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震生

　　平日里的乡村，很是寂静，除了农家院子里偶尔传来几声鸡鸣外，只能听到树枝上麻雀在做无聊的吵闹，就连看门的黄狗都睁只眼闭只眼卧着。

　　“六疯子！六疯子回来喽！”小孩子们的嬉闹声打破了这份宁静。不用说，肯定是六叔回来了。果然，不一会儿就听到六叔用他那破锣般的嗓子唱起来：“顽童何以欺我？吾当告知尔等爹娘！”探头望去，原来有一个小孩在哄闹中掉了一跤，将气全都撒在六叔身上，拿着土块往六叔的头上砸。

　　在我家乡，疯子通常被分为三种：文疯子、武疯子、花疯子。武疯子不但周身邋遢，还经常打人，一般人看见了都会避之不及，轻易不敢招惹。花疯子平时都正常，只是到了春天就要犯病，就连隔壁的瞎大婆都知道，一听到花疯子唱歌，就在屋里叹道：“桃花又开喽！”至于文疯子，就是六叔这种，满嘴满身都透着酸味，像是盐放低了的咸菜。村里人都很同情“文”和“花”两种疯子，认为他们分别是被“气”和“情”憋疯的，向来只憎恶武疯子，趣说他们都是被“屎”憋疯的。

　　六叔是怎么疯的？村里有两种不同的传闻：男人们说，六叔大学毕业后，在省城报社做记者，因为管了不该管的闲事，得罪了人，不但挨了一顿毒打，还丢了工作，一口气没咽下去──憋疯了；女人们说不对！那是相爱多年的女朋友被有钱人的儿子拐走了，一口气窝在了心里──憋疯了。我更情愿相信女人们流传的这个版本。

　　闲暇的日子里，村里那些不疯的人都喜欢谈论疯子。当然，谈论最多的还是六叔，因为六叔会给大家说书。六叔那时常饥饿的肚子里装满了稀奇的事，这可比邻村老夏家老母猪一胎下了十八头猪仔要稀罕得多。想听书也容易，一碗蒸熟的山芋，两根玉米，甚至是一块焦黄的锅巴，都能算是酬劳。烦躁而无趣的夏夜，六叔的茅屋前聚满了人，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六叔说《三国》，侃《水浒》，赞《三侠五义》。一场书说下来，大家一摸腿肚子，全是包，于是对着空气大骂：“便宜了这群蚊子！明天再也不来喂你们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会有更多的蚊子萦绕在六叔的屋前等待它们的晚餐。

　　六叔一个人生活，村里分给他的一亩多地，都让他给了二叔家，每年象征性地收些口粮，不够他吃，好歹肚子里的故事可以换些吃食。经常看见他对着上学的孩子们嚷：“念书好啊！多读些书在肚子里，可以换饭吃哦！但人要是只剩下食，那和牲口就没有区别了！”接着，他还得意地拍着自己那干瘪的肚皮，村里的那些老娘儿们看见了，总会骂他：“六疯子，又胡说，几晚上不去听你说书，饿你几顿，看你还敢胡说！”

　　粮食有人供给，吃菜终究还是个问题。于是，六叔有了自己的菜园，就在自己的草屋前。好在农村不缺肥，六叔种的一架南瓜和葫芦都长得挺好。记得有一年，六叔不知从哪里弄来了新品种南瓜，成熟后，金灿灿的，吊在架子上，煞是好看，村里的孩子们眼馋，全给偷了去。早上六叔起来，一看南瓜没了，又是唱又是跳，高兴得像个孩子。闹了一番后，他还站在瓜架前作诗一首：“昨日南瓜被人偷，架上只剩几葫芦。幸好红薯土中藏，留到秋后好熬粥。”

　　六叔的这首打油诗，被村民们广为流传。我问母亲：“六叔的瓜被偷了，他为啥还这么高兴呢？”母亲说，农村人迷信，因为“南”与“难”同音，丢掉了更吉利，预示着苦难将会离去。农村有个习俗，南瓜不过年，所以在年前总是先吃完，即使吃不完也要扔掉。但是，在饥饿面前，旧俗也难免无力。那一年，六叔的草屋漏雨，几担口粮全霉了，虽然抢救了一些回来，也只是勉强熬到了腊月。因为村里有扔南瓜的习俗，六叔就挨家挨户讨要南瓜，乡亲们当然会毫不吝啬地都给了他。南瓜多了拿不住，六叔就笑着指了指那人家的菜篮子：“这个也是‘难啊，一起送给我得了。”不出三天，六叔家的堂屋里便摆满了一篮篮的南瓜。六叔将全村的“难”都收了去，同时也成就了一出关于他最经典的笑谈。

　　我问六叔，你就不怕不吉利，不怕“难”吗？六叔笑着说：“我都成这样了，百毒不侵喽！”

　　还别说，长这么大，真没见过六叔生病。不但如此，他还治好过一些疑难杂症。那年，邻村有个女花疯子犯了病，爬到村口的桃树上，又是唱又是脱衣服，手里还拿着一把剪刀，家里人都不敢靠近，只能在一旁落泪。恰好六叔路过，只见他跟着那花疯子一起唱了起来，一边唱，还一边将树上的桃花扯下来往嘴里塞。那花疯子见状，也学着六叔的样子，吃起了桃花，直到吃得打起了饱嗝，后来，这个花疯子居然好了起来，嫁到了邻近的村里，隔年生了个大胖小子。

　　有人说，六叔是我们村最早的大学生，是个知识渊博的人。对于这些，我十分疑惑，因为他那茅草屋里家徒四壁，没有见过一本书，也没有一支笔，就连他家过年的对联，也是他借别人家的墨汁，自己用抹布蘸着写的。有一年，他的对联是这样写的：“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村里人对他这样的“疯”行为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而我将这事说给老师听时，他十分惊讶，告诉我，用泰戈尔的诗作对联，这人不俗啊！

　　六叔就这样活到近古稀之年，世界还真的用痛吻了他最后一次。在乡里的公路上，他被一个远方的亲戚骑自行车撞倒后，不治，走了。村里将他安葬在新建的公墓里，还立了一块搓衣板大小的碑。每次回乡扫墓，我都会在他的墓前驻足一会儿，不悲不泣，不哀不怨。

　　选自《西藏法制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