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刚华

　　距漳州城东南约五十里，在大海与九龙江入海口的接壤处，有一个因海浪冲击而成的月牙形港湾，这个港湾因此拥有了一个诗意般的名字——月港。

　　当年月港的主要位置就现在海澄镇的境内。但对于月港，对于繁华的商贾船运而使海澄建县这件事而言，小镇外边有条叫豆巷的古街则更有意义。否则，月港古街就会被轻易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这条不起眼的古街，它曾有过太长时间的寂寞。在前些年多少还让人有些生疏，但近段日子它倒成了一个热词。因为和海丝有关，网上的文史爱好者在兵分两派争论月港的广义与狭义时，这条叫帆巷或豆巷的老街就被频繁地提及了。

　　这条叫豆巷的老街是和一段历史纠集在一起的。明朝前期实行海禁，但生活在这里世代以海为生的渔民，头脑里多了一根弦。这是血脉里与生俱来的勇气和文化传承。这种传承从商鼎、周钟之始，在唐兵呼啸地从中原而来时就裹挟其中。商业文化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主流文化，它和其他用以糊口养生的工艺技能一样为士大夫所不屑。但小巷里的居民在从出海浪击中，学到了另一种生存的本领——海上贸易。在為官所允时称为市，在为官者所不允时即称其为乱。于是围绕着海上贸易历年的执政者经历了从默许、治乱、开禁、海禁的过程。明隆庆元年（1567），朝廷宣布在月港开放“洋市”，允许商人从月港出发往东、西洋进行海洋贸易，月港就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商人出海贸易港口。

　　月港之所以成为月港，海澄之所以成为海澄，就必须提及到那段令它脱胎换骨的混乱与无序，月港商船强有力的梁头构成对王朝秩序的猛烈冲击无疑是它实现华丽转身的前奏和序曲。因为这样的历史际遇，这条近千米长的豆巷老街便异彩纷呈。

　　豆巷的起点是叫帆巷。帆巷的起因已无从考证。当从字面上理解：可能是当年买卖帆船用布的集市简称，如闽南常见的“雨伞街”“碗街”；另一种解释是当年客商云集，店家遮阳帆布撑满街面的情形。但无论如何当年帆巷商贾云集，开有布行、米行、糖冬瓜行、冰糖行、药材行、铸鼎行等专业行市，流通数十种世界货币。现在仍依稀可以看出昔日面貌，临街的一落是店面，大门两边为售货窗，当地人形象地称为“店窗”。第二落是店家伙计休息的地方，第三落为货仓。现在豆巷村的村民，五千多人至少有二三十种姓氏，反映了当时人员混杂的实况。

　　豆巷在月溪与九龙江的接壤处拐了近九十度的弯，随着江海汇集的波澜推及，依次出现了饷馆码头、路头尾码头、中股码头、容川码头、店仔尾码头、阿哥伯码头、溪尾码头等七个码头，仍依九龙江由西往东分布，每个码头相距也不过数百米。

　　现存的七个码头中，还有四座庙宇相伴。这些庙宇都不大，供奉的神各不相同。路头尾码头的庙叫“兴仁宫”，供奉的是“玄天上帝”；中股码头的是“中古庙”，供奉的是“三平祖师”；容川码头的则为“帝君庙”，供奉的是“关帝君”，这种密集的庙宇出现，直接反映着出海人不安的心态。海上贸易的巨大丰厚回馈与任何可能出现的闪失或风暴相伴随。临行前的反复叩拜，正是安抚这种不安情绪的一剂良方。

　　当时的豆巷，当时的月港一派繁荣。“物货通行旅，资财聚财富。雕镂犀角巧，磨洗象牙光；棕卖异邦竹，檀烧异域香；燕窝如雪白，蜂腊胜花黄；处处园栽橘，家家蔗煮糖。”月港的吞吐涵盖了丝绸、药材、瓷器……同时带动了周边市镇的繁忙，漳州城百工鳞集，机杼炉锤交响。甘蔗、烟草、花生、甘薯都是在这时期进入月港百姓的日常生活。晏海楼见证了月港从未有过的盛况，这座楼是当年重要的海防设施。楼高三层再加上基座，是当年月港的最高建筑。登上斯楼，可以鸟瞰到石码，厦门以及帆影绰约的海面。

　　出口最大宗的商品应该算瓷器，原本是应由景德镇的产品来唱主角，但这桩浩大的生意本身一开始就不堪张扬，再加上路途遥远，成本上升。月港商人便把目光移向了“南胜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这是一种地域经济选择的必然，当然也离不开“人”的因素与当年特定的官场情势。那个年代刚好前后有13位江西籍官员主政漳州平和，这些江西籍的官员积极地从江西引进陶瓷生产技术，大力扶持平和民间的瓷业生产。平和的窑口与月港的码头竟紧紧牵扯在一起。遥想当年：窑火染红南胜太极峰；一条欢畅的小溪载着重负的小舟日夜穿梭于山涧溪流间，而夜色中繁忙容川码头却一宿未眠……如果用影片的镜头语言来描述，这定是个跨山越水的长镜头。

　　站在依旧浩荡的江水边，那芳草凄凄的码头被淤泥所侵覆。想起前段读过的一则消息：“海澄豆巷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小伙10多年来在家中附近码头或小洲的淤泥中拣到七八袋漳窑青花瓷片，为了印证当时的月港贸易，他想将这些瓷器碎片重新整理分类，在自己的家里开设月港古瓷标本馆，供人免费参观。”

　　这是一则吸引无数眼球的消息。有文物情怀的读者一定在想象：陷在月港的滩涂上，挥起锄头狠狠地朝着淤积百年的黑泥刨去，每一次的锄落泥翻一定都会闪着片瓷柔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