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洪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人，注定是要吃苦受难的。我呱呱落地才几天，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从此，中华大地烽火连天、血腥飞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兽蹄南下，危难之际，我从香港逃难回到祖籍广东兴宁乡下。我的孩提时期和读书启蒙，都是在故乡度过的。

　　啊，故乡！

　　故乡兴宁位于粤北，人言“潇洒兴宁县，天南独一隅”。境内丘陵绵延，四周山峦环绕，位于中部的县城附近，是一块不大的盆地平原。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曾描述兴宁“天作高山，宁昌是环。划然中开，沃野夷原”。我老家永和松山下长安村，地处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处，既有平原沃野，又有山地的苍翠，山青水秀，是一片安宁的古典农村世界。我的童年就是在这宁静质朴、林深草茂、禽鸣花香的小山村度过的。

　　兴宁地方开化很早。东晋咸和六年（331）已建县，后梁贞明三年（917）设齐昌府，故兴宁又古称齐昌。

　　粤北兴宁、梅州一带，是纯客家之乡。客家（外国传教士书写为Hakka）是汉民族从中原南下迁移形成的一支民系，素以吃苦耐劳、民风淳厚、讲究传统著称。客家人十分重视血缘宗族关系，同族聚居，一个村里的客家围拢屋内，是绝对没有外姓人家的。兴宁赖氏家族，据传初始从江西（或福建）迁来时有17宗，永和松山下老赖屋的始祖文宗公，定居迄今已400余年。按辈分称，我是第二十世。松山下老赖屋三横圍屋，依山顺势，坐东向西，围屋内，几十家人聚居，鸡鸣犬吠，人群熙攘。客家人每一姓的老屋都有自己的堂联，每逢过年，大门两边都要请写家书写堂联贴示。松山下老赖屋的堂联是：上策家声，秘书世德。我至今都不能确切解释这赖屋堂联的含义，推测可能和祖上曾有过文人策士的名声有关。

　　客家人自认为是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历来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有深厚的客家耕读文化传统，民间有“卖田卖地也要让孩子上学”的说法，以读书为本，以文章为贵，以知识为荣，形成浓厚的社会风气。兴宁这个土地面积仅21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过百万的蕞尔小邑，人文鼎盛，代出贤良。据志书记载，自宋代至清代，兴宁有进士、举人278人；民国至今，有将军115人，“两院”院士5人，大学校长（含党委书记）76人，教授1300余人，各类高级职称者2000余人，堪称显赫。

　　兴宁不乏仁人志士，辛亥革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兴宁人。兴宁是中国红色革命之乡。2010年，中央核准兴宁是“中央苏区县”。我老家永和，1924年，已有农民协会组织活动；1927年，第一届中共兴宁县委在永和湖尾村成立。永和“三下”（松山下、小洋下、大成下）、“两寨”（黄泥寨、毛公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土地革命时期的著名活动区域。期问，永和区53名革命烈士中，松山下的长安有8人，姓赖的5人（见《兴宁县志》卷六·人物，第二篇烈士名录，199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启蒙成长的。客家文化和红色革命是影响我一生的两大因素，在我的人生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无限辛酸话童年

　　父亲早年投身红色革命，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成为职业革命家，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因此，我出生在香港。日寇侵占香港前夕，父亲要留守岗位，只好托同乡友人范仁昆伯、伶娘夫妇带我回到广东乡下的老家。50年后，伶娘在一次闲聊中提到，离开香港时，没有交通工具，伶娘肩挑箩筐，一头是她儿子晋添，一头是我，好不容易到了惠州，坐船到老隆，走了半个多月才回到兴宁。

　　从此，我远离父母，由祖母照顾。祖母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农妇，当时已经四五十岁，每天早出晚归，种田为生。祖母是个佛教徒，每逢初一、十五都吃素，虽目不识丁，但对我的上学很是关注。村里的松声小学是一所庙宇改建的，十分简陋。我5岁时，祖母就送我上学识字读书。

　　农村生活辛苦，上中学前，我和乡下的孩子一样，一年四季赤足，不穿鞋。冬天赤脚走路，小脚趾冻得红红的，不小心脚趾碰到石头，很是疼痛。抗战时期，广东沿海都为日寇占领，粤北山区生活资料奇缺，买不到点灯的煤油，夜晚读书写字，家家都用土产的松香竹条烛照明，竹条燃烧时，滋滋作响，烟火燎绕，松香刺鼻。粤北山区，稻田不多，大米供应有限，再加上沦陷区的潮汕难民，大量涌入兴宁各地，缺粮更加严重。农家都以番薯（北方叫红薯）作为主粮充饥。松香烛和番薯是八年抗战时期我心中留下的永久记忆。

　　在我童年时期，抗日是无处不在的主题。我爱唱歌，唱抗战歌曲，是我寂寞童年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我至今还记得抗战歌曲《莫提起》的歌词：“莫提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那会使铁人泪下！我们的国变成了蚕食的菜芽，我们三千二百万同胞变成了牛马……”我很爱唱著名抗日歌剧《农村曲》的一首：“夜半鸡飞狗跳墙，东洋鬼子来抢庄；火光冲天哭声起，男女老少遭祸殃。张家的大妈投河死，王家的嫂子被砍伤，孩子摔死在路口，姑娘高声骂东洋……”我的音乐老师马志援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多才多艺，我很小就学会识简谱、定音准、练发声。他还自创歌曲，他写I粼永和中学校歌》：“鸡峰拔翠，鹅岭浑雄。依山顺势，独立黉宫。惟我永中，后起之雄……”我至今还能唱！解放前夕，他教我们唱革命歌曲，如《民主是那样》《山那边哟好地方》《你是灯塔》等等。我们是唱着歌迎来新中国诞生的。

　　我上学早，年龄小贪玩，又爱看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等闲书，学习成绩很一般。不过，我的记忆力尚可，“背诵”是强项，常得到语文老师的夸奖。小学语文老师潘映云，他讲解《木兰辞》十分生动，我至今还能背诵；他常自编诗歌在课堂讲授，如《抗战胜利歌》，我依稀记得：“禾场晚风吹，大家来乘凉。爸爸讲时事，日本已投降。米苏里舰上，飞机八百翔。降书签字者，重光癸外相……”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永远记得他。

　　中学的语文老师，我最敬佩的是张昆南老师，他文章写得好，用“秋雁”笔名发表；他的课也讲得好，常有精彩言论。他讲王夫之的《论梁元帝读书》一文，剖析精微，借题发挥说：“人不可‘读书死，这很可悲；也不可‘读死书，那是蠢货；但人必须‘死读书，就是人一生到死都要读书！”这些话，真是醍醐灌顶啊！

　　我受到的启蒙教育是很一般的，没有名师，也不是读的名校，但顽愚的我，自认为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三更拜师一般，得到了师授真传。昆南先生“一生到死都要读书”这句非名师的名言，我牢记一生并实践一生，读书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从而受益无穷，也萌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宏愿。

　　爱读书，多读书之后，深知读书之难，它是没有终点的航程。很自然地，我敬仰有学问的人物。兴宁学者中，有两个人长期直接影响了我。

　　其一，是潘允中。他是家母同祖父的叔伯堂兄，我叫舅舅。允中舅是兴宁的教育界名流，曾任兴宁最高学府“兴宁一中”校长，广东梅县南华大学教授兼副校长。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老舅是古汉语学家，讲授汉语史、训诂学等课程。《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三分册）收有蔡元培、胡适、郭绍虞、林语堂、瞿秋白等名家，允中舅亦在其中并列（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第95-100页），书中有他的传记，详述其学术成果。他还是广东著名书法家，尤精广东书法名家陈白沙的“白沙”茅笔字。青年时代他在梅县东山中学求学时，曾居住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家屋，“身居人境庐，手抄《人境庐诗草》”一本。这毛笔抄本通篇一字不改，字体十分工整，堪称书法珍品。1983年，该手抄本为梅州博物馆收藏，老舅特意将博物馆回赠捐献者五本影印本之一，题字赠我，是我书柜中的珍藏品。

　　中山大学在广州河南珠江畔的康乐村，其前身是著名教会学府岭南大学，校园优雅，绿草如茵，绿榕如盖，校舍精美，青藤满墙，错落有致。老舅的教授楼书房，是我心驰神往之地。舜英舅娘的客家厨艺，更是了得，她的墨鱼排骨花生煲汤，味浓汤鲜，堪称一绝，思之垂涎！

　　我喜欢康乐园，还因为它是我母亲的母校。家母一生坎坷，坚持与命运斗争；1949年才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授业于中国史学泰斗陈寅恪以及岑仲勉、刘节等名师门下。她是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授业的首届毕业生。当年的毕业照片中，寅恪先生手持拐杖，傲立中问，大师之态，令人肃然起敬！家母1975年病逝，遗物中，有一册陈寅恪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书中有家母之读书笔迹，亦是我书柜珍藏品。我女儿百合，上师大历史系毕业，一直为未能考上中山大学历史系，做祖母校友而抱憾！后几经努力，入读中山大学中文系在职本科生，算是聊慰宿愿罢。

　　老舅晚年最开心的事是重新入党。1983年7月1日（星期五）《南方日报》头版载一条黄炳夫写的通讯，题为《中山大学潘允中教授重新入党》，全文如下：<本报讯>今年以来，中山大学党委又吸收了四十五名新党员入党。这批新党员将在学校召开的纪念“七·一”大会上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中文系教授潘允中今年七十七岁，是我国研究汉语史方面造诣颇深的学者。一九二六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故脱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表示重新入党的决心，最近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

　　我的另一个学者偶像罗元真（亦作罗元贞），字季甫，号难老园、天下好事者。早年在上海社会学院、北平大学学习时，参加共产国际外围组织——红色国际互济会，由其派任长江工作巡视员。1932年冬，返回老家兴宁，应聘为兴宁县一中国文教员。“1934年冬，在兴宁县立中学教书的罗元贞，以进步学生为核心组织了《三四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介绍阅读革命书籍，如《社会学入门》《辩证唯物论》，苏俄小说《铁流》《毁灭》《莫斯科印象记》等。《三四读书会》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一年，它为兴宁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许多进步学生由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参阅《兴宁县志·大事记》1992年版、《中共兴宁党史大事记》第40-41页，兴宁县党委研究室编，1992年版）。

　　家母是元贞师的学生，父亲是《三四读书会》的积极成员。就是在这个时期，元贞先生等人撮合了他们的婚姻，并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我在西安上学时，元贞先生从太原给我寄来一条棉裤，勉励我努力学习，克服困难，要安心“在祖国大西北为国服务”。对前辈的这种亲切关怀，我真是受宠若惊啊！

　　元贞先生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日语系、长春大学（后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山西大学文史系教授。他对武则天研究有独到之处，有《武则天研究》（1962年）、《武则天评传》（1991年）等专著出版。他对中国诗词有很深的研究和造诣，有《难老园诗词选》《诗词漫话》等著作出版。说到诗词研究，他最得意的一件事是曾为毛主席的著名律诗《长征》建言。1952年元旦，元贞先生上书毛主席，对当时出版的《长征》七律诗的第三句“五岭逶迤腾细浪”已有“浪”字，第五句“金沙浪拍云崖暖”中又一浪字，似重复显露，建议将此句的“浪”字改为“水”字。毛主席欣然认可并复信：“元贞先生：一月一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顺颂教祺。

　　毛泽东1952.1.9”。此后出版的《长征》诗词中，便一律用“金沙水拍云崖暖”。诗界称罗元贞是毛主席的“一字师”，传为美谈。罗伯伯将毛主席的复信，裱装放在书房，为能“上達天听而自豪。

　　1986年，在伊宁召开的林则徐谪戌新疆伊犁14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结识参会的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地先生，询问了元贞伯的近况，旋即写信向元贞伯汇报自己在伊犁的情况。元贞伯伯很快便复信给我，嘘寒问暖，细说当年父辈之间的情谊，充满长辈对后生的亲切关怀！

　　总之，故乡兴宁是我睁眼看世界的首个港湾，有太多的童趣欢乐和沉重记忆。我这棵被生活风暴抛到客家山村的小草，在师长和前辈的呵护下，终于艰难地成长，走向大千世界。

　　故乡啊，小草已经成长，他将远去流浪，不再回来！

　　红色记忆中的前辈们

　　兴宁是中国红色革命早期重要活动区域，出现过许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参加革命的人物。父亲的兴宁“乡党”中，也有不少这样的革命前辈，他们都是当时叱咤风云，红色风暴的弄潮儿。这些革命前辈的经历和故事，成为我永远的红色记忆。

　　蔡孟康是我最早认识的一个“老共产党”。他比我父亲大七岁，我叫他蔡伯伯。蔡伯伯也是在日寇侵占香港时，从香港回到兴宁的，在县城西门街开了一问诊所，以其高超的医术和德行，遐迩闻名。他是父亲的老朋友，父亲每次从香港回来，几乎都住他家。我小时从永和到县城，十几公里的路程，都是步行出门，有时来不及回家，便在蔡伯伯家投宿歇脚。1948年夏，我小学毕业，到县城去照相，恰逢蔡伯伯的大公子达志哥中学毕业赴香港工作。我再次见到达志哥，竟是在40年后，他来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上！

　　蔡伯伯风度优雅，衣着总是十分整洁光鲜，态度和蔼可亲。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解放后，蔡伯伯在广州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任职时，父亲常带我去拜访。他的革命事迹，我是后来逐渐有所了解的。

　　蔡伯伯是兴宁的一位老资格共产党人。1922年，他考入广东大学医科，在广州读书时，便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广州国民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蔡伯伯转移到上海，被中共中央机关任命为海南琼崖工农红军某部党代表。不久，回广州向中央汇报工作，住广东农民运动领导人彭湃家。1929年8月24日，彭湃被捕，蔡孟康在周恩来组织领导下，与一批特科人员拟进行武装营救，终因情况变故失败。

　　蔡伯伯一生多次与周恩来相处共事。1925年8月8日，蔡受邀参加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文德东路文德楼的婚礼。1928年冬，蔡伯伯和林云玉阿姨在上海结婚时，周恩来是主婚人。1927年8月，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在汕头患疟疾，因条件所限，久治不愈。10月下旬，蔡孟康与叶挺、聂荣臻同行护送周到香港，不久康复，周恩来称赞蔡说：“妙手回春，堪称神医！”1931年12月，蔡随中共中央交通局萧桂昌，护送周恩来化装从上海乘船到广东汕头，由此经福建转入江西中央苏区。蔡在汕头开设西药店，密设交通站，为苏区采购运送药品。1955年5月6日，周恩来在广州视察时，垂询蔡孟康近况，蔡旋被任命为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蔡伯伯于1974年4月5日逝世，终年70岁。他是解放后在广州父亲“乡党”革命同志中，第一个离世的。广州赖氏全家都去送别这位可亲可敬的革命前辈。

　　张中是父辈“老革命”中，惟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头衔、且级别最高的人。他是兴宁永和大成下人，离我们松山下赖家老屋仅数里之遥。他比父亲大4岁，我叫他张伯。张伯给我写信称我为“洪波弟”（仅有一次称“洪波侄台”），令我有折受之感。

　　张伯在1927年春在嘉应大学加入共青团，翌年8月转为中共党员，任永和区委书记，开展农会工作和反地主武装斗争。1929年春，区委机关遭敌围捕，张伯被悬赏通缉，遂赴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三次被捕，在狱中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后经党营救出狱，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任陕西省委秘书长、中共西北局秘书处副处长、关中地委常委兼秘书长、咸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

　　1952年10月，我参加全国第一次统考，被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招生团录取，到西安上学。张伯得悉消息后，于11月4日写信给我，关切地询问：“生活能过惯吗？……你以后星期或放假，望能来我处玩。请告诉我你的详细地址，我拟有机会来看你们，如何？……”当时，他是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副部长。不久，张伯派车接我去他家玩，认识了他的孩子绍珍、侄子彩彬、温伯母的侄子温暖等，他们都是从家乡兴宁来西安的。临走时，张伯了解到我当时睡床还用南方的草席时，又拿了一条棉褥子给我。张伯对我的关怀，我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般，顺利地度过初次远离南方家乡来到西北时必然会产生的不适应期。

　　1953年，张伯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办公厅主任。不久，全国的各个大区撤销，张伯随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调国务院，筹建国家档案局，长期担任国务档案局常务副局长、局长，是“新中国档案事业的主要领导人”。伊犁籍锡伯族学者吴元丰，一生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曾任满文部主任，十分熟悉张中伯。他对笔者说：“中国档案事业其形成和内容等主要结构，都是张中等领导同志基本上沿用当年陕甘宁政府时期积累的经验创造的。”

　　张中伯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丝毫没有官气，对人和蔼可亲，生活上十分俭朴，不抽烟、不喝酒，惟喜欢喝家乡产的铁观音茶。我到过他在西北畜牧部的宿舍、西北局家属招待所（西安信义巷内）里的住家，设施简单，和一般干部无甚差别。1974年，我和杨可选医师出差到北京复兴门外国务院宿舍拜访张伯时，家里仍然是十分简朴，和西安差别不大，只是多了一个十几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而已。吴元丰还告诉笔者，张伯的一个孩子和他同一单位，只是一名普通电工。

　　张伯的夫人温仕梅，是普通的兴宁客家农村妇女。1939年，得知张伯在延安，便变卖家产筹备盘缠，北上万里寻夫。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先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主任关照下，派人送到延安。温伯母初到西北，人生地疏，生活习惯一时还不适应。“有一天，一位年青领导来看望后，食堂每天为母亲特别蒸一碗大米饭送来。母亲吃到大米，脸上露出笑容。要知道，当时西北地区大米很稀缺的。也由此母亲记住了那位年青领导，他就是习仲勋书记。”“在习书记的关怀下，母亲参加工作，在‘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在延安保育院工作时，加入了黨组织。”据张伯的孩子粤飞的回忆，温伯母一直称习为“习书记”，习仲勋称温伯母为“大嫂”。1998年，年近九十高龄的温伯母，执意从北京回广东看望“习书记”，重温了两家延续近60年的交往情谊。（参阅张粤飞：《世代难忘的恩典——回忆习仲勋书记助我母亲成为革命战士的往事》，载《兴宁风采》第四十四期“沧桑忆旧”，第113-116页，2011年6月）。

　　张伯长期在陕西省委和西北局工作，十分熟悉西北地区的干部情况。伊犁自治州首任常务副州长李会友、伊犁区党委副书记赵怀壁、张中涛，都曾是他的下属同志。1974年，我见到张伯，反映张中涛被疑为漏网敌特分子被隔离审查时，张伯立即说：“陕西省委系统的同志都是经过党组织部门严格审查过的，绝不可能是异己分子！”要我转达对他的问候，要他相信党，配合调查，弄清问题。张中涛同志听了张伯的问候，几乎落泪，说：“还是老领导了解我啊！”后来，张中涛同志的所谓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先后出任喀什地委书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1990年12月7日，张伯病逝，终年83岁。中央发布的《张中同志生平》说，张伯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档案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张中同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关心爱护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12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遗像和新华社关于张中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的消息：杨尚昆、邓颖超、乔石、王震、习仲勋、赛福鼎·艾则孜、王恩茂等送了花圈；乔石、温家宝、余秋里、康世恩、马文瑞等300余人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这是兴宁县历史上红色革命人物中，享受到如此高规格荣誉的唯一事例。张伯永垂不朽！

　　李戈伦，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宁县的第一任县长，当年兴宁县家喻户晓的人物。

　　李戈伦比父亲小两岁，我叫他李叔叔。李叔叔1927年加入中国共青团，先后任兴宁共青团支书、区委书记等职。抗战时期，是兴宁救亡运动的中坚人物。1938年，因国民党军警通缉追捕，李叔离开兴宁，奔赴延安，在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晋察冀白求恩医校和抗大总校任政治教员、吉林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职。1949年2月，党组织派李叔到闽粤赣边区工作。兴宁解放后，李戈伦出任县军管会主任，旋任人民政府县长。1952年，调广东省合作总社任科长，后调中科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84年离休。

　　李叔是父亲的“乡党”朋友圈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最高的一个，他面目清秀，外表总是整洁有范，举止斯文，说话表达准确清晰，一派学者风度，我对他很是敬仰。我每次回广州，总是能见到李叔。李叔对鲁迅著作和思想很有研究。那时期，我和许多年青人一样，读毛选，读鲁迅，写文章，写大字报，喜欢引毛选、语录，附加鲁迅的文句、语录（“文革”时，《鲁迅语录》也曾广泛流传），是击败对手的最好武器。李叔对这种风气很不以为然，他要求我认真通读鲁迅的全部著作，既要读他的杂文，更要看他的小说，千万不要断章摘句，当棍子用；鲁迅不只是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文学家。对李叔的指教，我有顿开茅塞的感觉。他将一本自己收藏多年的何干之著《鲁迅思想研究》送我，要我认真阅读。现在这本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初版，张家口解放大街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发行的书，一直和《鲁迅全集》珍藏在我的书柜里，是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留给我的唯一纪念物了。

　　1988年1月28日，李叔病逝。当日，正在住院治疗、卧病在床的父亲，突然呜咽起来，说：“戈记（父亲对李叔的惯称）走了！”这是李叔离世两个月后，我回广州奔父丧，听到家人叙述的最不可思议的故事。

　　次年，兴宁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出版了《李戈伦文选》。我多年搜寻这部文选未果，至今未能读到李叔的《文选》，是我人生一大憾事。但李叔的光辉形象，在我红色记忆中永存。

　　父亲的兴宁“乡党”中，陈汉欣是最年青的。陈叔个子不高，有广东人常有的黝黑面孔，十分健谈。我每次回广州，陈叔都要看我，因为我俩谈得很投机，他对我这个晚辈颇现青眼。他说过，当年毛主席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参加过地下党组织的学生保卫毛主席的队伍。陈叔酷爱下中国象棋，曾和当时中国象棋大师谢侠逊下过棋。他是父亲晚年的棋友。

　　这位其貌不扬的陈叔，在兴宁也曾是名扬一时的风云人物。1949年4月，陈叔受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人方方的派遣，利用亲戚关系，回到兴宁，担任国民党政府广东省第九行政区（即兴梅专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洁之的秘书，进行策反工作，促成了李洁之联合曾天节等国民党军队高层人士接受党的领导，成功发动“粤东起义”，有力地加速推动广东全省解放进程。

　　建国后，陈叔叔曾担任过兴宁县副县长，兴宁《人民报》总编辑和法院工作。全国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一次在兴宁县城的大坝里枪决17名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位是我的同桌同学钟悟天的父亲钟醒民（曾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永和锦洞人）。我们学生参观维持刑场，因此印象深刻。我询问过陈叔，他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那是我签过字的，不杀他们，人民的政权怎么巩固啊！”

　　以上几位兴宁地方的风云人物都已离世，成为兴宁地方史志书籍上留名的历史人物，我曾荣幸地认识这些红色革命的前辈，他们活在我的红色记忆里。父亲：沉默是金一生平安

　　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是多形态混合体。他既神秘又陌生，除了在香港襁褓時期，我以后和他相处的日子，都是时聚时散，没有超过一年以上的完整时间。对父亲，我有敬、有恨、有爱。

　　父亲是辛亥革命那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丧父。17岁那年，离家远赴上海吴凇中学读书，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回家乡兴宁后，在以彩小学当教员，参加当时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土地革命工作。兴宁是中央苏区的边缘地区，农会运动蓬勃兴起，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共兴宁地方史上，相当详细记录了兴宁第一代红色革命家的革命业绩。那时，死是容易的，活却很艰难，父亲的战友和领导同志，大部分都牺牲了，他是一个幸存者。这一时期的父亲的角色和活动，没有更多的资料可证明，兴宁地方史上，只有一次提到父亲是做党的地下交通情报的（中共兴宁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兴宁地方史》第一卷，第68页，2003年版）。

　　中央红军长征后，革命低潮时期，父亲亡命出走香港，参加党在香港领导的地下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一家染织布厂的厂长兼技师。这问布厂是党的企业机构，是为党筹集活动经费的。厂的主管会计是实际领导人，建国后曾任广东省轻工厅厅长，是父亲的直接上级。恰在此时，我出生在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父亲仍留守香港，坚持工作。

　　在我的童年，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的生活里，几乎没有父亲这个角色。我还记得父亲曾回到家乡几次，给我带些香港洋货，我便高兴几天，他又神秘地消失了。抗战胜利那年，他回家给我带来一双回力球鞋，小同伴们都很羡慕我；还有一个灰色英国搪瓷缸子，十分厚实，我用了几十年，至今还在我身边作为纪念物保存着。我上学识字，会写信了，父亲很高兴，送我一支美国派克钢笔，是我学生时代的伴物。平常时期，父亲一年写几封信，寄到兴宁永和镇一问老赖屋开设的商铺振丰号，我隔三差五去看看，取回信件。我写的信，则寄到香港九龙打铁街81号联华织染厂。2007年，我和老伴去香港旅游，找到了城南道我出生的小楼，但父亲工作的厂址，我好不容易找到当地一个上年纪的街坊，她拉着长调，用广州话说：“啊！打铁街？早都拆啰！”我为之怅然！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奉命回广州，在省纺织工业局机关做技术业务工作。我和祖母从兴宁乡下来到广州。我在百灵路的知用中学上高中。知用中学是一所老名校，1927年7月16日，鲁迅先生在知用中学发表过演讲，由许广平翻译。这篇演讲，后来以《读书杂谈》为题，收录在《而已集》（复旦大学编写组著《鲁迅年谱》上册第25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但我这个被广州人讥为“客家佬”的农村孩子，对这间教学贵族化的学校，几乎格格不入，一点也不喜欢。这是后来我决定辍学，离开广州到西北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和父亲终于团聚了，但好景不长。五十年代初，广东政界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当其冲的，原中共香港分局的领导人方方副省长被认为是“广东和平土改”的责任人，迅速靠边站，后来调任华侨事务委员会的主任；随后，广东开展了全国唯此一家的“反地方主义”批判，许多广东籍的老革命家如古大存、冯白驹等，先后离开广东，调出他去。甚至身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兼政委、广东省省长兼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也调出广东，到北京任职。这种领导结构的变动，其影响十分广泛，涉及许多广东籍的“老革命”。比如，粤北大县的兴宁县县长李戈伦于1952年上调到广州，任广东省合作总社的科长。父亲当时是行政13级干部，做的是经济部门的技术业务工作。恰其时，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禁运”，父亲熟悉香港的市场渠道，被安排做“反禁运”工作，冲击不算太大，但肯定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

　　父亲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养成了一切听从上级指示，小心谨慎，一切三思而后行的习惯，沉默是金，从不张扬，低调做人，可以说真正达到“俏也不争春”的境界。他一直在经济部门工作，在当时的领导体制下，是所谓没有什么权势利益的岗位。父亲这种与世无争的姿态，使他在当年频繁的历次运动中都安然无恙。“文革”前，他因高血压病困扰，长期半休状态，躲开了是非。

　　父亲参加红色革命多年，没有什么高大上的业绩，但他经历丰富，也算见多识广，结识过许多中国红色革命的风云人物。我相信父亲有许多故事，但他从不张扬，做到守口如瓶。我只有两次，听他讲到自己的往事。一次，聊天时，提到当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后，乔冠华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哈哈大笑，出尽风头一事时，父亲突然小声地说：“我在香港时，和乔冠华很熟悉，他当时写评论文章，很有水平！”接着又十分简约地谈及，当年他参加香港地下党护送一批著名文人、学者，其中有著名作家茅盾夫妇等，从香港转移到内地。还有一次，他颇为兴奋地提到，解放战争后期，他根据地下党的指示，为闽粤赣边区司令刘永生将军的卫队（又称红小鬼驳壳枪队）配备装备，父亲筹集了40根金条，圆满完成了任务。刘永生将军很是感谢。解放后，刘永生将军出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主管福建工交系统，曾邀父亲去福建工作，父亲以在广东纺织业较在行而婉谢了。

　　总之，我对父亲的红色事迹确实知之不多。我参加工作后，每次填写履历表有关父亲的情况，都是仅列出现工作岗位，寥寥数语。历年来我填写“家庭出身”一项，都是写1950年广东土改时给祖母划定的“中农”成分，几乎没有填写过“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我认为这样填写，是最符合实际的诚实态度。“文革”时期，十分讲究家庭出身，许多人以“红五类”而盛势凌人。一次，有人写了一张恶毒攻击我的大字报，且自称贫下中农出身，这家伙深深地激怒了我，忍不住还了一句：“你算个屁！老子比你红得多！”这本来是一句和阿Q说“我以前比你阔”同样可笑的话，竞镇住了对手，震惊四座。这个派性头头，耿耿于怀，利用“一打三反”机会，对我这个“香港出生”的人进行外调。外调的“工宣队”师父回来后说：“老赖的父亲是个老革命，怪不得他厉害啊！”这种结果令一些人错愕不已！我在伊犁的同行朋友中，只有浙江义乌人、北医毕业的杨可选医师f后在州卫生局副局长岗位退休）和我在1974年内地参观学习时，见到过北京的张中伯伯和广州的父亲，对我的家庭背景有所了解。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很受教育，长见识，开眼界，和父親有较多的通信和接触，对他有了许多新的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他，也能体谅父亲当年把我送到农村乡下去的苦衷，发现父亲还是有许多长处和优点的。

　　父亲是一个有很强正义感和是非观念的人，对战友和朋友非常真诚，绝无一阔脸就变、落井下石的小人下作行为。父亲的“乡党”战友中，一个叫卢怀光的，“早年参加中共地下工作，兴宁解放后，任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县文教科长等职。”（见《兴宁县志》第931页，古今人物名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版1，但“1953年以后，不断受到极左路线的打击和迫害，先是‘撤职，继而‘坐牢，最后‘开除公职不给工作，不给生活出路，使他陷于绝境”（见兴宁解放后的首任县委书记罗亚辉：《悼念浩劫中的死难者》一文，载陈琇宾等辑《纪念怀光同志》专集，第5页，1987年内部版）但父亲对卢怀光一如既往信任和关怀。一次，父亲利用回兴宁开会之机，专门去卢舍拜访，作竞夜之谈。事后卢怀光作诗《老友赖汉斯由广州抵兴宁开会来舍访晤别后寄赠》，全文如下：郁郁愁怀久不开，天风忽吹故人来。十年音讯沉江海，一朝聚首真快哉！豪情风貌犹昔日，剖胆披肝无嫌猜。谈遍五州贯今古，纵横跌宕畅胸怀。昆仑巍峨东海阔，狂飚卷我出尘埃。昨夜饥肠忧百转，今朝迟未进朝餐。闻君高论忘饥渴，腹止雷鸣口不干。日影上阶鸡报午，家贫无力治杯盘。卅年友谊出邱重，春韭黄粱亦尽欢。自从折翼坠泥涂，寂处山村形影孤。明哲保身古明训，有谁伸手一持扶？云暗天低柴门锁，风风雨雨度春秋。以沫相濡君义重，暖我胸襟忘我忧。窗外斜阳促返城，披将短褐送君行。为问友情深几许，笑指青山与江水。（写于1962年春）（摘自前书《纪念卢怀光》专集，第174-175页。）从这首长诗中，父亲的为人做派，在一个落难的战友口中，得到了深情的肯定。当年，我读到这首诗后，深为感动，原来父亲并非无情之人，他平日的沉默，是一个先行者对世态洞若观火的成熟表现罢。

　　陈启昌伯伯是广东兴梅地区1924年入党的老同志，在父亲朋友圈中资格最老，年龄最大，大家戏呼为“陈老货”。他曾参加过党中央武汉“八·七”会议，回来后以梅县党委组织委员身份到兴宁传达中央的决议，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他还受党的指示，掩护晚年到梅县养病的全国著名文化学者、社会政治活动家邹韬奋先生，他引以为豪。“文革”初期，这位老革命被迫害致死。1972年5月4日，父亲写诗一首纪念“陈老货”：“伤心故人又一年，雨魄云魂有谁怜？殷情寄语寒食日，风雨难忘送纸钱。”我还读过父亲的一首题为《感旧》的诗，可能也是怀念陈伯伯（他是梅县人）的：“西湖春泛兴不尽，梅州夜话忆犹新。西山夕阳红几度，当年朋辈半凋零。”

　　晚年的父亲常有一些怀旧诗作，时有抄写寄我，使我看到了父亲内心深处感情的另一面，逐渐对他有一种新的理解。父亲曾告诉我，他年青时，喜读龚自珍的诗，大概是受罗元贞伯伯的影响。元贞伯曾撰写发表过《龚自珍之情诗》《龚定庵之情诗与情人》等立论新颖的文章，在诗界颇有影响。元贞伯与父亲通讯时，常有诗歌唱和，是他们同气相求的心灵共鸣。父亲的诗，当然不是什么上品，但至少不俗滥可厌，颇现真情。他的诗作不多，不为显摆，只是在家人和友人之间传阅的自娱之作，常有“阅后毁去”之嘱。现再抄几首：《夜雨》：“年过六十事事非，夜阑怕听敲窗雨。一生一字无写处，万事万言愧负时。”《九死》：“九死沙场身甘许，原非得失为是非。为忆豪情惊梦断，觉来如此未应悔。”《未问》：“未问前因已惘然，幸得岭南有情天。东风卷尽云千里，珠海烟霞似当年。”《忆李》：“满腹诗书漫古今，旧事惊心忆梦中。心摇祗付东方晓，霄汉常悬棒日心。”

　　“文革”时，社会上传抄陈毅元帅的激昂诗词。父亲曾抄录陈老帅那首传颂一时的诗给我：“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父亲在此诗后还写了一首《读陈诗》：“先烈德才敌我等，天上人间是非分。报道泉台义旗举，愿能争早当一兵。”读罢，我很为父亲保持初心的豪情所感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一日千里地前进。特别是党中央决策对过去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大得民心。父亲的老首长方方，老战友陈启昌、李戈伦、卢怀光等都得到平反，恢复名誉，父亲衷心拥护，似乎又燃起年青时跟党闹革命的豪情，甚至打破沉默，开始为三十年代初自己的党籍问题申诉，多次向张中伯求助。然而，老天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已来不及做完自己的未竞之业了。1987年4月，他第一次中风住院。从此，父亲一直卧床治疗，与病魔进行搏斗。我回到广州，在医院陪护他一个月。一日，已是深夜时分，父亲突然对我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赫鲁晓夫搞糟了，现在戈尔巴乔夫领导苏共，他年青有为，我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有希望的。”我被父亲的夜话震惊了！一个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人，还在思考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还在思考他那一代人坚信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事业，坚信英特纳雄奈尔这神圣口号。作为现当代的一个共产党人，我对父亲显然已经十分落伍的思维，没有去和他争辩，却充满敬意……这些老派布尔什维克们，有自己的认识，他们是始终坚持信仰、九死不悔的真正的人！

　　1988年3月28日，父亲病逝。这天正好是李戈伦叔叔逝世整整两个月的日子，他们似乎事先约定一般，走向永恒。

　　父亲的追悼会，在广州银河革命公墓大厅举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顾问、中纪委委员的张中、温仕梅夫妇和原國家交通部副部长陈坦（父亲的“乡党”、战友）等送了花圈。参加追悼会的有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李洁之，原省轻工厅厅长李健行、蔡佩莹夫妇，省交通厅厅级离休干部陈汉欣、李思玲夫妇，省司法厅厅级离休干部马添荣（原兴宁县长）、李慧君夫妇；蔡孟康伯伯的下一代全家都来了：蔡伯伯的哲嗣蔡达志、严秀英夫妇从香港赶来；他的弟妹达仁、达明、达慧，蔡小玉、何伟增夫妇都来了。还有从各地赶来的原香港联华厂老职工共200余人。我很感谢他们为父亲送别最后一程。

　　父亲的骨灰盒，按离休干部职级安放在银河公墓右侧大厅，编号为1155，骨灰盒上有三个小字：赖汉斯。

　　我们这些生长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人，承载了太多的苦难，似乎是不幸的；其实，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人。我们看到了中国三千年封建帝制的终结，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看到了14年浴血抗战胜利，民族血污得到清洗；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目睹中国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开始雄起；我们还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开始与终结，核超级大国苏联突然解体……这些天崩地坼的巨变，石破天惊的大事，岂是“等闲往事，等闲秋月春风”？岂能“都付笑谈中”？不！历史会记得那些叱咤风云、摇撼过山岳的双方忠奸贤愚、战将名人；会记得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奋勇前行时倒下的死者和迎来黎明的生者！

　　悠悠万事，生死为大，是非为大，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选择和懂得珍惜。一切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光荣与耻辱，善事与恶行……它们都将过去，而那过去的会成为个人或集体的记忆，构成不朽。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