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九霞

　　上海大学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Atwood）是当代加拿大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使女的故事》（TheHandmaid’sTale1985）是阿特伍德的第六部长篇小说，该书一经发表就广受好评，阿特伍德也凭借该书第二次荣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同时还斩获多项国际大奖。这部小说因对极权主义统治的未来社会的描绘被誉为“女性主义的《一九八四》”。在小说中，作者虚构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世界——基列共和国，在这里，女性被剥夺了一切的财产和工作，彻彻底底地沦为了“家里的天使”。小说主要描述的就是以主人公奥芙弗雷德为代表的使女们在未来极权统治国家中的悲惨生活。学界关于《使女的故事》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生态、女性主义（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和反乌托邦的主题上，而鲜有论者观照到小说的创作手法与主题之间的密切关系。笔者试图从小说独特的写作手法入手，通过分析小说所运用的“陌生化”技巧来探究小说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分析小说背后隐藏的深刻主题。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什克洛夫斯基（VictorShklovsky）在《作为技巧的艺术》（“ArtasTechnique”1917）一文中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唤回人们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具有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到的视像那样，而不是像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事物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事物本身并不重要”（11）。“陌生化”通过增加艺术感知的难度和审美欣赏的时间来延长审美过程，从而增加审美快感，使审美感受得以有效实现。在《使女的故事》（以下简称《使女》）中，阿特伍德通过对小说的语言、情节和叙事技巧进行陌生化处理，让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变形，使读者不得不徘徊于她的作品中，从字里行间多层次、多角度去挖掘小说的隐含意义。

一、小说语言的陌生化

阿特伍德对语言的陌生化处理首先表现在小说对《圣经》原文的直接使用。在故事中，现有的美国政府被国内基要主义信徒的极端分子取而代之，成立了神权统治的基列共和国。在这个国度里，当权者对《圣经》顶礼膜拜，而极权统治下的人们的话语权遭到剥夺。小说的引语部分就引用了《圣经·创世纪》中的原文：

　　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她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雅各对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使女比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圣经·创世记》第30章1-3节）

　　这段文字讲述的是远古时期上帝初创人类时发生的故事。但在人类进化到未来21世纪初叶时，它竟演变成了美国生活中的现实。这段《圣经》原文揭露了基列共和国极权政治下女性群体（也包括男性）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尤其是以主人公为代表的，充当上层当权人物“大主教”们生育机器的“使女”们梦魇般的经历。阿特伍德没有采用直接叙事的方式，而是通过援引《圣经》原文来暗示事实，以此延长读者的感知，增强叙事效果。

　　小说中语言的陌生化还表现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修辞手法是指通过多种语言手段使语言文学化，从而使文学作品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在小说中，象征、比喻、隐喻、拟人等修辞手法是取得“陌生化”效果的手段，其运用往往可以造成读者感官上的跳跃，实现从感觉到视觉、听觉等具体感官方式的转移。小说中对“花”的描写着墨颇多。“小径两旁狭长花坛里的郁金香开得更加红艳……可这又有何意义？毕竟它们肚里空空。时间一到，花心迸出，接着便慢慢开裂凋零，花瓣如碎片般四处洒落”（49），“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94），作者以花喻人，从侧面烘托出女性作为生育机器的残酷现实以及艰难的生存困境。此外，象征手法的运用也进一步深化了小说的主旨。“红色”在小说中是一种象征。“我全身上下，……全是红色，如同鲜血一般的红色，那是区别我们的标志”（8），在这里，红色象征着生育，而充当“生育机器”的使女却因生育而“更加接近死亡”（29），因而极具讽刺意味。“……那地方一定是嘴所在的部位。血从白布里渗了出来，印出另一张嘴，一张红红的小嘴……人们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到这血迹凝成的微笑上”（36）。在这里，红色象征着生命，而“红色”的微笑却揭露了基列极权统治对人的残酷迫害，表达了作者的辛辣讽刺。什克洛夫斯基曾论证过托尔斯泰对“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后者把“鞭笞”这一残忍行为加以陌生化处理，从而延长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而阿特伍德对于这一场景的描绘无疑也达到了这一效果。

二、故事情节的陌生化

就《使女》一书，阿特伍德曾说过：“切记，在这个本书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的。换句话说，它不是科幻小说”（23）。在《使女》中，陌生化手法将读者熟悉的历史事实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使读者对这部小说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首先，在小说中，宗教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国度里，当权者把《圣经》奉为最高旨纲。他们认为只要奉行《圣经》中的一切，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都可以得到解决。其次，与传统的女性主义小说所塑造的女强人不同，《使女》中的女性沦为社会中最底层的群体。她们被剥夺了财产和工作，生活天地从社会退居至家中，连传统的“屋里的天使”的地位都无法比及。其姓名也被剥夺，成为大主教们不折不扣的附属品和生育的工具。此外，小说中的男人同样是受害者。一些男人甚至处于更加恶劣的地位。他们的行为受到严格限制，在性的问题上更是严厉苛刻，这与传统小说中男性的主导角色大相径庭，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阿特伍德将这些熟悉的现实变形，引发读者的强烈的阅读感知和体验，从而能深刻地理解基列极权统治的残酷与黑暗。

　　小说在很多具体情节的构造上也进行了陌生化处理。文中对女主人公被迫进食这一细节的描写暗示了极权统治对女性身心的摧残：“我开始吃盘子里的东西。……但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放这些食物……我可以把它留在碟子里……我咀嚼着，吞下去，又咀嚼着，再吞下去，吃得汗都出来了。在我的胃里，食物聚成一粒球，一团湿乎乎挤在一块儿的硬纸片”（74）。食色性也，但是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却因“吃东西”而备受摧残。作者没有平铺直叙地描述这一行为，而是通过极其详细的描绘让读者感同身受，从心理上充分体验女主人公强烈的痛苦。“吃东西”俨然已经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因为“生育”任务被他人强制执行的行为。作者以此揭示了使女们作为“容器”的骇然事实，也强烈讽刺了基列极权对人的摧残。

三、叙事结构的陌生化

《使女》之所以成为20世纪最伟大小说之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独特的叙事手法。钱佼汝先生指出，“任何按自然顺序平铺直叙的故事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都缺乏新奇感和吸引力，因而不能成为文学”（31）。小说一开始没有交代故事时间，从而营造了一种现实之感，然而随着故事的进行，读者才恍然发觉叙事者其实是在回忆。直至小说结尾，读者更是如梦惊醒，原来主人公“此时此地”的讲述已经成为了“过去”。而在倒序中，作者又没有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而是将很多故事情节穿插在倒叙中。因此，讲述者的思绪和回忆与现实的经历穿插交错在一起，同时空间也因回忆与现实的变化而不断转换，给读者营造了“时空颠倒”之感。这种叙事手法极大地打破了读者常规的认知方式，使读者产生陌生新奇之感的同时，更进一步地融入故事环境，获得更为深刻地阅读体验。

　　此外，作者在巧妙地运用时间并存的同时，还利用空间叙事来弥补时间叙事上的不足。“生活的复杂性和艺术创作的深层意蕴将这种有序的叙述时间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来反映生活的时空转换”（孔庆丽5）。通过对日本游客这一细节的描绘，阿特伍德消解了基列的中心地位，使读者的感知印象被大大延伸，使读者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像基列共和国一样被封闭在某一处的一个“小岛”上。福柯（Michel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andPunishment2003）一书中论述了社会权力与空间的关系，指出空间是社会实施规训的不可缺少的场所：“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13）。通过与日本的对比，基列的极权主义统治以及对国民的规训得以彻底揭露。时间与空间相辅相成，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更为全面的基列共和国。

四、结束语

《使女的故事》主题意蕴丰富，可以被解读为女性小说、生态小说、反乌托邦小说、未来小说等等。通过深度阅读整本小说，可以发现该小说在语言、情节、结构上高度体现了“陌生化”技巧。这一技巧的运用使小说丰富的主题得以全方位展现；作者也借此揭露与批判小说中的极权政治、生态破坏、人性压制等的事实。阿特伍德虚构的《使女的故事》虽然是针对未来世界的美国，但却足以为整个人类世界敲响警钟，告诫人们深思人类未来，督促人们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和科学理性的方式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