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玲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论及自己从事哲学的目的时，用了一个比喻，“给捕蝇瓶中的苍蝇指明飞出去的途径”。布朗肖精神事业的旨归或许与之有相似之处。他的思想绕不过的痛点当然还是上个世纪的战争疮痍，在诊断时代的恶疾时，他将病因归结为在现代处境中，人成为了“至高者”，人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在人之外不存在任何的外部。而顺着时间的纹理追踪病因时，自然而然回溯到了西方现代世界起始之时的智识转变：人与神、与万物相连的脐带被剪断了，心与物的同一性体验枯竭了，世界被肢解成一个物质性的外在客观世界，以及处于绝对思考原点的“自我”，人以这种方式把自己囚禁在自我的封闭圆环里，也就是那个巨大的透明玻璃瓶里。笛卡尔和笛卡尔之后的形而上学思辨便在这个封闭的迷魂阵里打转。这样一幅有关人的错误图景在西方现代历史中续写了几百年，辐射到从哲学到政治制度的各个领域，毁灭性的战争也是这种失序灵魂急剧膨胀的一个自然结果。

　　在诊断时代的恶疾时，他将病因归结为在现代处境中，人成为了“至高者”，人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在人之外不存在任何的外部

　　回到宗教，回到神的怀抱，显然不是布朗肖开出的处方，信仰之光在世俗世界中已经彻底耗尽了，宗教符号早已成为僵死的文字、逻辑矛盾的密林、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命题，宗教体验再也无法从生存论层面被激活了。但是，“即便灵性的制度化在一个历史社会中崩溃了，灵性的权威也没有从世界上消失。灵性吹向四面八方，即便没有吹过共同体中的人的灵魂，也会吹过孤独的灵魂。在社会危机的时候，解决属灵权威问题的方法是一条神秘之路。”布朗肖所选择的路，就是这样一个孤独灵魂的神秘之路。只是这种神秘不再指向信仰，不再指向上帝的永恒和至善，而是以去人格化的、无我的方式进入一个中性的外边，可以说是一种诗性神秘。在这里，主客无分，心物同一，人之囿于自我、主客截然隔绝的伤口被治愈了，虽然只是在电光石火之间短暂地被治愈。本文所论及的“非思之思”、“无我之言”就是布朗肖为现代哲学，也为我们这些捕蝇瓶中的苍蝇所指明的飞出去的途径。

“我思”之光与恶

作为现代认识论之起点的“我思”，是笛卡尔为现代人建立的一个坚固的理性堡垒，“我思”之无与伦比的自明性击退了隐匿之神所产生的黑暗和欺骗，清除了笼罩在万物周围的世界阴影，开创了以清晰和确定为旨归的现代真理模式。布朗肖以此断定，“我思”是一个“真正的最初之词”，以其突然而专横的开端之力，使得整个现代哲学都“被‘我思’之光所照耀”。

　　但是这个明晰闪耀开端之词，这个坚实的理性堡垒，在20世纪却成为某种丑闻，遭受了各种冲击和围剿，甚至被诊断成为现代文明的致病之因。思想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探索从“我思”的囚困之中突围而出的方式。在以列维纳斯为代表的现象学“神学转向”的语境里，神的无限超越性远在“我思”的经验之外，甚而，“我思”的现实性和自明性事实上被上帝这样一个具有无限之观念形式的东西瓦解了。在《经验之外：笛卡尔的无限观念》这篇文章中，列维纳斯受到笛卡尔的第三沉思的启发，认为上帝作为一种绝对他者完全超出了心灵(我思或者自我)的理智把握。“上帝逃避了我思-对象(cogito-cogitatum)的结构，并且意指不能被含括的东西。在此意义上，上帝的观念使得那种保持综观的思想，总是封闭于一种在场或进行再-在场(re-present)并且带回到在场的我思活动炸裂成碎片。”某种意义上，矗立在现代哲学开端处的“我思”之坚固堡垒被从根基上炸毁了，其最初不言而喻的自明性，也被还原为因排斥了更高维的存在而实现的一种理智虚构或者局部真实。

　　政治哲学家沃格林断定笛卡尔“我思”是现代哲学“最初的恶”，它预示了“反思的野蛮”征兆，是一种危机的信号。从方法论上取消世界并悬置判断，以“我思”作为重新建造世界的阿基米德点，这是《沉思录》的主题，但是这种方法论的新纪元在沃格林看来是成问题的，以心理学的、经验的“我”作为重构世界的出发点而忽视了超验之我，是其根本缺陷所在。其原因在于，“Cogito[我思]不是一个确定的原点，因为Cogito属于现象领域。Cogitare[思]是一种反思性的‘考虑’，而不是非反思性的、创造性的召唤活动，唯有后者才表达了人之实体中更深的层面”。因此，将“我思”创建为哲学的起始点，意味着抹消了人之存在的更深层面，勾销了宇宙的整全，这种自我论界域的基础主体性，是精神层面虚无主义的症候。在沃格林看来，抛弃笛卡尔的我思立场，将一种超越个人的因素重新引入个体心灵的构架，恢复人的兼际(metaxy)生存经验，让人的灵魂重新以超越性实在为定向，才是对症现代人之深度囚禁的良方。

　　将“我思”创建为哲学的起始点，意味着抹消了人之存在的更深层面，勾销了宇宙的整全，这种自我论界域的基础主体性，是精神层面虚无主义的症候

非思之思

布朗肖认同“我思”的开端之力，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开端之力所具有的破坏性。他所关注的，是在“我思”之前的一个更为初始的漫长前叙事，这是被“我思”的逻辑安全性所排斥的另一种思的经验，他称之为“非思之思”(the thought of non-thought)。

　　他所关注的，是在“我思”之前的一个更为初始的漫长前叙事，这是被“我思”的逻辑安全性所排斥的另一种思的经验，他称之为“非思之思”

　　在布朗肖那里，思想的核心并非“我思”，而是思想的黑洞，是思想的不可能(impossibility)，是思想之伤(the wound of thought)，是“非思”(non-thought)。“思想越深入表达它自己，它就必须在自身内部某处维持一种保留，那地方就如一种无人居留且不可居留的非思想，一种不允许自身被人思考的思想。”——这样，笛卡尔的“我思”作为主体，作为思想的阿基米德点所拥有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就被从中心辐射出的暗影所笼罩了。启动思想的不再是作为主体的自我，不再是逻辑、思辨、认知、想象等主体知性和理性能力的运作。真正的思是“外边的一种令人窒息的入侵”，只有在与外边的入侵短兵相接时，思考才能真正启动，才能超出其所能来思考，才能思考那对它而言不可能的东西。

　　

　　

　　

　　

　　偶然意味着永远向未知和无限敞开，意味着游戏，意味着绝对的肯定，而无法将之纳入理解和概念的天罗地网中，这就是思的绝对外在性

　　

　　

　　

塞壬之歌与梅尔维尔之线

　　

　　布朗肖断定，奥德修斯以计谋和自制击退了塞壬，却正是意味着希腊精神的衰败

　　

　　

　　德勒兹将域外入侵的这条线称作“梅尔维尔之线”，这是一条非常危险的线，自我在其中有被卷走之险，但这也是一条力量之线，甚至是一条“生命之线”

　　

无我之言

在笛卡尔、洛克等开创的理性主义时代，语言的原初目标是表象观念、传达思想，因此，思想才是语言的肋骨，语言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维度，只不过是“工具世界的一种工具”。在这种语言观之下，自我意识、主体思想才是第一位的，是语言的主宰者，语言臣服于思想，所有的语言都可以回溯至一个绝对本源的自我意识，所有的语言都是人在言说，都在表达人的意识。

　　

　　诗就是摒弃人言，而让万物自身开始言说，这是一种更为古老，也更为本源的语言

　　

　　对布朗肖而言，文学不是作者灵魂过程的自然表达，不是人格不同面向的冲突结果，也不是阴暗、创伤的升华，而毋宁是源于“一只写作的手，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每分每秒在写的手，在时间之外不属于任何人的手”，这是“写作的需求”(the demanding of writing)，这只神秘的，在时间之外的手，就是居于起源处的语言本身，书写者被“写作的需求”所挟持，被一种非个人的力量所压迫，被这种强力所震撼、穿越以至崩溃，而丧失了自己的一切特性，无力再说“我”，变成一种纯粹的被动性，一种空无之地，而此时，语言开始自语。

　　

　　

　　

　　浪漫主义时代诗人造物主般的地位被否定了，取而代之的是诗歌相对于诗人本质的先在性，是艺术家相对于艺术本身的依附性

　　

结 语

　　那么，又该如何去命名和安置那些依然实实在在地存在的“超验性”经验呢？“非思之思”、“无我之言”等等经验依然指向上帝缺场的那个本体论空洞，却净化了一切宗教色彩，它们不再是古代宗教当中的“神谕”和“迷狂”，也不是再是基督教当中上帝临在的“启示”，甚至不是浪漫主义当中至高无上的主体所获得的“灵感”，只是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方式记录“域外”的种种侵越和突入。

　　当然，布朗肖的“非思之思”、“无我之言”还承载着揭开主体性哲学之虚妄假面，终结现代形而上学之垄断的重任，它们于布朗肖而言，是超验经验在无神论世界的投影及其“去神化”的安置。“非思之思”，“无我之言”作为一种“域外”的突入，划破了实证和经验主义世界的夜空，在一瞬间照亮了更为广大丰盈，或许也更为真实的存在。

　　但是，不得不说，布朗肖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离弃了世界和大地的根基，而以“域外”突入世界的非常态化瞬间为重心，自始至游离于狭窄的边界之上。人类的俗常、历史、文明在这种思想中彻底被放逐，得不到恰如其分的安置。而且，“域外”之侵入，从“我”到“无我”(自我之死)的转变，虽然可以以“非思之思”、“无我之言”的名义来捕捉，但是其发生却全因偶然，来去如飞，没有任何可循的踪迹，也没有人可以为之努力、向之前行的方向。出现在这里的，是变形了的世界，和处于极限状态的人，是暗夜长空，那划过浓重黑暗的瞬息一闪。这一道殊异之光当然也改写了世界的轮廓，指向了更高一维，但始终无法与大地进行一种有生的关联，也没有办法将大地的绝对律令与其冷酷的必然性纳入与域外的张力系统之中，因此“非思之思”、“无我之言”依然只是一种诗性体验，也只能作为日常世界的一个“异数”而存在，其能量的存在方式是点状的、随机的、摧毁性的，却不是博大的，有生机的，无法承载伦常和文明的生长，这或许是布朗肖思想的遗憾所在。

　　?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4-155页。

　　? 在《极限体验》中，布朗肖这样描绘当代人的处境：“至高者的名字所表达的全部意义再一次被人的活动所占据，并随一束明晰的火焰，在行动和话语的火中燃烧。在我们已经抵达的这个点上，‘在时间终结之际’，人某种意义上已重归于欧米伽点。这意味着，除了人，就不再有任何的他者，并且，在人之外，也不再有任何的外部，因为当人用他的存在来肯定一切的时候，他就包含了一切，正如他把自己包含于知识的封闭圆环。”

　　? 沃格林：《革命与新科学》，谢华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10页。

　　? 布朗肖：《无尽的谈话》，尉光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第347页。

　　? Emanuel Levinas, God, Death, and Time, trans, Bettina Berg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216.

　　? 沃格林：《新秩序与最后的定向》，李晋、马丽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44页。

　　? 沃格林：《革命与新科学》，谢华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22页。

　　? 布朗肖：《无尽的谈话》，尉光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第228页。

　　? 布朗肖：《无尽的谈话》，尉光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