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高僧中，出了不少的诗僧、画僧、书僧。若单出一本《中国禅家艺术史》，一定会让人刮目相看。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是中国发展最好的时期，佛教亦展现蓬勃的生机。此时的出家人，苦修的志向虽有强有弱，向佛的心境虽参差不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们披剃为僧，很少有人是因为遭受了哀毁骨立的创痛，而是出于他们心灵的选择。即便是出家的文化人，也很少有“不得志而逃于禅”者，印严便是其中一例。
印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人，故乡云南大姚县，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广东惠州。自幼爱好绘画，二十四岁就在吉隆坡举办了个人画展。二十七岁时，由于他心灵与佛道相契合的因缘,使他皈依当代最具影响力的高僧本焕上人门下，从此摒弃了俗世生活的追求,成为临济宗四十五代的传人，释名印严。
穿上僧衣的印严，以自身的行动表明了他拒绝浮躁诱惑，抗拒滚滚红尘的决心。但出家之初犹如进入古之蜀道，虽有奇山异水，但步步艰难。在本焕上人的教导下，亦因他本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几年之后，他终于在禅修境界中有所体悟。于暮鼓晨钟中研经课颂，从大枯索中获得大愉悦，从大封闭中获得大解放。此时的印严，证法参禅的境界已走完了蜀道而入了山阴道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所触所感，无不妙趣横生。千禧年之后，大姚县人民政府礼请他回到故乡主持妙峰山德云禅寺。
妙峰山为滇中名山，岗峦之势，林泉之韵，皆可娱人。而德云禅寺亦为千年古刹，既传承临济脉系，又循流曹洞法乳。印严来寺主持之后，既炙禅风，又亲山水，遂在自己的释名前加上妙峰二字，从此以妙峰印严行世。
妙峰印严出家前，就一直存在着逃避红尘、厌恶功名的天性。他一直在寻找属于他个人的“安身立命”的位置。二十七岁之前，他是一个浪迹人群中的不引人注目的平常人。出家之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投入佛祖怀抱交付身心，做了佛的使者兼仆人。”为了彻底地告别过去，他舍弃了亲人、朋友，甚至心爱的画笔。他只想一心求悟早证佛心。但因缘转折，2001年8月，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这乃是因为他感到绘画亦是接引众生归于佛祖的一个方便法门。作用于自己的内心，也产生了非翰墨不足以阐明的灵动，于是再伏于画案。此时,印严已由先前主攻的花鸟画而转以画梵像为主。在精心绘制大量佛祖、菩萨、金刚、高僧等令人崇拜的佛教人物同时，亦凭心臆描摹了不少古之文人学士，神仙逸者。
看印严的这些人物画，可谓各具其心，各肖其形。佛者佛之，逸者逸之。不但得到了书画同道的推崇，亦得到了众多善男信女的宝爱。同道称赞他的作品有浓厚的禅意，是文人画中的逸品。
这里便有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需要说明：印严出家之前，师从名家画花鸟，专攻的是没骨牡丹。他从未画过人物，何以穿上僧衣之后重操画笔，竟然无师自通地成了人物画的名家呢？答案只有一个，即矢志禅修带来的智慧的升华，使他越过“学而知之”而进入了“生而知之”的境界。这是佛祖加持的结果。在一般意义中禅画指的是佛教题材的绘画；在更高层次上认知，禅画应渗透与弥漫了作者修行证道的愿力与工夫。
大约2009年的秋天，妙峰印严作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举动。在举行了德云禅寺的开光法会后，他突然宣布还俗。他放弃了方丈的职位，脱下了袈裟，回到昆明，租一间小屋住了下来。
关于他的这一决定，我问过他原因，他说：我真不愿意诽谤社会任何一个角落，但面对社会的发展，人性的混乱，道德的衰败，所有的智者都深感忧虑。这些不良的风气，也波及到了寺院。使众多向往心灵修持的善知者，在这世上越来越难找到清修之地。我十来年的出家生涯，围绕着自修和建立一个清修道场的心愿而行持，身心越来越疲倦。当我接触到一些僧人打着佛的旗号而热衷于世俗事时；看到一些“高僧大德”在误导信众；看到进寺的人越来越多，但大都盲目而迷信；看到各地寺院越修越宏丽辉煌，寺僧却越来越偏离佛陀的戒法和祖师的规纪。我就心痛伤悲。我出家时，恩师本焕老和尚问我为什么出家，我回答说：“我此生要证阿罗汉果，明心见性。”我重新还俗不要别的，依然是为了实现这一弘愿。
从印严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还俗不是羡慕俗世的享乐，而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清静道场。如今，他隐居昆明，依然过着半山半尘的禅修生活，不茹荤腥，不求闻达，不慕功名。此一时惟独与他为伴的，便是手上的这一支画笔了。如果说印严出家前的绘画，是技中求雅；行佛后便成了雅中存禅；再入世后，他的画作中便浮漾着悲天悯人的精神气象了。
收入这本集子里的画作，几乎全部都是妙峰印严隐居昆明时的作品。通过它们，妙峰印严在向我们展示他的心灵，他对佛祖的虔诚，以及他求证过程中的菩提境界。
我总觉得，妙峰印严隐修的生活不会太长。当他有一天突然感悟到绘画不再成为与佛祖对话或者是接引众生的方便法门时，他肯定会再次放下画笔，投身到人迹罕至的丛林或者雪山，开始他生命中又一次证道之旅。如果真的那样，这一批画将成为妙峰印严留给人间的最后的“智慧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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