两个老师骑着自行车来了，赵老师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兴奋地跟我父亲说，他跟学校的老师们一说，巧了，老师们正想到集上割肉过节，一听你们家的事，大家都说反正是热死的，又不是病死的，吃了没事。他们说了，按正常猪肉买。这是老师们每人要肉的斤数，照这个条子一份份割好，我们自己带回去。
母亲顿时喜上眉梢，一旁的邻居也都替我们高兴。父亲搓着手，一个劲儿说那怎么好那怎么好，一边说一边吩咐八爺把肉的分量称得足足的。见我站着不动，父亲呵斥说，还杵着干啥，快，烧水泡茶！
那头猪最后卖了500多元，一算账，比到食品站卖得还多。
我和三哥顺利交上学杂费。
二哥和翠翠的婚事并没有因为彩礼少了而黄了。翠翠嫂后来说，老三老四，你们哥俩欠我一头大肥猪。
三哥后来考上师范，毕业后回到镇中学，我也大学毕业在省城安了家。
二十年后，三哥高中同学聚会，很偶然地，得知了那次赵老师买肉的真相。其实那些肉带回去后并没有按照正常猪肉价格卖给老师们，而是折半给了老师，少卖的钱都是赵老师给补齐的。赵老师那时一个月工资不过几十块钱，家里老老少少六七口人，全靠赵老师一人的工资维持生计。
三哥告诉我这事的时候眼圈红红的。我也半天无语……
那时父亲已经去世。
赵老师也病故了。
我清楚地记得这事发生在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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