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

　　中产阶级琐碎而庸常的城市叙事，是刘永涛小说的一大类型。在他的故事里，无数宋平们百无聊赖的侧影，鲜明呈现了城市“孤独的人群”的生活、情感与精神世界。比如，《游戏》里布满清浅笑意的酒会，就是这个城市“假面舞会”的絕妙标识。而《芳菲的礼物》的令人震惊之处，则在于绝症患者在回顾一生时，才赫然发现自己刻骨的孤独：“准确地说，是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在她生命中留下刻痕的男人与女人。她望着白纸上那几个单薄的名字，吓了一跳，甚至把这三天来无尽的悲恸都吓了回去。世界这么大，除了她的亲人，和她真正有交集的，竟然会这么少。也就是说，她的这一生就这么白白地走掉了。”

　　刘永涛的小说总是不厌其烦地思索城市人群的秘密，执着勘探着那些“孤独的人群”的存在真相。《对面》是一篇颇具神秘色彩的小说，其实也意在描绘人们内心的孤独。这是一个失意颓唐的男人，与自己的幻想殊死搏斗的故事。绝症女友的自杀，所带来的那些无尽的创痛令人难以承受，而那个想象中并不存在的女人即是这种内心世界的外化。因此幻象的展现，既是对逝去女友的思念，又是自身无法排遣的欲望的呈现。“五年了，现在再回望吕丽，她真的有些模糊了，成了一些碎片。虽然这些碎片在他记忆里此刻发出耀眼的光辉与温暖。宋平终于感到了时间的残忍。”《姐妹》讲述的是女儿与父亲情人的斗法故事。在此，仇恨所带来的最后一击，所获取的却并非胜利的喜悦。相反，如故事所展开的，“萌萌越发不安，甚至孤独，她心里没有一丝快意”，“她感到了强烈的羞耻，为自己的粗鲁与恶毒”。然而最终，她还是如愿地斗败了父亲的情人，维护了中产阶级核心家庭的完整。而朝三暮四的刘小跳以德报怨，不辞辛苦，却也终究收获了她所念念不忘的姐妹情谊。《平安夜》里神秘而漂亮的女人白晓，是圈子里众星捧月的女神，也难免成为欲望的客体，被众人觊觎。于是，争夺便在所难免。然而，跳肚皮舞的白晓，也会变成教堂里“结冰般的安静”的白晓。母亲之死，让她对教会产生了兴趣，如她所说的，“谈不上信不信的，但这是母亲的遗愿，母亲希望她能多亲近主，多接近上帝。”于是在圈子里寻欢作乐的场合，她也会不失时机地不停布道，这终究令人们反感不已。但这一切也都只是心理安慰，主并没有降临到她身上。在这精心的表演背后，信教之人的反常神秘难以琢磨也被显示了出来。一切都是身份的表演，都是为了完成对于母亲，对于上帝的承诺，而当这一切都结束之后，生活将重回正轨，而这恰恰是主人公宋平在洞悉一切之后难以适应的变化。

　　在其城市背景的震惊之外，刘永涛的小说也竭力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社会批判意义。小说《机器》的时代真相在于，当今的孩子正在成为不折不扣的机器，被父母所安排和操控，而没有自己真正的生活。因而，真的沦落到杀人的地步也不足为奇。小说中，一切围绕孩子展开的精心安排，都是为了学习，仿佛学习意味着一切。事实也证明，这些安排也确实起到了效果，宋小天通过学习不断取得成功，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说中宋小天的杀人，也恰是因为白雪影响了他的学习。这不禁让人感叹，我们的教育正在培养冷漠自私的学习机器。同样是关于子女教育的小说，通过《别人的房间》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家长的不易，他们求人送礼找关系，只为让自己的孩子去个好点的学校。小说中的吕丽、宋平夫妻俩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操碎了心，一次偶然的关系求助于政府办公室的刘主任，才得以让孩子团团在心仪的学校顺利插班。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享受依附权力所带来的便利固然让人惬意，但权力本身的麻烦却又令人难以忍受，再加之对权力的畏惧，对人情世故难以明言的苦衷，一切似乎都无法妥善解决。于是，吕丽与宋平只得商量着再次搬家。这便构成了一个“孟母三迁”、“择邻而居”的中国故事的现代翻版。在此，中产阶级的焦虑，关于房子、学区与孩子的未来的重要问题被鲜明呈现。其问的问题则在于，一代人在自身过往的残酷竞争中养成的力争上游的生活姿态，必然将那业已形成的积极进取加诸子女身上。这也不得不让人感慨，中产阶级好像从来都是为别人而活，永远住在“别人的房间”，而早已失去真正的自我。

　　在刘永涛城市题材小说里，宋平、吕丽、白晓、王红兵，几个人物总是如鬼魅般反复出没，在这反复的背后，其实是要刻画那些身陷日常生活与婚姻泥潭里进退失据的小人物，描写他们情感的错乱与灵魂的挣扎。“我现在更关心的是人性的复杂与深度，努力写出我们所处时代的存在甚至荒诞。我希望我写出的是精确，而不是模糊，我希望我写出的爱与温暖能有更深的广度与深度，而不是那种矫情与粉饰。我希望写的是我想要的真实。”《你到底是谁》中情感的混乱与纠结，以及两个王红兵的干扰都颇具荒诞剧的美学风貌。尤其是后者，两个王红兵的出现，可以见出作者试图发现生活中微妙神秘的层面，即“我们的存在的秘密”。而他另一篇出现两个王红兵的小说，干脆就叫《我们的秘密》。其意在表明，那些看似巧合的雷同，其实蕴含着无法守护的虚空般的秘密。如作者所言，“那些每个人看似独特的来自生活与内心的体验，或许真有一只冥冥之手在不厌其烦地进行粘贴与复制。”“每个人还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秘密是唯一的，是不可复制的。这或许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他们能坦然面对生活的一种理由。”

　　那些无法触碰的神秘总是令人心醉，刘永涛显然特别酷爱这种难以言传的神秘，这在《我们的秘密》中亦有鲜明的呈现。这个小说试图切入城市的内心——那难以捉摸的神秘。城市的人群，陌生而冷漠，因此而掩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此造成困扰的，与其说是两个叫做王红兵的人的出现，不如说是城市的秘密带给人的好奇与震惊。于是，猜谜的游戏就变得极富隐喻性。这个天启般的巫师式的人物，仿佛洞悉了所有人的秘密，这便多少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然而就像作者所说，“我多少有些理解他们的固执甚至尖锐的抗拒了。但同时，我的担忧却不自觉间集中在我所设置的说出别人秘密的所谓‘危险者。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又会有怎样的境遇与命运呢？我只能顺着我的笔，一步步看着他。我只能看着。”不过，讽刺的是，这个能够不说出别人秘密的“危险者”，并不了然自己的秘密，因此而为流言所伤。这也是“怀疑的霉菌”，带给人们的创痛。每个人内心都深藏的秘密，这意味着每个人并不纯洁，因此当“我”顺利地猜出所有人的秘密时，“我”也被人当成了名副其实的“疯子”，一个精神病患者，最后也沦为走投无路的“丧家之犬”。小说正是试图用这种粗粝却极为决绝的寓言，来表现城市以及我们内心的秘密。

　　沿着艰辛却不乏温馨的童年记忆所展开的地域叙事，则是刘永涛城市之外的另一大叙事类別。在他那里，我们能够看到一种试图以小说的方式触摸“几乎忘却的童年”的别样图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手持一个红柳，在炙热无比的沙漠里飞奔着打娃娃蛇。”以及由此连缀起的童年的整个背景，“随着延绵起伏沙漠的尽头，还是起伏着的沙漠。软塌塌地趴在沙漠脚下的是稀落的几排土房子和被沙粒啃噬的庄稼。”正是靠着这“似是而非的童年记忆”，“我看到了我的出生地，看到了我的最初存在。我不由自主地拿起了笔，在雪白的纸上，写下了我最初的文字。那又是多少稚嫩的文字，在青春期躁动的笼罩下，它或许成了另一种重负，另一层厚厚的茧，但你仍然能从那种笨拙的言辞中，捕捉到我的真诚与热情，那几乎写下了我全部的体温。”这便是作者写作的由来。如我们所见，《说谎者》中对于刻骨铭心的童年经验的捕捉，便连带着诸如十九连、劳改队等北疆生活及其地域风貌，当然也包括沙漠人群无比艰辛的生存状态。隆起的沙丘，犹如巨大的坟墓。在沙漠边活着的人群，

　　“他们小小的绿洲与日渐平淡的梦想”却如此卑微，而生命的奇迹依然闪烁。对于刘永涛来说，在文字中写下的情绪与认知，就像一支标尺，它在默默测量着“生命的深度与心灵的一次次悸动”，而写作的意义也正是为了回到最初：找寻“用颤抖的手指抚摸一切的真诚”。是的，我们在他的小说里找到了这种真诚。《蔓延》让人们见证了青春期的骚动不安与潮湿的欲望，以及岁月的流逝中始终难以忘怀的过往，这就是缓缓坠落的“黯淡而清凉的岁月”；而《父亲的口袋》则以深情的笔墨书写父子兄弟。这些文字都在试图打开灵魂的内面。《李汉三家的狗》也似乎以此为据，讲述那布满苦难的乡村故事。这也仿佛是从作者那艰辛的过往里打捞的故事。小说以乡村为背景，聚焦于人与狗的感情，而其背后则是乡村生活本身的情感所系。小说中，福薄的“六户地”自然灾害频仍，为求生计，李汉三一家不得不出售十岁的牧羊犬哈罗，于是矛盾也由此而来。这条与人同桌吃饭同屋睡觉的灵狗，差不多被人视为“天狗下凡”。就是这样一只狗，一个斗败过草原狼，救过人命的，惩治过出轨男人的神犬，李汉三决定要卖掉它。在围绕出售而展开的决绝与不舍之中，映现的是生活的艰辛与情感的赤诚。在此，为了赎回这条狗，两个孩子的殊死一搏令人心悸，他们居然幻想着在沙漠中寻找珍珠，并为此险些丧命。然而小说最后，勇猛无畏的灵犬哈罗还是悲惨地死去了，这无疑给这个令人心酸叹惋的故事增添了浓墨重彩的悲壮意义，而小说也借此表明了乡村生活的艰辛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