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华安县大地土楼群十公里处有一个小村庄,叫“云山村”,村子不大也不小,就倚在半山腰上。村子四周环山,森林植被茂密,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灌木森森,峰峦中的瀑布倾泄而下,激起一陣阵的云雾,环绕于村庄之上,“云山”因此得名。
我第一次到云山,便是为了寻访汤晓丹的足迹。汤晓丹故居坐落在半山上的一处平地上,背靠大山,视野开阔,远处是层层叠叠的青翠山峦,薄雾笼罩中,故居显得朴素静谧,如若不是了解过汤晓丹的生平,很难相信在这名不见经传的闽南乡间曾经诞生过一位“金牌导演”。
1910年汤晓丹出生在华安,他自幼学习刻苦,爱好绘画和文艺,他的艺术天赋应是在儿时就已初见端倪。6岁那年旅居印尼,10岁随父母从印尼回到了家乡。18岁,他考入厦门集美农林专科学校学习,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回到村中帮木匠画家俱度日。
距离云山村不远处有个千年古渡口,交通不便的村民若需要外出,大多都徒步行至此,乘小船蜿蜒划出山区,再转赴各地。1929年的夏季,19岁的汤晓丹辞别了母亲,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行程,从此开启了追寻艺术人生的艰难跋涉。
抵达上海后,汤晓丹投身了左翼文艺圈,先是以投稿漫画谋生,后来又以制作通俗广告为业。
1932年,他在天一影片公司画布景时,在名角急等开拍、老板兼导演邵醉翁突然病倒时,临危受命接手导演、剪辑和布景三职,完成了生平第一部影片《白金龙》,从此戴上专职导演的桂冠。
这是汤晓丹艺术之路的重要转折事件,此前,他全无拍摄电影的经验技能。他唯一的从艺史是童年曾跟随印尼乡镇木偶班巡演打杂,原本他出走的原始目标是美术而非电影。但他一向是个刻苦而好学的人,为了生存,他奋力拼搏,花了三年时间终于成功转型。
他练编写能力,亲自动手把小说改成剧本,导演了生平第二部影片《飞絮》。他练弹钢琴,替室友——一位音专学生租了一架钢琴,让其省下琴房排队时间来给自己授课。另一位室友是剧社专职化妆师,他“近水楼台”向其请教舞台化妆术。他还勤晒太阳、勤做操,学习游泳,走哪游哪,体格良好随时能出外景。他自修外语,社交时碰上英文“说客”就练对话。他的衣袋里总藏着袖珍字典,随时随地掏出来读,连逃难途中这一习惯都未改变。
1934年,汤晓丹在沪执导两年拍片3部后,被邵醉翁之弟、邵氏兄弟公司创始人之一的邵仁枚邀去香港合作拍片,直到1942年,他拒绝为日军拍摄美化他们侵略行径的电影《香港攻略》,在友人的帮助下逃离香港。在香港的8年,他拍摄了《金屋十二钗》《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等14部影片,迎来了事业上的第一个高峰,被香港媒体誉为“金牌导演”。
抗战胜利了,汤晓丹回到阔别12年的上海,又拍了《天堂春梦》等3部影片。这时期他开始认真建立私人藏书库。他海量收集各国有关电影的理论书籍和技术杂志,就着字典啃读,做到了足不出户而知世界电影动态。他的藏书还包括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建筑、历史、地理等方方面面,形成一个专业资料库。努力通读下来,基础扎实了,学养深厚了,各种题材自然都不畏惧拍摄了。这段时间里,他各种作品层出,被业内划为了全能型导演。
汤晓丹的一生从未侧身行伍,却是以拍摄军事题材影片见长,执导了《南昌起义》《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水手长的故事》《怒海轻骑》《胜利重逢》等众多军事题材片,一生执导电影大约有50余部,被誉为“银幕将军”“中国战争片之父”,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的刻苦自学、潜心钻研。
汤晓丹曾在他的自传《路边拾零》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这个人的一生,如果说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么首先就是我甘当人家的学生,不耻下问。其次就是老老实实地自学。我认为自学可以成大材,古今中外不乏先例。我从踏进电影公司大门开始,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学习,不断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勤勉、刻苦、低调、内敛,这是许多人对汤晓丹的评价。这位一生都在艺术探索之路上孜孜以求的金牌导演,用一生演绎了实现梦想的极致追求之志,而他与其两个儿子汤沐海和汤沐黎被世人誉为“汤氏三杰”,则是另一处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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