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有一年，参加《西部》组织的活动，与张映姝来回乘一辆车。那时，漫无边际的薰衣草让我想到了女性与植物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类似于命运呼吸般的关联。张映姝的这本集子“她”“花”系列诗歌恰恰非常显豁地对应了女性与植物（花）这两个极其特殊的精神通道，恰如心脏的左右心室。女性的群体肖像与以花为代表的植物之间形成了彼此交织、相互打开的精神分析结构，它们对应于自我、环境、社会以及世界幽微不察的景深和女性视界的回响。这也有力地印证了诗歌的自我发现和精神启示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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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与空间之间的深度对话关系。张映姝多年在西部生活、工作和写作，她对那些涣漫的日常人事和细微之物却投注了如此多热情的凝视和探询的目光，这是发现与勘问，也是自我的对视和盘诘。

　　围绕着“她”展开的系列形象的抒写，张映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小小的精神宇宙和缠绕的情感星云，甚至有时候她们之间也是充满了如此众多的差异和不对等，而这正是生命体本身的运动轨迹和精神渊薮使然。她们身份各异、命运有别，置身于一个个生存的现场和大大小小的空间网格，私人空间、自然空间、公共空间、城市空间以及西部空间不断叠加出一个个女性的面影以及生命内里。是的，“她们”置身于真切而又恍惚的场景、细节之中，置身于幽微的心理波动、戏剧化动作以及寓言叙事的框架之中。在时间的潮汐、人世倥偬以及社会云图间，“她们”一次次从背景走到前台，让我们一次次审问女性的命运纹理和灵魂的内质。

　　这个女人，悠闲地蹬着自行车

　　穿行在浓荫笼盖的笔直的乡村路上

　　仿若回到三十年前

　　一个背着人造革书包的女孩，飞驰

　　在白杨护卫的林荫道

　　这个骑自行车的女人有点恍惚

　　她单脚支地，张开双臂

　　然后，紧紧拥抱住自己

　　——《骑自行车的女人》

　　长久以来，阁楼和镜子直接对应于女性自我，这不只是性别意义上的“我是谁”式的认知，而是带有普遍意义上的生命意识和精神图示。对于张映姝而言，有时“她们”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化为一个又一个差异性的“自我”，也就是“她们”还与不同时刻的精神境遇、命运情势有关。在张映姝这里，“她”既是旁人也是主体、自我，是一个个不同的时间节点下差异性自我的对视、确认、不满和疑问，是分裂和背离中一次次找回自我原点的白日梦或乌托邦，“从那天起，开始喜欢黑夜/那幻景，只在烈日下，成像//从那天起，不再相信眼睛/那虚无，曾经聚焦于视网膜中央//从那天起，对世界产生怀疑/她不再纠结，平行世界的存在//从那天起，她对透明的东西/保持警惕，比如玻璃、空气//她怕，一不小心/就会闯入另一个空间//可是，那天，她多渴望/从朦胧的蜃景中，找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自己”（《观蜃的女人》）。这一个个蜃景、点阵、针尖和镜像也正是惯性向前或循环的歧路上斑驳的命运本身，“她就像重新经历了一次/甚至经历得更深刻、更精微”（《微醺的女人》）。

　　也许，只有女性最了解女性自己。张映姝是站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感受一次次面对自我以及其他的一个个女性命运的，她由此就充当了“讲故事”的角色。这种叙说方式既是沉浸的又是疏离的，这使我想到了“沉浸在情感的波涛之中，我也许只是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我回到了间接的自我表达方式，即，我开始为各种人物素描与事件登记造册，而不是谈论我自己。”（《米沃什词典》）以“她们”为中心的叙说既是经验世界、现实世界的又是情感世界、修辭化的世界以及想象的性世界，这是对“自我”以及旁人的激励和唤醒，是一次次精神映照的主观能动的时刻，是真实与虚无、苦痛与欢欣、此刻与过往时时交织的悲辛莫名的时刻，也注定是一次次自我撕裂以及疗愈的时刻……

　　人生就是感受、想象、回溯和自挽的结果。诗人在寻找，也在一次次丧失，诗人一次次建构又一次次自我拆解。这时，我们就格外清晰地听到了一位女性的疑问：“谁的命运能由自己掌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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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优秀的诗人对自己的写作必须具有自我观照和整体反思意识，而能够具备整体感和方向性的写作意识就更为难得。近年来，张映姝一直在强化以“花”为中心的植物学抒写，“诗语”与“花语”构成了强大的精神隐喻系统。现在看来，张映姝的这些“花诗”已经蔚为壮观——这本诗集收入了近70首相关的诗作，也建立起诗人专有的精神标识物和风格学地标。

　　张映姝的这些“花诗”让我想到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句——

　　好审问的植物学家，

　　和哑默而处女般的新条目的

　　综合词典编纂家，此刻凝望自己

　　流行的说法是每一片树叶的正面和反面都已经被诗人和植物学家反复掂量和查勘过了，但是事实却远非如此。对于诗人而言，发现能力变得愈发紧要。一些树木的复杂面貌并没有越来越清晰，这恰恰是印证了人类经验仍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局限。在人格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这里，植物尤其是树木近乎原始地承担了“神界”的功能，“植物界则受制于其生长地的兴衰，它不仅表现出神界之美，而且表达出神界的想法，不抱什么企图，没有背离。尤其是树木神秘莫测，让我觉得直接体现了生命令人费解的意义。因而，人在森林里最为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深意和骇人的影响。（《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

　　植物在神话原型上更接近人类的乐园。树木和植物天然地通向了宗教和原乡记忆，它们是特殊的时间见证者，它们拥有着亘古的神秘。

　　显然，张映姝已经写出了以花为核心的一本植物学词典。

　　她以审问的姿态化身为语言和修辞的“植物学家”，在凝视、探问与辨认中，差异性的“花花世界”打开了一个个崭新、陌生、新奇的精神空间，也是个体主体性予以一次次精准对位的能动性时刻。

　　幸福树开的是幸福花

　　这世间的认定，充满欲望、自我

　　我看着这第十朵花

　　心，又开始疼

　　比第九次疼得又深了一毫米

　　——《幸福树》

　　随之，诗人的生活边界和语言边界得到了双重拓展与更新。这是以植物、花系为中心的精神分析学，幽微、深入、动情而又引人深思。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原初视点下的“大地伦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对应了人们深层的原初心理结构和精神视界，“大地是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包括在其中，或者把这些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集合：大地。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要从人与社会这两个领域扩展到大地。”（《沙乡年鉴》）极为难得的是，张映姝已然将视点从可见的地面移到了隐秘不察的根系、土壤以及更深的幽暗表情之中，“阳坡上，绿意已呈现倾泄而出后的疲倦和懈怠，这是百草盛极而衰的表征。只有爬地柏不动声色地匍匐着，像专注的狙击手，伺机发出致命的一击。这样的沉默是众所周知的转移视线之举，它的根正分分秒秒围猎、绞杀其他草本植物的根系，贪婪攫取草皮下土壤的养分。”（《空白之地》）

　　在张映姝这里，这些花系和植物既是时间和空间的自然原生属性，又是精神构造和心理投射，这是一种化学和光电反应式的独特眼光和灵魂悸动。这是词语和求真意志彼此求证和相互打开的过程，也是在悖论、否定、疑惑中诗人寻求和解、安慰和舒缓的时刻，“有些时候，你找不见自己了/有些地方，你看不清自己了/有些场合，你认不出自己了/这么多的你，都不是你了//长风，冷云，萧萧落木/这株长春花，会不会是你？”（《长春花》）。与此同时，这是“绿色的语言”生成的时刻，涉及“诗歌之真”；这是没有经过污染、校正的原生态的言说方式。

　　植物也是最容易让人滋生幻觉和想象的场域，这是一次次惊诧、欣喜的时刻，诗人的感官、神经以及想象力被最大化地激活。

　　张映姝深谙纷繁的花事正是波动不已的心事与人世，而“花朵”与“她们”显然又是精神同构意义上的存在。这是精神视线得以一次次牵引、抬升的对话，“顺着你的牵引/我渐渐走向高处”（《金丝桃》）。因此，世界和自我也一次次被放大或校正。一个个花朵和植物构成了女性的精神气象学和不可磨灭的记忆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