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春

　　很难用单向性的词汇来概括陈末小说的风格，倒是像粗犷豪放、细腻温柔、邈远宏阔、微观细致、日常世俗、超然物外、尖锐犀利、善解人意等这些截然相反的艺术感觉都能在其小说中找到鲜明的存在感和强烈的混杂感。艺术特征上的多元性、多维性、多向性来自于其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复杂流动和命运多变：朱家庄、凤凰城（玛纳斯县）和乌鲁木齐三个具体的生活场景构成了进城（城市化）与返乡（反城市化）的往复流动。人物的生活史和生命史往往被设置在其中一个场景中而不断指向另外的一个甚至两个，形成对生活现状的深刻反思，也构成对生活的此岸与彼岸的辩证思考，借以展示近几十年来城市化进程催生出的生活变迁与人性裂变。在杂糅的艺术风格和多元的时代背景中，陈末近乎固执地反复书写女性的时代命运，尤其喜欢刻画女性为了爱情不顾一切而最终粉身碎骨、一无所得的命运轮回，绽放出各具特色的人性之花，一如她笔下在西部旷野中无处不在的野性花朵。

　　“女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女性身份将决定她的女性创作。女作家作为一个女性，只有她本身对其女性身份表示认同时，她才能真正从女性的立场进行创作，才能真正走进女性的世界。”（王志华：《灵魂之美与中和之美——铁凝小说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许多时候，这种身份认同只是女作家进入创作的起点，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复杂地看待世界与自身、如何同时赋予女性命运以普遍性与具体性、如何处理自身艺术经验与时代背景间的辩证关系。陈末努力在自我与世界、主题与叙事、生活与哲学之间开辟出自己的道路，凡此种种的努力在各个文本中清晰可见。《青盲三部曲》《人间烟火三部曲》《月光如豹三部曲》涵盖了陈末近十年来中短篇小说的代表性文本，能够刻画出她不断自我突破的决心和进行叙事创新的信心。

　　陈末的小说《青盲三部曲》由《裸露的芒果》（发表于2008年《青年文学》第八期）、《半熟的苹果》（发表于2011年《西部》第四期）和《安静的葡萄》（发表于2010年《绿洲》第三期）共同组成，《青盲三部曲》的完成，对陈末完成小说叙述结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裸露的芒果》短小精悍，透着诗意的语言气质，是一个不错的起步。到了《半熟的苹果》中，这种诗意的叙述气质有所收敛，转而向故事性靠拢，叙述速度有着明显的加速设置。但到了《安静的葡萄》里，这种诗意的语言气质再次呈现，且更加成熟起来，这种成熟显然是从故事的推进和人物的不断转换上形成的，而不单单只是使用了诗意的语言。相对于《裸露的芒果》中的陈娃娃、《半熟的苹果》中的方小红，女一号余小珊在《安静的葡萄》里的出现，则暗示着陈末小说风格的定位，即诗意的语言介入向诗意的人性和诗意的叙述上的转换。这种带有实验性质的叙述转换，使陈末的小说形成了一种她所固有的叙述异质化。这种异质化的表现，无疑是区分陈末与其他作家最为直接和最为隐秘的存在。但在《青盲三部曲》发表之后，陈末的生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故，导致了陈末的小说创作就此中断，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青年作家的写作队伍里，陈末像是某个隐匿的符号，以诗意的棱镜快速一闪，之后便完全消失了。直到2017年，陈末以短篇小说《坡度》出现在《西部》第二期，那个隐匿的符号再次闪现。这次，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陈末的小说创作坚持了下来，并以多个不同的女性视角为基调，以不同朝代的人物命运和爱情呈现当下的乡村生活、城市生活，尤其是呈现了当下人们，特别是普通人，其实更像是边缘人的一种内心生活和精神反思。

　　陈末的小说《月光如豹三部曲》中，《撬月亮的金子》（发表于2018年《西部》第四期）、《亲爱的娜卡》（发表于2019年《作品》第六期头条栏目）及《寅时敲梦人》，主要以乡土性的温暖爱情为线索展示朱家庄的生活在不断城市化的时代中所具有的反思意义。《撬月亮的金子》书写了一个初涉社会生活的金子，与自己的土地、原来的老板和乡村资源相互角力的故事，金子的单纯、能干、可爱、反省，恰当地呈现出了城市生活对乡村生活的过度辗压，以及初入社会的单纯少女面对命运突然的戏谑时，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反思思想。而在《亲爱的娜卡》里，这种反思则转换成为三个发小、一个养女、两个好友和一个未婚士之间的较量，在这种复杂而矛盾的较量里，作者始终以柔克刚，试图用一种更为开阔、包容、和解的姿态向生活中的伤害、折磨、困苦和消亡进行更高层面的反思与解构。在小说《寅时敲梦人》中，陈末借用朱娘和陈爷这条故事线，将一对暮年之人的过往、爱情、矛盾与挣扎呈现出来，通过凤凰城的喧囂、朱家庄的宁静、生者的平静和死者的回味，交替进行内心的反思。这种反思与解构，恰巧使得陈末小说里的凡人变得不再平凡，普通人变得不再普通。在那些看似平凡而普通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人性更为复杂、多变、丰富的内涵。这些内涵，最终都朝向更为开阔的视野奔跑，即快速的时代轴承里，个体在快速运转的转速里，依然对生命保持着慎重而庄重的回首，这便是小说的可贵之处。

　　在小说《寅时敲梦人》里，陈爷与朱娘的爱情虽然没有轰轰烈烈却也惊心动魄，尤其是在对后事的安排上，小说由此展开了陈爷、朱娘与朱三妹的纠葛。“陈爷是不可能忘记朱娘的。朱娘也不可能彻底地忘掉陈爷。老人家的事情，年轻人不懂，半夜起身的朱娘是懂的。朱娘望着窗外射进来的车灯光，那光，带着桔黄色的朦胧美，一绺子一绺子飞进飞出地忙碌着，把埋藏在朱家庄的那些光阴和凤凰城里的夜色搅拌在一起，使她的房间里喧腾起来了。”三个人一生的纠缠内容、交锋方式与最后结局都与朱家庄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从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最普通也最动人的爱情传说。这些爱情作为纯美的乡土叙事，所起到的作用恰恰就是对陈末小说《月光如豹三部曲》中“大儿子”“第三房媳妇”、王建建、养蜂人等的道德审视与爱情解构。对于乡土、对于社会现实来说，他们都是欲望的制造者、性别伤害的发起者和精神救赎的回望者。

　　陈末的爱情叙事借由各种弥漫性的意象和独特的叙事模式形成了热烈温暖、诗性充盈的风格。更重要的是，这些爱情并不锁闭于单纯的当事人之间，而是通过朱家庄、凤凰城与乌鲁木齐三个场域散发到更加广阔的时代语境中，尤其是将城市型爱情与乡土型爱情并置，建构起对社会变迁的别样思考与尖锐反思。爱情，成为陈末观照人心人性的利刃，保证了小说的主题深度和思想效度。同样，这样的爱情书写具有西部属性，却又指向当代中国的普遍语境。陈末从西部生活尤其是情爱现场中找到了通往人性深处的一条曲径和幽途，在这条道路上的陈末小说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学境界和叙事高度。

　　作为女作家，陈末小说的情感基调大体是忧郁的，尤其是在爱情主题中。她从不塑造完美的男性形象，却一再刻画以颖慧凌厉的女性视角不停审视着男性的女性人物们。爱情，是女作家认知世界、虚构命运的主要手段，对陈末而言更具有主体意味：她从不将小说中的男女们置于社会障碍之中，相反，他们是自由的，但他们的爱情因此而更加无望。社会压抑不是阻止他们爱情实现的主要原因，两性之间的精神鸿沟才是。这些爱情大都来得迅猛、燃烧得炽烈，又总是不欢而散、无果而终，男女两性终究无法达成和解与和谐。陈末较少孤立地写爱情，而是将爱情的过程、特征、结局与上述三个生活场域结合起来。三个三部曲里的大多数爱情都是跨越两个甚至三个场域的，其结果是各种爱情形态背后的社会意义得以彰显，爱情成为审视时代与人性的有效视角。

　　陈末小说始终紧紧抓住朱家庄、凤凰城（玛纳斯县城）和乌鲁木齐三个相对独立的生活形态，以其形成的社会生活变迁为小说的总体背景。三者分别代表了村庄、县城、都市三种生活形态，但却不具有唯一的价值指向。也就是说，其小说并不是简单地重复描摹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是通过多样的文化视角和审视姿态呈现了更为复杂的流动方向和价值取向。值得注意的是，陈末笔下的三种生活场景虽然具有所有典型的西部特征，但是其意蕴则更为深远，具有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极强喻指能力。在这个层面上，陈末是新疆作家、西部作家，但其社会解析视野则直指城市化的当代中国。她的主题建构能力穿透了笔下的地域风景，形成更具有普泛意义的文化观照和社会思考。来源于地域文化而又超越地域文化，这是当代作家应有的叙事高度，也是陈末小说的显著特点。

　　朱家庄，是陈末小说里最常见的乡土场域。她赋予它多样的内涵和色彩，温情与破败，引力与斥力，怀旧与逃离，陈末让不同小说中的人物们以各样的方式体验着朱家庄的生活真实。同样的，朱家庄拥有典型的西部风貌，却不仅于此，它更是当下中国乡村的样本。这种典型性的获得是陈末在不同小说中以文本间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共同指向那些与泥土、鲜花、棉花地最接近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是更加广阔的现实，通过他们的痛苦，“我们不仅触摸到微渺而又坚实存在的生命之根，而且感受到广袤的大地上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文学评论》2016年3期）这种痛苦更多的时候是以人物们对生活的“无感觉”呈现出来的，濒临废弃的朱家庄弥漫着末日气息和无助之痛。“朱家庄真是大啊，小时候，人多，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生人与熟人搅和在一起，烟火腾腾，昼夜不竭。现在，人都走空了，庄子就显示出一种非凡的共振来，只要让庄子听见一丝丝人声，庄子就开始地动山摇，欲仙欲死。那清晰的围着人声密合的天色里，我听见，我妈和我爹的对骂声咆哮着，翻过我家的土院墙，冲上庄子的每条干道，顺着杂草丛生的树林带，沿着一大坨一大坨褪去人间烟火的老房子，直直地伸上了天。”（《蜂》，发表于2018年《广州文艺》第三期）陈末以这段话里的“人间烟火”命名了包括《桥》《炕》在内的小说《人间烟火三部曲》，显然，这“人间烟火”只存在于曾经的朱家庄，而不是现在。现在的朱家庄，“庄子里还剩下几户，基本上都是长年种地接连赔了三五年的懒散户，精气神已经被那巨额债务拖垮了，不但进不了凤凰城安家，就连平日里过日子，也是翻卷着一股恹恹的自卑相，看得人心惊肉跳的疼。”（《炕》）在城市化背景下，这样的村庄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无处不在。但进城之后，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又纷纷从精神层面回首自己的出生地朱家庄，这种回首带着某种意犹未尽之态，像蓝调一样在人物的命运走向和生活往事里来回播放，故而形成一种时代、社会、人性和个体反复映照的多棱镜，在这个镜子里，我们仿佛可以看透乡村与城市的兼容性，但又从人物命运的不同走向里，看见了时代对普通人的极尽消耗，而个体，恰好在这种极尽消耗的生活事件里，显示出了一种更关乎爱、谦卑、和解与美的选择。

　　总体上，朱家庄、凤凰城与乌鲁木齐三个场域形成陈末小说观照当代中国社会的三棱镜，映照出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并存、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的生活景观，其中产生的人性畸变与诡异命运折射出社会发展特殊阶段的种种乱象，直指人心、人性。尤其是三个生活场域之间的生活方式之间反差之强烈令人难忘。三个三部曲分别从不同侧面指出了从朱家莊经由凤凰城到达乌鲁木齐（“进城”）、从乌鲁木齐与凤凰城返回朱家庄（“出城”）这两条路线的无效与虚妄，城市化与反城市化都无法改变人物的精神处境。通过这样的过程与结局，陈末的小说以不同的三部曲结

　　构揭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真实窘境和深刻的精神危机。可以说，以三个场域作为社会剖析视角在陈末这里是成功的，也是值得肯定的，正如陈末在小说《寅时敲梦人》里展现的那样，陈末想要呈现的，是一种反向的、反思的、反潮流的精神内核，这种内核表现在小说语言的叙述层面上，便是小说内在的气质，既“活人不易呢，你要慢慢活，好好活，活好，像棉花一样活，服软，又暖和，里子面子都亮堂……”（小说《寅时敲梦人》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