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佳昌

　　矮个子的叔叔

　　周末的天气晴好。王老师拿着一支画笔左右打量着我，嘴里啧啧个不停。你长得短粗矮胖，憨气十足，干脆叫你矮个子大叔吧。她像是发现了一条新定律一样高兴地这样称呼我。当“大叔”这两个字从王老师的口中说出来以后，我就想到了那些管我叫叔叔的英俊青年们。忽觉冷风袭来，竟让我瑟瑟发抖了。

　　现在有更多的人管我叫叔叔，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清楚了，只是恍惚感觉到前几天我还是大人眼中的孩子，转眼间就有人管我叫叔叔了。我参加工作以后很多小孩子叫我叔叔，那是我身为儿科医生的缘故，这种出于礼貌的称呼并没有让我感觉到岁月流逝的杀气。可突然某一天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站在我面前叫我叔叔时，我先是怔了一下，而后思绪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野马一样开始狂奔。叔叔你不记得我了，你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仰望着眼前高出我一头的青年，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自己是看着他长大的。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自己被岁月的推手一下子扔进了衰老的年轮里。回想似乎瞬時而过的多年时光，遗憾难免浮上心头。这个身材矮小的儿科医生，要努力学着适应那些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们叫我叔叔了。

　　那些遗憾现在回想起来和我的身高有关。我出生的时候就比一般孩子小，只有五斤。按照母亲的说法我是输在起跑线上的。我长不快总让母亲唉声叹气。母亲还会抱怨自己和我的父亲，她认为是艰苦年月的生活造成了我营养不良的原因。然而在乡邻的嘴里我却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个子小，全让心眼儿拽住了。对于评价个子矮的人，这是我家乡最流行的说法。心眼儿多不是什么好事，总有种精于设计，机关算尽的感觉。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很多大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都表情严肃，甚至会用警觉的眼神看我一眼。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个子矮不是什么好事，心眼儿多更不是好事。可我后来才逐渐明白个子矮和心眼儿多并没有什么联系。我没有比常人更聪明，倒是都已经五岁了，穿鞋的时候还不分左右，连鞋都分不清楚左右的孩子何谈心眼儿多呢？母亲很着急，一遍遍教我穿鞋的时候怎么分左右，可我就是学不会。最后什么时候学会的已经记不清了，只是记得母亲教了我很多天。父母为我长不高愁眉苦脸。那时的农村，如果谁家孩子瘦小枯干，会被街坊四邻当做话柄的。为此，我记得父亲给我买过龙牡壮骨颗粒和增长乐一类的东西，结果全是徒劳。而现在，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没有长起来就已经迈进开始衰老的行列里了。

　　父母真的这样想过，如果个子长不高的话，那么多点心眼儿也不是坏事。毕竟人心复杂，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要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别被人欺负才好。然而无论在身高还是在是否聪慧上我都让他们失望了。我个子矮，上课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站队的时候在第一个。别人玩双杠时我只能远远地看着。我被那些好事的同学称为矬子。大家开始逐渐疏远“矬子”，甚至故意捉弄我。可是我却不敢把这些事和家里人说。在学习上我也让他们失去了信心。我非但没有超过常人，而且还显得非常愚笨。因为学习差，初中的时候就有了降级的经历。一次考试成绩出来以后母亲呜呜地痛哭。母亲边哭边说，任我怎么劝说都不能抚平她的痛苦。人家都说个子矮的人聪明，你看看你到底还能会点啥，要是考不上大学搬砖都没人用你。母亲的哭诉让我决定降级再复读一年。高中时又经历了两年复读生涯，高考时终于擦着本科大学的门边挤了进去，才多少给父母些安慰。

　　我童年的时光活在个子矮的自卑中，想着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能够改变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我如愿以偿地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别人对我彬彬有礼尊敬有加，我终于可以摆脱多年来身高不足带给我的遗憾了。工作和生活都是美好的，我生活在自我满足的世界里。可是当某一天一只无情的大手揭开这个假象的面纱时，我才突然又感觉到，原来我以为挥去不来的那个问题却始终尾随着我，只等我的软肋暴露时它发出沉重的一击。

　　揭开这个假象的是择偶。我的身高成了我在这场战役里的硬伤。不到一米六零的身高让我的相亲之路变得异常艰难。记得一天上午，护士对我说外面有人找我。我出去看，没有发现我认识的人，也没有人主动上来和我打招呼。我在大厅里走了一圈后就回办公室里了。这件事被我渐渐遗忘了。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本家的一位姐夫又让我想起了这件事。姐夫要给我介绍对象。他和对面的女孩说我工作好，人品端正。把我身上的优点说得天花乱坠。桌子那边的女孩不免有些动心。看着她热情高涨，姐夫只能小心翼翼地说，我妻弟什么都好，就是个子稍微矮了一点。他用了“稍微”这个词，是想给这件事留更大的余地。女孩矛盾了，如果因为身高问题断然回绝，自己并未亲眼所见，可能会错过缘分。想来想去她决定亲自到我工作的医院一探究竟。她隐藏在大厅的人群里，上演了我出去寻人而不得的一幕。她选择没有惊动我，后面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

　　我曾幻想着自己能再长高一些，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了。我的身体开始横向发展。现在我成了王老师口中的短粗型。我的双鬓已现青丝白发，鼻梁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镜，加上矮胖的身材，我真的像个发福的大叔了。这才短短几年时间，而实际上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八零后啊。我把那个二十多岁的青年管我叫叔叔的事跟王老师说了，她不以为然。你现在的样貌和做派就像个大叔，她这样说我。我对这个称谓还没有太多深入的思考，只是觉得时光在不知不觉间竟让人有空白的断档感。现在我把出现在我记忆中的很多片段串联起来回放，希望寻找出出现这种结局的蛛丝马迹。而我又不选择说出，我对面坐着一个学美术专业的王老师，还是交给她的画笔吧。王老师不断提起我的身高，可她却是那个唯一不介意它的人。她收起了笑容仔细端详着我，在温暖的阳光下开始勾勒一个拎着皮包、又矮又胖的八零后大叔了。

　　鼻梁上的眼镜

　　以前去照相馆拍证件照，摄影师总让把眼镜摘下来。高中毕业的时候同学们流行互送照片，穿得漂漂亮亮的去了照相馆，摄影师在准备按下快门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话，请把眼镜摘下来。请把眼镜摘下来，请把眼镜摘下来，照相机如此排斥我戴的镜子。我摘下了镜子，眼前顿时升起一片迷雾，桌子柜子凡是有棱角的地方都泛起了重叠的白光。那些光交错在一起，互相纠缠，像彼此长在了一起，我的视野里完全是乱套的感觉。照片洗出来了，我笑得灿烂，可照片里的这个人能清晰得看到什么，何故还要笑得这样开心呢？到目前为止，眼镜已经与我相伴二十二年。王老师在阳光明媚的周末给我画像。我提出要求，一定要把眼镜画上去。王老师不以为然，说我怀疑她的专业素质，既然是画像那便是有什么都得画上去啊。她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我和眼镜的结缘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有一天坐在第三排的我看不清黑板的字了，老师也像是带着一团雾进来，又带着一团雾出去一样，模模糊糊的。那个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听我这么说，父亲着了急，二话不说就带我去了眼镜店。一测，三百度的近视。两个小时后我就戴上了一副塑料边框的镜子。镜面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绿色的光，换个角度就又不见了，很神奇。老板说这是韩国的树脂镜片，好处一二三罗列了一大堆。父亲二话不说付了二百元的镜款。在尚不富裕的年代，这些钱足够一家人半个月的开销。眼前的世界清晰了，地上细小的沙粒都看得到，什么东西都在我戴上眼镜的一刹那往眼前凑。脚下的地面鼓起了包，地板砖也要脱离地面飞起来。眼睛有点疼，稍微动一动脚步，晃悠悠的，又一阵恶心，直到一天以后才逐渐适应。

　　从那以后我就彻底离不开近视镜了，只有在睡觉、洗脸、洗澡、理发的时候才会摘下它，绝大多数时间里它都在我的鼻梁上架着。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摸床邊的眼镜，已经成了习惯。有一天早上我在冲洗眼镜时，眼镜的一条腿儿折了。戴不上它我的眼前一片朦胧，我坐在朦胧的世界里想来想去，最后用强力胶水和一小块白纸把断茬的地方裹卷起来。它像个一条腿绑了绷带的伤兵，很刺眼。我戴着它走在大街上引来很多人的注意，他们有的半张着嘴露出惊讶的目光，还有的我能感觉到他们在压抑着马上喷薄而出的狂笑。我本就不拘小节，并不在意，愣是让它又为我服役了三个月。

　　我刚开始戴眼镜的那个年月戴眼镜的人并不多，要不就是近视眼、散光眼，要不就是戴老花镜的老人。只有视力缺陷的人才会戴，其他人是不戴眼镜的，所以戴眼镜总给人残疾的印象。我们当地有个说法，管这一类人叫眼瘸。随着时光的流转，戴眼镜的人越来越多了，太阳镜、护目镜逐渐壮大着眼镜的队伍，后来更有隐形眼镜的横空出世。为什么，好看啊，漂亮啊，年轻爱美的人总会这样回答。我的眼镜不漂亮，主要的原因是度数不断上涨，三百度，五百度，六百度，眼镜看起来厚得像瓶底，在侧面看上去还有一圈一圈的波纹。由此班里的同学又给我起了一个绰号——二饼。那一段时间“二饼”成了我的代名词，他们叫得顺嘴了，习惯了，改都改不了。自卑是有的。到了初中以后原来班级的同学有和我分在一个班的，绰号顺理成章地被带到了初中。逐渐地，班级里其他同学也有戴眼镜的，我有了同盟，我们联合起来和他们对抗，这个绰号也就渐渐地消失了。大家不再惊讶谁戴不戴眼镜，反倒是以前戴眼镜的突然看不见鼻梁上的眼镜了而引起大家的好奇。什么是隐形眼镜，戴着舒服吗，真高级。眼镜以它的与时俱进地发展改变着大家的态度，也改变着人对人的态度。

　　糟糕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近视度数也在增长，竟然涨到了一千度。我不戴眼镜的情况下几米以外就看不清人脸的模样。我戴着它读完了高中又读完了大学。某天从别人口中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看看，平时总用功学习，眼睛都看坏了。说话人的表情带着些许赞许，我却一脸茫然。可回头一想，戴眼镜还能给人学识渊博的感觉，不免又是一阵安慰。我开始仔细回想眼镜带给我的好处。除了能让我看清万物，还能在大风天为我遮挡风沙。可它也有不好的时候，塞北的冬天滴水成冰，进到屋里眼镜瞬时被雾气覆盖，半天缓不过劲来，也好办，得随身带着镜布，倒也不费事。眼镜成了我的另一双眼睛，让我看清万物，也让我世事洞明。

　　眼镜似乎成了我的招牌，很多不熟悉我的人对别人称呼我时都会说，就是那个个子很矮戴眼镜的医生。我的眼镜越戴越漂亮，档次也越来越高，由塑料全框发展到金属半框，虽然度数很高，但镜片是越做越薄，多了时尚风，看起来再也不像瓶子底了。有人曾建议我手术解决近视的问题。你是学医的，知道有个东西叫视网膜，近视严重的话，如果你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视网膜会脱落的。听得我一阵战栗。眼科的同事说的不无道理，可它和我已经相处了二十二年，我完全离不开它了。角色的变化也具有戏剧性，由别人拿我开玩笑到冠以学识渊博，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很多人都在借助眼镜看世界，借助眼镜和人相处。坐在单位里，发现有一半的同事都戴着眼镜。它又岂止是让我看清物体那么简单。我干嘛要在这个时候抛弃老朋友呢。王老师把我的眼镜画得不错，有棱角，有线条，它让眼睛本就不大的我多了些神采，也让这张圆脸多了些生动的内容。要是再能画出泛着绿色的光膜就更好了。有色的镜片盖在眼睛上，可我戴着的不是有色眼镜。等到我到耄耋之年时，头发已全白，牙齿掉光，满脸皱纹，反应也有些迟钝了，可我的眼镜依然干净明亮地架在鼻梁上。

　　白发丛生

　　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发现双鬓的白发时的情景。那一刻我想到了我的奶奶。在我刚记事的时候她的头发就全白了。全白的头发在她的身上是那么自然。今年她已经91岁，白发对于她来说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我又想到了我的父母，他们是快60岁的人了。岁月的风尘是一把把锋利的刀子，把原本光洁的皮肤刮出了一道道皱纹，也把满头的黑发割得花白。可是岁月的痕迹竟然过早地在我的身上出现。我的双鬓出现了白发，稍微侧一下角度，竟然多得吓人。我开始变老了吗，可我才三十多岁。白头发都出现了，我想我以后就不再年轻了。我问王老师能否用她的画笔画出白头发。她拿着的是一支铅笔，以我的观点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能画得出，只是要多花些时间。我需要一个真实的我。我生出的白发给她的画增加了难度，也给我的心里增加了一道坎。

　　白发的出现证明我正在走向衰老，可我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衰老不光体现在白头发上，我身体的诸多器官也在走向衰老。三年前我值夜班时可以整夜不睡觉还不觉得累，而现在值夜班，每到两点以后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迈不开脚步了。随之而来的是熬夜时经常出现耳鸣、心悸。老中医拽过我的手给我把脉，他沉思片刻后突然像发现一个惊天秘密似的对我说，兄弟你脾肾两虚啊。老中医的这句话让我惊慌。我问他白头发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关系。他点了点头。我拿着他开好的药回家，每天按时煎服。一个月过去了，我的耳鸣和心悸没有丝毫的缓解，白头发又多了几根。我想可能我的症结比较顽固。虽这样想着，我却停下了服药的脚步。

　　就像很多事情发生了我们却无法改变一样，我无法改变白发日渐增多的事实。我只能接受它。岁月的痕迹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我的身上会愈加明显，白发的出现和增多就是最好的证明。问题随之而来，既然不能改变，那我该怎么面对它呢。

　　那日我在办公室里看书。一位老患者的父亲来医院找我。他走到我身边时张口就说，赵大夫还学习呢，该休息休息了，你看头发都累白了。我们相对而视哈哈大笑。他随后又说，头发白点好，说明学识渊博，平时用功不少，能给病人信任感。从医学的角度看白发和工作压力呈日积月累的正相关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拥有白头发的医生会给病人值得信赖的感觉。他们显得沉稳，白发里镌刻着岁月的沉淀，于是乎人们觉得这样的医生经验是丰富的，因此值得信赖。我拿着镜子反复观察镜中的白发，它是不是也体现着智慧的象征我表示怀疑。工作五年，我很有自知之明地认为自己的资质平庸，没有太多的建树，但工作的压力还是有的。王老师说我经常在睡眠中出门诊看病。我有说梦话的毛病。有一次说梦话竟然把自己说醒了。醒了的时候嘴里还在说着。我记得很清楚，我在问，你每周定时咳嗽吗？梦里的事包括说出的梦话都是不合逻辑的。定时咳嗽好比把人看成了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只要到时间就能自己咳嗽。想到这儿我哑然失笑，可转而又一想我的双鬓已然白发丛生，这在一个只有33岁的人的身上又是多么的不合逻辑。

　　同样认为不合逻辑的还有我的父亲。他似乎比我还要在意自己的白头发。大概在十三四年以前的时候他第一次在镜子里发现了自己的白头发。原本有说有笑的他在发现跳跃在眼前的几根白头发以后立刻闷闷不乐了。父亲是一个很讲究外表形象的人。稍年轻一些的时候他经常穿着笔挺的衬衣，扎着领带，皮鞋锃亮地出入单位的大门。在电视台工作多年，他拒绝邋遢的自己。相比较之下，我的不修边幅总会让他生气。按照他的说法，形象是一个人的门面，在一个从很大程度上以貌取人的社会关系里，形象的好坏能决定一个人的成败。白发的出现让他显露出一丝苍老。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依然年轻，他开始染发，让那些青丝白发披上一件黑色的外衣。最初的时候他一个月染一次，随着白头发的不断增多，现在他半个月就要染一次头发。可是过不了多久，白色的发根就会再次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白发的生长就像野草，坚韧得让人无可奈何。在染发这件事上，我的父亲就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固执地进行着对抗。

　　面对两鬓出现的白发，我该怎么办呢。我知道染发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即便现在我拥有神奇的力量阻止它，可未来我走到耄耋之年时还得友好地接受它。就像我的祖母，当她满头银发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看到了和谐之美。王老师是美术专业出身，我要求她以素描的形式画出我的白头发。笔尖上汇聚了她的心思，果真画出了我想要的效果。在她画着我的白头发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平和的。我似乎感觉到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那些白发正在像野草一样生长，而我的内心却平静如水。

　　发子妈是个瞎老太婆，眼盲心亮，当她明确奶奶要种杏树，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一棵小树苗，竟然颠着小脚亲自送来了。杏树长得茂盛，杏子结得也密，小时侯光顾着吃，也不清楚它的来历。上学以后，某天摘杏子险些摔倒，低头一看才发现杏树是种在菜垄上的，难怪站不稳呢。听奶奶讲了种树的过程，我们姐弟俩惊呆了，真不敢想象，两个小脚老太太站在一亩多地院子里，一个眼睛还看不见，谋划着将杏树种在什么方位合适。发子妈建议种在院子的正中间，奶奶经过目测之后，将铁锨伸向了茄子和豆角间的垄上，幸亏树苗小，否则树坑得挖深一点，那一拃长的小脚怎么踩得下去铁锨呐！

　　只要想起童年的夏天，眼前就是葱茏的果树，绚烂的花朵。没有哪个夏天，除了我童年的夏天，会让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和眷恋。巷子里的老人常说，家门口有一颗树，进门前把烦恼挂在树上，这个家就会和睦，运道也不会差。正所谓树的好坏就看长势，人的好坏就看脾气。人世间的幸与不幸，只与人有关，与草木无关，人制造了麻烦，花草树木却可以带走人的霉运。

　　树在哪里扎了根便随遇而安地生长，为家园提供了其他生物生活的环境，鸟儿在树上做了窝，蚂蚁在树下筑了穴，牵牛花找到了藤条的依靠。蝴蝶、蜜蜂、甲壳虫挤过丰满的花瓣，到达里面的雄蕊和雌蕊器官所在的球果上等待交配，苍蝇只是过客。孩子们在树下嬉闹，跟着欢腾的还有小狗和小羊羔。外公说，他的父亲曾经说过，树能活的地方就有人烟，一个家光有人住是不行的，要有出声的和闭嘴的，要有活蹦乱跳的，要有静止不动的，那才是一个家该有的样子。

　　外公脾气粗暴，常常将闯祸的舅舅们拖过来一顿猛捶，对孙辈们却无比宽容。他给我们种树，让树陪伴我们成长，让一棵树教我们把眼光放远、心情放轻松。树长大了，我们也成人了。外公离世的那个冬天，坐在窗前望着大雪，嘴里叨咕着“人老半空心，人老百事通”。那时候，他被肺癌折磨，不仅失去了身体上的力气，也失去了心智的力量，他没法应付常规强度的劳动，对社交活动避而远之，谁能来陪他谝会儿闲传，他都面露感激。这个壮年时从不妥协的男人，六十多岁在病魔面前认了怂，并以全部的清醒与漠视来对待生命的结束。其实他是心有不舍的，看着婴儿车里的孙子，浑浊的眼珠流溢着一汪忧郁的水。

　　一棵有生命的树是多么精彩，加上时间的故事，愈加令人动容。树上的花朵和果实除了养眼与果腹，还有更多的意味。

　　4

　　自从有了核桃树以后，我对大地上的所有植物都带着怜爱之心。我唯一的树没了，我怎么能不难过呢？那真是一种连根拔起的感觉啊！它的倒下与人类最悲壮的死亡何其相似。沉默不语的树比起能言善辩的人，更能正视自己的命运。

　　我的树最终化为馕坑里的灰烬，而弟弟的树幸运地活了下来。拆迁公告上标注的巷道仅限于路南外公家的那一片，我家的院子在路北，暂停开发。还没搬家的高兴极了，搬出去的又搬了回来，邻居们看父母没有搬回来，总是打电话召唤。父母要帮我带孩子，院子由马苏木夫妇和小儿子瑟尔东一家住着。杏子熟了，瑟尔东的媳妇细心地装在一个小桶子里送给父母。再吃到酸甜的杏子，我给弟弟打电话，他说：“我的杏树福大命大，从小我就觉得发子妈像电影里的巫婆，这棵树，说不定她是算过命的。”

　　外公后院的那些树，不是同一年种下的却是在同一时刻毁掉的，果木与房屋被推倒，化为废墟。

　　我们每个人和一棵树，因为外公的心愿而连结在了一起，我们的名字与树的名称有了人世间的对应与关照，那么一棵树，与它的主人的命运有关联吗？有隐喻吗？

　　外婆说是有的！

　　她以我举例，我的核桃树种在院墙外面，孤零零的，我的性子也是凉凉的，与表妹表弟们疏离，他们几个亲，却和我不亲近。细想也是，或是年龄的原因，他们对我尊重而客气，有一种血缘亲情也热络不起来的距離感。那么长的岁月里，后院的果树们窃窃私语的时候，核桃树是多么孤寂，它的使命是引领弟弟妹妹们来到这个家，而不是与他们扎堆嬉闹，它长得再高，身子奋力倾斜，也跨不过那些障碍。作为长姐，我行使责任，操心费力，却始终融入不了他们的世界。

　　当初因为奶奶的执意，外公的后院唯独少了弟弟的树。作为纪念出生的那棵树，它是游离的，远离原本属于它的位置的。弟弟从十六岁外出求学，就再也没有回到家乡。他在外地工作，自立成家，整个家族的孩子，唯有他一人飘零在外，与亲人相距万里之遥。七十年前，先辈从长江之滨来到伊犁河边落脚生息，距此五十年后，弟弟从天边一样遥远的西北出发，二十年来颠沛了半个中国，安居在了种满茶树的南方。难道这是从他的杏树种下那一刻起就暗喻的命运吗？

　　那年五月娟表妹出嫁，婆家在邻县有个院子，她把那棵二十六岁的桃树挖走了。她的桃树逃出了被摧毁的命运，得以在另一个陌生的家园落地存活。然而，那棵桃树并没有安身立命，花开得稀稀拉拉，果实没有成熟便萎缩脱落。娟表妹婚后终不见怀孕，没少寻医问药，她承受着中药的苦腥，熟人的说三道四，仪器检查的疼痛，几年过去依然没有如愿。领养了一个弃婴，惜如珍宝。时隔多年，我以自己的同理心来揣测那棵桃树的心事——树活着，心死了。

　　外公走了之后，外婆又在世间行走了二十年。外婆说树有定数，人也有定数，世间万物皆有定数。那么外公呢，他走得早，没有看到他种下的树的命运，也没有看到我们成年后的命运轨迹。树与人的命运是不是真有预兆，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我们都无法下结论。如今我也活过了半生，已经懂得人间诸事并不完美，尽心尽力便好，要接纳宿命的局限，这也是外婆留给我们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