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大巴山勤劳朴实的农民。父亲天寿84岁，母亲享年73载。他们的一生正好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农村巨大的历史变迁。正直、善良而智慧的品格，是他们留给我的宝贵遗产；父亲最后岁月的寂寞、悲伤和无助，除了他自身的局限以外，更多的是那时我国农民没有养老保障体系和我们子女没有很好地尽到赡养责任，特别是作为父母投入最多、疼爱最多的我，在他的最后时刻没有尽到责任，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惴惴，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愧疚和终身的遗憾！
父亲的脊梁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
那是大饥荒年代的一个春节，饥肠辘辘，一身是病的我，千里迢迢从成都没命地往家里奔，在路上碰见父亲正在给供销社担力：寒风中，父亲身穿单衣，脚套草鞋，袒胸露臂，又黄又瘦，两手拉着一头挂有斗笠的担子，弯着腰，汗流浃背，一只脚稳稳着地，另一只脚在半空来回打闪闪，选好落脚点后，才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山路上踽踽而行。从区上到乡上，下山30里，上山30里，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每一步，都是那么凶险。如果一脚踩空，后果就不堪设想！本来只有一米六二的个子，被130多斤的重担压弯了腰，显得更加瘦小。那扁担随着脚步的起伏，也发出吱嘎吱嘎的呻吟！怪不得父亲每次担力回家，腰痛得半夜半夜睡不着觉！而我，还要用父母弟妹在艰难中让出的米、面、蔬菜和心血把那一匹匹裸露的肋巴肌肉填平。我很想替父亲分担一点生活的重负，但又苦于无力、乏术，只好在心里默默地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将来把祖国建设好，把千百万象父亲一样的劳苦大众从生活的重扼下解救出来！
父亲母亲是在30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岁月里走到一起的。祖上虽然留有几犁薄土，一间草房，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肩上的担子就越来越沉重。那时，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又没有节育的社会氛围和节育的技术措施，他们先后生下了十个子女！当然，母亲就特别遭罪，不但要忍受妊娠的痛苦，还要承担用奶水把孩子养大的重任。十个子女十张嘴，联在一起是多么大一个嗷嗷待哺，永远填不满的窟窿啊！再加上军阀、国民党常常拉兵打内战，父亲只有抱把马刀钻山洞，睡石崖，东躲西藏，或者背境离乡，到外地租种地主的土地，无偿地给伪保长干农活免兵役，但还是逃脱不了被围攻，被追赶，被五花大绑，押去当炮灰的厄运！即使大年初一也不得安宁，被追得遍山跑，飞下山崖，摔伤了，抬起走，也不能例外。父亲走了，个头不高的母亲就挑起家庭的重担。酸菜、萝卜、红苕，孤灯、粗布、破衣，艰难度日。记得一个夏夜，父亲突然逃了回来，我们是多么高兴！不知父亲在哪里摸到一只大团鱼，一家三口沐浴着清风明月，美美地搓了一顿，感到十分幸福。直到解放前夕，父亲才带着全家回到本土。一个富裕中农听了“共产共妻”的欺骗宣传，骂我们穷人想共产党来，就是为了分他家的田地和房屋，父亲就骂他拣到封皮就是信，老子们人穷志不穷！土改时，我家也只分得一张蛮实的大方桌，全家正好用来吃饭，我在桌子上读书、写字。那时，父亲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就背上100多斤的豌豆到两三百里的庙儿湾（广元嘉川）卖，十天半月，换回两升苞谷供全家糊口，或者给供销社担力，挣点力钱补贴家用。那时，我们一年才能吃一次肉。父亲知道我们十个小家伙口淡，嘴馋，猴急了，就割回肥肥的肚囊皮猪肉，洗净，加盐，煮熟了，截成筷子长，大拇指厚的大肉，叫你吃了一块就腻得不敢再吃第二块。要是吃了，准保第二天就忙不跌的跑厕所，拉肚子，耽误了你赶场、看戏、逛庙会的功夫！
卖了棺材也要送子女读书
我的父亲虽然文化不高，母亲是文盲，但他们继承了中国农业社会“耕读传家”，重视教育投资的优良传统：不管家里怎么穷，不管自己怎么辛苦，都要千方百计让子女读书，而且，你能够读到哪里他们就送到哪里，从不给子女施加任何压力。仅管那场浩劫革了文化的命，我五弟兄、五姊妹中，还是有两个大学生，一个高中生，四个初中生，两个小学生，只有我脚下的大妹因为要协助父母带孩子，没有能够上学。十姊妹中，有四个走上了工作岗位，四个成为农村的致富能手，远近乡邻无不称羡。现在，加上孙辈已经是一个大家族，其中的高中生、大学生和研究生就更多了，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祖国的现代化效力。
当然，那时家里很穷，每当开学之日，我们差不多同时读书的三四个孩子都要书费学费，上中学、大学的还要路费、伙食费，确实让父母非常非常着难。我还好，因为是老大，要到90里外的县城读书，父亲首先满足了我。但这种满足，也是极其有限的。往往是交了书费学费就只有十天半月的伙食费！那时，中国还没有勤工俭学的传统和条件，只好在凄凄惶惶中等待助学金的评定，天天盼望父亲找人带钱来，真是忐忑不安，望眼欲穿，欲哭无泪！
无论冬夏，每当我们上学或者复学，总是父亲早早地起床，把饭菜给我们准备好。临行时，又总是父母和弟妹一起站在家门口千叮咛，万嘱咐，目送我们远去，远去，直到云山万重，鹰击长空，才空落落地回到家里。他说：“你们就是我和你妈放出去的风筝，哪一天不时时刻刻挂在心头？！”
后来，老二过继给终身未娶的三爸，我和老二都读了免收书费、学费的师范院校，才算让父母喘了一口粗气。因为立志高远，急于求成，恰好又碰上困难时期，不顾一切地啃书本，写诗作文，严重的脑力、体力透支，把身体搞坏了，学院三番五次命令我退学回家养病，迫不得已，只好和400多名莘莘学子挥泪而归。这对于千辛万苦，投资教育，一心望子成龙，挣钱养家的父亲、母亲是多么沉重的一击！可是，他们没有灰心，没有丧气，也没有半句怨言。他们只是默默地，默默地把全家贷的大米让我吃，自己和弟弟妹妹吃红苕，野菜，喝包谷羹羹。父亲还把社员送来的乌稍蛇、猪衣包剁成丸子，或者熬成清汤，让我将养身体。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分家时，抓阄拈的12根大柏树不在了。一问，全都卖来送我们弟兄姊妹上学用了，连一副棺材板板也没有给自己留下！可怜天下父母心，是多么无私，多么崇高！我们当子女的怎么才能报答父母大恩大德的一分一厘一丝一毫呢？
晚年的寂寞与悲伤
如果说，人的出生是一出喜剧，那么，一到晚年，面对衰老、疾病和死亡，悲剧就会到来。特别是人伦道德滑坡，两代人的思想撞击和性格冲突，而又互不理解，互不宽容，就是悲剧的高潮。慈祥的母亲因为生育过多，气血亏损，体质极度虚弱，三天两头，说病就病，咳咳孔孔，连尿都夹不住，50多岁就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在家休息。我曾经想接母亲到重庆治病，因她晕车特别严重，有弟弟质问我：“出了问题谁负责？！”我也只好就此打住。但后来，母亲得了鼻炎癌，我再次通电弟兄姊妹，要接母亲到重庆治病，得到的回答竟是一片沉默！也许，他们很无奈，也很理智：那时，谁得了癌症就等于判了死刑，花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何况大家都不富裕！这事，母亲自己也有责任。发病之初，在阆中检查时，实习医生把鼻孔戳痛了，她死活不再接受主任医师的诊断，丧失了及早救治的机会。及到晚期癌痛加剧，我能做到的，就只有开后门买杜冷丁麻醉她的神经，给她减轻一些痛苦。弥留之际，她还急得板了板虚弱的病体，呼唤着我的名字，问：“弄个办啊？！”表明她对生的留恋，对健康的追求。事已至此，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无奈，只有忍痛撒谎，只有用假话一次又一次地安慰我那辛劳一生，临终还在抗争的母亲！
父亲劳累，脾气也暴躁，夫权思想又重，常常殴打母亲，母亲也毫不示弱，奋起反抗，他们就这样打打闹闹一辈子。但是，到了晚年，母亲全凭父亲照顾，母亲死在前头，应该是幸运的。母亲去世时，我见他泪如雨下，拿起扫帚就去扫地，用来掩饰他与母亲诀别的悲痛！
对父母的赡养，我自以为是尽了责任的。“十年寒窗苦，四十二块五”。65年大学毕业后，我除留9块钱的生活费，全都寄给了父母。从此，家里才有了蚊帐，才修了猪牛圈，才买了几间房子，才有钱供几个小弟弟小妹妹上学。及到我成了家，有了三个小孩以后，除了年年回家看望，给父母买礼品、求医送药，仍然保证月月把工资的10%甚至30%寄给家里。70年代，我曾把父亲接到重庆治病。96年，终于将奇痒难忍，困扰他三十多年的神经性皮炎和一身风湿治好了。本来，过惯了农村生活的父亲怎么死活要到城市养老呢？原来，老幺一家独挑重担，赡养老人，做了很多很具体的工作，但由于农村贫困落后，活儿多，照顾不周，父亲又爱发火，与老幺一家搞僵了。特别是，由于农村养老没有社会化，又没有医疗保障，95年，在我主持下，按照传统，儿子继承遗产，五弟兄自报赡养费，加起来也有六百多元，把他送到成都郊县一所完中老二那里养老。老二是校长，房子多，就在老二寝室隔壁劈专室，请专人护理，陪他聊天，看电视。在成都的老四和幺妹，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要前去探望。我还特地买一辆三轮车，叫老二一家闲暇时，拉他到镇上观光，散心，让老人家有个好心情。应该说，这种安排是完美的，父亲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不料，96年秋天我去看他，他说：“我把眼睛都望穿了，你怎么现在才来啊？”原来，因为老二工作忙，家庭矛盾尖锐，照顾不好，他又不改脾气，与老二一家又闹翻了。他要跟我到重庆，睡我家阳台。考虑再三，我一家五口，挤在48平方里，老人家住阳台肯定不合情理。加之我的记者生涯流动性大，妻子工作也忙，要是请个人在家照顾就更不方便，还会激化家庭矛盾。再说，在重庆市区租房，请人护理，就没有成都郊区那么便宜。特别是，母亲去世后，他来重庆散心，因为生了一场小病，怕死后火葬，就闹着要回老家，我怕旧景重现，折腾不起。于是，我就分别给他们做工作，弥合他们之间的感情裂痕，要父亲息气一些，将就一点，不能随便骂人；我们当子女的呢？父亲一根扁担养活我们十姊妹很不容易，难道我们十姊妹就不能养好一个老人？因此，对老人要倍加爱护，倍加宽容，象呵护孩子那样呵护父亲。如此三天，反复谈心，我以为把他们都说通了，才放心离开。但是，在回成都的路上，我冷静地一琢磨，突然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老二一个情感破碎的家庭，已经没有赡养老人的人文环境，即使再困难，也得把父亲接出来！遗憾，我评了两个高级职称，都被权贵们洗劫一空，囊中十分羞涩，我支持了在川大读研究生的儿子买电脑，身上就只剩一张返程车票钱，无力再去接父亲。于是，我就给在成都郊区农村的幺妹打电话，叫她把父亲接去暂住一段时间，待我打理好了再来接到重庆。谁知，不久，就接到老四的电话：我走之后，父亲几天不吃不喝，故意折腾，一心想回老家。老二实在没有办法，就叫时任小学校长的老三去，包一辆出租车，一起连夜连晚送回老家，但又遭到冷遇，几经曲折，才叶落归根，回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老房子里。由于农活多，农活忙，农村养老，无非把三顿饭给你端拢，有病治病就很不错了。至于睡久了要翻个身，抠个痒，抹个澡，需要大小便什么的，那就要你碰上好运气：有人回家时才能满足。据说，父亲内急，便借助一个搭勾勾住帐顶，挣扎起来就在屋里随地大小便，居然无人打扫！他们没有时间也不懂得：人不是一般的动物，只要把饭给他吃饱了就行，还需要亲情的抚慰，精神的赡养，临终的关怀。久病无孝子。除了四个妹妹不时回家探望，就没有更多的情感反哺。父亲爱发脾气，子女又不宽容，特别是农村没有养老社会保障，使本来浓浓的血缘亲情变冷，人的尊严尽失。于是，父亲从一个冰点到另一个冰点，饶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冰冷的原点，其境遇可想而知！此时此刻，作为长子长兄的我，虽然没有要父母的一分钱遗产，照样月月寄钱、不时写信，嘱托在家的弟弟妹妹好好照顾老人，但仍然考虑不周，没有及时专程回家一趟，继续设专人护理，把父亲的问题解决好，以至造成无可挽回的遗憾！在这里，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竟成了一个凄美的神话！不一年，我就接到父亲在寂寞、悲伤和无助中去世的噩耗。我立即通知在外的所有弟妹，一律赶回老家给父亲奔丧。当我流着泪瞻仰父亲的遗容，扎紧父亲遗体身边的松枝柏叶时，父亲一腔怨愤随着血污就从口里喷涌而出。我说：“父亲，我知道，我没有尽到责任，对不住您老人家，您就好好安息吧！要是人有来生，儿子一定要加倍偿还这一笔恩情账和良心债！”
一百多位亲友和乡邻来参加了父亲的葬礼。我们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让青山做伴，明月点灯，太阳守护，让风雨沐浴，雷电代言，花鸟歌唱，让他们在冥冥之中乐享永恒，以此寄托我们无尽的哀思！
父亲的脊梁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
那是大饥荒年代的一个春节，饥肠辘辘，一身是病的我，千里迢迢从成都没命地往家里奔，在路上碰见父亲正在给供销社担力：寒风中，父亲身穿单衣，脚套草鞋，袒胸露臂，又黄又瘦，两手拉着一头挂有斗笠的担子，弯着腰，汗流浃背，一只脚稳稳着地，另一只脚在半空来回打闪闪，选好落脚点后，才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山路上踽踽而行。从区上到乡上，下山30里，上山30里，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每一步，都是那么凶险。如果一脚踩空，后果就不堪设想！本来只有一米六二的个子，被130多斤的重担压弯了腰，显得更加瘦小。那扁担随着脚步的起伏，也发出吱嘎吱嘎的呻吟！怪不得父亲每次担力回家，腰痛得半夜半夜睡不着觉！而我，还要用父母弟妹在艰难中让出的米、面、蔬菜和心血把那一匹匹裸露的肋巴肌肉填平。我很想替父亲分担一点生活的重负，但又苦于无力、乏术，只好在心里默默地暗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学习，将来把祖国建设好，把千百万象父亲一样的劳苦大众从生活的重扼下解救出来！
父亲母亲是在30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岁月里走到一起的。祖上虽然留有几犁薄土，一间草房，但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肩上的担子就越来越沉重。那时，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又没有节育的社会氛围和节育的技术措施，他们先后生下了十个子女！当然，母亲就特别遭罪，不但要忍受妊娠的痛苦，还要承担用奶水把孩子养大的重任。十个子女十张嘴，联在一起是多么大一个嗷嗷待哺，永远填不满的窟窿啊！再加上军阀、国民党常常拉兵打内战，父亲只有抱把马刀钻山洞，睡石崖，东躲西藏，或者背境离乡，到外地租种地主的土地，无偿地给伪保长干农活免兵役，但还是逃脱不了被围攻，被追赶，被五花大绑，押去当炮灰的厄运！即使大年初一也不得安宁，被追得遍山跑，飞下山崖，摔伤了，抬起走，也不能例外。父亲走了，个头不高的母亲就挑起家庭的重担。酸菜、萝卜、红苕，孤灯、粗布、破衣，艰难度日。记得一个夏夜，父亲突然逃了回来，我们是多么高兴！不知父亲在哪里摸到一只大团鱼，一家三口沐浴着清风明月，美美地搓了一顿，感到十分幸福。直到解放前夕，父亲才带着全家回到本土。一个富裕中农听了“共产共妻”的欺骗宣传，骂我们穷人想共产党来，就是为了分他家的田地和房屋，父亲就骂他拣到封皮就是信，老子们人穷志不穷！土改时，我家也只分得一张蛮实的大方桌，全家正好用来吃饭，我在桌子上读书、写字。那时，父亲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就背上100多斤的豌豆到两三百里的庙儿湾（广元嘉川）卖，十天半月，换回两升苞谷供全家糊口，或者给供销社担力，挣点力钱补贴家用。那时，我们一年才能吃一次肉。父亲知道我们十个小家伙口淡，嘴馋，猴急了，就割回肥肥的肚囊皮猪肉，洗净，加盐，煮熟了，截成筷子长，大拇指厚的大肉，叫你吃了一块就腻得不敢再吃第二块。要是吃了，准保第二天就忙不跌的跑厕所，拉肚子，耽误了你赶场、看戏、逛庙会的功夫！
卖了棺材也要送子女读书
我的父亲虽然文化不高，母亲是文盲，但他们继承了中国农业社会“耕读传家”，重视教育投资的优良传统：不管家里怎么穷，不管自己怎么辛苦，都要千方百计让子女读书，而且，你能够读到哪里他们就送到哪里，从不给子女施加任何压力。仅管那场浩劫革了文化的命，我五弟兄、五姊妹中，还是有两个大学生，一个高中生，四个初中生，两个小学生，只有我脚下的大妹因为要协助父母带孩子，没有能够上学。十姊妹中，有四个走上了工作岗位，四个成为农村的致富能手，远近乡邻无不称羡。现在，加上孙辈已经是一个大家族，其中的高中生、大学生和研究生就更多了，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祖国的现代化效力。
当然，那时家里很穷，每当开学之日，我们差不多同时读书的三四个孩子都要书费学费，上中学、大学的还要路费、伙食费，确实让父母非常非常着难。我还好，因为是老大，要到90里外的县城读书，父亲首先满足了我。但这种满足，也是极其有限的。往往是交了书费学费就只有十天半月的伙食费！那时，中国还没有勤工俭学的传统和条件，只好在凄凄惶惶中等待助学金的评定，天天盼望父亲找人带钱来，真是忐忑不安，望眼欲穿，欲哭无泪！
无论冬夏，每当我们上学或者复学，总是父亲早早地起床，把饭菜给我们准备好。临行时，又总是父母和弟妹一起站在家门口千叮咛，万嘱咐，目送我们远去，远去，直到云山万重，鹰击长空，才空落落地回到家里。他说：“你们就是我和你妈放出去的风筝，哪一天不时时刻刻挂在心头？！”
后来，老二过继给终身未娶的三爸，我和老二都读了免收书费、学费的师范院校，才算让父母喘了一口粗气。因为立志高远，急于求成，恰好又碰上困难时期，不顾一切地啃书本，写诗作文，严重的脑力、体力透支，把身体搞坏了，学院三番五次命令我退学回家养病，迫不得已，只好和400多名莘莘学子挥泪而归。这对于千辛万苦，投资教育，一心望子成龙，挣钱养家的父亲、母亲是多么沉重的一击！可是，他们没有灰心，没有丧气，也没有半句怨言。他们只是默默地，默默地把全家贷的大米让我吃，自己和弟弟妹妹吃红苕，野菜，喝包谷羹羹。父亲还把社员送来的乌稍蛇、猪衣包剁成丸子，或者熬成清汤，让我将养身体。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分家时，抓阄拈的12根大柏树不在了。一问，全都卖来送我们弟兄姊妹上学用了，连一副棺材板板也没有给自己留下！可怜天下父母心，是多么无私，多么崇高！我们当子女的怎么才能报答父母大恩大德的一分一厘一丝一毫呢？
晚年的寂寞与悲伤
如果说，人的出生是一出喜剧，那么，一到晚年，面对衰老、疾病和死亡，悲剧就会到来。特别是人伦道德滑坡，两代人的思想撞击和性格冲突，而又互不理解，互不宽容，就是悲剧的高潮。慈祥的母亲因为生育过多，气血亏损，体质极度虚弱，三天两头，说病就病，咳咳孔孔，连尿都夹不住，50多岁就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在家休息。我曾经想接母亲到重庆治病，因她晕车特别严重，有弟弟质问我：“出了问题谁负责？！”我也只好就此打住。但后来，母亲得了鼻炎癌，我再次通电弟兄姊妹，要接母亲到重庆治病，得到的回答竟是一片沉默！也许，他们很无奈，也很理智：那时，谁得了癌症就等于判了死刑，花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何况大家都不富裕！这事，母亲自己也有责任。发病之初，在阆中检查时，实习医生把鼻孔戳痛了，她死活不再接受主任医师的诊断，丧失了及早救治的机会。及到晚期癌痛加剧，我能做到的，就只有开后门买杜冷丁麻醉她的神经，给她减轻一些痛苦。弥留之际，她还急得板了板虚弱的病体，呼唤着我的名字，问：“弄个办啊？！”表明她对生的留恋，对健康的追求。事已至此，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无奈，只有忍痛撒谎，只有用假话一次又一次地安慰我那辛劳一生，临终还在抗争的母亲！
父亲劳累，脾气也暴躁，夫权思想又重，常常殴打母亲，母亲也毫不示弱，奋起反抗，他们就这样打打闹闹一辈子。但是，到了晚年，母亲全凭父亲照顾，母亲死在前头，应该是幸运的。母亲去世时，我见他泪如雨下，拿起扫帚就去扫地，用来掩饰他与母亲诀别的悲痛！
对父母的赡养，我自以为是尽了责任的。“十年寒窗苦，四十二块五”。65年大学毕业后，我除留9块钱的生活费，全都寄给了父母。从此，家里才有了蚊帐，才修了猪牛圈，才买了几间房子，才有钱供几个小弟弟小妹妹上学。及到我成了家，有了三个小孩以后，除了年年回家看望，给父母买礼品、求医送药，仍然保证月月把工资的10%甚至30%寄给家里。70年代，我曾把父亲接到重庆治病。96年，终于将奇痒难忍，困扰他三十多年的神经性皮炎和一身风湿治好了。本来，过惯了农村生活的父亲怎么死活要到城市养老呢？原来，老幺一家独挑重担，赡养老人，做了很多很具体的工作，但由于农村贫困落后，活儿多，照顾不周，父亲又爱发火，与老幺一家搞僵了。特别是，由于农村养老没有社会化，又没有医疗保障，95年，在我主持下，按照传统，儿子继承遗产，五弟兄自报赡养费，加起来也有六百多元，把他送到成都郊县一所完中老二那里养老。老二是校长，房子多，就在老二寝室隔壁劈专室，请专人护理，陪他聊天，看电视。在成都的老四和幺妹，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要前去探望。我还特地买一辆三轮车，叫老二一家闲暇时，拉他到镇上观光，散心，让老人家有个好心情。应该说，这种安排是完美的，父亲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不料，96年秋天我去看他，他说：“我把眼睛都望穿了，你怎么现在才来啊？”原来，因为老二工作忙，家庭矛盾尖锐，照顾不好，他又不改脾气，与老二一家又闹翻了。他要跟我到重庆，睡我家阳台。考虑再三，我一家五口，挤在48平方里，老人家住阳台肯定不合情理。加之我的记者生涯流动性大，妻子工作也忙，要是请个人在家照顾就更不方便，还会激化家庭矛盾。再说，在重庆市区租房，请人护理，就没有成都郊区那么便宜。特别是，母亲去世后，他来重庆散心，因为生了一场小病，怕死后火葬，就闹着要回老家，我怕旧景重现，折腾不起。于是，我就分别给他们做工作，弥合他们之间的感情裂痕，要父亲息气一些，将就一点，不能随便骂人；我们当子女的呢？父亲一根扁担养活我们十姊妹很不容易，难道我们十姊妹就不能养好一个老人？因此，对老人要倍加爱护，倍加宽容，象呵护孩子那样呵护父亲。如此三天，反复谈心，我以为把他们都说通了，才放心离开。但是，在回成都的路上，我冷静地一琢磨，突然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老二一个情感破碎的家庭，已经没有赡养老人的人文环境，即使再困难，也得把父亲接出来！遗憾，我评了两个高级职称，都被权贵们洗劫一空，囊中十分羞涩，我支持了在川大读研究生的儿子买电脑，身上就只剩一张返程车票钱，无力再去接父亲。于是，我就给在成都郊区农村的幺妹打电话，叫她把父亲接去暂住一段时间，待我打理好了再来接到重庆。谁知，不久，就接到老四的电话：我走之后，父亲几天不吃不喝，故意折腾，一心想回老家。老二实在没有办法，就叫时任小学校长的老三去，包一辆出租车，一起连夜连晚送回老家，但又遭到冷遇，几经曲折，才叶落归根，回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老房子里。由于农活多，农活忙，农村养老，无非把三顿饭给你端拢，有病治病就很不错了。至于睡久了要翻个身，抠个痒，抹个澡，需要大小便什么的，那就要你碰上好运气：有人回家时才能满足。据说，父亲内急，便借助一个搭勾勾住帐顶，挣扎起来就在屋里随地大小便，居然无人打扫！他们没有时间也不懂得：人不是一般的动物，只要把饭给他吃饱了就行，还需要亲情的抚慰，精神的赡养，临终的关怀。久病无孝子。除了四个妹妹不时回家探望，就没有更多的情感反哺。父亲爱发脾气，子女又不宽容，特别是农村没有养老社会保障，使本来浓浓的血缘亲情变冷，人的尊严尽失。于是，父亲从一个冰点到另一个冰点，饶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冰冷的原点，其境遇可想而知！此时此刻，作为长子长兄的我，虽然没有要父母的一分钱遗产，照样月月寄钱、不时写信，嘱托在家的弟弟妹妹好好照顾老人，但仍然考虑不周，没有及时专程回家一趟，继续设专人护理，把父亲的问题解决好，以至造成无可挽回的遗憾！在这里，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竟成了一个凄美的神话！不一年，我就接到父亲在寂寞、悲伤和无助中去世的噩耗。我立即通知在外的所有弟妹，一律赶回老家给父亲奔丧。当我流着泪瞻仰父亲的遗容，扎紧父亲遗体身边的松枝柏叶时，父亲一腔怨愤随着血污就从口里喷涌而出。我说：“父亲，我知道，我没有尽到责任，对不住您老人家，您就好好安息吧！要是人有来生，儿子一定要加倍偿还这一笔恩情账和良心债！”
一百多位亲友和乡邻来参加了父亲的葬礼。我们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让青山做伴，明月点灯，太阳守护，让风雨沐浴，雷电代言，花鸟歌唱，让他们在冥冥之中乐享永恒，以此寄托我们无尽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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