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大光

　　1983年，离开亲手创办三年的《散文》月刊，我回到书稿编辑室。说“回到”有些牵强，《散文》月刊创办之前，百花文艺出版社还没有复牌，我所在的文艺组隶属于天津人民出版社，这个建制随着“百花”复社已经取消了。

　　百花文艺出版社成立于1958年。“文革”前，出版社和杂志社都是各自独立的，分工很严格。比如天津的《新港》文学月刊，由市文联主办，出版社单纯出书，没有哪家出版社自己办刊物。出版社按照书稿的类别，分为若干编辑室，组成一个编辑部。各编辑室主任是二审，编辑部主任或是总编辑，就是三审。一般书稿三审定稿，个别作者名头太大或是题材敏感，总编拿不准，要送社长或上一级领导会审。“文革”中，1968年江青一个“2·21”讲话，点了百花社的名，说上海和天津是文艺黑线上的两个黑据点，上海黑线作家的书，专门拿到天津百花社来出。一句话，就把“百花”的牌子砸了。“百花”的老编辑大都被关进“牛棚”，“斗批改”后有的阖家遣送农村，有的下放工厂劳动。留下几个年轻编辑，并入了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為人民社的文艺组。1971年，“9·13”事件后，开展批林批孔，我和陈世伟以大批判的名义由印刷厂借到社本部，我进了文艺组，世伟到了出版科。我们是河北工学院的校友，1962年一起参军到总后勤部，1968年复员后，同时进了出版社印刷厂，即后来的天津新华印刷二厂。那时，出版社和印刷厂还没分家，编辑部在哈密道，印刷厂车间就在张自忠路上，相隔不过二百米，一个电话，我们就到了哈密道。陈世伟毛笔字写得好，写大字报的事交给了他。我呢，在部队喜欢舞文弄墨，文工队里搞过几年创作，写大批判稿成了我的差事。那时，批林批孔声势浩大，三天两头开批判会，出版社归文化局管，文化局的笔杆子黄启书原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我负责和他联络，出版社、文化局两头跑，整天忙忙叨叨，日子显得快。慢慢地，形势悄悄发生着变化，大批判的调子在降低，抓生产的呼声高了起来；一度靠边站的老干部，陆续被解放出来。一天从文化局回来，在哈密道院子里，迎面碰到“百花”的老社长林呐，老林刚被“三结合”进了出版社革委会，在台阶上见到我就说，“忙什么呢？早点回组里来吧。”一句话把我点醒了。老林平时是个寡言的人，凡事心里有数。多年以后，和老林接触多了，老林对青年编辑不动声色的关心爱护，听到看到也亲身体验到，再想起老林当年的话，才理解其中的深意：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忙那些没用的，快回来学点儿业务吧。老林是在替我着急。

　　文艺组有十几个人，以老“百花”编辑为主，顾传菁、郭一尘、高维晞、吕德华、陈景春、刘国良都是，1973年从文联调过来孟淑香、李蒙英、申文钟，还有从自行车鞍座厂借来的诗人张雪杉，刘铁柯和邓元惠为解决两地分居，分别从北京和石家庄对调过来，后来又加了个邝富荣，济南军区转业的。组长顾传菁分配我跟郭一尘学做编辑。老郭经历挺有传奇色彩，他原是38式干部，抗美援朝当过志愿军连长，在朝鲜犯了错误，差点被枪毙，经老首长求情，党籍没了，保下一条命，一撸到底，当了大头兵。至于老郭犯的什么错误，其说不一，传起来就有些颜色了。终究靠着有些文化，后来做了文化教员。那时在部队，文化教员虽没有官职，很受尊重。我在天津四十一中读书时，好几位教师都是从部队转业的文化教员，比直接从大学出来的知识分子多了几分架子。老郭是个乐天派，看不出有什么架子，更看不出经历过大波折，脾气直又急，嗓门大，底气足，河北博野口音，笑起来尤其声高，老远都能听到。组里不分老少，都愿意开玩笑逗他急，急起来脸红脖子粗，急赤白咧吼一通，也没见他和谁闹掰过。老郭带我可说是百分百，没有猫教老虎那样留一手。他原来负责戏剧曲艺书稿，不仅全盘交给我，还说我替他卸了包袱，可以编他喜欢的小说稿了。他是“老冀中”，部队里熟人多，北京军区的柳杞、空军的陈立德，“文革”前已有些名气的部队作家，老郭找他们叙旧、约稿，也带着我。记得有一次去北京看杨沫，杨沫正在西山养病，见面老郭唤着杨沫的小名，杨沫拉起冀中往事，都说老了老了，很动感情。老郭催她写《青春之歌》续集，杨沫说，一直在酝酿呢。现在还不是时候。

　　粉碎“四人帮”，百业复苏，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喜获新生，复牌独立建社（原来的“百花”社，只有编辑部是独立的），另外新成立了专出少儿读物的新蕾出版社。“百花”一部分编辑调去筹建“新蕾”，老郭也走了。还好，全家刚刚从农村落实政策回来的李克明，成了又一位扶持我的“百花”老编辑。克明也是老“冀中”，命运多舛，1957年，他已从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调到天津，想着躲过一劫，却被原单位补了个右派。林呐爱惜人才，“百花”建社，还是用他做了编辑。《冀中一日》、梁斌《播火记》的出版，都有克明的心血。克明首先带我看望了孙犁，他们在冀中就相识。孙犁在散文中，对克明和他的妻子、一个妇救会长的婚姻，留下了一笔白描。这是1978年，孙犁刚刚恢复写作，头一次见面，光听两个老战友对谈，我只是简单回答了孙犁的几句询问，抽空打量这间被一排书柜隔断的大房子，不由喜欢起这里洁净的书香气息。告别时，孙犁说有空常来坐坐。从此，开启了孙犁和我二十多年的交往。克明还带我和另一位编辑李蒙英，去北京拜访了冰心。这次拜访直接促成了冰心“文革”后第一部散文集《晚晴集》，列入“百花”复社后第一批“小开本”的出版。

　　回来编书，分在第二编辑室，即诗歌散文编辑室，落实政策回来的老编辑董延梅任编辑室主任。老董是南开大学中文系五十年代初的毕业生，为人严谨，处理稿件十分认真，后来提升为社里的副总编。散文一直是“百花”社图书出版的亮点和重头戏，“文革”前沿袭下来的传统。老董想必感到了肩上的担子，下班后总是说离家近，处理稿子加班到很晚。老董是位面冷心热的老大姐，对自己严，对属下要求也严，平日里不苟言笑，遇到面露笑容的时候，一定是撞见了好稿子。我不是科班出身，又没有受过正规编辑工作训练，“文革”中大家都混日子还看不出什么，一旦恢复正常状态，严格三审制，要求编辑每天写工作日志，组稿须提前打报告，审稿要有详细意见，甚至写退稿信，都要先拟草稿，经二审改定后才可发出，差距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对于老编辑来说，这些基本素质已成为日常习惯，我都要从头学习培养，心中自然有压力，也有些逆反。老董耐心教我，对我字迹潦草的审稿意见仔细订正指点，哪里要详，哪里可略，出现错别字用铅笔一一改过。责编为即将付印的书稿撰写内容提要，老董把关格外严，逐字推敲甚至全部推翻重写。“这是要印在书上的”，老董语气很重。这样的训练当时心里不太舒服，日后受益匪浅。二编室当时主要编两套书，一是重新恢复“小开本”散文的出版，主要着眼于中青年作家的第一部散文集；再就是现代名家散文选集丛书。编“小开本”我不愁，《散文》三年结识了一批有实力的作家，作者资源充足，编起来选择有余地，自然得心应手。另一套书就不然了。现代散文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成就在小说、诗歌之上，可入选的名家多，却也容易编成一锅杂烩。“百花”的这套丛书独辟蹊径，入选作家以二十万字上下散文作品成书，所选范围尽可宽泛，选目则须体现选家独到眼光，选定后再撰写一篇万字以上有学术价值的长序，阐析该作家在现代散文中的特色和地位。已进入历史的现代散文和当代研究者的探求目光相撞击，这样，就把可能炒成冷饭的旧文新编做成了一番事业。这套书初版迄今已三十多年，还没见有哪家出版社能够超越。如此高规格的要求，编者遴选必然颇费周章，最终入选的大都是高校中研究现代文学的学术带头人。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崭新课题，根本搭不上手，老董看在眼里，把她刚刚组到的书稿《梁遇春散文选集》交给我责编。由梁遇春（1906-1932）带领进入浩博的现代散文世界，是我的幸运。这位一生仅仅经历了二十七个年头的作家，以总数不过五十篇的作品，凭着对独立思考的坚持，对散文小品特质的体悟，在群星璀璨的现代文坛站定一席之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小品文就是“从一个具有美妙的性格的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梁遇春还是位翻译家，最早（1928年）将英国小品成系列地译介到中国来，兰姆、哈兹里特、哥尔德斯密斯这些英国小品文大师的文集，“总在我的身边，轮流地占据我枕头旁边的地方”（《英国小品选》译者序），他的散文写作亦受到英国小品的影响，被称为“中国的伊利亚”。我当时的兴趣正开始转向外国散文，梁遇春文字的趣味可说是甚得我心。《梁遇春散文选集》（鲍霁选编）1983年12月顺利出版，我眼前的视野放开了，又先后组织安徽大学方铭编《茅盾散文选集》，社科院文学所张梦阳编《郁达夫散文选集》。张梦阳刚由廊坊师专调到社科院，立足未稳，林非先生知道我在编现代散文，积极促成梦阳和我的合作，既为我组到书稿，又为梦阳日后职称评定、家属调动创造条件，算得是两全其美。1985年，蒙上海朋友支持，组织到施蛰存先生的散文选集，在我编辑现代散文的几年是个小高潮。这位长期遭到曲解、被称为“出土文物”的耄耋老人，三十年代曾以“新感觉派”小说领风气之先，散文我还是第一次读到，深为自己孤陋寡闻而惭愧，也庆幸这么好的一部散文，能经过我的手介绍给读者。此前对于施先生的了解，仅限于他主编过蜚声文坛的文学期刊《现代》，所著小说多是耳闻。出书前后去上海两次拜访施老，没想到历经磨难的老人，思维活跃，十分健谈，毫无遗世之气。编《施蛰存散文选集》是个给自己充电打气的过程，边读稿，边感慨，世事沧桑，生死难料，然文字终能战而胜之。我把心中的感慨寄托在为该书写的“内容提要”中：“作者在时代长河中浮沉颠簸，历经曲折，但始终保持着对于生活的挚爱之心，和对于学识的求索之志，这些使得他的随笔式散文，温柔之中微见忧思，素朴平淡的字里行间常含机智幽默，令人读后回味无穷。这是一位曾经被曲解、被遗忘的作家写下的，不会再被遗忘的作品。”

　　八十年代后半期，随着《林语堂散文选集》《周作人散文选集》相继出版，现代名家散文选集出版逾五十种，多数一再重印，供不应求，封面由原来灰绿色带作者素描头像的，统一成百花散文书系的标准设计又再版一次，在书架上占了整整一排。书像人一样，一旦排立起来气势就有了。闲时我喜欢用目光扫视这一排书，一天，突然发现，书阵里缺少一个应该列入其中的名字：钱锺书。我讀过钱先生的小品《写在人生边上》，薄薄一本书，10篇短文，不到三万字，谈文论世，语多梗刺，有英国小品文的痕迹，又和梁遇春不同，钱式幽默里分明透着战乱年代的困顿与忧思。我和钱先生没有多少交往，八十年代初，承李健吾先生引荐，曾两度去南沙沟寓所拜访，就外国散文的译介讨教，那时《围城》还没上荧屏，小说的再版也有些周折，闲谈中，先生略有微词，给我的印象，对自己著作，尤其是数量不多的文学作品，先生很谨慎，也很看重。1985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落花》出版，曾寄给先生讨

　　（钱锺书先生写给本文作者的信） 教，也算答谢。那时我已年逾不惑，一事无成，心中有些苦闷，不免流露到文字中，《落花·自序》有这样几句：“我们久久期待着一个新的开始，这一天来到时，我们却青春已逝。百花盛开，我花独谢，颓唐是很容易的，却又不甘心。”没想到，钱先生察觉到我的情绪，来函引用《离骚》“餐秋菊之落英”的古注，提示我，“落”是“初”“始”之意，因菊花不落。并特意申明“此诠大可移赠”。殷殷之心，令我感佩。《写在人生边上》初版于1942年，此后钱先生没有再编过散文集，我想，先生主要精力放在治学上，四十多年了，专著之余陆续有一些散章发表，至少于序跋、书简两项，着墨不少，按传统散文历来的标准，以小品为主体，辅以序跋、书简，编一部选集该是正当其时。以我编辑《施蛰存散文选集》的经验，不以散文家称名的散文，可能驳杂一些，却也可能更自在丰赡。我为自己的想法所鼓舞，一段时间里，查找了不少资料，将初步想法充实为自认具体可行的建议，遂致信先生，希望得到俯允，并寄去《施蛰存散文选集》，和新出版的几种散文。信是1988年10月间寄出的，好长时间没有回音，我已经不抱希望，又忙起其他事。转过年来一月，突然收到钱先生回信，拆开信，依然是熟悉的八行笺，毛笔字密密麻麻写满十五行，从字迹上看，较三年前笔力弱了。钱先生先是表示歉意，“我老病未痊，又患腹疾经月，近日始稍能照常饮食，遂未早答，请恕宥为幸。”接着，针对我的编书建议，写了这样一段话：

　　拙作实不足道，前数年福建重印，乃我不得已顺从柯灵同志之命。香港、台湾皆在重印；国内纸张缺乏，贵社不必作赔本生意。短序等已蒙舒展兄收入花城本；书信乃私人酬酢，不宜“透明度”太高（蓄意准备公开者是例外，我素不喜写“公开”的“私”信）。兄热心好意，我万分感激，但当此“降温”的大气氛之际，浇冷水也许是合时宜的，一笑。请鉴原。

　　（钱锺书先生写给本文作者的信）

　　信是1988年12月15日写的，邮戳上发出日期是12月25日，猜想先生大约行动不便，身边又缺少帮忙的人，以致十天后才得发出。我意识到，我的信写得实在不是时候，顾不上其他，赶忙复信表示理解，并为我的叨扰致歉，出书事容日后再议。

　　2004年退休时，多年集下的信件装了满满一大麻袋。回到家里有时间从容做些自己的事情。我把钱先生的来信仔细读了两遍，从“冷水”中竟读出一些暖意。当年是我不识时务，贸然打扰了对方，钱先生尽可一口回绝，不须多加解释.放在那样的情境下，谁都可以理解；而先生抱病回复，针对我的建议逐条说明拒绝的缘由，可谓煞费苦心。先生是怕冷了我的心，也是有话想说呀。多年以后，抛开编辑秉持的职守，同样一封信，我读出了更深的意味。这样一次失败的组稿，对于我来说，何尝不是栽花成柳的意外收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