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案头摆放着一册厚重的研究伊犁文史的煌煌大作——《伊江集》，它是赖洪波先生数十年如一日从事文史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是他献给第二故乡伊犁的一瓣心香。十五年前他出版了一部《伊犁史地文集》，现在，经过充实、修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60万言的《伊江集》，捧读之后，满心欣喜。《文集》只收入9辑54篇，而《伊江集》却增加到13辑85篇，内容更加丰富，史料更加翔实，价值得以大大提高。
赖洪波先生原来的专业是预防医学，五十年前告别江南鱼米之乡，来到祖国遥远的西陲伊犁，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防疫工作者。后来，出于对塞外明珠伊犁的倾心热爱，在朋友的鼓励下，转而执着地研究伊犁历史，与史志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担任地、州史志办公室主任多年，编著、审阅史志类著作20余种。在史志研究方面，数十年如一日，恰似缀网劳蛛，孜孜矻矻，勤勉不息，才有了骄人的累累硕果。洪波先生一直以伊犁新一代移民自居，他所关注的也主要是伊犁的移民文化;他又为自己能够做一个伊犁人，并为伊犁的繁荣与发展尽心尽责而自豪。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韶光五十等闲过，山河依旧显风流。伊犁啊！只有你，才是我心灵停泊的港湾;只有你，才是我永远美丽的家园！”这就是他为什么到了耄耋之年，依然矢志不渝地坚守伊犁、研究伊犁的真正原因。
史 识
读《伊江集》，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作者高人一筹的史识。
所谓史识，就是研究主体对历史现象、历史事物的认识、理解、判断、评价的能力和见解，或者说就是一种发现，一种对于对象本质的发现。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也是学术研究的根基。
清代文艺理论家叶燮在他的《原诗》中提出了诗歌创作的“才、胆、识、力”的观点。他说：“识为体而才为用，若不足于才，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①“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随古人脚跟。”②“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③他认为“识”是核心，是根本;有“识”才有“才、胆、力”，有“识”才会有自己的超出古人和时人的真知灼见。这个“识”在历史研究中，就是“史识”。早在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就提出了“史家三长”说：“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④清代杰出历史学家章学诚进而明确指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⑤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又将“史家三长”说移用在文学领域：“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⑥
鲁迅总是强调，在研究文学或作家时要有自己的锐利眼光和深广见识：“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⑦著名文学史家唐弢也认为文学史家的“学问”，“首先表现在有眼光，衡量哪些作家可以入史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发现新作家新作品也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这叫做史识。”⑧先哲们讲的都是人的主观的知识、学识、见解和分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對客观世界的认识力、洞察力、判断力。
洪波先生在他的许多论著中都展示了他敏锐公正的眼光。如《伊犁锡伯族抗同化条件的初步研究》《伊犁屯垦史略述》《伊犁历代移民开发与世居民族的形成》《伊犁外侨问题的由来与解决》等，以及研究林则徐在伊犁时期的行迹与思想的篇札，都是独具只眼的研究成果。他的许多见解，都是非常新颖而深刻的，因而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震撼力。
“史家对史实的选择、意义把握和价值判断是取决于史家的史识的。史实的选择主要是辨伪存真，史识的判断主要是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和评价，从而正确认定和阐释史实与价值的内在联系。”⑨即使在他的不属史地研究代表作的《新疆伊犁修志工作的思考》一文中，他针对“修志工作进展缓慢，出书难;志书质量平庸，名志少”等问题而“坦言直陈问题要害”的胆识，也是振聋发聩、令人动容、叫人感佩的。他在文中批评某些地方政府领导人对修志工作或不闻不问，或虚张声势，指出史志合一的工作机构的弊端，建议尽快改造修志队伍，认为修志界“越境而书”，“一是背时”，“二是僭越”，“三是无据”，是一种“浮躁心态的表现”。这些深思熟虑的见解和掷地做金石声的诤言，不仅折射出他在理论上的“史识”，也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
史 德
章学诚在刘知几的“作史三长”说的基础上进而指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⑩在章学诚看来，学，反映史家的功力;才与识，反映史家的思想和创造性;德，反映史家的治史态度。他所说的“心术”，即“尽其天而不益于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应该尊重客观历史，不要用史家的主观好恶去影响这种历史客观性的反映。
在历史研究中讲究史德，也就是求得历史的真实。真实有表象的，有深层的。表象的是历史事件、过程、现象等;深层的则是表象背后的原因、规律、性质等。历史消逝后，不会再现，也不能真正复原。要想了解历史，除了当代社会传承下来的古代生活成分可供参考，就靠历史遗迹、文物和历史文献。其中文献能够提供反映古代社会的资料，使后人可以加工这些素材，了解历史。资料越丰富，越准确，就越能获得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洪波先生的治学严谨，突出表现在他对史料的占有和鉴别方面。
他的文集中的有关伊犁移民史、外侨史和伊犁锡伯族抗同化条件的研究，以及关于伊犁地方志修志工作的思考，都得益于他对史料的钩沉与探索。在提出独到新颖见解的同时，他做了大量的资料梳理、考证工作。诸如伊犁将军与将军府的演变史、伊犁地名演变史、伊犁屯垦史、伊犁建置沿革与职官志、“三区”历史沿革等，都是在艰难耙梳史料的基础上形成的研究硕果，对于学术界深入研究伊犁，有开拓奠基之功。他不仅翻检了大量已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资料，还利用了故宫博物院、伊犁州档案馆和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料（有的是孤本，有的是原件），也搜寻了不少少数民族文字的珍贵史料，接触了很多国外专家的著作。在许多专家研究新疆、伊犁历史时只注重中国古代汉文史料的时候，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和外国历史著作的参考，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为自己的立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历史研究中，对原始资料的鉴定与考证是第一位的工作。史料有真伪，如何鉴定是一项大学问。“泛览所及，爱憎由己”是史学研究之大忌。刘勰论文学批评说，要达到能够具有全面分析批评的水平，一是“博观”，二是比较，三是“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有了这三条，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刘知几引用“探颐索隐，致远钩深”的古训，作为人们提高鉴识水平的途径。他提出要“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以寻求正确的评价，避免发生“出自胸怀”、“妄加向背”等错误。
洪波先生在他的论著中做了许多拨乱反正、澄清史实的努力。如在伊犁地名研究中，关于“伊犁”一名的沿革、“察布查尔”地名的来源，都有雄辩的结论。他还考证了维吾尔语地名“孔塔己”与准噶尔汗王“珲台吉”（大台吉）的关系，论述了蒙语“台吉”与汉语“太子”的渊源，提出了海努克古城即也里虔（亦力把里）的假设;他又探讨了为什么今日伊犁蒙古族人口较少，而蒙语地名却遍布城乡的原因，并且找到了由伊犁地名看伊犁世居民族成分的构成的途径。在林则徐研究中，他廓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他用充分的史料证明：道光二十三年（1843）“林则徐开垦荒地所办工程是指惠远城东三棵树和阿勒卜斯的垦荒水利工程”，而不是《林则徐传》《林则徐年谱》和《清史稿·布彦泰传》等著作所谓“开始阿齐乌苏废地的开垦”;道光二十四年（1844）林则徐参与开垦阿齐乌苏废地，捐修喀什河龙口工程，垦复的十万余亩田地应包括界梁子以西的地段;至今皇渠沿岸遗留的“三段”“四段”等地名，是林则徐采用“逐段开渠”办法的佐证，驳正了所谓“清末民初称‘端”，后来“演变成‘段”的说法等等。此外，他还对诸多志书中的疏误进行了详尽的指正。没有在对待史料的占有和鉴别方面的过硬功夫，就不可能产生这些立论精当、言之成理、说服力极强的结论。
史 趣
“史趣”是我杜撰的一个词语，想用它说明史学研究（甚至一切学术研究）成果应该讲究语言表达的优美，增强文章的可读性。关于这一点，古人早就指出来了。《礼记·经解》中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所谓“比事”，说的是编年纪事的方法。所谓“属辞”，是指在表述史实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这一要求，对于历史著作和史学研究成果，应该是同等重要的。这个问题在刘知几的“作史三长”说中，是归入“史才”中的。他说的“史才”，除了指史家的能力（主要是驾驭文献的能力，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运用能力）之外，也包括文字表达的能力。
当代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曾说：“我始终认为，历史知识应当民众化。如何化法呢？我想史学家应在撰写高深论文时，也写些通俗读物，献给历史爱好者。”洪波先生的史学研究，正是这样做的。这本文集中，除了“伊犁移民史研究”“伊犁将军与建置沿革研究”“伊犁地方志编纂研究”“林则徐在伊犁研究”和“伊犁地名研究”等几辑之外，还有“伊犁纵横谈”“伊犁史话”“伊犁诗话”“专栏文择”（其实也是“伊犁史话”）“散文随笔”“回忆往事及其他”等几组短文，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这些都应属于“献给历史爱好者”的“通俗读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文章的影响面更广一些，对读者的影响力更大一些，甚至可以说，是为洪波先生的“伊犁文史专家”交椅定位的奠基之作。许多人知道进而认识“赖洪波”其人，了解进而热爱伊犁的过去与现在，都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开始的，笔者即为其中之一。
洪波先生的这些“通俗读物”，并不因其通俗而浅陋、而粗粝，恰恰相反，一篇篇都是文字精美、情真意切的散文精品。古希腊的唯物思想家卢奇安曾经谈到史学审美的几条原则：真实之美、秩序之美和文字表述之美。关于文字表述之美，他又提出了“平易流畅”的原则。他说：“我们既然认为历史精神的目的在于坦率诚实，从而历史风格也应该相应地力求平易流畅，明若晴空，既要避免深奥奇僻的词句，也要避免粗俗市井的隐语，我们希望俗人能了解，文士能欣赏。词藻应该雅而不滥，毫无雕琢的痕迹，才不使人有浓羹烈酒之感。”這一段话，跟班彪评论《史记》时的几句话很相似：“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卢奇安和班彪说的是对撰写历史著作的要求，其实对于史学批评而言，这要求也同样是适用的。
洪波先生的这些史话文字可读性很强，感染力也很强。有的穿插着扑朔迷离的神话故事，有的撷取了引人入胜的民间传说，有的引录了脍炙人口的优美诗句，作者恰似一位高明的导游，把读者一步步引入伊犁厚重的历史，让我们领略丝路重镇伊犁的辉煌，认识西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伊犁将军府所在地惠远昔日的繁华，重温伊犁大地遭受沙俄侵略者铁蹄蹂躏的苦难，牢记伊犁各族人民团结御侮、屯垦戍边的英雄壮举……他的《又见丁香花开时——伊犁文苑60年的人与事》，写得生动有趣，他笔下的伊犁文苑的人物个个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的许多文章的开头、结尾的文字尤其精彩，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思。请看——
“两千多年过去了，‘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昔日的丝绸之路，已经成为历史上依稀可辨的旧迹，供后人缅怀！然而，由丝绸之路开端的东西方各国人民的友谊，却经历了悠久的历史考验，像西域陈年的葡萄美酒，浓烈而又芬芳，温暖着各国亿万人民的心房！曲折多姿的丝绸之路啊，是一条联接各国人民心灵的连绵的情丝，地久天长，永无尽期。”（《连绵的情丝》）
“朋友，你到过伊犁吗？你还记得万般艰难地走过荒漠的准噶尔盆地戈壁后，乍识赛里木湖水蓝山黛的梦幻景致，初听果子沟万顷松涛轰鸣那勾魂摄魄的体验吗？你遇到过数九隆冬朔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塔勒奇山巅的松树头前，几千辆汽车逶迤数里等待通过果子沟的情景吗？你见过春寒秋冷的日子里，十几万头牛羊马驼转场，在果子沟挤拥着，羊咩牛吼人喊马嘶的热闹场面吗……果子沟有过万年的寂寞无言的歌哭，目送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万骑铁蹄西出征战，它让爱国英雄林则徐万里流放伊犁时，从松树头顶风冒雪，步行而下……果子沟，伊犁形胜之区，死亡的峡谷，封闭的天堑，辉煌历史的见证！”（《欧亚草原第一通道》）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伊河水咽，心潮难息！那兀立荒野的残存围墙，像一条条伤疤，是当年苦难和屈辱的见证，它使人们重温痛史，引起猛醒，唤起深沉的思索！”（《惠远城怀古》）
至于《塞外行——林则徐在伊犁》一文，更是采用小说的笔法，把林则徐伫立赛里木湖畔遐思冥想，顶风冒雪走下果子沟达坂，惠远城与战友邓廷祯相见，举办苏东坡生日纪念会，伊犁将军布彦泰为兴修水利归来的林则徐设宴庆功等等情节，经过作者的想象和演绎，写得活灵活现，充满生机。
他还非常重视文章标题的锤炼，许多充溢着诗意的标题一一扑入眼帘，顾盼生姿，美不胜收：《连绵的情丝——伊犁丝道纵横谈》《天国微茫信难求——伊犁宗教纵横谈》《十年辛苦绘山河：徐松在伊犁》《金戈铁马话天涯——伊犁边塞诗拾零》《瑶池相会情谊深》《古城渠水话林公》《千古文章未尽时》等等，叫读者一见之下，爱不释手，流连忘返，目不暇接。
[注释]
（1）（2）（3）叶燮：《原诗·内篇（下）》，见《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4页，25页，29页。
（4）见《旧唐书·刘子玄传》。
（5）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
（6）袁枚：《随园诗话》卷三。
（7）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422页。
（8）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23页。
（9）刘中澍：《史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灵魂》，《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10）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
（11）章学诚：《文史通义·知难》。
（12）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13）刘知几：《史通·探颐》。
（14）冯尔康：《治史习史杂谈》，《文史知识》1992年第11期。
（15）卢奇安：《论撰史》，见章安祺编《缪美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16）范晔：《后汉书·班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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