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

文化兴国

1

　　国，本义指地域。我不敢讨论国家大事，故这里所谈，只是以文化资本振兴城市小区域的问题。

　　以文化资本振兴城市，是用以区分十九世纪工业时代和廿世纪后期至廿一世纪新时代不同城市发展型态的概念。

　　十九世纪以来，所谓都市建设，皆着重硬件，如道路、交通、水电、通信、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之区划。以物资交易、经贸活动、工业生产、技术操作为核心。文化固然也很重要，但并非大城市的核心，只起着补充、调剂或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标帜着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

　　二十世纪后期，人们对于这种老的城市发展观不断提出质疑批判，认为那种城市实乃水泥丛林及大工厂，缺乏人性，也没文化，新的城市观与发展观应当倒转过来。

　　故一九九八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文化政策促进会，提出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强调：“发展，最终要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最基本组成部分”。

　　以文化来定义发展、以文化为整个城市发展的核心或主轴，事实上并不是提倡或呼吁。该会之所以如此云云，乃是因这早已在欧美成为了事实与趋势。经济、社会、技术、教育的战略，均需与文化轴心紧密结合；信息、知识和内容的创造，早已成为城市经济永续发展的关键。

　　以纽约为例。纽约艺术联盟出版《文化资本、纽约经济与社会保健的投资》显示：二○○○年纽约艺术与文化营利组织创造的经济效益八八亿美元，非营利组织也创造了五十七亿，共一四五亿，并提供了十三万个工作机会。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把文化产业视为纽约的核心财富（coreasset），所以它的效益不是上述它本身赚了多少钱、提供了多少就业位子，而是对整个城市相关产业、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形成综合性的影响。这也是传统产业城市和文化经济城市的重要区分。

　　在欧洲，“城市复兴运动”也推展有年。对于那些传统已经衰落，其社会、经济、环境亦受到破坏的城市，采取一系列方法，在其物质空间、社会、经济、环境各方面全面改善，以再生其经济活力。

　　这些办法，主要是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型庆典活动、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文化措施，藉此更新城市、创造形象、提升文化。例如西班牙华尔巴鄂的古根汉博物馆，二○○○年一馆收入即达四点五五亿美元，为当地经济之龙头。同时，像悉尼歌剧院赋予悉尼人尽皆知的形象那样，其博物馆建筑也让该地成为国际性城市。

　　这两类不同的例子，说明了文化可以成为城市的核心，也可以让城市振衰起弊。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在创意经济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在经济活动中会越来越重要，超过传统产业，并全面影响当代商品的供需关系及价格。例如你知道英国一九九八年最大的单项出口商品是什么吗？答案是跟辣妹（the Spice Girls）相关的产品。也有人认为一九九六年英国摇滚音乐家之经济贡献超过钢铁工业。霍金斯《创意经济》（The Creatire Economy）一书则指出：创意产业包括了整个在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专利、版权、商标、设计各个部门经济。而知识产权法的每一形式都有庞大的工业与之相应，有版权的产品（如书籍、电影、电视、音乐）带来的出口收入均超过了汽车、服装等制造业。拥有主意的人越来越比那些使用机器的人、拥有机器的人能量更大。

　　换言之，现在已经是一个以文化资本振兴城市，且成为经济主要动能的时代。可是在这个新时代，我们的策略又是什么呢？

　　目前大陆的城市规划，基本上仍是以老的产业城市为设想的。以运输服务、出口加工、物品交易、劳务输出及机械、化工、食品、服装、物流等传统工业产业为主，甚至还有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如石化、重工、造纸等。

　　各城市书记、市长们这样的规划思路，虽目的是想要打造现代国际化城市、提升传统产业，其实却太过传统了。在现代国际城市中不会有地位，也不会有竞争力。

　　现今各个城市的所谓文化产业，也不脱对工业的补充、调剂或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作用，并未以文化做为城市发展的核心，且仍不脱县域文化产业的味道。

　　所谓县域文化产业，据文选德主编《县域文化初论》说，乃是：“以县域经济为基础，以县情为依据，以开发本地历史文化资源为重点，以建设现代文化为方向，以人民群众为主体，这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就是县域文化”。

　　之所以要特别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目前大陆各地所推展的所谓文化产业，大抵都属于这一类、这一层级，远远达不到西方文化产业研究界所称文化产业的内涵。

　　因为文化产业并不只是拿文化来做生意赚钱。文化产业的内容是知识，以大众传媒及电子网络、数字化信息技术为依托，而以知识产权法所关涉之工业体系为其经济活动。所以文化产业即是内容产业、知识产业，也是创意产业。而大陆现今除北京上海深圳少数几个大城市刚刚开始朝此迈进之外，其它城市大概都还谈不上。目前各地做的文化产业，均只能是属于或近于文选德所说的这一型，无以名之，只好称为县域文化产业，用以区别于世界通知的知识经济的文化产业概念。

　　县域文化之基本社会性质是农业，用农村所具有的资源，例如土特产、农村的自然山水、田园生活、宗教礼仪活动、历史古迹、人文风情，拿出来供城里人和外地人外国人休闲、娱乐、消费，便构成县域文化产业之大体样貌。如山西平遥、云南丽江、湖南凤凰、江苏周庄、连云港的花果山景区、……等无数景区文化区都属于这一类。

　　你当然可以说:目前我们就只有这样的资源，所以也只能这样做，不可能去学美国，搞出个苹果计算机，我们没那个条件。

　　是的，但文化资源若妥为运用、文化政策若妥为规擘，仍是可以用文化资本振兴这个城市的。

　　振兴之道，有三条途径，一是以文化复兴城市，二是发展创意经济，三是以文化为整个城市发展的主轴、核心。而这三者又是可以结合的。

　　具体的例子，当然须就个别情况谈。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巴黎之所以为巴黎，不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有其文化产出，如艺术、服装设计、香水等。我们的城市有何产出功能？

　　迄今大部分城市都花了大钱去建造声光化电炫人的展示馆，但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有该城市之文献、版本、研究论着、数据库、相关图文件、世界传播数据、影音改编记录……等的数据中心或文献中心，也没有权威学者坐镇；没有权威学报在该地出版或编辑，没有世界性的该城市学术会议，也没有该城市的文化年展或双年展，没有与该城市相关的电影、电视、动漫、电子游戏之制作与研发基地，没有城市文化的研究机构，没有关于该城市文化的版权、专利、设计产业，更没有支持这样文化创意经济的技术教育、人才培训、信息支持、技术交流、法律税务咨询、市场营运、产品开发的配套体制，……。这样的所谓文化产业，乃是欠缺知识内核的，怎么可能发展得起来？

　　总之，以文化来开发区域经济是大大应该的是，但要深切认识到文化产业的性质和趋势，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滥用文化生态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瞎搞。旧的思维与做法，若不改弦更张，终究是没出路的。

　　2

　　辛亥革命顷已百年。对这百年的历史，除了用革命史来概括之外，应该还有许多别的线索可用来帮助人们认识这个奇特的历史阶段。

　　例如，近百余年，或许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最鼓励大家读书的时刻；替老百姓开立的各种书目，不胜枚举。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甚至勒为专着。而胡适、梁启超所开列的国学必读书目，虽只是一篇文章，也不乏出版社将之扩为大书，供读者取鉴。其余林林总总，若有人能收罗爬疏，辑而考之，便不难由之窥见近百年中国人之心灵史及文化期待视野。

　　一九二三年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书一百九十种；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收书一六〇种；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也登了许寿裳等人所开列的青年必读书，鲁迅虽函覆该刊云应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但私下却曾为许寿裳的儿子开列了包括《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庞大书目；随后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事实上也即是一部书目及读书法。不过这些书都属于“国学”领域，可视为近代开列书目史的第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品是张之洞《书目答问》。那时张之洞等士林大老还没想到清朝即将覆灭、传统文化马上就要遭到质疑乃至摧毁，故其书目总括四部、统摄九流，显示的是一个传统文化视野中读书人该有的修养。

　　胡梁以降，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化背景中出现之新事况。此刻士子对传统文化已疏离、陌生了，因此开那些国学书目乃是补课的性质，希望以此找回属于中国人的中国性。梁启超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即是这个意思。

　　一九四九年以后，此类国学书渐成毒草，因此再也没人鼓励大家读了。书目之再度来潮，已在九十年代。

　　那时人文精神建设重被重视，青年之人文素养却普遍不足，因此北大、清华等高校乃又推出青年应读书目。清华的，有中外文化文学八十种；北大的，有《周易》《理想国》等三十种及《世说新语》等选读三十种。这也属于补课性质，因为大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光顾着准备考试，啥书也没看；进了大学，又是专业取向，缺乏整体的人文素养，故才须开这些书单。

　　教育部也向初中生推荐了《西游记》《水浒传》《鲁宾逊漂流记》等十种文学作品；向高中生推荐了廿种，除了《论语通释》外，也都是中外文学作品。社会上则有浙江文艺、上海译文等各出版社推出的各种丛书；民进等民主党派推动的新阅读运动等更以开书目、促阅读为主轴。因此书目繁多，令人目不暇给。

　　这个阶段明显与上一期不同者，在于范围扩大，不限于国学，着眼于人文素养。

　　其次，是对书目的取法，借鉴并不限于张之洞、胡适、梁启超、朱自清这一脉络，而是参考了欧美，例如英国人所说的“过去三百年中必读书目”、法国的“理想藏书”、美国的高中生课外阅读书目等，都具体影响了这一阶段的开书目运动。

　　三是具有政策或商业等非纯文化因素。出版社为炒作话题、鼓励采购、区隔市场，往往推出不同的书目。而政府及大学之所以热衷于此，亦与九十年代开始推展通识教育有关。且社会分殊化、碎片化愈甚，急须通过大家共同阅读一些书来建立共同价值观、共同知识记忆。因此，开立书目还与社会文化意识的重构有关，具有社会政治意涵。

　　由于是这样，因此，第四，开立书目之后会配合以读书的实践运动。这是从前所没有的。例如过去虽可能也会开《论语》《三字经》，但也就是一纸书单而已，读不读，任人自择。如今则会有一些团体来推动读经运动或什么诵读工程，带领大家具体去实践，读这些书单子上的书。

　　以《弟子规》来说，不但有许多团体、私塾、幼教机构、学校在推动，且有卡通动画、歌曲、说说唱唱教学带、诵读视频，各种易解、讲说书刊及节目。推动者还有不少是以做公益、行善的态度在做的。所以读书不但对读者有益，所谓“开卷有益”；推动阅读此类必读书的人，也从这个活动中获得了身心安定，重建人生价值意义的作用。因此这十多年来的书目开立运动，具有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意涵，远非前两阶段所能比拟。

　　但书目的开立或选择，本身就是极具争议的事。没有任何一张书单会让另一个人满意，对于什么书足以代表一个文化传统、什么书对人有益，谁都有不同的答案。像《弟子规》，目前推广极为普遍，许多人或团体奉以为使命。我就不赞成。因其本非经典，只是训蒙文，在启蒙书中也比不上《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等，其语源虽本于《论语》，但在《论语》中夙有争议，未必足以为弟子之规箴。其它各书，细究起来也辄如此，想找一份众议佥同的书单，实无可能。

　　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开书目的活动本身即充满了吊诡。

　　因为之所以要开列书目，就是因社会上一般人都不看书，没看书之习惯，缺乏阅读兴趣。像吃糖，家长、教师、教育部就绝对不会开一糖单，说你必须吃，不吃即不够资格做人。凡提倡什么，正反映当时社会上缺什么。故此类书目或许显示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心灵匮乏史。因为若大家皆已读过，还须你们推荐、鼓励去读吗？

　　而更妙的是，推荐书给青年少年看的人，泰半没读过书单上的书。不说旁人，胡适这样的大学者，恐怕就没读全他开的一百九十种书，因为那里面包含了二十五史、十三经、《佛藏》之大部份，以他的工力及少年留洋习农的经历，我即不信他都读过。胡公尚且如此，近年来开书目的家长、教师、社会贤达、教育部衮衮诸公，由于时代因素，在其青年少年阶段，这些书恐怕听都未曾听过，更不用说寓目乃至背诵了。近年读经运动、阅读运动兴起，才忙着教孩子们看。可是大部份是光责备青年，说此等好书不可不读，而自己却总没空也没想要看。

　　有一部份人倒是真去读了，读之颇受益，便热心推广，教人也去取来读，或把心得写书谱曲以劝世。这当然也很可贵。但嚼饭喂人，本已甚难；书之有益于己者，更未必定有益于人，正如人参牛黄并非人人可服，尤其不必人人都服。因此这其中仍大有可思辨之空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