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邓小平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最伟大的人物，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是永垂不朽的。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走上复兴的道路。
他们不是完人，他们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完人，但他们是高尚的人，伟大的人，是忠实的人民的儿子。他们有无比宽阔的胸怀和无比坚定的对祖国及人民的热爱。孙中山已去世80多年，邓小平去世也已十年有多，人民总是亲切地怀念他们，因为他们为祖国和人民是鞠躬尽瘁的。
现代的中国人民，对邓小平是有亲身感受的，他的革命生涯，三起三落的经历，拔乱反正的魄力，改革开放的胆识，是无法忘怀的。每每回忆他的事绩。阅读他的讲话文笔，总觉得一个伟大的身影显现在眼前，而且是那么的朴实、善良、总觉得他的胸怀像大海一样的宽广和汹涌澎湃。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具有一个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属于人民一份子的鲜明色彩。
我没有水平，也没有足够的资料去评价邓小平，我只能用自己的感知，从学习他的胸怀表达对他的追思，从中提高自己认识事物的觉悟。
邓小平的胸怀，突出的表现在“坚定的人民性；站得高，看得远；事实求是，立足现实；思想解放、落实践行。说他是爱国者，革命家是不够的，他最崇高而贴切的称呼，是“人民的儿子”，是人民的领袖。
一、坚定的人民性
邓小平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这在中国领导人中，是史无前例的。这不仅仅是他对自己的定位，而是在他的一生中，言论著述中都是把人民放在首位的。从别人对他的许多传记中，可以看到他为什么去法国留学，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为什么矢志忠心的为革命而战斗，为什么要沉默少语，为什么要拨乱反正，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始终想着奋斗着的是要建设一个使人民幸福的国家。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人民性是理想的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是从人民性中产生出来的。邓小平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见1986年9月2日与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谈话）。
邓小平参加革命后，很快成为党和军队，革命政权的重要领导人，并在全国胜利后，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他始终信守着“人民的儿子”的思想，在共产主义的思想上，在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目的性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性上，在领导人的工作目标上，他一生不曾有过动摇，有过偏离。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理想，是邓小平作了真正意义上的具体解释和认真的实践，他没有历史上一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家和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出理论勾画，然而他对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作了最简练明确的陈述。他摒弃了斯大林毛泽东社会主义实践的偏颇，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真髓。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着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成就和经验，但他们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框框，使社会主义有明确的发展。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实践情况，认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阶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放在了实事求是的发展路子之上，避免了“穷过渡”，“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突破了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不改变资本主义体制的梦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因素，由于人民的需要和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增多和发展，她必然要求，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结构，社会主义必然在一切方面要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邓小平作了本质的概况，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本质的概况，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任务和方法手段，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需要，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是人类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社会的理想追求。他认为判断各方面的工作的是非得失，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进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否定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继续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也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永存的合理性。邓小平的英明就在于他洞悉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他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须首先实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
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否定，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资本主义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有着天生的自由、民主、平等要求，它也有着天生的资本主义对财富，并必然要求控制权力的贪婪，这又影响着阻碍着人类自由、民主、平等的发展要求，所以资本主义也是一个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资本主义存在了几百年，它积累了发展生产力的丰富经验，创造了科技、文化的丰硕成果。由于它有着天生的自由、民主、平等要求，它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由于它天生的贪婪造成的不公正、不合理、又注定了它必然死亡的命运。人类社会总是在进步之中，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但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符合人民需要的先进内容的继承。社会主义虽然已有正反面的经验，但毕竟历史较短，还是新生的事物，它没有成型的经验，这样，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就是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学习资本主义一切先进合理的东西，不等于要继续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通过生产发展和斗争，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斗争、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因素得到全面的增长。
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是实现了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社会主义的成分有多有少的问题，邓小平完全说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任务和方法手段做了本质的概况。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况，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具有这样的内容，这就是我在《论社会主义》一文中谈到的：①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②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创造一切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条件，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③人民是社会主义的主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任务、方法、都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只有“以人为本”的通过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共同富裕，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官本位”的，贫富悬殊的，绝不是邓小平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任务和主要方法手段明确了，需要认真的组织领导，一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进行政治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他认为：“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对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三层思想，①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社会主义不可能建成；②进行社会主义事业，是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③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工作，包括改革开放，又是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的建成，所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把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建设社会主义落到了实处，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落到了实处，人民的需要落到了实处。这和斯大林、毛泽东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有很大的不同，邓小平从来没有利用人民群众，去运动人民群众达到个人权力的目的。是把人民群众当群氓，还是把人民群众当作主人，这是截然不同的。
二是需要认真组织。组织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组织的职能，是为了领导、管理、协调；二是组织的结构，组织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最重要的是领导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全民的事业，但人民需要组织，这就需要一个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组织（政党）来领导，管理协调，而这个政党，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偏颇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国情，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引领、指导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奠定基础。所以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邓小平说：“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首先当然由于我们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属于领导地位”（见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对党的领导是很强调的，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把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他认为党组织，每个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可以用两句话概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准绳”。（见1956年11月17日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的讲话）。这就对党的作用、目的、党员的作用、目的作了明确的表述。如果共产党、共产党员不去实现社会主义，而去实现封建性很强的社会主义，或者权力资本主义，那他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真正的共产党员。
党要实现它的目的，发挥它的领导作用，就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这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关键。党能够成为全社会的领导核心。关键也就在于党的自身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邓小平说：这个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见《邓小平文选》2卷266、268页）。加强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在他的讲话和文集中，阐述的原则是：保持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一致；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搞好自身建设、发展党内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党要管党和管好干部；党政要分开；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搞好党和人民群众几群众团体的关系，用民主的方法和科学的手段集中群众的智慧，结合实际的作出正确决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认为人民的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见《邓小平文选》2卷168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实际就是人民民主。什么是民主？邓小平说：“民主的，即反封建、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见邓小平1941年5月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宴会上的报告）。民主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作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体现人民民主的精神。早在1941年的4月，邓小平在党刊上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中就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他说：“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要在民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党本身就应当是民主的，他不是指出先发展党内民主、再发展人民群众中的民主，而是党内民主和人民群众的民主，都要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的。民主、科学、法制是中国人民百多年的争取，“文革”就是中国缺少民主、科学、法制的沉痛的教训。所以邓小平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他强调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党内。1962年他说：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的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的。历史证明，他观点的正确，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只有毛泽东的个人集中，没有其他中央领导成员的民主，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重大的挫折。邓小平认为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没有民主上的集中制，既不能真正的从群众中来，也不能真正的到群众中去，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
他的话很简洁：“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邓小平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是参与了毛泽东政治体制创建的，他们对毛泽东不民主的政治体制是有责任的，但他们又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他们从国家和人民遭受的苦难中，深深感到民主、科学、法制的重要，一致的说法是：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法制就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靠的就是民主、科学和法制。从辛亥革命后，民主、科学、法制问题长达近百年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改革开放以后，民主、科学、法制、终究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确立和逐步发展起来，但却是困难重重。要承认认中国的政体、中国人的思维，主要是相当多的领导和官员的思维，恰恰最缺的就是民主、科学和法制。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重申了民主、法制的重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要进一步“发展民主、实践民主”，令人倍受感动，这是邓小平思想的继续，是邓小平理论的发展。中国的复兴，终于在夯实着基础。民主、科学、法制，在邓小平思想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是关系国家人民利益和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民主、科学、法制本身就是人民性的问题。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人民性
邓小平和孙中山一样，是具有有鲜明人民性的领导人的典范。党和国家的领导，是抽象的概念，具体的领导还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领导人的责任都是重大的，尤其是执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们要时时刻刻想到如何把国家领导好。使人民过着幸福生活。心系人民利益，去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人，才能受到人民的敬仰和拥载。邓小平1989年5月31日与有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指出领导要“取信于民”。“取信于民”的标准，就是忠实地为人民服务，使人民能够有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的生活。领导人的德行，就是人民性，人民性就是人民民主思想，它的原则性，言行一致都是要体现在人民性即人民民主思想上，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毛泽东许多著作，除军事著作外，很多是很好的，但他自己并不去做。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民主的论述，对民主集中制和健全党委制的论述，知行关系的实践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论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群众路线、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等等，讲得很有道理，但他并不去做，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是说给别人听的。邓小平不这样，他的历史没有说一套做一套的记录，也从不用虚伪的言辞去表达自己的政治目的。
领导人的权威，是正确的思维和言行，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邓小平指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中央要有权威”，这包括了领导人的权威。这个权威不是依持强权而能得到的，所能持久的。领导人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领导人的威信，也不是因为没有缺点、错误而存在，而是能够洞悉民意、采纳正确的意见，不讳忌疾医，能够认识和避免错误。“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见《邓小平文选。3卷296页《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在“文革”中，毛泽东的权威、究竟是人民信任的权威，还是强权的权威，是值得认真分析的，尽管它有着很复杂的因素，但可以肯定，“文革”中，毛泽东的权威，并不是建筑在人民信任的基础上的。毛泽东也是从不认错的，三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数千万人饿死，全国人民处于饥荒之中，他归罪于天，积怨于中央其他主要领导，没有一句责已的话。（至今还有人把1958至1960年的灾难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中国这么大哪一年没有自然灾害，怎么没有造成全国时间那么长，那么严重的灾难，历史事实是掩盖不了的）。邓小平不是毛泽东那样的人，他说：“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这就是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崇高德行。
领导人的思路走偏了，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纠正，自己又不能认识，这是最危险、最可怕的事情，直接的后果是国家和人民的灾难。领导人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运用权力应当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思想家、法学家）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尽管不是所有的有权力的人都是这样，但对权力必须要有约束，以权力约束权力，只有人民民主的权力才能做到。成为好的领导人，一方面是领导者自己要在各方面有良好的素质，其中最重要的素质就是人民性；另一方面，领导人必须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和所有的人是平等的。人民的监督，一是人民的选举和合法认可，二是通过制度保证领导人成为人民的公仆，这包括选举、罢免、批评和实行民主集中制等。
关于普选，现在在中国官员中，总是有那么些人不情愿，这是很值得思索的。他们总是找出些借口，想出一些花样，把普选（人民的直选）置于最好不要的境地。从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到孙中山、邓小平、没有人对普选会有藐视。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他没有想削弱直选的意思，也没有中央省、市、自治区不搞直接直选的意思。他说的各种形式的民主、也没有要削弱直选，以协商民主代替直选的意思。协商终归是为直选服务的，是为了把直选搞得更好，如果是以官员主导的协商，可以断言，直选，即人民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根本就不会存在。报刊上有人讥讽孙中山实现民主的军政、训政、宪政时期，我们是没有军政的、建国后一立宪按说就进入了宪政，也实行了从上到下的间接（以协商和组织的决定）的选举，可是宪法不起作用。改革开放不久，就在农村基层开始了直选试点，然后逐渐推广了。人民素质不高，邓小平70年前就说过：对人民“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普选越拖延，对国家发展越不利，腐败问题也越难解决。普选和保证党的领导权也不是对立的，有此无彼的。
关于对领导人的批评，是正常健康的现象，批评是对领导人的一项重要监督。领导不是不能批评的神，人民群众的批评有对的、有错的，不合事实的，只要不是恶意攻击和造谣，领导人不能拒绝批评，更不能用党内外的文件规定或纪律压制批评，甚至用权势报复批评。中国人常说：“闻者足戒、无则加冕”，毛泽东说了很多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话，他本人是不在此列的。邓小平没有这样的言行，建国初期，有人批评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以及对半无产阶级的提法，邓小平作为中央负责人，指出批评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并没有认为批评尤其对领导人的批评是不应该的。对领导人的议论，永远在所难免，绝不能上纲上线以律令禁止，领导人要有正确对待批评的涵养和德行。
历史至今，许许多多的统治者、领导者被冠以“伟大”的称号，这是从他们的业绩和思想理论而言，而最值得称颂的伟大是为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作出的贡献，它包括了各行各业。就统治者来讲，居留士、亚历山大、秦始皇、汉武帝、奥斯曼、成吉思汗、康熙等这些庞大帝国的创造者，他们显赫的战功，推进了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进步，也带给人们很多的苦难，他们的伟大是有局限的，他们可以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起来却无法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民都能获得幸福。正像孙武、克劳塞维茨等杰出的军事家，可以使一个国家军事强大起来，正像斯密、凯恩斯可以使一个国家经济强大起来，但他们无法改变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当然他们也是伟大的。莫尔、康怕内拉、圣西门、欧文、傅立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出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指出了人性的要求，华盛顿、杰弗逊等的《独立宣传》，在实践中指出了人类应当走的道路，这样就使得领导人有了可以遵循的思想境界——为人（人类）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而奋斗，领导人的伟大有了真正的全面的含义。人类的生活、秩序和制度并不源于自然和暴力，而是要建立在人民的自由意志和社会契约上，每个人要结合起来，形成一个道德的，集体的共同体——共和国、致力于这样事业的领导人，才是具有人民性的真正伟大领袖。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人民性和民主主义思想是一致的；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的人民性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人民性和人民民主思想的结合，才是他们伟大的表现和根源，才使他们不朽的名垂史册。斯大林、毛泽东刻意树碑立传，搞个人崇拜，不过是一阵云烟，人民总是会给他们恰当定位的。邓小平从来没想过这样做，他说：“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人总是要死的，那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见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1985年10月23日他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困时就说过：“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也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时候的一些错误我也要负责的，世界上没有完人嘛”。他有句很幽默，很动人，很谦虚的话：“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
邓小平对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开创了良好的开端，他率先终止了任职终身制，1982年，他倡议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解决党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问题，建立退休制度，并把选拨年青干部作为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他认为，应当“让更多的年青人成长起来”。
二、站得高、看得远
邓小平总是从战略的高度，审视国内外的局势和重大的问题，这是他伟大胸怀的又一表现。他和孙中山一样，是理想（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典范。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思索着中国的建设，描述着中国的未来，虽然他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建国方略，但他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是伟大的，邓小平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指出了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道理，描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划，而且身践力行的领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一）国内社会发展的目标明晰、实在，看得见、摸得着。
邓小平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他主导制订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和纲领。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三步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要摆脱贫穷，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他没有描述共产主义的远景，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当前就是要摆脱贫穷、落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赫鲁晓夫的“快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的“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看似远大理想的抱负，实际是缺乏远大理想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奏出脱离实际的狂想曲，害国害民、贻笑于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邓小平是深谙国情、世情、实事求是的。他不是只看远景，不看当前。只有立足当前，才能迈向远景。改革开放至今30年，邓小平和以后的领导人，领导着全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沿着邓小平的思想路线引进，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提高了，看到了实惠、得到了实惠，对美好的远景有了踏实的信心。“三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敞开肚皮吃饭，实行供给制，可是老百姓并不踏实，因为根本不具备那样丰富的条件。
邓小平提出的“忧患意识”、“韬光养晦”，精神是一致的，就是不管对内对外，都要面对目前的实际，踏踏实实的进行，不搞浮夸，不为假象所迷惑，主题就是中国要改变贫穷落后实现振兴，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建成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要承认忽视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好大喜功和忽视民生程度的失衡，是有历史传统的，这也是中央集权的痼疾。邓小平说的忧患意识，韬光养晦，就是要国人看到自己的不足，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要埋头苦干。自己发展进步，别人也在发展进步，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是要花大力气的。邓小平说：“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见《邓小平文选》3卷9页《一心一意搞建设》）。“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见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现在贫富差距日益悬殊，这不是邓小平的愿望，也不是邓小平思想理论造成的结果。邓小平看到，无论国内外都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稍有不慎，就会有危机发生的可能，就会把机遇变成失误。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借鉴，他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和“猫论”的思维。中国综合发展并不平衡，资源、环境矛盾比较突出，人民还是贫穷的、科技、教育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距离，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要看到危机的存在，忧患意识和韬光养晦两者的目的都是首先要把国内搞好，邓小平说：一心一意搞建设少管别人的事，使国家的振兴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屹立于世界。
（二）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务实、创新、有原则性、有灵活性。
邓小平对国内国际问题的思考，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对内一心一意搞建设，对外争取和平环境，利用一切有利的机遇。他明确地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见1984年5月29日与巴西总统菲格雷多的谈话）。他考虑国际问题是以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始终点的。中国现在虽然没有像清末民初那样，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局面，但也不是不存在内外势力勾结分裂中国的企图，国际国内都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在今天，已经大大发展而崛起的中国，自身也不要轻视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对于国际局势，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判断。虽然有战争的危险，局部战争几乎没有间断过，有的战争还牵动了整个世界，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始终是主流。邓小平认为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他基于中国的需要，要维护世界和平、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从而搞好国内建设。他说：对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沉着应付”。他强调地说：“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以上见1990年3月3日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邓小平是如此明确的把国内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看得既远又深。1984年10月10日他与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说：“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1986年3月28日，他与新西兰总理朗依谈话时又说：“我们的现代化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变幻莫测，特别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没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就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邓小平无论对国内国际问题，思想理论都是具有创新精神的。1979年12月6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的上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一个美国代表困时，提出了“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他的思路是：“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有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说：“南沙群岛，历来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台湾占了一个岛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放”。邓小平这个办法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新办法，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对中印、中俄边界的问题，当然不是共同开发的问题，他提出了互相让步的办法进行解决。现在中俄边界划定的问题解决了，珍宝岛是采取一分为二的办法；中越边界的问题也划定了，中印边界可不可以从中东西对等一刀切？现在中印边界的争端还是以假设的敌人来考虑的都怕对方控制了制高点，如果以朋友假设，对等一刀切未必不是解决的办法。邓小平提出的互相让步，并不是软弱和丧权辱国，而是要面对现实，和平的解决争端，战争解决不了问题，谁胜谁负，争端仍然摆在那里，而且耗费国力，人员伤亡甚至更加仇恨对立，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中印边界问题，是帝国主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印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都在崛起、应该有更好的智慧为两国人民造福。1962年中印边界东西两段边境的战争，中国表现了历史少有的克制，就是希望和印度友好，现在印度领导人也表示要和中国和平解决边界争端问题。这是有很多机会的。
邓小平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概括了两句话：一是反对霸权主义，二是永远不称霸，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中国对外政策是独立的。“少管别人的事”，就是不干预别国的事务。不称霸、不欺负别人，少管别人的事，不意味着不对第三世界和国际正义的支持，中国永远站在弱势的第三世界一边。假设中国有一天各方面都超过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强，也用不着去统治世界。那是旧的思维，是实现不了的宏图。正像美国霸权主义塑造一极世界一样，是无论如何实现不了的，何况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说：“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的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人民都是有利的。他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样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见《邓小平文选》3卷157页）。
邓小平在处理国际关系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学习别人的长处和经验”。这种学习也是双向的。他说：“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他还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到别国”。（见1985年8月21日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主张，是对邓小平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创新发展，是对《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贯彻的世界范围的发展延伸，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反映了世界社会发展的本质诉求。世界只有和平、和谐的发展。各国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益，人类才能生活在一个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世界里。中国在邓小平和邓小平以后，一直是坚持邓小平的和平外交路线的，在平等互利、共同双赢的思想指导下，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尤其重视中美关系，认为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除中印边界，南沙群岛及钓鱼岛外、大多数的边界问题都得到了友好的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些原则和思路，直到现在倡导的“和谐世界”包括完全和谐的空天环境，以“超越、展望、合作”，为主题，不搞军备竞赛，避免战争，给国际关系建立新的秩序带来了新的创意，打破了旧的传统思维，它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推动中国和世界进步。这里还要有对邓小平的“忧患意识”和“韬光养晦”思想要有正确的认识，绝不要以为是为了最后达到战胜美国的目的。
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又是很复杂很奥妙的。邓小平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见《邓小平文选》350页）。中美不少人，从领导层到老百姓，都认为中美是竞争的对手，又是心照不宣的认为是最后的敌对者。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送给了中国国家主席一副夏威夷造的中国式围棋，这是很有寓意的。说明了中美的博弈，直接的博弈，已进入了一个极其奥妙，极其迁回的时期。所谓直接，已经没有了苏联首当其冲，所谓奥妙，双方都表现得很友好，但深藏着谋略；所谓迁回，双方都在搞间接的起步。传统的思维，击败对方，仍然是最后的目的。奥巴马向中国示好，因为中国已成为强大的对手；中国向美国示好，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的最强。中美最中心的棋子并没有运动，它像惯常的下棋一样，而是周边的在挪移，它的动作或者是一种表象和迷雾。双方都在密切的注视着对方，调整着、进行着布局。美国的民主联盟，中国的和谐世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布局。这种布局不是完全可以套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战略、策略的。从棋局来说：双方都会把俄罗斯和印度作为非常重要的棋子，南美大国巴西，既不会成为美国的同盟，也不会成为中国的同盟。日本只是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中东的伊朗也不会为中国尽心尽力。欧盟虽然是美国的天然盟友，但它构成对中国的威胁是有限的。俄、印是非常重要的棋子，它们的倾向受下列的情况决定：一是美国对俄是拉还是压，二是中国对印度是战还是和。俄、印日益发展的同盟，是为了在中美对决中保护自己。可以说：俄、印在中美博弈中，80%是中立、20%是摇摆。至于有不相称野心的朝鲜和伊朗，这两个封建专制、教权专制的国家，虽然总想不一般的搅乱棋局，但终究是两个难以保存的棋。亚洲国家除朝鲜、缅甸会明确或暗中实际支持中国外，其它都会处于中立。这盘棋的架势是要决战胜负的，总的棋局：美国处于优势和攻势，中国处于弱势和守势。这场棋局的目的是决战胜负的，但这是“新的格局，旧的思维”，终局可以料到，将是两败俱伤，使本国和世界都蒙受灾难。这盘棋，如果都能像邓小平那样高瞻远瞩，就会没有胜负，以“和局”而达到双赢。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美国资本主义，是从人类发展趋势讲的，不是中国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美国资本主义的等式；人民民主战胜专制主义，也绝不是美国战胜中国的等式。这盘棋只能走和棋“以和为贵”，这是从中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始终的，格局虽新、思维依旧走不出民主和谐的道路。要走和棋，美国要去掉霸气，要认识到多元化的世界要比一极，两极、多极是有利于民主的，是民主的本来色彩。什么极都不好，极是要有头头的，是数个以上的群体，元，是一个个的独立体，多元才能形成世界的共处和丰富多彩。美国是超强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推动人民民主，而不是美国民主价值观的扩张。美国是一个巨人，但病魔缠身，保守、官僚、腐败、自以为是和大资产阶级的贪婪，已经在削弱着美国。美国需要革新，改变旧的思维，使人民民主和发展国内的社会主义因素结合起来。美国仍然会走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前列。这是美国下和棋应该做的最重要的布局。中国已经开了最重要的一局—构建和谐世界。这是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延伸。中国要围绕“和谐世界”这个中心棋子布局；第一、始终坚持邓小平的路线；第二、坚决不争霸。中国要在世界发挥重要的影响，但不是去领导世界，领导世界不是人民的意愿和利益；第三、坚定的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维护世界正义，促进国际平等互利的新秩序；第四、和俄罗斯、印度及世界各国真诚合作，共同进步；第五、不要被朝鲜、伊朗这样的野心极权的国家绑架；第六、积极提升国力，富民强国，坚持不断改革，抓住“以人为本”，也就是人民民主这个最大的软实力，始终把“忧患意识”和“韬光养晦”当作座右铭。国家越发展、越要注意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邪恶的能力。所有一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邓小平的思想路线，走自己的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不能走苏联的老路，不能回归毛泽东的政治体制，不能走权力资本主义的道路。要敢于认识、中美的对奕，不是军事、经济贸易，而是人民民主的多少起着关键的作用。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经历了无数的困难，甚至凌辱，从而得到了刚强，是不可战胜的；人民民主传统的美国，经历了战争、恐怖的考验从而得到了刚强，也是不可战胜的。中美之间谁战胜谁，是旧的思维，是统治者的梦想，不代表人民的意愿，这不是那种“打到美帝国主义”，“埋葬美国资本主义”的豪言壮语所能解决的，那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中美的敌对，发展到决战，最后只能是两败俱伤，甚至使国家崩溃。这不是“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真正的革命者；不能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安危。只有“和局”才能为本国和世界人民造福。还是邓小平说的：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邓小平那么深情的要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转告美国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个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对中国多么的重要。我坚持我在有的文章中提到的，中国和美国最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来，实现全面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总之，邓小平的国内、国际政策，都是根据国情，世情的实际，既维护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重视别国的利益，实实在在、合情合理，站得高，看得远，把远大的抱负建立在对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共同进步的可靠基础之上，它不仅表现了邓小平的伟大胸怀，也显示了一个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国风范。
三、实事求是、立足现实
坚定的人民性和高瞻远瞩，是和实事求是，立足现实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大陆在“文革”结束后，也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二十多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虽然它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大国和强国，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立足于国情的现实，抓住主要矛盾，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一步一步的前进。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并没有成熟的经验，中国也好，世界也好，都在瞬息万变之中，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只有踏踏实实的探索，邓小平有句名言，叫“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十分重要的思维和方法。中国怎么改革，必须改革过去旧的思维，旧的制度，引进可以促进使中国发展的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应该不应该，能不能改革过去的旧思维归制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怎样判断改革的是非得失，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抓住了两点最主要的矛盾，一是对外的改革开放，二是对内的农村改革。这个起步，都是从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入手的，都是为了夯实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改革是面向国内外各项工作的，开放主要是对外的。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须。邓小平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是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落后，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需要吸引外资，以及引进国外的优秀人才。它和自力更生并不是对立的，它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一回事。邓小平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1979年11月就说过：“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见《邓小平文选》2卷236页），1992年1月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就更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个革命性的论述，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蓬勃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源泉，中国现在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展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邓小平认为“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的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见《邓小平文选》65页）1984年6月他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外代表时又说：“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收。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中国的经济腾飞，农村率先实行改革，并提供了大量的农副产品、初级产品的资源和劳动力，农村的贡献是巨大的。现在中国农村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农村的发展还是滞后的，多数的农民生活还说不上是丰衣足食，孩子上学、医疗保健、虽有不断的改善，但仍然是低下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农村发展是滞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还要加大投资和开放的力度。
中国民主的滞后，也是重要的国情。由于中国历史，封建主义的影响，既长又深，对人民民主，在官本位的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毛泽东的专制独裁，执政党、领导人、二十多年没有人民的监督，人民也不存在民主的权利。毛泽东在“文革”中搞的“大民主”，实际是权力和个人崇拜的强权和迷信策动的群众运动，并不存在人民的民主。它对社会、对人的精神造成的是危害也不是进步。邓小平经历了“文革”，深刻认识到民主和监督的重要，他说：“大民主，我们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吃亏的还是人民”。他认为，加强党的领导，不能忽视对党的监督问题，1956年他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中》就讲到“我们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对党可以监督，对党的领导人当然也可以监督。1957年，他在西安干部会上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邓小平讲的对党对党员的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本身，二是人民群众，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而这三个方面都要实行各方面的民主。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在某些方面产生的错误，证明了小平同志的认识和主张是正确的，这段历史也是十分深刻的教训。
民主不只是监督问题，但人民的监督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民主是有具体内容的，最根本的就是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主人，人民有自由、民主、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民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国家的各级管理人员，在党内也应当是这样的状况。如果不是这样，党内外的民主就是一个口号，权力都集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一切官员手里，实行民主，不过是没有实际内容的形式。邓小平1989年2月26日在会见美国总统老布什时说：“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实现不了的民主，经济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所以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原则就是：“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新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党集中了过多的权力，实际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集中了过多的权力，人民的民主只是一句空话。就是领导集团的民主也不存在了，党的领导代替一切，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说了算，它的弊病和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941年，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就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他认为党权高于一切是一种误解，他说：“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的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的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文革”后，对党的（也是对党的领导人）信任危机，这是重要的原因。邓小平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围绕着党的性质和使命来说的，也就是为人民利益服务来说的。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民主和幸福，做到“以人为本”，这是党的宗旨，政策和策略的根本。1948年4月25日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系会上，邓小平讲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政策和策略保证”。邓小平始终认为，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不是党的权力。党不能没有权力，但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党的权力要通过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体现。
邓小平的路线，主要是他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实事求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革命运动。中国改革开放之必需，晚清有志之士勇敢呼吁，“五四”时期民主、科学之大旗，实际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实际内容的运动。改革开放是一个社会的永远任务，它和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1905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中国从前之不变，国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国之文明昌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至今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文明，渐觉自己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如此看来，将来我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相距70多年，邓小平创造性的践行了这个道理，证实了孙中山的予见。为什么要改革，邓小平说的很清楚：“现在在世界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984年10月，邓小平说：“我们要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的讲话），改革“是革命的第二次革命”（1985年3月与日本自民党总裁二阶堂进的谈话）。人们往往认为邓小平说的改革开放是经济上的，实际是全方位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应当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改革开放，总的目标是：“我们的政革，我们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见《邓小平文选》3卷157页），“我们政治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发展了，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见《邓小平文选》178页）。
民主，是人性的要求，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要承认美国的强盛、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新加坡等国家的兴起是人民民主和市场经济、科学革命，教育水平进步、发达的结果，是人民民主和经济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如果没有一定的民主宽松环境，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是与人民民主的进步分不开的。但是能够更扎实的、持续的前进，真正决定性的要素，不在经济的政策，而在人民民主的发展。这个观点很难得到人们的共识。我认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必不可少的，邓小平在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论述市场经济，论述党的领导，是把人民民主作为核心内容的，这就是江泽民、胡锦涛接着的提法：“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只能是人民民主的，也只有实行人民民主，才能体现“以人为本”。人民民主是对国家，社会各个方面的核心，是治国的核心，是治国的最高理念，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是为了什么，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为了什么？统一路线是为了什么？一国两制是为了什么，和平的外交政策是为了什么；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至改革开放是为了什么，邓小平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为了什么。不要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对立起来。北大，社科院有的教授之所以著文，提出“儒学治国”，拥护“科举制”，支持“东方专制”，把民主分为“东方民主”，“西方民主”，讽刺、俄罗斯、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主进程，实际上是把中国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对来起来。这些人并没有搞清楚，俄罗斯、印度存在的问题，不是民主造成的。我国台湾地区的问题，恰恰反映了对民主的不健康和扭曲，并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很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如果没有民主，能存在吗？社会主义不是公民社会，而是权力社会，能存在吗？从“五四”到现在近百年了，邓小平及以后的领导人一再呼吁建立民主、科学、法制的社会，但置疑民主的声音却时有泛起。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一是封建主义影响太深，官本位的思想和封建主义是共生的；二是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既得利益集团眷恋封建性很强的毛泽东的专制政治体制。他们实质上是反对“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的，反对真正社会主义的，他们最大的杀手人间是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口号下，把党的领导推向绝对化、空洞化、甚至神化。从而使党的领导，脱离人民实际的需要，脱离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讲的很清楚：“民主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对国家发展，人民福祉必不可少的稳定，他讲的也是稳定的目标还是民主。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讲，要应对全球变暖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以及邪恶的冲突、仇杀和战争，也只有靠人民民主把所有的人团结起来，形成最大的力量。
人民民主，就是人民要掌握一切，这就是邓小平在许多地方都提到的，改革开放各项政策都体现的；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有不少文章、不少官员说：“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句话对不对？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曾有篇文章认为，这种说法用意是好的，但不正确。“为民作主”，还是“由民作主”，反映了两种政治制度下官与民的不同地位和不同关系。在专制制度下，人民在法律上都实际不是国家的主人。官，叫“父母官”；民，叫“子民”。封建官员最高的道德境界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人治的表现，人治就是官治。这篇文章说的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说透了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实现人民民主。
孙中山、邓小平都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民主。这绝不是学习西方的民主价值观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要承认中国的儒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它比不上西方民主的优越，这正是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的。美国民主价值观的保守落后，否定不了美国民主现在还是先进的，邓小平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包括民主，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真髓。社会主义不是死抱教条，空喊口号。西方的资本主义，有着天生的自由、民主、平等要求，也有着对财富的控制进而控制权利的贪婪，它又影响着自由、民主、平等的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它积累了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创造了科技，文化的丰富成果，它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人类社会总是在进步之中，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但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符合人民需要的先进内容的继承，学习资本主义一切先进的东西，都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虽然有着正反面的经验，但毕竟历史较短，这样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就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以及现在，说“资产阶级民主”，意思并不确切。我们应当否定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价值观。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卢森堡（1871——1819）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对无产阶级也是必要的，首先是因为它提供了各种政治形式，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起到了跳板和支点的作用；共次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中，在为民主而斗争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任务。她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专政，不是一个党一个集团的专政，这一专政，必然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人，以阶级名义实现的事业。因而无产阶级专政要最大限度地公开，由人民群众最积极的不受阻的参加。实际不受限制的民主专政，不是取消民主，而是运用民主。他还说：如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没有普选权，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关的生命就是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乃是其中唯一活动的因素。（见《卢森堡文集》）。斯大林、毛泽东对民主的见解和实际对民主的实践是有很大距离的，他们是从封建专制权力出发，实质是把人民当作领袖的附属物，民主自然只是一种工具，而不同时是目的。所以他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围绕人民民主特别是民生的发展，而必须以一切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强化唯一的权力。国家是由党的领袖为代表的，这样使整个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社会生活上都实行国有化，军队、警察都成为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柱，所有的社会组织，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团都是国家，也是党和领袖的附属物、传送带和工具，党的组织实际也就是如此，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全部纳入到这个无所不包的专制体制之中。如果实行人民民主，这种状况就不可能出现。这正如中共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说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胡锦涛总书记在2009年说要“发展民主、实践民主”，使人民得到了又一颗“定心丸”。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立足现实，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为了达到悬殊，而是鼓励勤劳致富，达到共同富裕。是不是贫富悬殊，不能用有少数人很富，有少数人很穷来衡量，要用多数人来比较，是在相同的时间条件下。上海一个富豪，给10岁的儿子订了蛋糕，是20万元人民币，生日给了70万元，真够奢侈了，但这是富豪挣的钱，（至于他是靠勤奋还是靠权钱勾结那是另会事，富豪的奢华，不能用道理去谴责，他没有侵害他人的利益）。如果在全国在相同时间，相同条件下，少数人富裕，而多数人贫穷，这就是贫富悬殊。有自然的原因，农村生产产值较低，农村相当的贫穷的人数较大，但更主要的还是政府政策的原因，政府对农业不能说不重视，年年都有一号文件。但倾斜度总是工业，更多关注的是城市化，新农村建设相对的力度就薄弱些。现在拉大内需，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和支援，才是重要的基础设施，过分依赖外贸。产能的增长，持续发展是有时限的，总之、多数人不富裕，少数人富裕，不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我不赞尝这种传统的思维，所谓中产阶级富裕起来，国家才能富强，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全民富裕才是根本，这包括中产阶级，邓小平说的是共同富裕。（当然不是平均主义），“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分配不公，严格说来是封建等级秩序的继续。49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的待遇优之，10月1日以后参加革命者次之，但到了省、军级、与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待遇一样优之。离退休的待遇一刀切，且悬殊无可相比，待遇不同，自然等级不同，按劳分配只是一句空话。如果说还有作用的话，那是对最低层的工人农民而言。
四、思想解放面向未来
一个领袖有坚定的人民性，就能一切为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人民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不仅站得高，看得远，而且思想始终是解放的，创新的，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着未来。孙中山、邓小平都是这样的领袖。邓小平在“文革”后期。在“文革”结束后，敢于拨乱发正，这是伟大的革命勇气，他如果没有突破旧框框的思想，中国不可能得到现在的发展。
思想解放和改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认为，思想解放和改革都是革命，思想解放是为改革（革命）服务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思想、理论的精髓。“文革”后，他一上台就抓住了这个要害，推动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的前进。直到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遇到的症结问题，非常现实的要求思想解放，敢于认识，敢于改革，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正像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1927年和同事为清华大学教授王国维之死撰写的碑铭，也是陈寅恪一生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样的认识，治学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会有实际的成果，治国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不会有实际的成果。
思想解放，只能落实到改革上。在实践中，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突破旧的阻碍进步的东西，才能开拓新的境界，使事物得到发展进步。
思想解放和改革，只能落实到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服务上。邓小平说：“如果导致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同样，改革如果导致了国家变质，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也是失败的。邓小平的这个思想脉路，是应当永远遵循的。现在国家大大发展了，而贫富日益悬殊，腐败严重，人们一方面对党和政府坚持邓小平的正确路线和“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感到满意；另方面确实担心国家的变质，担心既得利益集团窃取改革的成果，担心走苏联的老路和权力资本主义的道路。
世界上的事物是发展的，没有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发展变化是世界上事物发展的常态，思想解放就是要在实践中对事物的不断认识，认识再认识。无论什么思想，理论、方针、政策以及模式，甚至规律，都不是一旦形成就无须发展。邓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不应当只限于国家社会的发展，而应当包括国家的方方面面。思想更是如此，要始终处在动态之中，而不僵化。当然变化也要有原则。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这两条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主体，是属于全民的；共同富裕是指全民的。在国家社会的发展中，不把握这两条原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而共同富裕是公有制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社会主义没有公有制为主体，那社会主义是荒唐的。国有经济、包括国有土地体现了公有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如果政策走偏了，它会直接威胁着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国有经济不能走向垄断国民经济的地步，国有经济的腐败，实际是政府的腐败，它不仅不能维护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还必然影响充分发挥其它特别是私有经济的积极作用，这也是造成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普通老百姓消费低下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这是走向权力资本主义的重要成因。如果民主政治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会是邓小平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能搞私有化的，发挥私有经济和其它经济的积极作用，不等于削弱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也不等于国有经济要全部垄断国民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发挥其它所有制的积极性，都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贫富悬殊，不是邓小平的愿望，也不是邓小平的思想理论造成的，先富起来是策略，不是战略和目的。目前的贫富悬殊状况，是中央政策的某些欠妥，腐败更是如此。1991年江泽民在《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一文中说：“物必自腐而后生”……腐败不解决，我们党很难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不是说党已经腐败了，现在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肯定制度上、政策上的问题，是造成腐败的重要原因和难以解决的原因。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制度的缺失，主导的腐败会毁掉一切，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什么精英的业绩，什么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都会被毁于一旦。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事实存在的变数。
思想解放，还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人民群众中的智力，要建立政府和民间的“思想库”，广泛听取意见，就会减少失误，邓小平是主张利用外国智力的。在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时期，是日益开放的，过去人才多是向国外流，现在国外人才，向中国流，本国留学生人才，也多有回流，所以无论哪一方面，都有了日益增多的前沿优势，中国不只是经济的振兴，也是人才、科技、文化军事等更多方面振兴。一个国家的活力，中国改革开放结出的硕果，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博取众长的活力基础上的，这也是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的功绩。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就没有保守和僵化，它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由于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在中国影响很深，中国的教条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封建主义性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刚刚形成系统的理论，还需要继续实践充实，不要把它僵化，不要相信什么理论、主义的纯洁性，不要相信什么模式一旦形成，就不可触动，也就是不能修正、补充和发展。一切都要根据人民、社会的需要。理论、模式形成的本身是博取众长的，它的发展，适用也是博取众长的。建立“思想库”，不能搞“养尊处优”的官办，要敢于让民间组织的“思想库”发挥自由的进言。
发展在更多意义上说是创新，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思想解放是不能受旧框框束缚的，创新就是在突破旧框框的基础上的发展，形成的新东西。邓小平思想理论、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创新，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市场经济，怎样坚持党的领导，共产党执政的目标，共产党员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一国两制，互利互让解决边界争端，中美关系终究要好起来等等。这些创新对推动国家，世界和人民的进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改革创新就是要敢于对旧的不合理的东西变革，引出新的东西来。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没有对以往科学思想理论的博取众长和敢于变革，是写不出《相当论》的。邓小平1988年12月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也就是说，越发展思想越要解放、越要变。这就是邓小平的辨证法，说他是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这是没有缺意的，这也是邓小平人民性，革命性的鲜明表现。之前的共产党员最高领导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与邓小平相比。如果说有，只有列宁、可惜他活得时间太短了，难以加以说明。
邓小平是毛泽东不民主体制的促成者，更是受害者，他不是毛泽东不民主体制的代表。他致力于中国的强大，而又有民主，科学和法制。邓小平谈中央要有权威，绝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在民主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重申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是邓小平正确党建思想的继续。邓小平谈党的领导，绝不是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颠倒起来，而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必须实现的目的。党是靠人民养活的，绝不是党养活了人民。邓小平说他是“人民的儿子”，这是寓意深刻的，处理好党和人民的关系，这是多么重要的寓意，30年来，学习贯彻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的思想，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这一条红线贯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党的建设中，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建设中。这条红线是以“以人为本”，也就是人民民主为核心的。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也就是建设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邓小平是历史阶段人物，说他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对这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造性的发展，我写的《全球化与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制度》、和《论社会主义》，这就是从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中得到了重要启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什么，这不只是中国人想要明白的。它反映了人类历史的现在，也可透视到人类历史的未来。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是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的一切思想、举措都是面向当前和未来的。1989年5月，他在一次与中央有的领导人谈话中说：“考虑任何问题，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
结束语
中国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伟人之一邓小平，他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他和孙中山一样，为了祖国和人民是鞠躬尽瘁的。他们的胸怀，海纳百川；他们的意志顶天立地，是他们领导中国人民，开拓了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新篇章。孙中山使中国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邓小平使中国走向了振兴。孙中山壮志未遂的建设事业，是邓小平实践形成了。邓小平不是神，而是人民的好儿子，是活在人民心上的伟大的人。学习邓小平宽广胸怀，就是学习他坚定的人民性；学习他的崇高品德，就是学习他的思想和理论。江泽民1997年2月25日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中说：“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邓小平没有浩繁的著作，但他的思想和实践，就是宝贵的理论体系。它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的真髓，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创新。1997年2月19日他与世长辞了。30年来，他的思想理论引导着中国，也影响着世界，他的思想理论越来越显示着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
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业绩来之不易，也应当对它充满信心。因为：第一，它是经过实践的，证明是正确的；第二，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出现一种思想、理论比它更好；第三，它是全国人民奋斗的结晶，是中国人民百多年的苦难，血和泪铸成的。虽然它不是尽善尽美，但人民有了盼望，并得到了实惠。
邓小平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完人，自己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也不认为，一个国家都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健康的。在邓小平的一生中，有些问题是有争论的。譬如，他在“文革”中复出前，写给毛泽东的“永不翻案”的信，这确实要从大局的理性去认识，人民的盼望，周恩来等的苦心，对粉碎野心家的图谋，这种“不得已”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譬如，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事件中对胡耀邦、赵紫阳的处理，对“六四”事件的处理，在方法上，也包括认识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六四”动乱，果断的稳定大局，这是不应当有非议的，但是对胡耀邦、赵紫阳的软弱“看得过重了，对人民群众要求民主的主流忽视了，它产生了一定不良的后遗症。虽然在江泽民、胡锦涛的领导下，弥补了不足。邓小平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在性质上是很明确的，但要把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和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六四”事件是动乱，也是民主运动，两者不同的人和事，也要严格区分开来。同样，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异化，也要把不同的异化区分开来，社会主义不可能不存在异化。当然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争论并不影响邓小平的伟大人格。无论什么问题，都要实事求是的去理性认识，这样就不会使问题和矛盾有所错位。理性的认识，根本的立场，还是人民性，还是邓小平的思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也譬如像有人提出在天安门广场整体搬出毛泽东纪念堂一样，是考虑全国人民的和谐团结，永久纪念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考虑天安门广场历史性的尊严，整体的把毛泽东纪念堂搬到北京其它地方，这并不是反对共产党的反动意见。当然这些问题，并不需要急迫的处理，作出结论。但是值得理性的去考虑，这对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会有积极的意义。历史已经是过去的事实，后人只有弥补其不足的权力。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及长远利益出发。
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应如此。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要实事求是的考虑到符合他本人的真实，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及感情，不要以个人的恩怨去肯定或否定。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也不是因为很多领导人都有份，就淡化他的错误。毛泽东领导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中国从此站起来了，和他“左”的错误，大跃进死那么多人，“文革”伤害了那么多人，这都是历史事实，抹煞不了的。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处理的不同意见上纲上线，只会加剧对立、埋下不良的后果。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之所以称赞邓小平、陈云、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以及赵紫阳等领导人，他们不只发展，创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从另个层面来说：他们确实弥补了毛泽东许许多多的不足。
邓小平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六四”事件以后，最伟大的举措就是重申坚持改革不动摇，更为鲜明的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课题组在《中国社会发展战略》2001年第3期有篇文章，标题就是：“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个论断，历史证明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中国有了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有了忠实执行邓小平路线的接班人，他们不仅是实践着，而且是创造性的发展着邓小平的正确路线。胡锦涛在2010年的元旦贺词中说：“决心在新的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国人民百多年的对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追求终于有了可靠的途径和兰图。当然这不是说一帆风顺，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他们会利用他们掌控的权力，使国家社会的发展扭曲变形。坚持不坚持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和路线，实际是人民大众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分水岭。所以还需要不竭的斗争，艰苦的努力，“不动摇、不懈急、不折腾”（胡锦涛语），坚定不移的维护贯彻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路线，民主、科学、法制的，国强民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建成。
他们不是完人，他们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完人，但他们是高尚的人，伟大的人，是忠实的人民的儿子。他们有无比宽阔的胸怀和无比坚定的对祖国及人民的热爱。孙中山已去世80多年，邓小平去世也已十年有多，人民总是亲切地怀念他们，因为他们为祖国和人民是鞠躬尽瘁的。
现代的中国人民，对邓小平是有亲身感受的，他的革命生涯，三起三落的经历，拔乱反正的魄力，改革开放的胆识，是无法忘怀的。每每回忆他的事绩。阅读他的讲话文笔，总觉得一个伟大的身影显现在眼前，而且是那么的朴实、善良、总觉得他的胸怀像大海一样的宽广和汹涌澎湃。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具有一个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属于人民一份子的鲜明色彩。
我没有水平，也没有足够的资料去评价邓小平，我只能用自己的感知，从学习他的胸怀表达对他的追思，从中提高自己认识事物的觉悟。
邓小平的胸怀，突出的表现在“坚定的人民性；站得高，看得远；事实求是，立足现实；思想解放、落实践行。说他是爱国者，革命家是不够的，他最崇高而贴切的称呼，是“人民的儿子”，是人民的领袖。
一、坚定的人民性
邓小平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这在中国领导人中，是史无前例的。这不仅仅是他对自己的定位，而是在他的一生中，言论著述中都是把人民放在首位的。从别人对他的许多传记中，可以看到他为什么去法国留学，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为什么矢志忠心的为革命而战斗，为什么要沉默少语，为什么要拨乱反正，为什么要改革开放，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始终想着奋斗着的是要建设一个使人民幸福的国家。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人民性是理想的基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是从人民性中产生出来的。邓小平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见1986年9月2日与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谈话）。
邓小平参加革命后，很快成为党和军队，革命政权的重要领导人，并在全国胜利后，成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他始终信守着“人民的儿子”的思想，在共产主义的思想上，在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目的性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性上，在领导人的工作目标上，他一生不曾有过动摇，有过偏离。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理想，是邓小平作了真正意义上的具体解释和认真的实践，他没有历史上一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家和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出理论勾画，然而他对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作了最简练明确的陈述。他摒弃了斯大林毛泽东社会主义实践的偏颇，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真髓。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着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成就和经验，但他们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的框框，使社会主义有明确的发展。邓小平根据中国的实践情况，认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阶段，而且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践，放在了实事求是的发展路子之上，避免了“穷过渡”，“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错误，突破了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不改变资本主义体制的梦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因素，由于人民的需要和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增多和发展，她必然要求，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结构，社会主义必然在一切方面要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邓小平作了本质的概况，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本质的概况，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任务和方法手段，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需要，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是人类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社会的理想追求。他认为判断各方面的工作的是非得失，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进行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否定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继续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也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主义永存的合理性。邓小平的英明就在于他洞悉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他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他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须首先实现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
资本主义是对封建主义的否定，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进步。资本主义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有着天生的自由、民主、平等要求，它也有着天生的资本主义对财富，并必然要求控制权力的贪婪，这又影响着阻碍着人类自由、民主、平等的发展要求，所以资本主义也是一个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资本主义存在了几百年，它积累了发展生产力的丰富经验，创造了科技、文化的丰硕成果。由于它有着天生的自由、民主、平等要求，它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由于它天生的贪婪造成的不公正、不合理、又注定了它必然死亡的命运。人类社会总是在进步之中，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但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符合人民需要的先进内容的继承。社会主义虽然已有正反面的经验，但毕竟历史较短，还是新生的事物，它没有成型的经验，这样，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就是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学习资本主义一切先进合理的东西，不等于要继续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通过生产发展和斗争，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斗争、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因素得到全面的增长。
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是实现了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只不过社会主义的成分有多有少的问题，邓小平完全说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任务和方法手段做了本质的概况。根据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况，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具有这样的内容，这就是我在《论社会主义》一文中谈到的：①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②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创造一切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条件，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③人民是社会主义的主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任务、方法、都是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只有“以人为本”的通过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共同富裕，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官本位”的，贫富悬殊的，绝不是邓小平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任务和主要方法手段明确了，需要认真的组织领导，一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进行政治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他认为：“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对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三层思想，①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社会主义不可能建成；②进行社会主义事业，是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③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切工作，包括改革开放，又是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社会主义的建成，所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把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建设社会主义落到了实处，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落到了实处，人民的需要落到了实处。这和斯大林、毛泽东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有很大的不同，邓小平从来没有利用人民群众，去运动人民群众达到个人权力的目的。是把人民群众当群氓，还是把人民群众当作主人，这是截然不同的。
二是需要认真组织。组织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组织的职能，是为了领导、管理、协调；二是组织的结构，组织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最重要的是领导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全民的事业，但人民需要组织，这就需要一个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组织（政党）来领导，管理协调，而这个政党，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偏颇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国情，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引领、指导人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奠定基础。所以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邓小平说：“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首先当然由于我们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属于领导地位”（见1956年9月16日邓小平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他对党的领导是很强调的，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把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他认为党组织，每个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可以用两句话概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准绳”。（见1956年11月17日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的讲话）。这就对党的作用、目的、党员的作用、目的作了明确的表述。如果共产党、共产党员不去实现社会主义，而去实现封建性很强的社会主义，或者权力资本主义，那他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真正的共产党员。
党要实现它的目的，发挥它的领导作用，就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这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关键。党能够成为全社会的领导核心。关键也就在于党的自身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邓小平说：这个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见《邓小平文选》2卷266、268页）。加强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在他的讲话和文集中，阐述的原则是：保持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一致；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搞好自身建设、发展党内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党要管党和管好干部；党政要分开；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搞好党和人民群众几群众团体的关系，用民主的方法和科学的手段集中群众的智慧，结合实际的作出正确决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认为人民的民主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见《邓小平文选》2卷168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实际就是人民民主。什么是民主？邓小平说：“民主的，即反封建、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见邓小平1941年5月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宴会上的报告）。民主的含义是非常清楚的。作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体现人民民主的精神。早在1941年的4月，邓小平在党刊上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中就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他说：“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要在民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党本身就应当是民主的，他不是指出先发展党内民主、再发展人民群众中的民主，而是党内民主和人民群众的民主，都要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的。民主、科学、法制是中国人民百多年的争取，“文革”就是中国缺少民主、科学、法制的沉痛的教训。所以邓小平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他强调民主集中制，尤其是党内。1962年他说：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的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的。历史证明，他观点的正确，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只有毛泽东的个人集中，没有其他中央领导成员的民主，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重大的挫折。邓小平认为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没有民主上的集中制，既不能真正的从群众中来，也不能真正的到群众中去，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
他的话很简洁：“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邓小平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是参与了毛泽东政治体制创建的，他们对毛泽东不民主的政治体制是有责任的，但他们又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他们从国家和人民遭受的苦难中，深深感到民主、科学、法制的重要，一致的说法是：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法制就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靠的就是民主、科学和法制。从辛亥革命后，民主、科学、法制问题长达近百年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改革开放以后，民主、科学、法制、终究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确立和逐步发展起来，但却是困难重重。要承认认中国的政体、中国人的思维，主要是相当多的领导和官员的思维，恰恰最缺的就是民主、科学和法制。2009年9月，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重申了民主、法制的重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要进一步“发展民主、实践民主”，令人倍受感动，这是邓小平思想的继续，是邓小平理论的发展。中国的复兴，终于在夯实着基础。民主、科学、法制，在邓小平思想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是关系国家人民利益和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民主、科学、法制本身就是人民性的问题。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人民性
邓小平和孙中山一样，是具有有鲜明人民性的领导人的典范。党和国家的领导，是抽象的概念，具体的领导还是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领导人的责任都是重大的，尤其是执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们要时时刻刻想到如何把国家领导好。使人民过着幸福生活。心系人民利益，去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人，才能受到人民的敬仰和拥载。邓小平1989年5月31日与有的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指出领导要“取信于民”。“取信于民”的标准，就是忠实地为人民服务，使人民能够有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的生活。领导人的德行，就是人民性，人民性就是人民民主思想，它的原则性，言行一致都是要体现在人民性即人民民主思想上，不能说一套做一套。毛泽东许多著作，除军事著作外，很多是很好的，但他自己并不去做。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民主的论述，对民主集中制和健全党委制的论述，知行关系的实践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论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群众路线、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等等，讲得很有道理，但他并不去做，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是说给别人听的。邓小平不这样，他的历史没有说一套做一套的记录，也从不用虚伪的言辞去表达自己的政治目的。
领导人的权威，是正确的思维和言行，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邓小平指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中央要有权威”，这包括了领导人的权威。这个权威不是依持强权而能得到的，所能持久的。领导人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领导人的威信，也不是因为没有缺点、错误而存在，而是能够洞悉民意、采纳正确的意见，不讳忌疾医，能够认识和避免错误。“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见《邓小平文选。3卷296页《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在“文革”中，毛泽东的权威、究竟是人民信任的权威，还是强权的权威，是值得认真分析的，尽管它有着很复杂的因素，但可以肯定，“文革”中，毛泽东的权威，并不是建筑在人民信任的基础上的。毛泽东也是从不认错的，三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数千万人饿死，全国人民处于饥荒之中，他归罪于天，积怨于中央其他主要领导，没有一句责已的话。（至今还有人把1958至1960年的灾难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中国这么大哪一年没有自然灾害，怎么没有造成全国时间那么长，那么严重的灾难，历史事实是掩盖不了的）。邓小平不是毛泽东那样的人，他说：“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这就是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崇高德行。
领导人的思路走偏了，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纠正，自己又不能认识，这是最危险、最可怕的事情，直接的后果是国家和人民的灾难。领导人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运用权力应当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思想家、法学家）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尽管不是所有的有权力的人都是这样，但对权力必须要有约束，以权力约束权力，只有人民民主的权力才能做到。成为好的领导人，一方面是领导者自己要在各方面有良好的素质，其中最重要的素质就是人民性；另一方面，领导人必须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和所有的人是平等的。人民的监督，一是人民的选举和合法认可，二是通过制度保证领导人成为人民的公仆，这包括选举、罢免、批评和实行民主集中制等。
关于普选，现在在中国官员中，总是有那么些人不情愿，这是很值得思索的。他们总是找出些借口，想出一些花样，把普选（人民的直选）置于最好不要的境地。从对中国有重要影响的马克思到孙中山、邓小平、没有人对普选会有藐视。邓小平说：“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他没有想削弱直选的意思，也没有中央省、市、自治区不搞直接直选的意思。他说的各种形式的民主、也没有要削弱直选，以协商民主代替直选的意思。协商终归是为直选服务的，是为了把直选搞得更好，如果是以官员主导的协商，可以断言，直选，即人民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根本就不会存在。报刊上有人讥讽孙中山实现民主的军政、训政、宪政时期，我们是没有军政的、建国后一立宪按说就进入了宪政，也实行了从上到下的间接（以协商和组织的决定）的选举，可是宪法不起作用。改革开放不久，就在农村基层开始了直选试点，然后逐渐推广了。人民素质不高，邓小平70年前就说过：对人民“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普选越拖延，对国家发展越不利，腐败问题也越难解决。普选和保证党的领导权也不是对立的，有此无彼的。
关于对领导人的批评，是正常健康的现象，批评是对领导人的一项重要监督。领导不是不能批评的神，人民群众的批评有对的、有错的，不合事实的，只要不是恶意攻击和造谣，领导人不能拒绝批评，更不能用党内外的文件规定或纪律压制批评，甚至用权势报复批评。中国人常说：“闻者足戒、无则加冕”，毛泽东说了很多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话，他本人是不在此列的。邓小平没有这样的言行，建国初期，有人批评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以及对半无产阶级的提法，邓小平作为中央负责人，指出批评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并没有认为批评尤其对领导人的批评是不应该的。对领导人的议论，永远在所难免，绝不能上纲上线以律令禁止，领导人要有正确对待批评的涵养和德行。
历史至今，许许多多的统治者、领导者被冠以“伟大”的称号，这是从他们的业绩和思想理论而言，而最值得称颂的伟大是为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作出的贡献，它包括了各行各业。就统治者来讲，居留士、亚历山大、秦始皇、汉武帝、奥斯曼、成吉思汗、康熙等这些庞大帝国的创造者，他们显赫的战功，推进了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进步，也带给人们很多的苦难，他们的伟大是有局限的，他们可以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起来却无法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民都能获得幸福。正像孙武、克劳塞维茨等杰出的军事家，可以使一个国家军事强大起来，正像斯密、凯恩斯可以使一个国家经济强大起来，但他们无法改变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当然他们也是伟大的。莫尔、康怕内拉、圣西门、欧文、傅立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出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指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指出了人性的要求，华盛顿、杰弗逊等的《独立宣传》，在实践中指出了人类应当走的道路，这样就使得领导人有了可以遵循的思想境界——为人（人类）的自由、民主、平等和幸福而奋斗，领导人的伟大有了真正的全面的含义。人类的生活、秩序和制度并不源于自然和暴力，而是要建立在人民的自由意志和社会契约上，每个人要结合起来，形成一个道德的，集体的共同体——共和国、致力于这样事业的领导人，才是具有人民性的真正伟大领袖。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人民性和民主主义思想是一致的；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的人民性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人民性和人民民主思想的结合，才是他们伟大的表现和根源，才使他们不朽的名垂史册。斯大林、毛泽东刻意树碑立传，搞个人崇拜，不过是一阵云烟，人民总是会给他们恰当定位的。邓小平从来没想过这样做，他说：“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人总是要死的，那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见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1985年10月23日他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困时就说过：“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也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时候的一些错误我也要负责的，世界上没有完人嘛”。他有句很幽默，很动人，很谦虚的话：“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
邓小平对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开创了良好的开端，他率先终止了任职终身制，1982年，他倡议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解决党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问题，建立退休制度，并把选拨年青干部作为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他认为，应当“让更多的年青人成长起来”。
二、站得高、看得远
邓小平总是从战略的高度，审视国内外的局势和重大的问题，这是他伟大胸怀的又一表现。他和孙中山一样，是理想（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典范。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思索着中国的建设，描述着中国的未来，虽然他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建国方略，但他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是伟大的，邓小平不仅在思想理论上指出了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道理，描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划，而且身践力行的领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一）国内社会发展的目标明晰、实在，看得见、摸得着。
邓小平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他主导制订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和纲领。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三步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要摆脱贫穷，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他没有描述共产主义的远景，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当前就是要摆脱贫穷、落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赫鲁晓夫的“快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的“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看似远大理想的抱负，实际是缺乏远大理想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奏出脱离实际的狂想曲，害国害民、贻笑于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邓小平是深谙国情、世情、实事求是的。他不是只看远景，不看当前。只有立足当前，才能迈向远景。改革开放至今30年，邓小平和以后的领导人，领导着全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沿着邓小平的思想路线引进，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提高了，看到了实惠、得到了实惠，对美好的远景有了踏实的信心。“三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敞开肚皮吃饭，实行供给制，可是老百姓并不踏实，因为根本不具备那样丰富的条件。
邓小平提出的“忧患意识”、“韬光养晦”，精神是一致的，就是不管对内对外，都要面对目前的实际，踏踏实实的进行，不搞浮夸，不为假象所迷惑，主题就是中国要改变贫穷落后实现振兴，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建成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要承认忽视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好大喜功和忽视民生程度的失衡，是有历史传统的，这也是中央集权的痼疾。邓小平说的忧患意识，韬光养晦，就是要国人看到自己的不足，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要埋头苦干。自己发展进步，别人也在发展进步，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是要花大力气的。邓小平说：“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见《邓小平文选》3卷9页《一心一意搞建设》）。“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见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现在贫富差距日益悬殊，这不是邓小平的愿望，也不是邓小平思想理论造成的结果。邓小平看到，无论国内外都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稍有不慎，就会有危机发生的可能，就会把机遇变成失误。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成功的经验借鉴，他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和“猫论”的思维。中国综合发展并不平衡，资源、环境矛盾比较突出，人民还是贫穷的、科技、教育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距离，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要看到危机的存在，忧患意识和韬光养晦两者的目的都是首先要把国内搞好，邓小平说：一心一意搞建设少管别人的事，使国家的振兴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屹立于世界。
（二）对国际局势的分析、务实、创新、有原则性、有灵活性。
邓小平对国内国际问题的思考，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对内一心一意搞建设，对外争取和平环境，利用一切有利的机遇。他明确地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见1984年5月29日与巴西总统菲格雷多的谈话）。他考虑国际问题是以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始终点的。中国现在虽然没有像清末民初那样，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局面，但也不是不存在内外势力勾结分裂中国的企图，国际国内都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在今天，已经大大发展而崛起的中国，自身也不要轻视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对于国际局势，他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著名判断。虽然有战争的危险，局部战争几乎没有间断过，有的战争还牵动了整个世界，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始终是主流。邓小平认为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他基于中国的需要，要维护世界和平、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从而搞好国内建设。他说：对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沉着应付”。他强调地说：“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以上见1990年3月3日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邓小平是如此明确的把国内和国际形势联系起来，看得既远又深。1984年10月10日他与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说：“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1986年3月28日，他与新西兰总理朗依谈话时又说：“我们的现代化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变幻莫测，特别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没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就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邓小平无论对国内国际问题，思想理论都是具有创新精神的。1979年12月6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的上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一个美国代表困时，提出了“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他的思路是：“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有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说：“南沙群岛，历来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台湾占了一个岛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放”。邓小平这个办法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新办法，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对中印、中俄边界的问题，当然不是共同开发的问题，他提出了互相让步的办法进行解决。现在中俄边界划定的问题解决了，珍宝岛是采取一分为二的办法；中越边界的问题也划定了，中印边界可不可以从中东西对等一刀切？现在中印边界的争端还是以假设的敌人来考虑的都怕对方控制了制高点，如果以朋友假设，对等一刀切未必不是解决的办法。邓小平提出的互相让步，并不是软弱和丧权辱国，而是要面对现实，和平的解决争端，战争解决不了问题，谁胜谁负，争端仍然摆在那里，而且耗费国力，人员伤亡甚至更加仇恨对立，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中印边界问题，是帝国主义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印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都在崛起、应该有更好的智慧为两国人民造福。1962年中印边界东西两段边境的战争，中国表现了历史少有的克制，就是希望和印度友好，现在印度领导人也表示要和中国和平解决边界争端问题。这是有很多机会的。
邓小平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概括了两句话：一是反对霸权主义，二是永远不称霸，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中国对外政策是独立的。“少管别人的事”，就是不干预别国的事务。不称霸、不欺负别人，少管别人的事，不意味着不对第三世界和国际正义的支持，中国永远站在弱势的第三世界一边。假设中国有一天各方面都超过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强，也用不着去统治世界。那是旧的思维，是实现不了的宏图。正像美国霸权主义塑造一极世界一样，是无论如何实现不了的，何况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说：“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的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人民都是有利的。他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样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见《邓小平文选》3卷157页）。
邓小平在处理国际关系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学习别人的长处和经验”。这种学习也是双向的。他说：“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他还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到别国”。（见1985年8月21日和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谈话）。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主张，是对邓小平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创新发展，是对《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贯彻的世界范围的发展延伸，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反映了世界社会发展的本质诉求。世界只有和平、和谐的发展。各国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益，人类才能生活在一个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世界里。中国在邓小平和邓小平以后，一直是坚持邓小平的和平外交路线的，在平等互利、共同双赢的思想指导下，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尤其重视中美关系，认为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除中印边界，南沙群岛及钓鱼岛外、大多数的边界问题都得到了友好的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些原则和思路，直到现在倡导的“和谐世界”包括完全和谐的空天环境，以“超越、展望、合作”，为主题，不搞军备竞赛，避免战争，给国际关系建立新的秩序带来了新的创意，打破了旧的传统思维，它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推动中国和世界进步。这里还要有对邓小平的“忧患意识”和“韬光养晦”思想要有正确的认识，绝不要以为是为了最后达到战胜美国的目的。
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又是很复杂很奥妙的。邓小平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见《邓小平文选》350页）。中美不少人，从领导层到老百姓，都认为中美是竞争的对手，又是心照不宣的认为是最后的敌对者。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送给了中国国家主席一副夏威夷造的中国式围棋，这是很有寓意的。说明了中美的博弈，直接的博弈，已进入了一个极其奥妙，极其迁回的时期。所谓直接，已经没有了苏联首当其冲，所谓奥妙，双方都表现得很友好，但深藏着谋略；所谓迁回，双方都在搞间接的起步。传统的思维，击败对方，仍然是最后的目的。奥巴马向中国示好，因为中国已成为强大的对手；中国向美国示好，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的最强。中美最中心的棋子并没有运动，它像惯常的下棋一样，而是周边的在挪移，它的动作或者是一种表象和迷雾。双方都在密切的注视着对方，调整着、进行着布局。美国的民主联盟，中国的和谐世界，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布局。这种布局不是完全可以套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战略、策略的。从棋局来说：双方都会把俄罗斯和印度作为非常重要的棋子，南美大国巴西，既不会成为美国的同盟，也不会成为中国的同盟。日本只是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中东的伊朗也不会为中国尽心尽力。欧盟虽然是美国的天然盟友，但它构成对中国的威胁是有限的。俄、印是非常重要的棋子，它们的倾向受下列的情况决定：一是美国对俄是拉还是压，二是中国对印度是战还是和。俄、印日益发展的同盟，是为了在中美对决中保护自己。可以说：俄、印在中美博弈中，80%是中立、20%是摇摆。至于有不相称野心的朝鲜和伊朗，这两个封建专制、教权专制的国家，虽然总想不一般的搅乱棋局，但终究是两个难以保存的棋。亚洲国家除朝鲜、缅甸会明确或暗中实际支持中国外，其它都会处于中立。这盘棋的架势是要决战胜负的，总的棋局：美国处于优势和攻势，中国处于弱势和守势。这场棋局的目的是决战胜负的，但这是“新的格局，旧的思维”，终局可以料到，将是两败俱伤，使本国和世界都蒙受灾难。这盘棋，如果都能像邓小平那样高瞻远瞩，就会没有胜负，以“和局”而达到双赢。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美国资本主义，是从人类发展趋势讲的，不是中国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美国资本主义的等式；人民民主战胜专制主义，也绝不是美国战胜中国的等式。这盘棋只能走和棋“以和为贵”，这是从中美两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始终的，格局虽新、思维依旧走不出民主和谐的道路。要走和棋，美国要去掉霸气，要认识到多元化的世界要比一极，两极、多极是有利于民主的，是民主的本来色彩。什么极都不好，极是要有头头的，是数个以上的群体，元，是一个个的独立体，多元才能形成世界的共处和丰富多彩。美国是超强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推动人民民主，而不是美国民主价值观的扩张。美国是一个巨人，但病魔缠身，保守、官僚、腐败、自以为是和大资产阶级的贪婪，已经在削弱着美国。美国需要革新，改变旧的思维，使人民民主和发展国内的社会主义因素结合起来。美国仍然会走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前列。这是美国下和棋应该做的最重要的布局。中国已经开了最重要的一局—构建和谐世界。这是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延伸。中国要围绕“和谐世界”这个中心棋子布局；第一、始终坚持邓小平的路线；第二、坚决不争霸。中国要在世界发挥重要的影响，但不是去领导世界，领导世界不是人民的意愿和利益；第三、坚定的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维护世界正义，促进国际平等互利的新秩序；第四、和俄罗斯、印度及世界各国真诚合作，共同进步；第五、不要被朝鲜、伊朗这样的野心极权的国家绑架；第六、积极提升国力，富民强国，坚持不断改革，抓住“以人为本”，也就是人民民主这个最大的软实力，始终把“忧患意识”和“韬光养晦”当作座右铭。国家越发展、越要注意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邪恶的能力。所有一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邓小平的思想路线，走自己的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不能走苏联的老路，不能回归毛泽东的政治体制，不能走权力资本主义的道路。要敢于认识、中美的对奕，不是军事、经济贸易，而是人民民主的多少起着关键的作用。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经历了无数的困难，甚至凌辱，从而得到了刚强，是不可战胜的；人民民主传统的美国，经历了战争、恐怖的考验从而得到了刚强，也是不可战胜的。中美之间谁战胜谁，是旧的思维，是统治者的梦想，不代表人民的意愿，这不是那种“打到美帝国主义”，“埋葬美国资本主义”的豪言壮语所能解决的，那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中美的敌对，发展到决战，最后只能是两败俱伤，甚至使国家崩溃。这不是“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真正的革命者；不能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安危。只有“和局”才能为本国和世界人民造福。还是邓小平说的：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邓小平那么深情的要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转告美国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个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对中国多么的重要。我坚持我在有的文章中提到的，中国和美国最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来，实现全面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总之，邓小平的国内、国际政策，都是根据国情，世情的实际，既维护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重视别国的利益，实实在在、合情合理，站得高，看得远，把远大的抱负建立在对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共同进步的可靠基础之上，它不仅表现了邓小平的伟大胸怀，也显示了一个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国风范。
三、实事求是、立足现实
坚定的人民性和高瞻远瞩，是和实事求是，立足现实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大陆在“文革”结束后，也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二十多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虽然它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大国和强国，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立足于国情的现实，抓住主要矛盾，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一步一步的前进。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事业，并没有成熟的经验，中国也好，世界也好，都在瞬息万变之中，要达到理想的彼岸，只有踏踏实实的探索，邓小平有句名言，叫“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十分重要的思维和方法。中国怎么改革，必须改革过去旧的思维，旧的制度，引进可以促进使中国发展的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应该不应该，能不能改革过去的旧思维归制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怎样判断改革的是非得失，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抓住了两点最主要的矛盾，一是对外的改革开放，二是对内的农村改革。这个起步，都是从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入手的，都是为了夯实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
改革是面向国内外各项工作的，开放主要是对外的。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须。邓小平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发展，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是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落后，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需要吸引外资，以及引进国外的优秀人才。它和自力更生并不是对立的，它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一回事。邓小平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1979年11月就说过：“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见《邓小平文选》2卷236页），1992年1月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就更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个革命性的论述，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蓬勃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源泉，中国现在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展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邓小平认为“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的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见《邓小平文选》65页）1984年6月他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全体中外代表时又说：“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收。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中国的经济腾飞，农村率先实行改革，并提供了大量的农副产品、初级产品的资源和劳动力，农村的贡献是巨大的。现在中国农村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农村的发展还是滞后的，多数的农民生活还说不上是丰衣足食，孩子上学、医疗保健、虽有不断的改善，但仍然是低下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农村发展是滞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还要加大投资和开放的力度。
中国民主的滞后，也是重要的国情。由于中国历史，封建主义的影响，既长又深，对人民民主，在官本位的社会里，是没有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毛泽东的专制独裁，执政党、领导人、二十多年没有人民的监督，人民也不存在民主的权利。毛泽东在“文革”中搞的“大民主”，实际是权力和个人崇拜的强权和迷信策动的群众运动，并不存在人民的民主。它对社会、对人的精神造成的是危害也不是进步。邓小平经历了“文革”，深刻认识到民主和监督的重要，他说：“大民主，我们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吃亏的还是人民”。他认为，加强党的领导，不能忽视对党的监督问题，1956年他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中》就讲到“我们要实行党的内部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对党可以监督，对党的领导人当然也可以监督。1957年，他在西安干部会上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邓小平讲的对党对党员的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本身，二是人民群众，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而这三个方面都要实行各方面的民主。毛泽东和我们党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在某些方面产生的错误，证明了小平同志的认识和主张是正确的，这段历史也是十分深刻的教训。
民主不只是监督问题，但人民的监督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民主是有具体内容的，最根本的就是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主人，人民有自由、民主、平等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民有权选举、监督、罢免国家的各级管理人员，在党内也应当是这样的状况。如果不是这样，党内外的民主就是一个口号，权力都集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一切官员手里，实行民主，不过是没有实际内容的形式。邓小平1989年2月26日在会见美国总统老布什时说：“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实现不了的民主，经济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所以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原则就是：“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新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党集中了过多的权力，实际是党的最高领导人集中了过多的权力，人民的民主只是一句空话。就是领导集团的民主也不存在了，党的领导代替一切，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个人说了算，它的弊病和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早在1941年，邓小平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就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他认为党权高于一切是一种误解，他说：“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要钱的是共产党，要粮的是共产党，政府的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的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文革”后，对党的（也是对党的领导人）信任危机，这是重要的原因。邓小平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围绕着党的性质和使命来说的，也就是为人民利益服务来说的。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民主和幸福，做到“以人为本”，这是党的宗旨，政策和策略的根本。1948年4月25日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系会上，邓小平讲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政策和策略保证”。邓小平始终认为，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不是党的权力。党不能没有权力，但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党的权力要通过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体现。
邓小平的路线，主要是他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实事求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革命运动。中国改革开放之必需，晚清有志之士勇敢呼吁，“五四”时期民主、科学之大旗，实际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实际内容的运动。改革开放是一个社会的永远任务，它和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1905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说：“中国从前之不变，国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国之文明昌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至今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文明，渐觉自己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如此看来，将来我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相距70多年，邓小平创造性的践行了这个道理，证实了孙中山的予见。为什么要改革，邓小平说的很清楚：“现在在世界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1984年10月，邓小平说：“我们要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会见德国总理科尔时的讲话），改革“是革命的第二次革命”（1985年3月与日本自民党总裁二阶堂进的谈话）。人们往往认为邓小平说的改革开放是经济上的，实际是全方位的。“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改革应当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改革开放，总的目标是：“我们的政革，我们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见《邓小平文选》3卷157页），“我们政治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发展了，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见《邓小平文选》178页）。
民主，是人性的要求，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要承认美国的强盛、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新加坡等国家的兴起是人民民主和市场经济、科学革命，教育水平进步、发达的结果，是人民民主和经济技术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如果没有一定的民主宽松环境，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是与人民民主的进步分不开的。但是能够更扎实的、持续的前进，真正决定性的要素，不在经济的政策，而在人民民主的发展。这个观点很难得到人们的共识。我认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必不可少的，邓小平在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论述市场经济，论述党的领导，是把人民民主作为核心内容的，这就是江泽民、胡锦涛接着的提法：“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只能是人民民主的，也只有实行人民民主，才能体现“以人为本”。人民民主是对国家，社会各个方面的核心，是治国的核心，是治国的最高理念，为什么搞社会主义，党的领导是为了什么，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为了什么？统一路线是为了什么？一国两制是为了什么，和平的外交政策是为了什么；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至改革开放是为了什么，邓小平的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为了什么。不要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对立起来。北大，社科院有的教授之所以著文，提出“儒学治国”，拥护“科举制”，支持“东方专制”，把民主分为“东方民主”，“西方民主”，讽刺、俄罗斯、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主进程，实际上是把中国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对来起来。这些人并没有搞清楚，俄罗斯、印度存在的问题，不是民主造成的。我国台湾地区的问题，恰恰反映了对民主的不健康和扭曲，并不是民主本身的问题。在中国大陆、很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如果没有民主，能存在吗？社会主义不是公民社会，而是权力社会，能存在吗？从“五四”到现在近百年了，邓小平及以后的领导人一再呼吁建立民主、科学、法制的社会，但置疑民主的声音却时有泛起。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一是封建主义影响太深，官本位的思想和封建主义是共生的；二是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既得利益集团眷恋封建性很强的毛泽东的专制政治体制。他们实质上是反对“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的，反对真正社会主义的，他们最大的杀手人间是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口号下，把党的领导推向绝对化、空洞化、甚至神化。从而使党的领导，脱离人民实际的需要，脱离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讲的很清楚：“民主是我们的目标”。就是对国家发展，人民福祉必不可少的稳定，他讲的也是稳定的目标还是民主。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讲，要应对全球变暖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以及邪恶的冲突、仇杀和战争，也只有靠人民民主把所有的人团结起来，形成最大的力量。
人民民主，就是人民要掌握一切，这就是邓小平在许多地方都提到的，改革开放各项政策都体现的；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有不少文章、不少官员说：“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句话对不对？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曾有篇文章认为，这种说法用意是好的，但不正确。“为民作主”，还是“由民作主”，反映了两种政治制度下官与民的不同地位和不同关系。在专制制度下，人民在法律上都实际不是国家的主人。官，叫“父母官”；民，叫“子民”。封建官员最高的道德境界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人治的表现，人治就是官治。这篇文章说的人民当家作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说透了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实现人民民主。
孙中山、邓小平都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民主。这绝不是学习西方的民主价值观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要承认中国的儒学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它比不上西方民主的优越，这正是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的。美国民主价值观的保守落后，否定不了美国民主现在还是先进的，邓小平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包括民主，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真髓。社会主义不是死抱教条，空喊口号。西方的资本主义，有着天生的自由、民主、平等要求，也有着对财富的控制进而控制权利的贪婪，它又影响着自由、民主、平等的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它积累了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创造了科技，文化的丰富成果，它还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人类社会总是在进步之中，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但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符合人民需要的先进内容的继承，学习资本主义一切先进的东西，都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虽然有着正反面的经验，但毕竟历史较短，这样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就是非常重要的。
过去以及现在，说“资产阶级民主”，意思并不确切。我们应当否定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价值观。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卢森堡（1871——1819）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对无产阶级也是必要的，首先是因为它提供了各种政治形式，在无产阶级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时，起到了跳板和支点的作用；共次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中，在为民主而斗争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任务。她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专政，不是一个党一个集团的专政，这一专政，必然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人，以阶级名义实现的事业。因而无产阶级专政要最大限度地公开，由人民群众最积极的不受阻的参加。实际不受限制的民主专政，不是取消民主，而是运用民主。他还说：如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没有普选权，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关的生命就是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乃是其中唯一活动的因素。（见《卢森堡文集》）。斯大林、毛泽东对民主的见解和实际对民主的实践是有很大距离的，他们是从封建专制权力出发，实质是把人民当作领袖的附属物，民主自然只是一种工具，而不同时是目的。所以他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围绕人民民主特别是民生的发展，而必须以一切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强化唯一的权力。国家是由党的领袖为代表的，这样使整个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社会生活上都实行国有化，军队、警察都成为国家的强有力的支柱，所有的社会组织，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团都是国家，也是党和领袖的附属物、传送带和工具，党的组织实际也就是如此，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全部纳入到这个无所不包的专制体制之中。如果实行人民民主，这种状况就不可能出现。这正如中共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说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胡锦涛总书记在2009年说要“发展民主、实践民主”，使人民得到了又一颗“定心丸”。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立足现实，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为了达到悬殊，而是鼓励勤劳致富，达到共同富裕。是不是贫富悬殊，不能用有少数人很富，有少数人很穷来衡量，要用多数人来比较，是在相同的时间条件下。上海一个富豪，给10岁的儿子订了蛋糕，是20万元人民币，生日给了70万元，真够奢侈了，但这是富豪挣的钱，（至于他是靠勤奋还是靠权钱勾结那是另会事，富豪的奢华，不能用道理去谴责，他没有侵害他人的利益）。如果在全国在相同时间，相同条件下，少数人富裕，而多数人贫穷，这就是贫富悬殊。有自然的原因，农村生产产值较低，农村相当的贫穷的人数较大，但更主要的还是政府政策的原因，政府对农业不能说不重视，年年都有一号文件。但倾斜度总是工业，更多关注的是城市化，新农村建设相对的力度就薄弱些。现在拉大内需，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和支援，才是重要的基础设施，过分依赖外贸。产能的增长，持续发展是有时限的，总之、多数人不富裕，少数人富裕，不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我不赞尝这种传统的思维，所谓中产阶级富裕起来，国家才能富强，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全民富裕才是根本，这包括中产阶级，邓小平说的是共同富裕。（当然不是平均主义），“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分配不公，严格说来是封建等级秩序的继续。49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的待遇优之，10月1日以后参加革命者次之，但到了省、军级、与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待遇一样优之。离退休的待遇一刀切，且悬殊无可相比，待遇不同，自然等级不同，按劳分配只是一句空话。如果说还有作用的话，那是对最低层的工人农民而言。
四、思想解放面向未来
一个领袖有坚定的人民性，就能一切为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人民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不仅站得高，看得远，而且思想始终是解放的，创新的，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着未来。孙中山、邓小平都是这样的领袖。邓小平在“文革”后期。在“文革”结束后，敢于拨乱发正，这是伟大的革命勇气，他如果没有突破旧框框的思想，中国不可能得到现在的发展。
思想解放和改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认为，思想解放和改革都是革命，思想解放是为改革（革命）服务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思想、理论的精髓。“文革”后，他一上台就抓住了这个要害，推动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的前进。直到1992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遇到的症结问题，非常现实的要求思想解放，敢于认识，敢于改革，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正像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1927年和同事为清华大学教授王国维之死撰写的碑铭，也是陈寅恪一生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样的认识，治学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会有实际的成果，治国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不会有实际的成果。
思想解放，只能落实到改革上。在实践中，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突破旧的阻碍进步的东西，才能开拓新的境界，使事物得到发展进步。
思想解放和改革，只能落实到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服务上。邓小平说：“如果导致了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同样，改革如果导致了国家变质，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也是失败的。邓小平的这个思想脉路，是应当永远遵循的。现在国家大大发展了，而贫富日益悬殊，腐败严重，人们一方面对党和政府坚持邓小平的正确路线和“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感到满意；另方面确实担心国家的变质，担心既得利益集团窃取改革的成果，担心走苏联的老路和权力资本主义的道路。
世界上的事物是发展的，没有静止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发展变化是世界上事物发展的常态，思想解放就是要在实践中对事物的不断认识，认识再认识。无论什么思想，理论、方针、政策以及模式，甚至规律，都不是一旦形成就无须发展。邓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不应当只限于国家社会的发展，而应当包括国家的方方面面。思想更是如此，要始终处在动态之中，而不僵化。当然变化也要有原则。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这两条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主体，是属于全民的；共同富裕是指全民的。在国家社会的发展中，不把握这两条原则，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社会主义的方向问题。而共同富裕是公有制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社会主义没有公有制为主体，那社会主义是荒唐的。国有经济、包括国有土地体现了公有制的重要内容，但是如果政策走偏了，它会直接威胁着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国有经济不能走向垄断国民经济的地步，国有经济的腐败，实际是政府的腐败，它不仅不能维护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还必然影响充分发挥其它特别是私有经济的积极作用，这也是造成分配不公，贫富悬殊普通老百姓消费低下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这是走向权力资本主义的重要成因。如果民主政治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会是邓小平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能搞私有化的，发挥私有经济和其它经济的积极作用，不等于削弱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也不等于国有经济要全部垄断国民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发挥其它所有制的积极性，都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贫富悬殊，不是邓小平的愿望，也不是邓小平的思想理论造成的，先富起来是策略，不是战略和目的。目前的贫富悬殊状况，是中央政策的某些欠妥，腐败更是如此。1991年江泽民在《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一文中说：“物必自腐而后生”……腐败不解决，我们党很难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不是说党已经腐败了，现在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但肯定制度上、政策上的问题，是造成腐败的重要原因和难以解决的原因。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制度的缺失，主导的腐败会毁掉一切，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什么精英的业绩，什么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都会被毁于一旦。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事实存在的变数。
思想解放，还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人民群众中的智力，要建立政府和民间的“思想库”，广泛听取意见，就会减少失误，邓小平是主张利用外国智力的。在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时期，是日益开放的，过去人才多是向国外流，现在国外人才，向中国流，本国留学生人才，也多有回流，所以无论哪一方面，都有了日益增多的前沿优势，中国不只是经济的振兴，也是人才、科技、文化军事等更多方面振兴。一个国家的活力，中国改革开放结出的硕果，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博取众长的活力基础上的，这也是邓小平号召解放思想的功绩。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就没有保守和僵化，它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由于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在中国影响很深，中国的教条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封建主义性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刚刚形成系统的理论，还需要继续实践充实，不要把它僵化，不要相信什么理论、主义的纯洁性，不要相信什么模式一旦形成，就不可触动，也就是不能修正、补充和发展。一切都要根据人民、社会的需要。理论、模式形成的本身是博取众长的，它的发展，适用也是博取众长的。建立“思想库”，不能搞“养尊处优”的官办，要敢于让民间组织的“思想库”发挥自由的进言。
发展在更多意义上说是创新，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思想解放是不能受旧框框束缚的，创新就是在突破旧框框的基础上的发展，形成的新东西。邓小平思想理论、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创新，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市场经济，怎样坚持党的领导，共产党执政的目标，共产党员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一国两制，互利互让解决边界争端，中美关系终究要好起来等等。这些创新对推动国家，世界和人民的进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改革创新就是要敢于对旧的不合理的东西变革，引出新的东西来。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没有对以往科学思想理论的博取众长和敢于变革，是写不出《相当论》的。邓小平1988年12月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也就是说，越发展思想越要解放、越要变。这就是邓小平的辨证法，说他是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这是没有缺意的，这也是邓小平人民性，革命性的鲜明表现。之前的共产党员最高领导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与邓小平相比。如果说有，只有列宁、可惜他活得时间太短了，难以加以说明。
邓小平是毛泽东不民主体制的促成者，更是受害者，他不是毛泽东不民主体制的代表。他致力于中国的强大，而又有民主，科学和法制。邓小平谈中央要有权威，绝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在民主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重申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是邓小平正确党建思想的继续。邓小平谈党的领导，绝不是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颠倒起来，而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领导必须实现的目的。党是靠人民养活的，绝不是党养活了人民。邓小平说他是“人民的儿子”，这是寓意深刻的，处理好党和人民的关系，这是多么重要的寓意，30年来，学习贯彻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的思想，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这一条红线贯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党的建设中，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建设中。这条红线是以“以人为本”，也就是人民民主为核心的。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也就是建设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邓小平是历史阶段人物，说他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对这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造性的发展，我写的《全球化与新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制度》、和《论社会主义》，这就是从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中得到了重要启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什么，这不只是中国人想要明白的。它反映了人类历史的现在，也可透视到人类历史的未来。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是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的一切思想、举措都是面向当前和未来的。1989年5月，他在一次与中央有的领导人谈话中说：“考虑任何问题，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
结束语
中国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伟人之一邓小平，他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他和孙中山一样，为了祖国和人民是鞠躬尽瘁的。他们的胸怀，海纳百川；他们的意志顶天立地，是他们领导中国人民，开拓了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新篇章。孙中山使中国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邓小平使中国走向了振兴。孙中山壮志未遂的建设事业，是邓小平实践形成了。邓小平不是神，而是人民的好儿子，是活在人民心上的伟大的人。学习邓小平宽广胸怀，就是学习他坚定的人民性；学习他的崇高品德，就是学习他的思想和理论。江泽民1997年2月25日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中说：“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邓小平没有浩繁的著作，但他的思想和实践，就是宝贵的理论体系。它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的真髓，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创新。1997年2月19日他与世长辞了。30年来，他的思想理论引导着中国，也影响着世界，他的思想理论越来越显示着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
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业绩来之不易，也应当对它充满信心。因为：第一，它是经过实践的，证明是正确的；第二，至今在中国还没有出现一种思想、理论比它更好；第三，它是全国人民奋斗的结晶，是中国人民百多年的苦难，血和泪铸成的。虽然它不是尽善尽美，但人民有了盼望，并得到了实惠。
邓小平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完人，自己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也不认为，一个国家都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健康的。在邓小平的一生中，有些问题是有争论的。譬如，他在“文革”中复出前，写给毛泽东的“永不翻案”的信，这确实要从大局的理性去认识，人民的盼望，周恩来等的苦心，对粉碎野心家的图谋，这种“不得已”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譬如，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事件中对胡耀邦、赵紫阳的处理，对“六四”事件的处理，在方法上，也包括认识上是有不同看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六四”动乱，果断的稳定大局，这是不应当有非议的，但是对胡耀邦、赵紫阳的软弱“看得过重了，对人民群众要求民主的主流忽视了，它产生了一定不良的后遗症。虽然在江泽民、胡锦涛的领导下，弥补了不足。邓小平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在性质上是很明确的，但要把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和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严格区分开来。“六四”事件是动乱，也是民主运动，两者不同的人和事，也要严格区分开来。同样，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异化，也要把不同的异化区分开来，社会主义不可能不存在异化。当然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争论并不影响邓小平的伟大人格。无论什么问题，都要实事求是的去理性认识，这样就不会使问题和矛盾有所错位。理性的认识，根本的立场，还是人民性，还是邓小平的思想，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也譬如像有人提出在天安门广场整体搬出毛泽东纪念堂一样，是考虑全国人民的和谐团结，永久纪念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考虑天安门广场历史性的尊严，整体的把毛泽东纪念堂搬到北京其它地方，这并不是反对共产党的反动意见。当然这些问题，并不需要急迫的处理，作出结论。但是值得理性的去考虑，这对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会有积极的意义。历史已经是过去的事实，后人只有弥补其不足的权力。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及长远利益出发。
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应如此。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要实事求是的考虑到符合他本人的真实，考虑到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及感情，不要以个人的恩怨去肯定或否定。功就是功，过就是过，也不是因为很多领导人都有份，就淡化他的错误。毛泽东领导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中国从此站起来了，和他“左”的错误，大跃进死那么多人，“文革”伤害了那么多人，这都是历史事实，抹煞不了的。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评价、处理的不同意见上纲上线，只会加剧对立、埋下不良的后果。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之所以称赞邓小平、陈云、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温家宝以及赵紫阳等领导人，他们不只发展，创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从另个层面来说：他们确实弥补了毛泽东许许多多的不足。
邓小平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六四”事件以后，最伟大的举措就是重申坚持改革不动摇，更为鲜明的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课题组在《中国社会发展战略》2001年第3期有篇文章，标题就是：“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个论断，历史证明是实事求是的，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中国有了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有了忠实执行邓小平路线的接班人，他们不仅是实践着，而且是创造性的发展着邓小平的正确路线。胡锦涛在2010年的元旦贺词中说：“决心在新的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国人民百多年的对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追求终于有了可靠的途径和兰图。当然这不是说一帆风顺，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他们会利用他们掌控的权力，使国家社会的发展扭曲变形。坚持不坚持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和路线，实际是人民大众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分水岭。所以还需要不竭的斗争，艰苦的努力，“不动摇、不懈急、不折腾”（胡锦涛语），坚定不移的维护贯彻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路线，民主、科学、法制的，国强民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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