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平 吴亮

　　每天面对苍天下跪五分钟

　　郭海平 吴亮

　　吴亮：海平今天气色非常好，满脸红光。

　　郭海平：这是因为你来了，我高兴，又见老朋友了嘛。

　　吴亮：认识快二十年了，我们第一次见面，在青岛路半坡村酒吧，你还记得吗？汤国说有个朋友在青岛路开了一间酒吧，我就跟他过来了，那天你的太太也在。

　　郭海平：当然记得……汤国是大哥，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半坡村”开张是1996年，那天你给我的第一印象，像个随时准备战斗的战士。

　　吴亮：哎，我突然发现你的牙齿变白了，唇红齿白。

　　郭海平：是呀，丈母娘最后通牒要我一定得搞一搞装修，呵呵。

　　吴亮：那些年都坚持下来了，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多自由！

　　郭海平：还是怀念上个世纪末啊……那几年我在半坡村结识了许多南来北往的艺术家，当时《东方文化周刊》把“半坡村”比喻成“南京的文化堡垒”，日夜颠倒，我负责接待，我太太帮我打理日常事务，一晃二十年了。

　　吴亮：我后来知道你在“半坡村”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一直很奇怪——平时看你神神叨叨，思维逻辑挺跳跃的，还真不敢信这个事——你在哪个学校学的心理学？

　　郭海平：我从小厌学，功课很差，你可能没想到。

　　吴亮：一点不奇怪，中国艺术家大多数小时候读书不好。

　　郭海平：我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乱七八糟读了许多书全是在1980年代自学的，看弗洛伊德看荣格……我后来搞心理咨询，完全是意外，纯属巧合。

　　吴亮：不会是忽悠吧？

　　郭海平：那倒不敢。1989年南京团市委书记徐传德去香港，发现当地心理咨询很受公众欢迎，回南京后他也想开展这项工作，但他在南京找不到做这项工作的人，最后通过《南京日报》，调我过去了——当时我在南京塑料印刷厂做包装设计。

　　吴亮：这个《南京日报》同你有什么关系？

　　郭海平：当时我在《南京日报》上经常发表文章，1988年有一篇文章提到我正计划成立“南京市青年心理情结艺术解析中心”，当时媒体少，《南京日报》社会影响很大。徐传德知道了我，就要我先做起来。原计划借调去试一个月，没想到心理咨询电话刚刚向社会公布就成了爆炸新闻，那时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心理咨询，电话被打爆，社会反响非常大，我就被调去团市委做专职心理咨询工作，很快又成立了南京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设立了“艺术分析部”。

　　吴亮：就凭你看过的几本弗洛伊德？

　　郭海平：开始我关注最多的是悲剧理论，尼采告诉我那种危险可以体现为一种崇高精神，一种升华，我常想到哈姆雷特那句“生存还是毁灭”。小时候我一直很自卑，许多经历我过会儿说，我没走向毁灭，我不得不承受各种活下来的耻辱，这是一种刻骨的折磨……大概在我二十三四岁时，我在路边书摊上偶然看到一本内部出版的《医护心理学》，关于心理疾病的知识教材，才第一次知道在精神分裂症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叫神经症的心理疾病——之前我只知道完全失控的精神分裂症——我八岁那年，大我十岁的哥哥患了精神分裂症，从此家里的一切都改变了。

　　吴亮：看到这本《医护心理学》之后，你怎么样？

　　郭海平：我开始专研人的变态心理，过去我只从美学角度去认识人的各种危险精神，就像现在，还有很多人会从道德角度来评判人的很多异常的精神表现……我以前想用艺术来分析人的心理是迫不得已，因为没人能解决我的精神问题，我只能自救和自学。

　　吴亮：唔，带着问题学，为了解决问题学。

　　郭海平：我从小叛逆，不是我想做的事，我绝不会去做，这种性格的后果你不难想象。我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与环境发生冲突，常常头破血流，没办法，我不想这样，但无法控制自己。我上幼儿园，每天被父母强制送进幼儿园，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工厂一路冲突不断，你想象不到我中学没毕业，就提前进了一家工厂做工人，还是怎么都不适应……多亏了后来慢慢认识了一帮艺术家，否则我的结局不是进监狱就是进精神病院。

　　吴亮：做艺术家其实也是挺危险的，它也可能让你有一种接近崩溃的感觉……你哪一年接触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郭海平：这个我记不清了，应该是1980年代初吧，当时弗洛伊德的书很流行。那段时间，我的精神状态非常糟糕，迫切想把自己积压的苦闷释放出来，除了画画我还写诗，油印了一本诗集《私生集》，其中有首诗名字叫《沉重的翅膀》，为什么想到这个名字，因为当时渴望，想飞翔，现实障碍太多，精神沉重，有翅膀也飞不起来。我自知我的文化基础差，那时南京大学办夜大，我报名读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对于我来说学习大学课程还是很吃力，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基础本来就很差，精神紧张，我的视力在那段时间急剧下降，右眼视力下降到0.1。

　　吴亮：你从小不肯上学，长期让父母头疼，到了什么状况？

　　郭海平：是相互头疼，我让他们头疼，他们也让我头疼，其实应该用“伤心”来形容，比“头疼”更准确。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为了阻止班主任家访，在学校到我家的路上写了许多“打倒李传珍”的大字，这是班主任的名字。进工厂不到两年，我又闹辞职去做流浪艺术家，父母和单位都不同意，于是我就离家出走试图偷渡到香港，结果没有成功……依照南京方言，我那时就是一个“活闹鬼”。但我的命真的不错，不到一年，新上任的厂长没有歧视，认为我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他送我出去学习包装设计六个月，回来后我从印刷车间调到了设计室。

　　吴亮：好极了，你还有出走的故事，能说说怎么偷渡未遂的吗？

　　郭海平：近两年我一直想做个展览，主题就叫“偷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计划偷渡到香港，最后徒步到边境终于被发现了。我觉得我今天的所做所为与当年的偷渡有相似之处，小心谨慎提心吊胆，今天面对的不再是边防警察，是人们头脑中的思维和观念——相比之下，穿越人们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远比穿越地理上的边境线更加困难，因为人们头脑中的那道边境线是无形、抽象和变幻莫测的。

　　吴亮：你说得很抽象，情节忘记了？

　　郭海平：这个不太好说。

　　吴亮：唔，我们换个话题……你应该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吧，母亲父亲，他们的职业？

　　郭海平：兄弟姐妹六个，我最小，两个姐姐三个哥哥，都是上个世纪四十、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现在都退休了，那个年代出生的人经历了各种“运动”，没有什么自由和个人主动权。我母亲是印刷厂工人，父亲是南京大学工程师，他们都是基督徒。父亲对我心理成长影响比较大，他是一个可怜的暴君，如果他还活着，应该有一百岁了。像我父亲这样的中国男人很多，我一直想写一篇《可怜的暴君》，因为怕太残忍，下不了笔。

　　吴亮：父亲是暴君，两兄弟脑子有问题，家里够乱的。

　　郭海平：是的，我的青春期就是在极其混乱中渡过的。一位医生朋友对我说“你那时的精神肯定是有病的”，用中国现在医学的标准来判断，我当时的精神不仅有病，而且还病得不轻，正因为如此，我对各种精神病都充满同情，我写的《我病故我在》就是对自己，对同类同情的产物。

　　吴亮：当年南京团市委尝试用心理咨询，替代政治思想工作。

　　郭海平：哈哈，他们是否想用心理咨询替代政治思想工作我不太清楚，但四年心理咨询实践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认识人的视角普遍单一了，这种情况不改变麻烦会越来越大……现在我超越心理学了，心理学只能是一种辅助手段，它解决不了人的信仰问题。

　　吴亮：是吗，卡夫卡对心理学也非常鄙视……1990年代头几年我常来南京，根本不知道你这个人，你那个阶段与南京当代艺术家不怎么来往？

　　郭海平：1986、1987两年，我参与策划过三次“晒太阳”艺术活动，后来我就专注于研究人的精神异常了，那几年我与艺术圈联系很少。

　　吴亮：在青岛路半坡村，画家不算，我认识了韩东、鲁羊、朱文、刘立杆……通常你都不在，你当时都在忙些什么？

　　郭海平：我记不清了，韩东他们的确是半坡村的常客，但不知为什么，我和诗人、作家的交流不多，我跟韩东、刘立杆比较熟一些，如果没有几个艺术家在场，我一般不介入他们的聊天，如果你与艺术家们在半坡，一定会有人叫我的，你经常来南京看画家。你给我的印象最深，跟你在一起聊天很开心，好像南京艺术家都挺喜欢你的，这说明你跟南京的缘份很深。现在你来南京好像不那么频繁，可能是南京越来越没有文化了。

　　吴亮：第一次“晒太阳”是什么时候？有些谁参加？

　　郭海平：你参加的“晒太阳”是2002年，已经是第四次了。第一次1986年，第二次和第三次都是1987年。前几次是我、于小雨、张江山、黄药共同策划的。2002年这次，赵勤、孙伟民也参与了策划，参加的人很多，全国各地加一起，至少有几百名艺术家吧，参与的观众就更多了。

　　吴亮：听说你被评为“南京好人”，想不到。

　　郭海平：是“南京好市民”，还有“感动南京年度人物”。今年又当选上了“中国好人”。

　　吴亮：现在你是“中国好人”了，你还称自己是“中国病人”吗？几年前你在上海浦东做了个展览，你做了许多T恤，印了个“病”字。

　　郭海平：你可以说我是“中国好人”中的“中国病人”，也可以说我是“中国病人”中的“中国好人”，两个名称都有助于推进中国精神病人艺术事业的发展。但也有人不承认我是病人，也不承认我是好人，我认为也挺好。

　　吴亮：2007年深秋，在北京七九八你的一个展览，哪个画廊已经想不起来，出了一本书《癫狂的艺术》，我看到温普林、汪民安来捧场，你说你在祖堂山，和精神病人一起住了三个月。

　　郭海平：《癫狂的艺术》画展是在零工厂艺术空间，还在那里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你和温普林、汪民安、王干、朱其都在场，还有北京安定医院的一位副院长和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病区主任……那天大部分人的发言都让我感到意外，尤其是那位副院长，他对精神病人创作的原生艺术一点都不了解，胡说八道了一通。北京安定医院是中国精神病院中最权威的医院，怎么对精神病人如此重要的精神表现形式如此无知……

　　吴亮：于是你决定让自己成为医生？

　　郭海平：哪位医生会像我这样迷恋他所关注的那个疾病呢？我和汪民安讨论过，开始他也认为我是在用艺术治疗精神疾病，我跟他解释我不是用艺术去治疗这些精神疾病，而是用艺术让他们的精神潜能得到更多的呈现。大家过去之所以对精神疾病有太多误解和偏见，都是因为不了解，当然也包括中国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等他们见到了这些作品，大家的观念改变了，开始学会尊重和理解他们的病人了。

　　吴亮：你什么时候离开“半坡村”的？

　　郭海平：2002年，转让给南京另一位艺术家罗隶，几年后他又转让给了一位艺术收藏家，现在由一位台湾朋友经营。这位台湾朋友告诉我说，现在还有不少客人是慕当年之名而来的，她还说要保护好“半坡村”这个历史品牌。一晃十八年了，也许有一天我会把它收回来，把老朋友都请回来一起喝酒。

　　吴亮：你觉得你自己具备不具备做生意的头脑？

　　郭海平：我不知道。如果说生意头脑就是赚钱，我肯定不擅长。我从来没管过钱，对数字特别迟钝，我老婆经常说我要是没有她，我早就饿死了，我父亲去世之前也这么说。

　　吴亮：离开“半坡村”，你弄了一间工作室，画过一批“手指画”。古人画水墨也有以指代笔的，你用手指画油画，感觉有何不同？

　　郭海平：徐累的评论写得很清楚，他说我不是用手指代笔去画画，而是表现手指本身，或者说是“身心本身”。那篇评论文章题目就叫“欲望手指”。我记得，你在十年前将我的画与高波的一幅画进行比较，你说高波的那张画的是“年轻人的性”，我画的是“成年人的性”。这批作品主题是“无限的色”，其中的“色”字，翻译成英文遇到一些挑战，等找到一位中国通的美国人才解决问题。用什么材料我没有事先设定，最后发现，还是用油画颜料和画布更能反映我手指的身心属性。

　　吴亮：据你观察，精神障碍者的画，与正常人的画有哪些本质上的不一样？

　　郭海平：八年来，我关注精神障碍者的艺术，主要是那些从未受过任何艺术专业训练的精神障碍者自发创作的作品，这些从未受过任何艺术专业训练画出来的画，能让我们看到更多人的精神真相——如果不注意这一点，我们就很难区分作品中哪些是属于一个人内在的精神，哪些是外人和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这个对于中国人了解精神世界非常重要。我们过去看到的几乎所有艺术作品，都是作者根据社会要求创作的，结果我们无法分辨哪些作品的形式属于社会，哪些属于一个人的真实生命、情欲和灵魂。分辨不了的后果，就为那些隐藏复杂动机的世俗势力提供了可趁之机，结果观赏者因为看不到人生命中的精神真相，就很难获得属于自己的判断，结果不得不受别人摆布。精神障碍者的画与正常人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精神障碍者的更真诚、自然，也更内心化，而正常人的画会更社会，更功利。当然，这是指在中国的状况，现代西方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吴亮：海平现在讲话很逻辑很理论了嘛……再一个问题，为精神障碍患者治疗，还是向精神障碍患者学习，你说过此类意思的话吗？

　　郭海平：我确实说过“向精神障碍病人学习”，但我还说“那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世界”，德勒兹说“精神分裂者是我们欲望的英雄”，福柯说“疯狂的人，是人们通向了解真正的人的必由之路”，不过要让中国读者正确认识这些观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吴亮：好，所以我们现在尽量不说这些观点，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你好像反对精神障碍治疗的“专业”，你认为这是制造人与人的分裂。

　　郭海平：我反对“专业”是针对现实中的大多数专业已经背离了它们成立的初衷，比如医学的初衷是救死扶伤，艺术的初衷是为了维护人的精神世界，科学的初衷是追寻真理。但在今天这些专业不但没有坚守住他们的初衷，却离他们的初衷越来越远，都异化变质了，结果我们面对的专业门类越多，受到的束缚就会越多，受到的伤害也越大。今天我们的精神越来越脆弱和分裂，与这些异化变质的专业都有直接的关系。

　　吴亮：据说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文明就是一种大一统文化。

　　郭海平：表面是大一统的文化，其实是分裂成无数碎片的文化，“大”和“碎”的混乱，已经超过一个人的承受能力。今天的人，知道了许多他不该知道的，而许多该知道的又都不知道。前几天在澡堂洗澡，那天天气有点热，大家说到了这个天气，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师傅说两天后一定会下雨，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笑了笑，说下过雨之后，天气就会一天比一天凉。他的自信忽然让我意识到他不是城里人，我就问“你种过田吗？”，他一愣，然后会心地笑着告诉我，他就是一个农民。果然，两天后南京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再过两天，南京的气温开始下降了。城里人依赖气象台天气预报，本该有的知觉都退化了，那位种田的农民也许并不知道我们社会有多么复杂，对自然却还是了如指掌。

　　吴亮：你好像从来不提宗教两个字。

　　郭海平：对宗教我始终是戒备的，一切被视为宗教的宗教，都是人为设计的封闭文化系统，所以我与所有的宗教都保持距离。但是作为一种由相似价值观组成的社会团体，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

　　吴亮：从你向我推荐的画册或图片看，你应该对萨满感兴趣，各种原始宗教？

　　郭海平：在现有的文化中，萨满离我的心灵诉求比较近，它能为我寻找精神出路提供很多有意义的线索，每次看这类资料时我都会努力让自己返回到那个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环境里。

　　吴亮：目前中国现有的精神疾病患者有多少，国家有靠谱的统计数字和登记制度吗？

　　郭海平：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在五、六年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过亿，精神病患者一千六百万。对于这个数据有学者提出质疑，“过亿”是什么概念，过多少，是过一个亿，还是接近两亿？官方资料同时也显示有大量精神障碍患者和精神病患者并未做登记，所以没办法获得准确数据……我看到非政府机构统计的数据显示，中国成年人的精神障碍患者人数至少在百分之二十。

　　吴亮：这是按照西方人标准的吧，他们的统计数字怎样？

　　郭海平：西方发达国家精神障碍患者数字惊人，在欧洲人口比例中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美国百分之三十的人接受过心理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百分之二十人口存在心理卫生问题。有一种观点在今天很流行——进入21世纪后，人类开始从传染病时代、躯体疾病时代过渡到精神疾病的时代。

　　吴亮：经过八年的经验积累和理论阅读，你认为作为普通人能在精神疾患者的绘画中学到什么，你自己又看到了什么？

　　郭海平：我正在推广精神障碍患者创作的原生艺术实践，称为“艺术互助项目”，所谓“互助”，就是通过艺术让他们重返社会……现在大多数人没有自己的灵魂生活，完全被世俗世界操控，看上去大家都在奔忙，独自静下心来呢，都会发现自己的内心一天比一天孤独、空虚，为了不再空虚孤独，只有让自己变本加厉奔忙，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普遍浮躁。如何解决灵魂问题，我们向文化源头，向五千年前的祖先求救，但在今天再去找五千年前祖先的智慧很不容易，它们的活体在哪里呢……我找了二十年，终于在精神病院里找到了，这让我非常吃惊和意外。这些答案，都在精神病人自发创作的原生艺术作品中，你也许会问精神病人创作的原生艺术中怎么会有这个答案呢？

　　吴亮：我想你应该提到荣格了。

　　郭海平：是啊，荣格的“原型”理论可以对这个现象做出解释，怎样解释精神病人的艺术天赋，我常引用“原型”理论和“精神返祖”概念，人类的疯癫史记载过人们对疯癫者的崇拜，我以为对疯癫者的崇拜，应该是祖先崇拜的一部分。我很少观察精神病人的日常行为和日常生活，主要精力集中放在观察他们静态的纸上绘画。

　　吴亮：我看过不多，印象里，他们的色彩感异于常人，非理性的变形，偏执，妄想，特别是有一种个人的神秘符号？

　　郭海平：精神病人的色彩、线条、造形，都是内心世界的直接投射，他们更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受外在现实干扰，洁净、明确、纯粹，没有杂质，尤其是精神分裂者自发创作的画，常常有平常不大看得到的灵性，他们的画直指人心。你说的神秘符号，的确不好解释，现在医学一般用“幻觉”来解释，其实过于简单，即使它是幻觉，也应该追问这幻觉怎么形成的——我问过很多病人是怎么想到画这些图形的，他们大多数都说不知道，他们就是将在自己脑子里出现的图像如实画了出来，古希腊哲学家的解释是“替神代言”。

　　吴亮：你现在视野非常开阔，几年前一说起疯狂必定要提福柯，今天你讲古希腊了。

　　郭海平：呵呵……你说的那些秘密符号其实一定是作者的神秘体验，西方现在有“通灵艺术”这一类别，不少人在研究，这里几句话说不清。我目前虽然没有具体的宗教信仰，但对某些宗教信仰仪式很感兴趣。我甚至设想过，如果每一个人，每天都面对苍天下跪五分钟，什么也不要说，什么也不要想，更不要任何形式的主持人，这世界一定会变得美好起来。

　　吴亮：你后来又画了一个新系列，《旋》，哪来的灵感？

　　郭海平：《旋》系列之前，我在2009年被医院误诊为肺癌……

　　吴亮：啊，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郭海平：那年去北京与人洽谈合作创办精神疾病艺术疗养院，不顺利，那段时间本来就很疲倦，再一折腾便支撑不住，胸口突然剧痛，回南京江苏省人民医院一检查，当时就确诊为肺癌，医生让我立刻住院，准备开胸手术，由于连续出现了三次意想不到的插曲，我的手术一再被推迟，中间有两个星期时间在等待，因为不知道手术的后果，我就不再想以后的任何事，也就是说，那段时间是没有“明天”和“将来”的，脑子一片空白，空白久了，脑子里不时会出现一种旋转的螺旋图像，时隐时现。

　　吴亮：看到另外一个世界边缘了。

　　郭海平：就在我即将手术前一天下午，又遇到了一个意外，发现确诊我为肺癌的主要依据消失了，也就是说，我之前的肺癌诊断是错误的，为此我逃过了一劫……出院那两天，旋转的螺旋图像偶尔还会出现，对这个特殊体验，我觉得很有必要把它画出来，这就是《旋》。

　　吴亮：虚惊一场。

　　郭海平：画出来的几幅作品，很快参加了在上海的“反应”展，我把展览画册带到北京给苍鑫和孟沛欣看，他们对《旋》的图像系列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曼陀罗”，当时我还不太清楚什么是“曼陀罗”。

　　吴亮：一种迷幻植物。

　　郭海平：是，听了他们介绍，我回南京专门找到了有关“曼陀罗”的资料，才对这个螺旋图像的含义有了一些了解。有一天，我忽然想起2006年我在精神病院也画过七、八张彩色螺旋纹，回想当时画这些螺旋纹的精神状态，一个答案变得越来越明确——当人绝望到极点时，才会出现这种旋转的图像——螺旋纹在世界不同民族的原始文化中都出现过，还当作图腾崇拜，凡高和蒙克在精神分裂时也画过螺旋图像，中国人熟知的“太极图”其实也是一种螺旋纹。考古学者们普遍认为螺旋纹就是自然宇宙运动的形态，正如今天天文望远镜拍摄到的宇宙中的黑洞照片就是清晰的螺旋图像。再回想我大脑中出现螺旋纹的时候，一切世俗杂念和文化都被抛弃了，这时，我才回到真正属于自然的世界。现在，螺旋纹成了人类艺术中心的标识，它时刻提醒我，人类是属于自然的，我向他人的解释《旋》将我们带回自然的运动形式，有时也会解释说，这是人类在天地之间来往的精神通道。

　　吴亮：近几年，你去了许多发达国家做交流，那里的精神疾患治疗、康复机构情况如何？

　　郭海平：欧美发达国家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逐渐改变对精神病人的封闭式隔离管理模式，将主要医疗资源分配到社区，用各种文化艺术手段帮助病人康复和融入社会已经非常普及——其中关键一点，抛弃生物医疗模式，采用更加注重心理、社会文化的“后生物医学模式”。

　　吴亮：据说西方国家将精神障碍者的绘画作为一种特殊艺术去展示，收藏和研究是否也很有规模了？

　　郭海平：精神障碍者的自发创作的绘画，在欧美国家已经受到了普遍关注。在西方，这类艺术有的叫“原生艺术”，还有的叫“边缘艺术”。去年九月我参观了法国、瑞士一些相关机构和展览，2011年我去墨尔本参观了这座城市的多家社区艺术工作室与以收藏、研究、展览为主的达克斯艺术中心，这几年关注这一群体艺术的程度在迅速提升，有专门的艺术节、博览会、双年展、画廊和定期刊物。在理论研究上，弗洛伊德、荣格、雅斯贝尔斯、布列东、拉康、福柯他们早就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吴亮：你现在差不多就是一个专家了，我请教个概念区分问题，“原生艺术”和儿童画、素人画、原始绘画的异同在哪里？

　　郭海平：你说的“素人画”指的是“原生艺术”中的民间艺术。需要说明的是，“原生艺术”中的民间艺术不是中国人平时说的民俗艺术，中国人习惯说的民间艺术，是有传统延续的，是跟师傅学的；“原生艺术”中的民间艺术是指民间正常人“未受外界影响自发自学创作的作品”。你说的这几类绘画，共同特点是率真、朴素，充满强烈个性色彩，不同在于精神障碍患者的创作更执着，更彻底，更极致，尤其精神分裂者的作品，它是原生艺术中的最高境界，它穿越时空，与天地神灵互动。

　　吴亮：“原生艺术”这个概念是谁提出来，它的权威定义？

　　郭海平：“原生艺术”概念是由法国艺术家杜布菲在1945年提出来的，他对“原生艺术”概念的阐释是“原生艺术包括由默默无名的人、疯子创作的素描、油画等所有艺术作品。它们源于自发的冲动，受到幻想、甚至精神错乱的驱使，远离常规的传统艺术。原生艺术与人们在博物馆、沙龙和画廊看到的艺术模仿完全无关（或者说尽可能地少）；相反，它们呼唤着人性的本源和最自然、最个性的表达；原生艺术家从不考虑规则和主流，完全从他自己的本能和灵感中获得创作的能量（表达方式）。”但在杜布菲提出“原生艺术”概念之前的1921年，瑞士籍的精神科医生莫根塔勒著写的《一个精神病艺术家作品选》和1922年德国艺术史和精神医学博士普林茨霍恩著写的《精神病人的艺术表现》已对杜布菲和欧洲前卫艺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吴亮：中国要做到“精神病人回社区”，路途有多远？

　　郭海平：很难。虽然2012年颁布了首部《精神卫生法》，但落实的挑战很大。让精神病人回社区有几大具体障碍，一是社区缺乏为这个群体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二是社区没有精神疾病治疗和康复方面的专业队伍；三是资金严重匮缺；四是公众对他们的误解非常深，拒绝、排斥、歧视的现象很严重。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政府重视，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精神卫生法》的严肃性就会遇到不小的挑战。欧洲很多国家已经没有封闭式的精神病院，国家对公共精神卫生领域的投入已经转向社区。今年五月，南京市建邺区政府支持我在一个社区建立艺术工作室，政府提供房子和一部分资金，同时告诉我只扶持三年，三年后要自己养活自己。即使这样，已经是一个飞越式发展了。

　　吴亮：还去祖堂山吗？

　　郭海平：祖堂山精神病院与南京青龙山精神病院合并了，住院病人有一千多人。院长还是原来祖堂山精神病院的院长，这位院长现在特别希望我在他们医院建立艺术工作室，房子设施都准备好了，可是医院太偏远，社区工作室事情比较多，我很难分身。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