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然

　　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中国古代历来都有经师、人师之别。上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我的家乡闽南边城诏安县，林仲姚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先生，识之者、不识者皆尊称他为“老师”“仲姚老师”“仲老”。夫是之谓人师也，盖因其不仅博学多闻，知识渊博，有“活字典”之誉，且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言传身教，引导一批青年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作为当地新学的开创者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起，林仲姚老师便成为吾诏硕果仅存的鲁殿灵光，“老师”成为他的专称。而历经时代大变局，在新政权之下，他亦顺理成章地被奉为爱国进步民主人士。

　　吾生也晚矣。1980年前后我读高中时，林仲姚老师的长孙林得男先生是我的数学老师和班主任，与家翁相识，又生性随和，容易接近，我曾几次登门问学，见过仲姚老师。时仲姚老师已届垂暮之年，但身体仍然健朗。他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眉宇间透出的威严，令人望之俨然，心生敬畏！虽未得亲炙，甚以为憾，但这雪泥鸿爪般的印象，与后来高继文先生等几位前辈关于仲姚老师的描述甚相契合，使我倍感这一面之缘弥足珍贵！

　　记得也是在这一年，《诏安文艺》副刊，仲姚老师赋诗二首《艺坛循轨向前行》祝贺，对吾诏文坛和年轻一代充满期许，诗云：“忆思文苑久消沉，今日重兴报好音，祝愿青年齐努力，应将前辈做南针。”“追维丹诏早时名，耄旧蝉联遍古城，团结加强推四化，艺坛循轨向前行。”是年5月9日，仲姚老师辄因病去世，《艺坛循轨向前行》二首成为其“绝唱”。而这本《诏安文艺》副刊号亦刊登了我的处女作《校园秋色》，92岁的仲姚老师和16岁的我便分别成为该刊物最年长和最年少的作者，这也可算是我与仲姚老师的文缘吧。岁月悠悠，如今翻检旧作，睹物思人，不禁感慨万千矣！

　　今年春天，我在家乡欣遇恩师林得男先生，阔别多年，相见甚欢。在短暂的餐叙中，我们师生谈得更多的是他的先祖父林仲姚老师。2019年是林仲姚老师诞辰130周年，作为其后人，得男师很想为其先祖做点有意义的事；而我作为从事教育工作的家乡人，亦希望有机会为弘扬家乡的先贤大德尽绵薄之力。因此，我们便商定在仲姚老师诞辰130周年前夕编印其诗集和谜集，以资纪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诚如林仲姚老师在弥留之际自信的断言： 关于自己的问题今后诏安人自有公道的评论！对于林仲姚老师，无论是组织结论，还是社会公论实际上都是早早就有了的。我们査阅了有关史料、档案，拜访了老师的亲朋戚友和学生。虽因时间久远，原始资料缺失，知情者毕竟寥寥，所获细节只是吉光片羽，但林仲姚老师的形象还是比较丰满的。在此，我们略述林仲姚老师行谊事迹、思想性格和著述成就。

　　林仲姚，名景崇，因敬仰唐代名相姚崇，故别字仲姚，1889年3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诏安县城东关（现南诏镇东关街）武德巷一户书香世家。溯林府三代，均见功名。其祖父林天翔，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生，清咸丰元年（1851）举人，曾任职于户部。大伯父林寅，廪生；二伯父林壬，清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清光绪三年（1877）进士，钦点翰林院编修，为“诏邑翰苑开先”，清光绪十一年（1885）任山西乡试正主考；三伯父林庚，府学生员，父亲林辰，童生。外祖父钟鸿逵，海阳（广东潮安）人，清同治四年（1865）任诏安知县，后调任台湾马巷厅知事。出生于这样的诗礼人家，幼承庭训，好学向上，自然得到良好的教育。他7岁入私塾，16岁考取童生。1905年，清廷废科举制度，广东潮安县已兴新学，他寄居广东潮安县意溪外祖母家，就读于钟氏私立启明小学高等班。1907年，他考取广东省立潮州金山中学，其间，他广泛阅读革命党人编著的《革命家》《黄帝魂》《民报》等著作和报刊，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1911年，在林仲姚金山中学即将毕业的前两月，辛亥革命爆发，武装起义的浪潮波及全国。为响应革命号召，林仲姚从潮州回到家乡诏安，同倾向革命的好友涂渺沧、许可均、张香圃联络驻军管带王得宝一起创办民团，协同诏安的同盟会同仁做通韩姓知县的工作，于11月9日集会，悬挂起十二角星旗，宣布诏安响应起义，成立共和政权。这次行为，青年林仲姚初露头角，是主要组织者之一，初步展示了他组织协调的才能。

　　时诏安新式学堂亦已创设，立志教育救国的林仲姚回到家乡诏安，开始从事小学教育工作。1912年他始受聘于诏安县丹诏小学，先后担任丹诏小学教员、校长，耀东小学校长，诏安县公署教育科视学等职务。在这十年里，林仲姚老师教学有方，培养了后来在当地颇具影响的教育家沈聪慧（原丹诏小学校长） 、沈光（原诏安一中知名语文教师）两位先生和曾受聘于中山大学的沈达材先生，在全县教师和学生中享有极高威望。1919年，他三十一岁那年，“五四运动”发生。消息传来，诏安的爱国青年学生受到极大鼓舞，纷纷响应，县里成立诏安学生反日救国联合会和各界反日救国联合会，由于林仲姚老师在社会上聲望很高，被公推为会长。他组织动员一百多名教师和二千名学生成立宣传队，在东岳庙庙埕举行反日群众大会，揭露卖国政府罪行，并集中到东溪中坂烧毁日货，同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新文化新思想活动。在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林仲姚老师一直站在斗争第一线，成为深受拥戴的群众领袖。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影响甚广，事迹被载入《中共闽南地方史》《闽南革命史画册》等重要文献。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仍然摆脱不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军阀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反日救国联合会被解散后，林仲姚老师的思想陷入迷惘和彷徨，这期间，为探求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他订阅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以及《新潮》《曙光》《少年中国》《科学》等宣传革命民主思想的杂志，接受并传播自由、民主、科学的五四新理念，对自己未来人生有了新的思考。通过这几年教育和社会实践，他也真切地认识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匡时济世，救国救民，要走出书斋，投身到社会活动去！

　　1925年2月，经先期下南洋的好友涂渺沧举荐，林仲姚老师抵达马来半岛槟榔屿，到《南洋时报》担任总编辑，尓后又转辗新加坡，在陈嘉庚主办的《南洋商报》任编辑和主笔。在此期间，他广交各界朋友，接触了爱国侨领陈嘉庚，结识了进步作家胡愈之、黄药眠和洪丝丝等名流，从而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増强了胆识。他利用报纸这个强有力的工具，以育尧、浪沤为笔名在《南洋时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许多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殖民压迫、支持国内北伐战争的评论文章，并组织当地华侨捐款，筹款救济“济南惨案”的难民。但无论是在槟榔屿，还是在新加坡，他都依然心系教育，业余兼任当地华文学校校长或教师，尽心尽力为当地华侨教育服务。

　　1932年元月，林仲姚老师因言获罪，受到英国殖民政府限制、搜查和迫害，因此结束8年的南洋生活，从新加坡回到家乡诏安。他看到家乡仍然比较封闭保守，思想和教育仍然十分落后，便在其寓所承裕堂（武馆）创办补习学校，招收社会失学学生。补习学校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遵循有教无类的原则，自行束修，未尝无诲，解决了许多有志于学的寒门弟子教育问题。学校创办了六年，每学期学生数十名，办学比较开放灵活，进出自由，因材施教，在社会造成广泛的影响。在讲授国文、算术的同时，林仲姚老师还秘密组织诏安青年读书会，指导学生阅读《世界知识》《生活周刊》等进步刊物，传播进步思想。许多青年学生如沈万五（革命烈士，曾任云和诏县委副书记）、林枫（解放初任广州市副市长）、陈文平（解放初任龙溪地区行署副专员、副书记）等中共早期革命家就是在这里最早接受了新知识、新思想，因而心灵得到启迪，人格得到提升，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的！

　　身传重于言教。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林仲姚老师以诏安青年读书会的成员为骨干和诏安各界进步青年以及十九路军驻诏部队一起筹备成立“诏安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在大会上发表《告诏安各界人民书》，支持十九路军委任的县长杨伯恺开展工作，拥护“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成立。1937年，“七七事变”后，林仲姚老师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组织诏安各界的爱国进步青年，成立抗战青年社，出版《抗战青年》半月刊，先后撰写《纪念民族导师孙中山先生》《援助捷克与巩固和平》《向伟大战士鲁迅先生学习》等文章，拥护国共合作，把热血洒在纸上，动员广大青年投身于抗日战场。

　　1938年秋，中共诏城地下党支部成立，林仲姚老师长子林士彬、次子林士模（林楠）首批加入这一组织，林士模任书记，在补习学校先后学习的部分学生也同期加入，其住所“承裕堂”（武馆）成为地下党支部的活动联络点，也成为民主、进步和革命的象征之地！为掩护他们从事革命活动，补习学校改为寒暑假免费举办，林仲姚老师应聘到诏安初级中学任语文教员，成为公教人员，一直到1954年退休。这段时间，他利用业余补习班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播散革命种子，吴杰、谢荣光、林华、韩学宽、涂金添等进步学生就是在此时受他影响而投身革命的！诏安临解放时（1948年至1949年12月12日），他还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声望，掩护和支持钟惠贞（中共诏城地下党支部受破坏，林士模隐蔽时，任诏城地下革命工作组组长）、林士彬同乌山游击队密切联系，向游击队传送情报、药品和生活物品，引导进步青年参军入伍，同时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发放传单，传达革命的消息，迎接诏安解放，被誉为诏城地下革命工作组的“保护神”，并被推选为各界人民庆祝诏安解放筹备会副主席。

　　诏安解放后，林仲姚老师先后当选为诏安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诏安县政协副主席。虽然年事已高，他仍然积极配合、支持县委、县政府做好统战工作、文史研究工作和教育研究工作。先后主持举办诏安解放后首次灯谜会，主持召开中小学教师教学经验交流座谈会，参与组织《诏安县志》的翻译和《诏安人民革命史》《诏安五十年大事记（1901-1950）》的编写，整理编印了林壬的《绣佛斋剩稿》，还经常为《诏安日报》作文撰诗歌颂新社会、新生活，并拟写了《给诏安籍台湾的军政委员林学渊、沈向奎公开信》，由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向台湾播送。

　　“朱颜奋斗到苍颜，不把人生过客看”（仲老诗句）。当仲老遭受冤屈、身处逆境时，时任龙溪地区行署副专员的陈文平坚称，可以用自己的人格和政治生命担保，林仲姚老师是好人！纵观林仲姚老师一生，跌宕起伏有之，充实而光辉有之，立德立功立言有之，已远远超越了“好人”的含义，而近乎“完人”了！概略评论如下：

　　一生爱国，追求正义。林仲姚老师具有传统士大夫的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生爱国为民，追求民主进步。他虽蛰居于远离政治中心的闽南一隅，仍时刻关注国际潮流和国内形势，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闽变”、抗日战争和诏安解放等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节点中，都充当了重要角色，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建国后，满腔热情地为地方和社会做了大量工作，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挫折和委屈，都坚守自己的信仰、气节和原则，从不丧失自己的良知和尊严。

　　矢志教育，乐育桃李。林仲姚老师在长达4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无论执鞭中学小学，还是自办补习班，他都爱生如子，兢兢业业，乐于奉献，无怨无悔，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授教国文、数学和英文，諸学科均有成就，堪称通才，在当地被奉为无所不知的“活字典”。他关心学生的进步和成长，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人格培养，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一大批青年学生走上光明大道的启蒙者和引路人。我们从吴杰、林华、林呈济、傅崇毅等老同志的回忆录可真切感受到这一点。

　　林仲姚老师深谙国学，精通诗律，是丹诏诗坛执牛耳者！《林仲姚选集》收入的160多首他不同时期的代表诗作，充分体现其诗体严谨，用典考究，词藻典雅，笔力老辣而笔端富有感情的特点。退休后，他常在其所居住的“承裕堂”（武馆）以诗会友，和沈光、许沙洛、方晋乘、郑兆武、韩学宽、沈士超、沈瑞东、高继文等师友、后学诗酬唱和，亦如兰亭雅集、西园之会，一时之盛也！虽无设帐授徒，但若有诗词爱好者登门求教，林仲姚老师则都循循善诱，引其登堂入室，使之学有所得！“丹诏诗风不止，文脉不断，唯仲老功不可没！”这是当年在武馆深受熏陶的高继文先生的评价。可以说，没有仲老的武馆诗会，就没有许沙洛先生的榴屋雅集，更没有一脉相承而又生生不息的诏安诗词创作的庞大阵容！

　　主鼓谜坛，传承文化。灯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门综合性艺术，作为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林仲姚老师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应该完全抛弃，而应该有所传承、发展。1955年，在老友涂渺沧的支持下，他主持举办诏安解放后首次灯谜会，这次灯谜会是诏安成为著名的灯谜之乡的一个值得记忆的重要节点。自此，林仲姚老师的名字又与诏安谜坛联系起来。每逢重大节日，已届耄耋之年的仲姚老师他都亲自制谜，亲自主鼓，成为丹诏县城一道节日文化风景。他编印了清代谜家林壬与马近光合著的《东溪渔友廋词合刻》，编写《漫谈灯谜的体与格》等专著，悉心培养了林呈济、林淮江等谜家。他沿袭了诏安古代灯谜扣字谨严、凝炼工巧、含浑典雅的艺术风格，精心撰制了460多则灯谜。在仲姚老师的大力推动下，诏安谜坛虎将辈出，盛事不断，享誉国內外。

　　藏书万卷，恵泽青年。林仲姚老师爱书如命，家中自祖上遗留下的拥书楼汗牛充栋，藏书量之大、类别之多范围之广、古籍善本之丰源于几代先人的积累。仲老幼时耳濡目染，珍宝有加。青少年时代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他便开始订阅大量反映新思想、新思潮的杂志报刊，从南洋回国，他亦带回四大箱书籍加以丰富，解放后他又订阅了各种报刊杂志，不断购买新书，使拥书楼成为名闻遐迩的藏书楼。仲老常拥坐书城，以此为傲，并常无私提供给学生阅览。五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曾派人专门拜访仲老，并想以高价购买其抗战前的整套期刊，诸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皆被其婉言谢绝。1966年“文革”爆发，林仲姚老师家中书籍被尽抄尽毁。据其长孙林得男先生回忆，当时被红卫兵抄走的珍贵图书典籍有16板车之多。仲老家藏林壬的大量墨宝及古代字画，亦全部付诸东流。这对于嗜书如命的仲老来说，可谓一场大劫难，只能“祈求大地消寒气，普照阳光廓太清” （仲老诗句） 了！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林仲姚老师是诏安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诗人、制谜家、藏书家、爱国民主人士，是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典范。为此，在信仰追求缺失，师德师道堪忧的今天，我们纪念林仲姚老师，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而更在于：牢记历史，启迪人心，让后人后学铭记“老师”对地方历史文化的贡献，追慕其高贵之人格，尊崇其优良之学风，接续其高尚之师道，传承其优秀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