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晗

　　就像轻轻吹拂的微风——悼郭风

　　元月三日，从 2009年一直下到 2010年的冬雨突然停了，天气悄然转暖，空中不见阴霾，退却的云层为他让开了一条天蓝色的路。

　　他九十二，我四十一，他是我的祖父辈。若依家乡送葬旧俗，倘若我能为他提火笼引路，是我一生的荣幸。

　　提火笼引路，是长孙才拥有的资格。即便是一种文学的比喻，我也未敢忝幸。

　　实际上，二十年前我刚刚出道的时候，郭风已经就是德高望重的文坛前辈。我可以凑在章武、章汉、杨健民、林丹娅等老乡名家身边，为他们牵纸研磨，听他们讲述文坛掌故;我甚至可以陪作家市长吴建华在月色中散步聊天，去到省文联老主席许怀中家中饮茶做客;唯独不曾靠近郭老半步，当面聆听他的教诲。郭老的女婿陈创业是我的师长，当年创业兄在福建师大中文系攻读硕士，我时常出入其间，俨然已是那批踌躇满志的研究生大哥们的小弟。而我明知郭老是创业兄的岳父，却不曾萌发由他引见前往拜访的念头。莫非郭老与我一直就是缺乏一种赏识与被赏识的机缘？

　　不是的，是他从出现在我眼前，就是一位老人。他比我的祖父还老，满头鹤发，神情淡然，五官清矍，语调柔软，普通话里带有明显的莆田腔，干净的手背上布满星星点点的老人斑。二十年前，我不像今天这样放松自如，我的内心无时不燃烧着一股无名的烈焰。可即使再怎样狂傲不羁，我也不敢随意接近郭老，侵扰他静穆慈祥的祖父之心。是的，就是这样，从一开始，郭老就在远处，而我对他充满了敬畏。我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在门口屋外嬉闹着，偶尔回眸，瞥见他正蔼然坐在厅堂上，微眯着眼，慈祥望来……

　　初涉文坛，不时听到人们提到郭风的“好”，说他简单、干净、宽厚、慈爱。如今已进入 21世纪 20年代，虽然文学还在，文坛还在，文人还在，此时再谈郭风的“好”，就像前朝逸事文坛掌故，就像很多人心里的一种祈愿。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到哪里去找郭风式的简单、干净、宽厚、慈爱！

　　真是一个奇迹呀，这个把名字起为“风”的作家，他所经历的百年，何其怪诞，何其繁复，何其沉重，何其喧嚣，为何他却可以活得那么简单干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叛逆而轻狂的我，慢慢也喜欢上了郭风式的恬淡温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经由 1980年代狂飙冲刷的我，渐渐也迷恋上了脚下这块看似贫瘠的土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心向外的我，也返身走上了这条他一直走着的路：乡土的温暖、文人的淡定、传统的清雅和小地方、小角落的安之若素。

　　这是一种气韵的召唤，还是一块土地的显灵？风一直在吹，一会向东，一会向西，一会难辨东西。风过处，四下安静，云水凝滞。这时候，再想郭風散文的冲淡、柔美、简洁、静谧，他的“好”就像一滴两滴的墨，慢慢把一张纸洇成了一幅画：是小品，淡淡的。有人说是山水，有人说是心事。还有人说，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

　　伟大，原来从一开始就不是自我宣示，更不是王者恩赐;不是大声唱和，也不是故作高深。伟大，就是从一开始的简单变成永远的简单，从一开始的干净变成永远的干净。伟大，就是慢慢地变得伟大。

　　郭老去世之前几天，章武老师与我通过一个电话——近些年，自从江口划归涵江，尤其是章武老师膝盖患病之后，我一直保持着一两个月打一个电话向他问安的习惯——电话里，章武老师特别对我说，“郭老这几天情况不好，你们要留心一下。”放下电话，我心里有些疑惑，我在涵江这么个小地方，并非市里文艺系统的主事者，章武老师要我“留心”什么？直到郭老去世，《海峡都市报》文艺编辑宋晖打来电话，要我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出一篇纪念郭老的短文，我这才想起，郭老是我们莆田当代文学的“开山鼻祖”啊！无论在家乡本土，还是八闽大地，无论是官方的志书，还是民间的笔记，只要有人提及莆田作家群，提起莆田当代写作，每一篇文字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第一句、第一个人名，一定是郭风。是呀，章武老师是代表一个家族的长者在提醒大家：咱家的族长郭老“情况不好”，我们心中应该时刻保持着一种牵挂。郭老辞世，是一件关乎莆田每个写作者的最大家事呀。

　　可是，我们又能为他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缅怀我们的族长，传承他的衣钵，续写他的族谱？

　　我无法代替别人发言。我只想说，他的名字叫“风”，他的一生漫长而简单，就像轻轻吹拂的微风。因其一生为人为文的积淀，“郭风”这个简单的笔名，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干净最温暖的一个比喻。就像我们习惯用玫瑰来比喻爱情，用河流来比喻友情，用苍穹来比喻胸怀，将来，我们将习惯用“郭风”来比喻纯净的文学之心、赤诚的土地之情、高洁的生命境界和完美的人的一生。

　　现实主义常胜——杨金远小记

　　对于小说家杨金远来说，2007年，恰恰可能是他文学生涯又一次华美乐章。由短篇小说《官司》改编的冯小刚贺岁电影《集结号》12月 20日全球盛大公映，携此人气，杨金远中短篇小说集《集结号》、长篇小说《突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群言出版社同步出版。

　　没有人知道这一刻作家杨金远内心的真实感受。光荣和声誉似乎来得太迟了，这位二十年前就以小说《大杂院》被央视改编播映而扬名的作家，在嘹亮的“声名集结号”中，因为工作上的不顺心，朋友间的误会和伤害，更因为一颗刚刚动过手术的心脏，正一个人孤独地隐居着。无论是怀揣恶意的诋毁、污蔑，暗含嫉妒的不以为然，还是真诚的道贺、关切，乃至多少人热望的出版秀、名利场，都被这个身材高大、内心脆弱，外表憨厚、性格执拗，貌似随意、其实敏感的作家关在了他养病的门外。

　　作家之不同于常人，除了超拔的天赋，更在于那颗非凡之心。杨金远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他的心中有很多自制的“矛”，还有更多自设的“盾”。这个东海舰队返乡的退伍兵，从他踏上家乡莆田的那天起，每一刻都在经历着自己制造的人生冲突。从国营工厂临时工、报社校对员，到成为当地一家报纸的总编，从主动离开权力机关，到重新返回主流社会，从承包小报经营权，劲吹媒体改革风，到毅然请辞总编职务，这个土生土长的莆田农民儿子，一刻也不停歇地折腾着，转变着，起伏着，由此他的人生方向也不断地被调整着。如果以世俗的地位、金钱观来衡量，五十一岁的他，其实并不辉煌，也不快乐，甚至有着许多的沮丧、失落、后悔和沉痛。

　　好在他是作家，而且如此出类拔萃。一个高中毕业生，没有任何军衔的退伍兵，一个兴化平原普通木匠的儿子，土生土长于中国文化地理上没有标识的小地方，仅仅凭借一篇一万两千字的短篇小说，竟引来了著名电影导演上亿元的投资和遍布全球的喝彩。这样的神奇，放在全中国，也是罕见。这一幕，当是莆田文化精彩绝伦的片段和奇妙动人的机缘。由于这一幕，作家杨金远曾经的人生彷徨、低潮低落、挫败失意，都变成了一种传奇。这是艺术家人生的奇怪修辞：无论经历过怎样的创伤，他的文学业绩都将为其加冕，哪怕是不幸，也将成为旁人、后人为他寻找艺术注释、添加奇异魅力的有效素材。

　　而这一切又恰恰都是他的自作自受。前进与撤退，出尘与入世，转身离去与从头再来，都归属于外人看来“瞎折腾”的自我选择。莆田文艺界，我目之所及，没有人比他更任性，更我行我素。小地方人们的集体性格，多为植物性，在哪扎根，就在哪饮食雨露，无论脚下土地如何贫瘠，顶多是把茎须多伸长一些。而杨金远是动物性的，他可能是和平年代，莆田成功的作家艺术家中，经历最为丰富的：放牛郎，军人，待业退伍兵，临时工，校对员，干事，科长，老板，总编，处级干部。

　　有意思的是，每一段经历几乎都为他的创作留下了沉甸甸的积累。从二十多年前偶然冲动诞生的处女作《海和尚》开始，这个不相信文学写作原理，不理睬评论家霸权式教导，不在乎发表刊物大小的作家，玩票一样，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作品。这些小说，背景复杂，表情丰富，乡土、军旅、机关、社会，每一种经历都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无论是市井中的《大杂院》，还是机关里的《清水衙门》，乡村旮旯的《乡野情事》《乡戏皇帝葛怀义》，抑或驳杂社会里荒诞不经的《县长少年职业班招生》，以及战争硝烟过后的《官司》，杨金远视野之廣，选材之独，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内心藏有一个秘密的富矿：要金有金，要银有银，要稀有金属也有稀有金属。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态度多少显得漫不经心，在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杨金远从来没有连续专心写作超过三年的，他时断时续，消消停停，时而井喷式地涌出几十万字，时而又忘记了自己的作家身份。这固然与他的“瞎折腾”有关，却也透露出这个作家身上潜藏的巨大能量。他是最不像作家的作家，甚至连普通话都说得磕磕碰碰。他的嘴里从未吐露一个经典大师的名字，甚至还敢夸耀自己几乎不读书。如果你是一个爱掉书袋的书呆子，不小心还会成为他的嘲笑对象。然而即便是到了心脏要接受一个大手术前，在北京安贞医院的病房里，这个疯狂的人，还能手写出一万七千字的小说《我要带你去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个人的特殊性不言而喻。他像个农民，农民靠天吃饭，他靠灵感写作，农民在土里刨食，他的文学素材在生活的厚土里。他有着农民式的憨厚，比如和莆田老辈子作家们一样，几乎不会写爱情。也有着农民式的狡猾，擅长于从生活的小细节中寻找艺术的突破口。他从不以未上过大学读过中文系为憾，不喜欢知识分子情趣，却时时像知识分子一样思考人的沉重命题：他的小说打量人心，探讨人性，揭露荒诞，表达忧患，洋溢着浓郁的人文主义温情。

　　现实主义常胜，杨金远又是一个成功案例。

　　想起诗人施清泉

　　诗人施清泉去世很久了，最近时不时地，会突然想起他。

　　清泉是哪一天去世的，我当时未知，事后未敢打听。清泉患病手术、病情复发、去世治丧的漫长而艰难的时段，我是缺席的。清泉去世数日之后，从一位老友处偶然得知噩耗，我当时心里颇为震惊，有过短暂的痛心和愧疚。我震惊，因为在我印象里，清泉一直是健康而强壮的;我痛心，因为他一生清苦，好的日子眼看就要到来了，却抛妻舍子、英年早逝;我愧疚，因为事先对他的病一无所知，事后更无弥补的机会……然而，这些当时颇为强烈的感受是短暂的，我很快就忘记了清泉的离世，生活中这样那样的难题让我应付不暇。我后来也原谅了自己，我甚至想，若是日后有人问起在清泉离世前、我那没有任何表现的表现，我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毕竟，在那个时期，我正处于自己人生的灰暗阶段：那两三年里，我家中诸老陆续罹难离世，刚过不惑之年的我，已经麻木于死亡带来的悲伤，也慢慢习惯了独自踟蹰街头的种种苦涩……

　　清泉去世很久了，今日再次想起他的音容笑貌，想起他做为诗人的一生，想起与他相伴的青春年月，我不得不检讨自己，在那段于他艰难、于我阴郁的日子里，我是自私、冷漠和懦弱的。我曾经设想过，兴许会有人来责备我的缺席，我甚至渴盼这种责备。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清泉去世了，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未谈论起他。我们都把他忘了，时间似乎掩埋了一切，我们都已经变得世故。

　　然而不知为何，最近老是想起他，我曾经的老师、老哥、老友，诗人施清泉先生。清泉先生是我的同乡，西天尾镇碗洋村人，他所在的村庄几百年前有座古瓷窑，整个村庄至今四处散落着细碎的老瓷片。记得有一次，清泉跟我说过，他年轻时候在田里园上干农活，没少被那些瓷片扎破过脚。后来清泉通过高考摆脱了那些可怕的农活，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莆田著名的重点中学莆田四中的语文老师了，同时，他也是莆田第一位为外界肯定的新诗诗人。我不知道清泉当年是从哪里获得灵感而拿起笔来写诗的，我只记得，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当时著名的《星星诗刊》《绿洲》《诗歌报》等处发表了代表诗作。在文学尤其是诗歌热遍大江南北的1980——1990年代，“莆田有个施清泉”的赞誉响彻八闽内外。1989年，我从一个师专毕业，分配在家乡西天尾的一所初级中学任教。我当时有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蛮劲，虽然已经在乡下偷偷写了些小说、散文和诗歌，但一直未被外界肯定，然而这并不影响我时不时地突然跑到四中找清泉老师谈诗论文。清泉老师当时分得学校角落的一个单身宿舍，他的爱人和刚刚出生的孩子和他挤在那么小的空间里。我难以想象，在那么小那么闹的空间里，那些清越的诗句，是如何从清泉老师的笔端流淌出来的。当时的四中，升学率不低，对老师的要求应该是苛严的。而且他的爱人在鞋厂上班，早出晚归的，清泉老师在应对学校管理之外，也要照顾全家的饮食起居。然而为了陪我聊诗歌、聊文学，他常常都是若无其事地熬到最后一刻，才抱着课本、粉笔盒冲向教室。只有一次，他说他必须准备晚饭了，我就陪他一起去楼下水井打水。第一桶水打起来时，他的诗兴突然大发，站在井边跟我谈起了诗歌写作与打水的关系。“我们要像一口井，能从这里不断打出好句子来，永远也打不完！”我到现在还能记起清泉老师手舞足蹈的样子，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激情勃发。其他时候，清泉留给朋友们的印象，永远是内敛的、温厚的、低调的、与世无争的。他把所有的、不多的、罕见的激情，都留给了他心爱的诗歌，有心人总是能从他著名的代表作《毛泽东踏雪》里读出一个真男儿的大气和豪迈。

　　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呀，我莽撞却幸运，在诗人施清泉最清苦的人生阶段与他相识相遇，以文学貌似合理其实无礼的借口，获得了一段超越了辈分的友情。此间诗人施清泉的优雅、宽容、仁厚，不知给过我那苍白的青春多少温暖和慰藉。

　　这也是我所经历和感恩的莆田文学界最美好的时期，当时老中青三代作家状态皆佳，老人仁爱，中年人宽厚，青年可爱。那两三年里，时代缓慢，机会不多，每个人都不着急，都有着一副怡然自得的闲散风度……后来，时代加速了，我们都忙起来了，老人依然仁爱，中年人依然宽厚，青年依然可爱，然而我们都看不见、看不清彼此的仁爱、宽厚和可爱了。清泉离开逼仄的学校，去往一家媒体，我来了这座喧闹的小城。我们所做之事，都卑微无趣，然事关生计，不得不为。彼此又都是求全性格，因之也都耗散了太多精力，我们因为疏远了文学而渐渐疏远了……

　　有一天，清泉忽然给我来了电话。他问起了我的写作，我不敢正面回答，着急地表达着对生活的所谓新态度。清泉在电话里叹息、嗫嚅、欲言又止，最后仿佛是鼓着勇气说，“我们都要努力呀，不能就这样好好的却放弃了！”

　　我们当然都在努力，只是不在文学上了。我努力，他也努力。他大我近二十岁，他所需放弃写作去努力的，一点都不比我轻松。后来我侧面听说，为了买房，他甚至参与承包了报社的广告。我真是难以想象，以清泉那样内敛、低调、与世无争的性格，他如何完得成“拉广告”那样的可怕事情……好在最艰难的几年熬过去了，我又侧面听说，清泉有了新房子，孩子上了大学，爱人也进城上班了。我们努力了，我们也都有所得了，渐渐地，我们又回到了写作。我读到了清泉新写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也在他的尝试之中。在一些官方举办的会议上，不时还能遇见他，依然喜欢坐在后排，依然不怎么爱讲话。但是有人点他的名，他就讲，声音洪亮，条理清晰，不展开，没废话，很干练的样子。最常见到他是在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会上，他是作协的副秘书长，那几年莆田文学热情突然又高涨，申请入会的作者特别多。开会研究吸纳新会员时，申请表在清泉手上，由他集中介绍情况，之后各位举手表决。每当有人对某位新人持怀疑态度时，清泉总是没来由的有些激动，最后总是说，“我看还是让他进吧，爱好写作不容易……”

　　这些是近十来年里，清泉给我的不多的记忆碎片。更多的忽快忽慢的时光里，我和清泉的生活，并无太多交集。我知道他的日子比过去好过了，也仍然坚持写作，但我从未去过他的新居，他写下的新的诗文，我也未曾静心阅读。时至今日，当我突然想起他时，才惊愕地发现，一直到离世，他都未曾出版过一册个人文集！他可是一辈子都在写呀，他可是写了一辈子的诗人呀！

　　我无言了。面对电脑屏幕上这些涣漫甚而轻薄的文字，我脑中一片空茫。停笔之前，我告诉自己，这不是一篇好的文字，这样的方式不是对诗人施清泉最好的怀念。而且，一直到很多年以后，我可能仍然找不到纪念他的最好方式。

　　水面倒映着青春的影子——施国龙通讯散文集《水乡听潮》序

　　前天下午，施国龙来我办公室喝茶，闲聊半天后，提出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通讯散文集《水乡听潮》做序。我听了坚决请辞，理由有：一，我不懂新闻，至今连通讯、访谈、侧记这几个交叉的概念都分不清。我是在主持一家小报，但我们的报纸一直以来都不太合群，因为不愿意把那些概念搞清楚，没少在各类评奖中吃亏。现在要一个外行为内行做序，显然不妥。二，我一直认为，为人做序者，都是名家宿儒、位高权重者，再不济，也要活得老一点。而我既无话语权，白头发也没长几根，国龙作此邀约，着实让我为难。三，天寒地冻，年关将至，我只想着如何猫冬睡懒觉，《水乡听潮》十几二十万字，光是翻一遍，也要让人几个晚上不得安宁。何况这几年，随着涵江广电新闻中心“垂直管理”，我对国龙和他的同事们从事的工作已知之甚少。国龙想的，做的，经历的，他的悲喜苦乐，我一点都不了解，勉力为之，确有“隔屋攛椽”之嫌。

　　我极力推辞。国龙极力请求。我答应了。在彼此努力说服对方的几分钟里，我突然想起了七八年前，他和许海生几个造访我家的情景，我的心底有了难言的苦涩和感慨。七八年前，我记不起具体的年份，涵江广播电视新闻中心成立，融电视、广播、文字报道于一体，向全市广发英雄帖招贤纳才。我记得是夏天，施国龙、许海生等几位刚刚从省委党校修得本科文凭，纷纷提前潜入涵江刺探虚实。他们以为我是“内部”的人，能够从我那里获得某些“绝密信息”，用于指导他们即将参加的记者招考。其时我虽在宣传部门任职，看起来有点“内部”，其实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我不记得自己当时跟国龙他们胡诌了些什么，可能更多的还是文学那无用的伎俩和徒增他们烦恼的情绪。那场考试经历了三关，最后从五十六人中选了七人，施国龙那批党校同班同学占了三席。实在了不起，我暗暗为他们喝彩。我甚至有些后怕，如果不是捷足先登，连我也可能被那批人打得落花流水。人生际遇往往如此，所谓位阶名分，不过是各自幸运指数多寡罢了。

　　最初的关于施国龙的印象，现在几乎想不起来。倒是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给我看了一些个人资料，党校毕业之前，他已经在校报发表过理论文章，散文习作也好几次登上了《福建日报》“武夷山下”副刊，这足以证明当时他已是那些报考者中的佼佼者。

　　考试公平，题目设置科学，施国龙没有被埋没，他多年试图改变个人命运的愿望，终于在那个夏天实现了。描述这一段陈年旧事，我的文字似乎有了一些亮色。是的，我为他，为他们的这种改变而由衷高兴。和他们一样，我也有过相似的乡村生活经历，其中的压抑、憋屈、不甘和沉痛，非亲历者不能体会。从《水乡听潮》所附的作者简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回到海岛担任小学教师的那一天起，施国龙就从未死心过，他一直都在通过命运留给他的一点点缝隙，向外拼命撑开自己生长的触须，一年年，一点点，终于摆脱了原来的困境，跃入了起码从外表看来远比过去惬意的崭新空间。过往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欺辱、打击，恐怕在日后，也会让他午夜梦回唏嘘不已。我清晰地记得许海生跟我说过，当年为了获得参加省委党校入学考试的报名机会，他饱受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磨难。好在我们的城市有着旺盛的生长欲望，各级机构、各种单位日新月异次第更新，为广大乡村文学爱好者，提供了搏击才华的机会。“改行”，曾經是一个让青年作者们热血沸腾的词语，何况他们最后是把工作和爱好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施国龙来了涵江，但他很快就淡出了我视野。基层新闻通讯工作的艰辛，妻小尾随而来的生活压力，我自己刻意为之的隐身术，让我和他平日里的交往渐渐稀少。但是经常不提防地，他会从哪个旮旯钻出来，跑来告诉我，他又在哪里哪里发了个散文杂文;他的孩子在涵江入了学，已经上高中了;他在新涵大街国欢桥头那边买了房子，虽然欠了一屁股债，但庆幸及时出手，要不然现在房价这么高，一家人恐怕要流落街头。如此等等，每次匆匆一见，总能听到他与生活厮杀屡获小胜的欣喜。让我倍感温暖的是，好几次，我下班回家经过新区邮局，不是他就是林双喜，好像等在那边似的，手里举着墨香扑鼻的《收获》或《十月》，兴高采烈地说着，我又来买文学杂志了，这期不错！

　　基层新闻采写工作是个苦差事，我多次瞥见施国龙拎个小摄像机，站在公交车站候车，神情多少有些仓皇，甚至还有些落魄。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次看见施国龙，他都穿得特别少。我问他，穿这么少，冷不？他总是潇洒地说，不冷不冷。我这才想起，他从湄洲岛来，城里的这点风，于他真的微不足道，连他身上的汗水都吹不干。

　　而显然，这些年，施国龙没少为这座城市流过汗，这本通讯散文集的头三部分，正是他进城加入记者这个行当的工作记录。其中“三江弄潮”关乎事，“民生写意”描摹人，“世象洞察”扫描社会。人世有浮沉，河光照影子，读者中与那些人事有关联的，自会从中捡拾起记忆的碎片。而我们，有事无事拿来翻翻，或能从中洞察城与乡习焉不察的种种变迁。

　　书的后两节，国龙留给了自己。“观海拾贝”表达了文化人的热忱，有担当，有忧思，有情绪的低徊，也有不平的激愤。“湄屿情思”最为柔软，碧波皓月，乡情依依，其中以家、母亲、怀旧为题材的几篇最为动人。《母亲的番薯煎饼》让人伤感：“参加工作后，我也追求过现代浪漫：豪华舞厅、咖啡馆、麦当劳、周末沙龙或是沙滩野营。现代化的口味，伴随了我好几年。在不久前的一次聚餐中，有一道‘农家精品特色菜——地瓜煎饼，做工考究，色泽艳丽，清香袭人，而我的筷子竟然夹不起它来……母亲的影子竟飘然而至。”如此真情涌动的细节，是这本书中最宝贵的片段。如果国龙有闲暇有心意，希望以后能在这方面多用功，他的经历本不寻常，落实到文字上，应该也要有磊落不凡之表现。

　　国龙说，他的书接近发排，希望能将之当作拜年礼物献给朋友和家人。我呼应了他的诚意，两天内赶写出了这些文字。我写得有些匆急，难以抑制内心积蓄多年的某种情绪。毕竟我和他同龄，也有过不同寻常的蹉跎往事。如果国龙不嫌弃，就拿去用吧。我不计较他把这篇文字印在书的前面还是后面，只要他愿意，就让我们为彼此的青春见证吧。

　　硬汉的文事——张勇健小记

　　张勇健要我给他写篇小文章，作他即将出版的第一册书法作品集的“序”。他要得很急，我进退两难。我没能爽快答应，理由简单，书法之道是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以我对这门古老艺术的粗浅认识，不仅不能生动描述他作品的风貌风格，更无法对他的成绩做出合理评价。然而张勇健的事，我不好推脱。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张勇健是个肝胆的人。他不仅肝胆，而且经常肝胆得过了头，这个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一件事，有一年张勇健请一帮文友到他家过元宵。所谓过元宵，就是吃吃喝喝。张勇健准备了一大堆的食材，大家一起煮火锅。可坐下来不到二十分钟，锅里的汤底还没烧开，张勇健就因不停歇地与朋友们干杯，先把自己灌醉了。——如此烈焰一般热情的朋友，我哪里忍心拒绝他？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那些盛气凌人、装腔作势，那些口蜜腹剑、阳奉阴违，我是从来不放在眼里的。唯独那真真切切的侠肝义胆，那草根江湖里汹涌澎湃的情谊，我历来不仅不躲，还要激情拥抱。所以，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为张勇健，这个勇猛有力的硬汉写上几句话。

　　张勇健是个硬汉子，这个从他孔猛刚健的体格上可以看到。但是他此前三十多年近乎传奇的经历，并不为外界了解。张勇健十五岁入艺校，在著名的仙游鲤声剧团担任武生。十年后，他离开莆仙戏舞台，前往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厦门经商。不到三年，张勇健因生意惨败、债务缠身而遁去新加坡。期间，他作过搬运装卸、补灰打墙、钉制模板、粉刷油漆、焊接铝合金等一系列极其艰辛的苦工。三年后，张勇健“衣锦还乡”。之后，他进修医学，获得行医资格，在涵江石庭开办了一家诊所。

　　我把张勇健当成一个好朋友好兄弟，除了冷暖相知情义同怀，对他在书法爱好上的坚持，一直也怀有好感。张勇健少年始习字，之后从未放下手中的那杆笔。即便是在新加坡做苦工的艰苦日子里，他还在工地四面漏风的大棚里练字。他曾在新加坡书法大赛中获奖，但因为是“黑人”身份，不敢前往领奖。张勇健告诉过我，他偷偷跑去展厅门口看获奖名单，一遍一遍地看，心里难过极了。当时他就发愿，等有一天过上好日子了，一定要好好写字，要站在一个大大的舞台上，倾听台下掌声四起。

　　张勇健后来过上了安定平稳的日子，他为自己定制了一张大书案，在一个一百多平米的书斋里习字。但是说实在的，对他在书法道路上到底能走多远，我是抱有怀疑的。我喜欢张勇健的性格，欣赏他急吼吼的行事作风，也宽谅他偶尔的偏见和失察。然而，这样一种硬汉武生的做派，和书法这门艺术所需要的静气，多少是有一些冲突的。也许这是我的偏见，我虽然喜欢书法，略懂一点书道，但对于书法漫长而深邃的历史，并无深入的了解。我只是感性地认为，所谓书法，应该是思接古风、缓慢递进的，是曲径通幽、心有妙契的，是心平气和、悠然自得的。

　　基于这样一种隐忧，当 2011年张勇健跟我说他要前往中国书协李双阳导师工作室进修时，我第一时间给予了热情支持。李双阳先生是国内著名书家，一直坚持“二王”的书道正轨。然而，野径转正途，无矩归法度，毕竟隔着的还是千山万水，张勇健去江苏跟李双阳，我支持是支持，但并未有多大期望。没想到两年之后，张勇健获得了神启一般的开窍。他在艰辛岁月里练就的苦行僧劲头，深受李双阳老师褒扬。2013年入夏以后，一系列国内展事对张勇健新作的肯定，终于让我曾经有过的隐忧得以宽释。第七届全国新人新作展，张勇健一件草书入選，提名评委是中国书协副主席言恭达先生。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消息，我为之宽慰一笑。

　　张勇健要我为他作序的那个晚上，我问，你要我写些什么？他说，随便都可以。我呵呵一笑。在旁的另一位书法爱好者说，按孙过庭的书论写，我们都是按孙过庭的书论练习的。我又呵呵一笑。我一定不会抄出古人的一段话套在张勇健身上，我也不想在这篇文字里用上那些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的文辞。张勇健的艺术成绩，应该让言恭达先生、李双阳先生他们去评价。张勇健的好戏刚刚开头，我只想做一个安静而有耐心的观众。硬汉做文事，看似有冲突。武生唱文戏，或有大格局。张勇健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他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传奇给我们看。

　　随着一系列奖项的获得，张勇健申请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成为所在地区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他的名气将越来越大，追捧他的收藏家和字画商会越来越多，他会因这项特长而获得财富上的一些收获，甚至会被一些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待为座上宾。到那个时候，我真盼望张勇健还能像过去那样热诚、肝胆，葆有草根气息。一阵热闹之后，我更想看到的是，他能安静地坐下，无声地书写，平淡无奇地生活，然后，渐渐把那些渴盼多年的掌声和喝彩看淡。

　　以上闲散话语，如果张勇健愿意，且与他共勉。

　　物不语，最能言——吴国钦和他的《民间古代陶瓷收藏》

　　个人投资8万元，历经两年拍摄、整理、设计和校订，191页全铜版纸彩印的《民间古代陶瓷收藏》一书近期由海风出版社出版。没有名家题款做序，没有首发仪式，甚至没有一家媒体发布消息。61岁的莆田人吴国钦做了一件让海风出版社社长焦红辉颇感惊讶和佩服的事：“这是我知道的福建省第一部个人收藏专著，吴国钦对中国古代民间陶瓷珍品的集藏，对古陶瓷文化的研究，以及对收藏常识的普及、收藏文化的传播，目力所及，无出其右。”

　　世上因爱成痴、恋物成癖者甚多，而因之成家者甚少。古玩之道，更见世事人心。中国古玩收藏风气，以北宋末年、清康熙年间及清末民初三个时期最盛。而近年来，随着国内拍卖纪录的不断被刷新，传说中“盛世收藏”的景观在我们面前被放大到了极致。《三联生活周刊》在描绘当下百姓收藏热现象时这样说道：“可是比照历史，如果这个时代最终产生不了真正有文化传承的大藏家，这种景观就缺少风骨，不过是热闹的数字游戏。”古玩的一个“玩”字，说尽了藏家们举重若轻的生活意趣，却也轻慢了对“古意”的主动阐释、耐心体会和积极继承的郑而重之。

　　古玩，又称古董，更早的时候称“骨董”。骨者，肉腐而骨存;董者，知晓也;骨董，知晓古人遗存之精华也。而今，谁能真正会出“骨董”二字的文化之意？在过去，那些不经年头难有雅名的新晋官贾，经常被人家这样讥讽：“树小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而今，遍地岂不都是“内务府”？

　　吴国钦是土生土长的莆田人，非世家，非贵人，亦非“新晋官贾”，背后没有辉煌的皇墙根儿，脚下也不是满地秦砖汉瓦的长安或“泥巴即黄金”的景德镇，缘何能集藏成家，蔚为大观？这一方面因了他自己说的“人生有奇缘”，当然更是与最初的个人兴趣和过程的勤勉坚持相关。《民间古代陶瓷收藏》一书的《后记》，袒露了作者的真实心迹：“为了探究民间陶瓷这一充满挑战的领域，我提早离开了为之淌下许多汗水的电力行业。十几年来，多次聆听专家学者授课，又赴景德镇学习制陶、绘画等手工艺的特征，亲自体会古代陶瓷的生产过程，在收藏民间陶瓷这个广阔的天地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光收藏方面的杂志报纸，我都订了十几种。”收藏家的收藏过程都充满传奇，有被“药倒”的悔憾，亦有“捡漏”的幸福，这些说奇也不奇，更多是个人人生历程的一己苦乐。我們关心的是，为什么他自己愿意花费一笔不菲的资金来出版这本专著？

　　“收藏是有层次的，一藏二赏三玩四鉴，多了要好，好了要懂，爱一物还要对得起她啊，你可不能让她被埋没了。家藏有瓷有玉，这个有关陶瓷的书，登录所藏器物500多件中的200件。史前到近代，一千年间，从陶瓷的起源、发展到高峰，都有代表作。件件有来历，事事有依据。我请设计人员对图片一遍遍勾描处理，力求最大限度地表现原物的样貌和细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后来者好比对参照。陶瓷一路，深不见底，这算是给后来者一条开灯的灯绳吧。”

　　“物不语，最能言。因物成书，不尽之言尽在其中。”吴国钦这样评说自己的这本陶瓷收藏专著。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