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傻子二叔就和我们在一起生活。
那时,我们家生活在林业局小镇,老爹在贮木场搬木头,妈妈在市场卖菜。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二叔表面上像傻子,其实他一点也不傻,啥事都明白,就是口齿不清,长相难看,有点像类人猿。
小时候,我对傻二叔的印象挺好。那时,他经常背我到附近的学校操场去玩。下雨天,道路泥泞,他光着脚丫背着我,手拎着破农田鞋,一跛一拐地趟着泥水走。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拽着他的耳朵当马骑,十分快活。
有时候他从小卖店回来,手里攥着几块糖逗引我,用不清晰的大舌头说:“小丫,当(糖),当。”说完,就一跛一拐地假装跑,我几步就撵上了他,把糖从他手里抠出来舔进嘴里,他便傻傻地瞅我笑,透露出一种亲切的满足。
可是,等我长大上学后,和二叔的关系却越来越远了。
傻二叔住在我家西屋,屋里净是些纸壳子塑料袋什么的,挺埋汰。除了吃饭之外,他几乎成天不着家。经常看见他拖着个破花筐,四处掏垃圾箱,弄得浑身是泥土。
我和他疏远的原因,一是因为他太脏,浑身有股难闻的味儿。二是他还给我丢脸。有几回放学路上,见他正拖着花筐一拐一拐地走,几个淘气的男学生学他走路的样子,故意在我面前边走边喊:“何傻子,地不平!何傻子,地不平!”
当时,我又气又恨。回家后,我气得对他直发脾气,叫他再别拣破烂了。他却不吱声,但并没有完全听我的,还照样去拣破烂,只不过总是躲着我。
天有不测风云。在我上高二那年,父亲得了重病,失去了劳动能力。全家的生活重担,就全落在了病弱的母亲身上。
那以后,母亲便冬顶严寒、夏冒酷暑,一年四季都蹲在市场卖水果和蔬菜,冬天把脸和手都冻伤了,也不肯休息一天。既使这样,也只能免强维持生活。
傻二叔似乎对我们家的生活窘境并不关注。他该吃吃,该喝喝,吃饱喝足了,照样成天拽着那个破筐,在拉圾箱转悠。我对他更没好脸了,心想,要是没有你这个吃白饭的,我家生活咋也不至于这么困难呀!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吃饭时就对傻二叔摔摔打打的。他知道我烦他,眼睛总是怯怯地瞟着我,成天小心翼翼的样子,吃饭时也不肯上桌,常常是手拿两个馒头,端一碗菜,躲在他自已的小破屋闷头吃去了。
艰难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一晃,我高三毕业了。看到家庭的窘境,我不想考大学了,妈妈和爸爸都劝我说:“丫头,你可不能放弃呀,别看咱家现在挺困难,老人就是头拱地,也得供你念书啊。”听了父母的话,感动得我哭了。你想啊,念了十年书,谁乐意半途而废呀。
没想到,我真的考上了大学。为了凑够上学的五千元学费,考完试,我不得不放下臭架子,穿上母亲的旧大挂,帮妈妈上市场卖菜。
那些日子,全家除了我傻子二叔之外,都为我上学的钱发愁。每天晚上,我和爹妈常常在灯下数点一天卖菜的收获。结果是,不管我们娘俩怎样努力,每天只能挣几十元钱。按着这个进度,要攒够五千元钱,少说也得四五个月。开学在即,到哪去弄钱啊?我们都愁坏了
那些天,家里唯一不知愁的人似乎就是傻二叔。他一如以前那样,早出晚归,有时比以前回来得还晚,吃得却比以前还多。我有时心里烦躁,便恨恨地在心里骂他:真是个只知道吃的猪。
有一天傍晚,我和妈妈正准备收摊,忽然看着伤残的爸爸拄着双拐来了。他脸色很不好,一见面就跟我和妈说:“都别卖了,快上医院看看她二叔,刚才医院来电话,说他上山从树上掉下来摔坏了。”
我又气又恨,这真是忙里添乱呀!我真不想管他。但看到父亲严肃的面孔,我只好跟妈妈一起到医院去看他。
我们到病房的时候,傻二叔刚刚苏醒。我没好气地说,真是没事找事,你上山干啥上树干啥,想找死啊?只见他又是比划又是哇拉什么,我根本听不进,气得心口咚咚直跳。
后来,我才从父亲口中得知,傻二叔为了多卖点钱,上山打松塔,从树上掉了下来,好在摔得不重,不几天就出院了。爸爸把他好顿损,并下了死令,以后再也不允许他上山了。
开学的日期到了,学费钱还是没有凑够,我睡不好觉,爹妈也愁得吃不下饭。
临上学的前一天晚上,爹妈和我都坐在饭桌前,看着桌上那仅有的二千元钱一筹莫展。
傻二叔正要进屋吃饭,看见我们在那里发愁,见事不好,悄悄地溜了出去。我想,这回他可挺知趣。
没想到,一会儿,他又返回来了,还拎着个满满两塑料袋东西,把里边的东西倒在床上,竟是挺大两堆零零碎碎的钱。
我的眼睛立刻一亮,不相信这是真的。只见傻二叔指了指我,含混地说了几个字:“丫,上、上学。”
立刻,我的眼睛湿润了,眼泪竟止不住流了下来。傻二叔愣愣地瞅着我半天,不知所措的样子。末了,从桌上拿起两个馒头,盛了一盘菜,一拐一拐地向西屋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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