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毅平

　　

　　

　　

　　汽车行驶在旧国道沿山坡而上，并不感觉山路的崎岖，行至半山腰，从车窗俯视，掩映在古树、葛藤、杂草之中的盘陀古道依稀可见，隐隐约约，时隐时现，或弯弯曲曲，或崎岖直上，真如古人所称“盘陀岭上几盘陀，攀藤附葛方能上。”

　　当我登临盘陀岭上的蒲葵关遗址，站在高高的漳浦驿楼残垣断壁上，抚今追昔，回望历史，凭吊先贤，一股历史的沧桑感在胸中翻滚。然而，令我驻足驰思的，不是东汉帝国与南越在梁山古战场的鼓角铮鸣、烽火硝烟；不是盘陀岭下“著于晋、废于隋”的古绥安城之兴盛与衰落；也不是陈政、陈元光父子在此开疆拓土的恢宏史诗，而是散落在古驿楼遗址无法消失的岁月踪影和历史记忆……

　　一

　　盘陀岭，位于闽南漳浦县西南部，因山形险峻，自古以来就是闽粤交通要道和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唐垂拱二年（686），陈元光奏请朝廷于泉潮之间建立漳州府与漳浦县，府县治设于漳浦县南的梁山之麓。不久，在盘陀岭蒲葵关遗址设“漳浦驿”，建驿馆、驿楼，负责招待过往官员，传递文书。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寒风夹带冷雨。

　　韩愈一路跋涉，直上盘陀岭，回头俯瞰岭下烟瘴弥漫的丛林和汹涌的绥安溪，回想南下漫漫的贬谪之路，回想12岁的幼女在途中夭折的悲惨境遇，满腹的忧伤和苦楚交织在一起，他不禁低头叹息：我对朝廷一片忠心，原本为“圣朝除弊事”，没想到早朝上书《论佛骨表》，力谏止迎佛骨，晚上就举家被逐出京城，贬至8000里外的潮州。

　　在盘陀岭漳浦驿楼，韩愈仔细端详前朝宰相常衮在驿馆内题写的一幅对联：

　　风侯已应同岭北，云山仍喜似终南。

　　追思先贤，韩愈猛然醒悟。原来，39年前的状元宰相常衮，就因看轻世俗的名利，被贬潮州！但是先贤贬谪异地时把他乡视为故乡的安然恬静心态，令人可敬、可叹！

　　在盘陀岭上，韩愈眼前又浮现出宪宗震怒的峥嵘面孔，耳边回荡着文武百官为之求情的凄惶之声……韩愈很快回过神来，心中打了个寒战，不敢在驿楼逗留太久，策马疾奔贬所潮州……

　　元和十四年（819）二月二十五，韩愈水陆兼程，舟马劳碌，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潮州。

　　在潮州，韩愈兴学举贤、驱鳄消灾、修堤排涝、赎赦奴隶，创造了史上最佳治潮口碑。韩愈也因此被潮州百姓奉若神明。潮人以韩为荣，改恶溪为韩江，易笔架山为韩山，称橡木为韩木……

　　寂静之夜。潮州府邸。韩愈暗自忖度：我韩愈虽然在潮州做了不少好事，但这偏僻荒芜的南荒毕竟不是他的理想之地。此时，他不知道喜怒无常的皇上还要怎样发落他？还有哪些厄运正在等待着他呢？在诚惶诚恐中，他突然来了个“脑筋急转弯”，挑灯夜书，向宪宗写了一篇《潮州刺史谢上表》。表中开篇对自己的冲动言论深自省切、痛心疾首、认错认罪。表中大颂唐宪宗功德，把宪宗吹奉成扭转乾坤的“中兴之主”，其功绩可封禅泰山！他称潮州“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气，日夕发作。”以“忧惶渐悸，死亡无日”来形容自己在潮州的处境，乞求皇帝早日把他召唤长安。

　　这封凄凄楚楚的“认罪书”非常奏效，让宪宗皇帝动了恻隐之心，萌生重新起用韩愈的念头。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将韩愈移任离京城只有3580里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

　　当韩愈启程前往袁州赴任，再次途径盘陀岭驿楼，他凝神注目驿楼上“风侯已应同岭北，云山仍喜似终南”的楹联，似乎从常衮的诗句中悟出更加深奥的涵义。韩愈仰首长叹，策马扬鞭，走上北归之路……

　　元和十五年（820）九月，韩愈被调回京师任国子祭酒；次年七月转任兵部侍郎；长庆二年（822）九月，回任吏部侍郎，不久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二

　　大中元年（847）十二月。唐卫国公李德裕贬谪潮州司马。长达40多年之久的“牛李党争”终于落下历史帷幕。

　　大中二年（848）正月，带着朋党恶斗的伤痛和人情的凄凉，李德裕从洛阳出发，踏上漫漫的贬谪之路。

　　盘陀岭是闽粤之间一个重要的分界。古时候，岭以南一直被视为遥远荒僻之地，只有犯有重罪的官员，才被贬斥到岭外的循州、潮州，甚至更为遥远的海南崖州。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斜斜地射进漳浦驿楼。

　　李德裕在书童的搀扶下，淌过清冷的绥安溪，沿着弯弯曲曲的石阶，登上盘陀岭，气喘息息地走进驿楼，从行囊中取出文书，递给驿使。

　　驿使接过文书一愣，站在面前的来者竟是从宰相之职贬为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再贬潮州别驾的卫国公李德裕，急忙以礼相待。

　　漫漫南荒，一路悲歌如殇。

　　残阳如血，一行北雁难归。

　　登临驿楼，遥望群山，李德裕百感交集，那连绵起伏的梁山山脉，犹似他早年追求归隐嵩山、少室山和终南山的理想之地啊！而今，过了盘陀岭，就进入荒芜的岭南道。此时此景，他心里十分清楚，历史经验和现实遭遇表明，此去南荒之地，根本没有生还的希望。他满脸惆怅，带着对大唐故土的眷恋，带着遭受贬谪的无奈和悲伤，含泪在驿楼题写《盘陀岭驿楼》：

　　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复一开颜。

　　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层楼望故关。

　　大中二年（848）五月，李德裕刚抵达潮州，“牛党”党徒白敏中等又罗织“吴湘案”，李德裕再次以“谬断刑狱”等罪名流贬崖州。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底，在被贬崖州两年后，63岁的卫国公李德裕，带着对晚唐帝国的沉郁悲怆和对生命价值的蔑视，卒于崖州贬所。

　　李德裕去世50多年后，残唐大厦轰然坍塌……

　　大中十二年（858）岭南节度使杨发移镇南海道。当杨发途经漳浦，留宿盘陀岭漳浦驿楼时，听说李德裕曾在驿楼留诗，立即派人多方寻访，终于从士人家中获得李德裕亲笔手迹。杨发当即请驿吏将李德裕的题诗镌刻在石碑上，立于驿楼，供过往来人瞻仰、凭吊，还依原韵和《次漳浦蒲葵关宿驿楼》一首：

　　南尽封邮见好山，苍苍松桂类商颜。

　　谁怜后夜思乡处，白草黄茅旧汉关。

　　雨后斜阳，关山阵阵。站在历史的天平上，我穿越到1000多年前的历史时空，在晚唐时期“牛李党争”“宦官专权”的纷争动荡中找到了历史的真相：李德裕虽然在文宗、武宗年间二度为相，执政期间，他变科场、灭佛教，裁藩镇，减冗官，东定泽潞、北斥回鹘，开创“会昌中兴”之局，不愧为“万古之良相”。但是，他为了巩固“李党”的执政地位，一方面帮助武宗制驭宦官，一方面又暗中勾结宦官，排除异党，不仅为宦官嫉恨，皇帝忌讳，也为“牛党”罗列其罪证埋下祸根，最终酿成“功成北阙，骨葬南溟”的人生悲剧！

　　往事越千年，伫立当年“李德裕留宿处”，望着弯弯曲曲的盘陀古道，遥想千百年以来时起彼伏的朋争、党争，我的愁绪不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而是历史的反思和启示……

　　三

　　宋代，盘陀岭上的漳浦驿迁至漳浦县城，改称“仙云驿”。《漳浦县志》载曰：“唐，县有漳浦驿。宋，更为仙云。”

　　作为福建通往岭南的唯一通道，盘陀岭上的驿楼遗址和“李德裕留宿处”成了过往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凭吊、怀古的地方。在此之中，途经盘陀岭的历史名人就有苏东坡、李纲……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在这里留下历史的痕迹。

　　盘陀岭古驿楼遗址有一口六角井，石砌井台，台边四角分立花瓣状尖顶石雕短柱，井泉甘洌，久旱亦不涸，井后砌有护坡墙。相传，宋帝昺南逃广东崖山，途经盘陀岭，在岭上的白云寺汲井水烹茶，丢弃的茶叶竟然长出茶树；又说帝昺在梁山捕螺充饥，吃后赞不绝口，将螺壳放回山涧。不久，螺壳又奇迹般的长出螺肉。因此螺受过皇帝“敕封”，故梁山一带的螺又称“封螺”。不过，此类故事大多是民间附和而编织的。据《漳浦县志》载，南宋小皇帝端宗南逃的船队“自泉州港移潮州”，端宗即赵昰，并非赵昺。

　　当地史料也有关于文天祥在梁山汤坑坚持抗元的记载。至元十四年（1277）三月，文天祥率勤王义军经漳州至漳浦。文天祥请求入卫朝廷，乞求保卫皇帝。当时，小朝廷只信赖自己的军队，不准文天祥伴驾。文天祥只好离开南宋行朝，率领自己招募的勤王义军驻扎在盘陀岭下的汤坑一带。

　　据《漳浦县志》载：“端宗景炎二年三月，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文天祥自漳入潮，次于漳浦。”“道经汤坑，谒梁岳庙，是夜，梦神指示方向，收集散卒，得万余人，军容稍振。”说的是文天祥移兵漳浦，夜宿盘陀岭下的汤坑明王庙时，获“神授方略”，击败追赶而来的元军，并在此集聚了万余名散兵，充实兵力后，与各地勤王兵马会合，转战广东梅州……

　　至元十五年（1278）冬。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

　　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大街）慷慨就义。临刑前，文天祥写下了至死不屈的绝笔：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作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伫立盘陀岭，寻访驿楼遗址，凭吊汤坑明王庙，我的耳边不时回荡着文天祥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歌》；心间萦绕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丽诗篇；胸中涌动着无限的感慨，凭添一股悲壮与豪气！此时，我不禁想起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发出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的正义之声；想起邓世昌在甲午海战中发出 “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耳！” 的雄壮怒吼；想起70多年前抗战旗帜上“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的铮铮誓言；想起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题写“14年血泪史”的深刻涵义！

　　而今，盘陀岭上的漳浦驿楼早已成一片废墟。然而，留在遗址上的历史是无法遗弃的。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