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怀德

买粮记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我的家里突然吃了上顿便没了下顿。

　　其实，我家那时应该是有不少粮食的。农业初级社时，粮食分配，把土地、耕畜、农具、劳力等折成股按股分粮，我家虽没有劳力，但有十多亩地，农具也比较齐全，分的粮吃不了，加上原来的余粮，家里有着十多石小麦。一九五八年农村吃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家里的余粮都被队上无偿拿走了。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后，农村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生产队打下的粮食，交完公购粮任务，留足种子、饲料后，按“劳七人三”的比例分配，即按劳动工分分70%，按人头分30%。开始时还是“劳八人二”，但上级发现，无劳户缺粮过多，据说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不正常死亡现象，才改成了“劳七人三”。我家里父亲在医院工作，母亲身体不好，没有劳力，秋夏两季按人头分的粮食，人均不到百十斤，远远不够吃。

　　春节刚过，我和父亲一天晚上，到柳村一家，一斤一块钱买了200斤白萝卜。家里吃饭，早上是白萝卜稀玉米珍子，中午是白萝卜稀珍子面。我在豆会中学上初中，学校没有灶，学生自己背馍，学校烧开水，吃饭就是吃馍喝开水。母亲把白萝卜煮熟，捞到盆里，和上玉米面，好多时候也放一点麦面，在一起揉搓，然后捏成团，这个团不能擀，一擀就碎了。母亲把捏好的杂面团放在锅里，边烧火边用手轻压，压成饼状，一边压一边烤，一边烤黄了，翻过来再烤另一边。我上学就吃这种饼子。萝卜吃多了屁多，上课时不好意思，就硬硬的忍。谁知忍不住，还要放，放的屁又大又响亮，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而我恨不得寻个地缝钻进去。

　　就是这样的吃食，家里眼看都快没有了。

　　父亲在一个基层卫生所当院长。当时，政府号召送医药下乡，特别强调要让偏远山区的农民也能有医生看病。父亲坚决辞去了院长职务，自愿申请到野河乡深山区一个叫七家沟的地方办医疗点。七家沟进了中观山还要走60多里，离我家天度镇八十多里。这个医疗点就父亲一人，药品器械都靠他一人背上去。

　　暑假一天，父亲回来借了个架子车，给我讲，领上你弟弟，到七家沟割些柴火去。那年，我虚岁15岁了，已是个半大小伙子，可实际还没有过十三岁生日，弟弟虽不到十岁，但男孩子，缓急时总能帮把手。我和弟弟高高兴兴地拉着架子车去了。我是第一次到这么深的山里面，北山虽说树木不多，但中观山的野河是国营林场，山头连着山头，树木郁郁葱葱，满山连片。能种地的坡地上，玉米翠绿，豆子青黄，不能种地的山坡上，红的、黄的、蓝的、叫不准名字的野花和青草满山遍野。不知名的鸟儿这里叫一声，那里叫一声，悦耳动听；有时，扑楞楞惊飞起路边一只野鸡，尾巴在阳光下五彩闪亮，十分好看。一路不时有小松鼠跑到路边上，两腿立着，瞪着两只亮晶晶的小眼睛，好奇的看着人，人快到跟前时，才哧一下子跑到山坡上去。傍晚时分我们到了父亲的医疗点。医疗点就一孔土窑，锅连着炕，有一张桌子，放着注射器、血压计等医疗器械，用土坯支着几层白木板，木板上铺着报纸，放着药品。

　　七家沟不能种地的坡地和山头，到处长着灌木，大树不多，割柴就是用铁镰割灌木条，铁镰镰背很厚，靠把的一边，打成斧头样，开了刃，粗一些的灌木就用斧刃砍。多半天时间，我就割了一大堆柴。没有绳捆柴，父亲住的窑前沟里，满沟长的都是葛条，我就到沟边去割葛条，割了一根，用劲一拉，葛条没有拉动，差点把我闪到沟里去。我记得父亲旁边住的一家人，男的叫王富有，他看到了，跑过来对我说，葛条不能用劲拉，割葛条叫抽葛条，捡指头粗细的，割下后抻着劲抽，这样容易抽上来。割好葛条，王富有又教给我说，圆葛条容易拉断，要把葛条劈开，边劈边拧，给葛条上劲，这样葛条就拽不断，他边说边劈边拧，很快就拧好了两根。我一试，没劈多长，葛条一边多，一边少，劈断了，还差点劈到手上。王富有笑了，说，这要慢慢练、不能急。他很快就帮我劈好了捆柴的葛条，共捆了六大捆硬柴。

　　

　　豢养 李永秋

　　晚上，弟弟睡着了，父亲才对我说：“家里确实也需要柴，但叫你来，关键是要买粮。虽说政府不准私自买粮，但我不能眼看着你们娘儿们没有啥吃。粮已说好了，你跟我去扛”。我和父亲出了窑门，天上没有月亮，满天星星，繁得你挤我，我挤你，好像伸手就能摸得着。山里人住的分散，借着星光，走了不少路、跑了三趟，从三家每家买了一斗小麦。麦不用秤称，就用斗量，扶风县北乡斗一斗四十斤。怕抛撒粮食，都是把斗放在簸箩里，这三家都是，斗倒满了，用尺子沿斗沿一刮，然后把麦倒进我背的口袋里。我得承认，三家人都很心软，他们把斗里的麦子灌进我的口袋后，还都不忘再添一碗进去，父亲为此不住的说着感谢的话。后又到一家，父亲让我叫王大叔，煤油灯下，王大叔的脑门像列宁一样，又大又突出，亮光光的脑袋，多半个头都没有头发，络腮胡子，黑里有白，又浓又密。在王大叔家买了两斗麦，王大叔每次都把斗倒得很满，也不用尺子刮，就倒进口袋里，最后，又满满的舀了一升小麦，要往口袋里倒，父亲拦住说：“老哥，这不行，太亏你了。”王大叔挡开父亲的手，愣把升里的小麦往口袋里倒，边倒边说：“老七（父亲排行为七），你放着好好的院长不当，到这深山老凹来给咱们看病，太不容易，这点粮，不算啥。日子总得一天天过，黄柏树叶叶再多，也有落完的时候，年景会好起来的。”煤油灯下，我看到父亲眼含的泪水亮闪闪的。

　　多少年后，我一到吃饭时，眼前就会出现王大叔像列宁一样的脑门。

　　买的小麦装了两口袋，放在架子车厢里，六捆柴放在上边，遮的严严实实。父亲叫来王富有，让帮忙把柴用绳和架子车一起绑紧。父亲给王富有说：“娃没干过这样的活，你操心把车子绑好，不敢让在路上耍麻达。”王富有绑好车子，在捆绳上还使了搅棒（在捆车的两根长绳之间，插进一根短木棍，搅动木棍，可以把捆绳收的很紧，这个方法，当地人叫上搅棒。还引伸到教育孩子，如说：这个娃不听话，该给上上搅棒了），把车子用劲颠了几颠，说没问题了。

　　第二天早上，父亲天麻麻亮就起来，给我们烙了油锅盔，做的拌汤，我和弟弟吃的饱饱的，拉着车子上路了，走了几里路，要转过山头了，我回头看，父亲还站在沟边上，看着我们。我给父亲挥挥手，和弟弟拉着车子，转过山头走了。

　　山里的路，虽说不断上坡下坡，但坡不太长，也不太陡，我和弟弟吃的饱饱的，劲头很足，早上天又凉快，一口气走了二十多里都没休息。

　　太阳慢慢高起来，天越来越热，人也越走越渴，说实话，累倒不太累，但渴得难受，开始硬忍着，又走了十多里，人渴的嗓子眼冒烟，像是在喉咙里卡上了辣子，又干、又刺、又疼。走到四十多里，弟弟不住说，哥我渴，渴得肚子疼。我也实在渴的忍不住了，找个阴凉处，停下车子。走到沟边上，看到沟底有亮晶晶的一条细线，我高兴极了，瞅来瞅去，找了一处坡缓的地方，抓着茅草、树根，和弟弟下到沟底。先用手舀了些水喝到嘴里，嗽了嗽口，让干得搅不动的舌头滋润一些，然后，又喝了一口，慢慢的咽下去，人一下子适坦极了，感觉从头发梢到脚后根，周身都是说不出来的舒服。

　　喝了水，我和弟弟一鼓劲儿把架子车拉到中观山背坡下。当时，砂石简易公路已修到了这里。背坡又陡又长，人们常说：“上背坡，挣死牛”。在坡下边，歇了一会儿，我们就拉起车子上坡。

　　开始还好，慢慢的，坡越来越陡，感觉车子越来越重。我低着头，用足全身的劲，两眼只顾盯着眼前的路，一步一步的用足力气往上拉，人已觉不出来天热，汗出了一身又一身，两手紧握着车把，满头满脸的汗水顾不上擦，任其不住的往地下滴着。上到半坡上，车子实在拉不动了，我只好斜着往路边上拉，这样走的路虽多些，但坡度能缓一些，硬挣着拉到离坡顶还有四、五百米的地方，怎么也拉不动了。我用尽全身力气，人挣得眼珠子几乎要从眼框里跳出来，右脚的鞋咔的一声，挣裂了一个口子，但车子一点都不挪动，我一点劲都不敢松，拼命用尽全身力气拉着车子，只觉得脑子里嗡嗡作响，眼前渐渐变的模糊起来。

　　正在这十分危机的时候，镇上的叫化叔领着几个儿子，拉着柴从后边上来了，见状急忙叫一个儿子来帮忙，才把车子拉到中观山顶。我一屁股坐下来，全身发软，心跳得分不出点儿来，头嗡嗡的响，眼前一阵一阵发黑，人一阵阵恶心想吐。坐了一会儿，我感觉缓过劲儿了，回头看看背坡，不由得一阵后怕，陡坡转弯两边都是一眼看不到底的深沟，如果我不拼命拉住车，如果没人帮忙拉上来，车从背坡控制不住掉下去，真不敢想是什么后果。

　　叫化叔叫一起走，我借口要多休息一会儿，下山路已平了，让他们先走了。歇够了，我让弟弟爬到车子上，双手把绳抓紧，一口气从山顶上把车子放了下来。

　　走到强家村，太阳虽下山了，但天还亮着。我们歇了下来，直到天黑了，才把车子拉回家。

　　母亲一直等着我们，锅里水烧开又放凉。母亲擀了细细的面条，还在锅眼里用铁勺炒了葱花下锅菜，碗端到手里，喷鼻的香。但人累过了头，吃了一小碗，就不想吃了，母亲硬劝着又吃了半碗。

　　母亲烧了水，让烫烫脚，脚上打了几个血泡，有两个踏破了，钻心的疼。肩膀火辣辣的，又烧又疼，母亲一看，绊绳拉了一个又长又深的血印。躺在坑上，周身像散了架一样。但我突然觉得很骄傲，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好像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样。

　　后来，父亲半月一月回一趟家，每次不是捎一二十斤黄豆，就是捎一二十斤小米，几乎次次不空手。靠买的小麦和父亲捎的粮食，我们一家人没有得浮肿病，我也考上了高中。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了父亲坚决不当院长，而要去深山老凹的苦心。

自留地

现在，给农村的孩子说“自留地”，他可能是不知道意思的，更不要说城里的人了。

　　自留地就是留给农户自己的土地，由农户自主耕种，收入全部归农户。我国有多少人受益于这一政策，大概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对我们家来讲，自留地，是我们家赖以生存的主要基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队一亩地产小麦一百二三十斤，要让地养力，队上种秋很少。粮食产量低，秸秆同样产的也少。生产队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政策，粮食、秸秆等都是按这个政策分配。我家里父亲是个医生，母亲身体不好，没有劳力，队里一年分的口粮人均不足百十斤，粮食不够吃，柴禾更不够烧，自留地成了口粮、柴禾的重要来源。

　　当时，自留地是按家庭人口定多少，我家人少，只有不到八分自留地。地在北城壕上边，离家比较近。家里的门房当时被合作商店租赁作缝纫社，缝纫社有四个工作人员，加上有的顾客也常到我家后院上厕所，家里有时还养一头猪，所以我家农家肥比较充足。自留地一年都种两料，收了小麦种玉米。由于肥料充足，两料庄稼，最少可以产五六百斤，产量高，秸秆也多，比生产队分的粮食柴禾多得多。

　　过去，家里给后院推土，起后院，母亲都要给人下话，请人帮忙。我虚岁14这一年，觉得自己长大了，下决心自己来干。

　　给后院推土，要从土壕里用独轮推车推，村上的大独木轮推车，装满土，我推不稳，路上倒了好几次，我只好装多半车土。家门口是个上坡，每次都得人帮忙才能推上去。

　　对门的王四叔家，是个大杂院，每家的后院都很小，村上的大推车推不进去，四叔是个木匠，他按他家后院门大小，专门做了一个小的独轮推车，做时木板不够，到我家要了一块木板，四叔对我母亲讲，这个小推车，算咱两家的，用时只管用。这个小推车，我推起来很方便。每个星期天，我把一车一车黄土从土壕推到后院，把后院的人畜粪尿用黄土垫好。土壕离家比较远，推一车土，一个来回要走2里多路。一个月左右，后院垫满了，又一车一车从后院起出去，在村头找一个空地堆好拍实。收了庄稼后，又一车一车把粪推到地里。后来，农村有了架子车，但家里门小，架子车进不去，给后院推土、起后院，还要用小推车。

　　收庄稼好说，我和母亲可以慢慢干。种庄稼可是个难事，那时村里耕畜、劳力都很少，给队上把耕畜说好了，急忙找不下犁地撒籽的人，把人找下了，队上耕畜却没有空。母亲急得坐在家里流泪。我瞒着母亲决定自己犁地撒籽。

　　套好犁到了地里，一试才知道真不好干，犁插的深了，牛拉不动，犁插的浅了，牛拉上犁走的快，我跟不上，地里到处是桄子（一溜子地没翻起来，当地俗话叫桄子）。地头转向时，牛突然向回走，我一下没注意，牛把我拉倒了，嘴碰到犁把上，满嘴鲜血直流。这时，我隔壁的王大叔过来。看到了，过来接过犁，给我教。他说你今年13、4岁了吧，我像你这么大，农活做不好，你大爷就打我，到15、6岁时，农活几乎都能拿的起放的下。你看，胳膊、手腕不能太僵硬，要放松稳住犁把，眼睛望前看，手腕使劲，犁的深浅慢慢就掌握自如了。到了地头，王大叔讲，把犁把略向下压时顺势一提，借牛的力量，犁就提出来了，里手的绳向回一牵，牛就转过来了，到畔子上，手向上提时，略向前下方一压，犁铧就入了土。王大叔边教边示范，他犁了几个来回，又把犁给我，他跟着我走，看着我犁。我自己按王大叔教的体会着犁了几个来回，慢慢就顺多了。头一年撒的小麦，稠处稠，稀处稀，第二年就好多了。

　　2.1.2 药剂防治该病除按照上述防治原则外，在发病初期，25%粉锈宁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或用25%萎绣灵1500倍液，隔7d～10d防治1次，连防2次～3次，即可有效地防治油葵锈病的危害。

　　以后，不管星期天回家，还是各个假期，（农村学校加上忙假，一年四个假期，）我都主动跟着王大叔学做农活，他也很耐心的教我。到初中二、三年级，双套大犁犁生茬地，我都没问题，提耧撒籽，扬场折行，许多农业技术活，虽然有时干不好，但我都基本可以干。初二暑假，队里给回家干活的学生评工分，几个比我大二、三岁的，都只评了7分工，（男全劳干一天10分工，女全劳干一天7分工），评到我时，我心里怦怦的跳，低下头听大家评，王大叔说，这娃能顶个劳力用，我看可以评九分工，大家一片声都同意，甭提我心里多美了。

　　夏收小麦扬净晒干后，是还要再扬一次。这一次不叫扬场，叫翔麦，我问过队上几个识字的老人，翔字怎么写，他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我翻查了字典，没有找到“翔麦”这个词。最后一次扬麦时，金灿灿的小麦确实像在空中飞翔，所以，我用了这个“翔”字。

　　每次翔麦，多数人都不干，只有王大叔等几个老把式干，我想上去干，队长吼着不让。王大叔说，没有关系，让娃学一下，我扬了几下，觉得麦粒很重，不一会，胳膊就酸困的不行了。

　　休息时，王大叔给我讲，翔麦关系到粮食的存放。麦熟的再好，几千斤麦，总有十头八斤病粒、虫粒和瘪粒。把这些翔不出来，粮食放在包里就容易坏。翔麦，不能光胳膊用劲，要前腿微曲，后腿蹬直，腰使身、身使臂、臂使手，拿好角度，一锨麦翔出去，成熟好的籽粒重，就落在麦堆头上和中间，病粒、虫粒轻，就落在堆尾。装粮入仓，从堆头装出，堆尾就不入仓。我到麦堆前，从麦堆头尾各抓了一把小麦仔细看，果然，堆头、堆中的小麦粒粒饱满，堆尾一把小麦里，有不少都是虫粒和瘪粒。王大叔讲，麦翔好了，可以放多年不坏。他家盖门房时一大包小麦，放了六年了，还好好的。我跟着王大叔，又练好了翔麦的技术。

　　王大叔是我人生的另一个老师。他除了手把手教我做农活外，也用他的行为教我怎么做人。王大叔虽不识字，但他为人忠厚、淳朴、乐于助人，给生产队干活和给私人干活一样，从不惜力，犁地、撒粪等一个人干的活，他都比别人干的多得多，但记一样的工分，他从来不说什么。在王大叔身上确实体现了一个正直农民的美德。王大叔弟兄三个，他是老大。他父亲王大爷六十多岁时，干活还很泼实。王大叔家解放前有大车、有马、有牛，家道殷实，王大爷要求儿子年龄很小时，就参加劳力。但家里雇有长工，农忙时，还要雇不少短工。一九六四年社教时，王大叔家补定了富农成份，给王大爷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一九六六年七月份，有一天，王大叔在赶大车时，马惊了，当时，村北的路两边是约两丈高的崖，中间只有一条大车路，六、七个小孩子在路上玩耍，躲都没处躲，车惊了，小孩都吓呆了，一动都不会动了。王大叔死死地拉紧刹车绳，又拼命用身体抵住大车轮，结果把自己卷到了车轮下边。王大叔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拦住了惊马、大车，几个小孩毫发无损。跑到现场的孩子家长和村里人见状都痛哭失声。安埋王大叔那天全村人都去送葬，在坟前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王大叔虽然去了，但他对我的教诲我终生难忘。

　　一九六七年，我结婚了。扶风县有个风俗，夏忙后，出嫁的女子都要回娘家，叫“看忙罢”。我和新婚的媳妇彩凤到岳父家看忙罢，刚碰上晒了一场小麦。吃完中午饭，我和彩凤也帮忙把小麦收堆了。彩凤常讲，他大哥干活很能干，要翔麦时，我没有敢动手，看大哥翔，谁知他不行，麦翔出去，上来下去几乎一样，岳父生气的用扫帚不住的比划，意思是没翔好。我见状把锨接过来，很快把麦翔完了，岳父说：“你一直念书，没看出来，还会做农活。”现在，农村的年轻人没有几个会翔麦，小麦放一、二年就生虫，关键就是麦没翔好。有的人也悟出这个道理，给家置买小风车，不会翔，就把小麦过风车，也可以把病粒、虫粒吹干净。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土地性质是集体的，但耕作成了一家一户。从此以后“自留地”这个词儿终于成了历史。

忆母亲

时间过得真快，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十年间，每每灯下掩卷，枕上反侧，母亲的形象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几次提笔，想写点回忆母亲的文字，都是哀痛打断了思续没写下去。

　　母亲姓牟，1920年出生在扶风县中观山脚下一个叫“牟家桥”的小山村。这里既无水，也无桥，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地瘠人穷。外爷亲弟兄3人，他是老大。母亲讲，外爷在弟兄3个中，一米八九的个子，身材最魁梧。外爷家中只有三、四孔土窑洞，连院墙都没有，几亩贪瘠的山坡地。弟兄3人靠给人拉长工，打短工，农闲时上山割柴卖草为生。母亲说，在她五六岁那一年的初秋，一天夜里，她从睡梦中被叫醒，看到外爷躺在地下的木板上，胸口中了一枪，伤口不太流血了，衣服就像泡在血里，人已说不出话来。外爷一手抓着外婆、一手抓着母亲，豆大的泪珠一颗一颗从脸上流下来。母亲吓得大哭，外婆当时就昏死过去。

　　后来才知道，外爷是被人抬回家的，来的人留下两块银元，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外爷的死始终是个谜。用这两块银元埋葬了外爷后，外爷家分了家。外婆和母亲分到一孔土窑洞，不到一亩山坡地，一升多粮食。一口黑铁锅还缺一只锅耳朵，没有锅盖，用高粱杆做的顶芭当锅盖。一升多粮食很快吃完了，外婆没办法，地里玉米棒稍有点玉米粒，外婆掰回来，连粒带蕊削到野菜汤里煮着吃。几天吃下来，胃里十分难受，人不住的吐酸水。母亲说，她吃了这样的东西，大便拉不下来，每次都是外婆用手一点一点抠出来。一亩山坡地的玉米，不等成熟，就这样吃完了。没办法，外婆只好领着母亲出外讨饭。几家穷亲戚不忍心，你一升，他半升的帮外婆。外婆心性很高，知道亲戚家都穷，讨吃要饭领着母亲，不到有亲戚的村子去。有一次，讨饭回来，在沟边碰到一只狼，一直跟着她们母女。外婆一手紧紧抓着母亲，一手拿着讨饭棍撵狼，嘴里还不住给狼说好话：“我们孤儿寡母，你真忍心伤害我们吗？”说来也怪，狼几次用头把外婆顶倒，但都没有下口咬，直到有人来了，狼停了下来，一直看着外婆和母亲过了沟，狼才慢腾腾的走了。晚上回来，外婆大声哭了半夜，实在没办法，经人说合，外婆带着母亲改嫁白姓外爷，母亲由白姓外爷抚养成人。

　　母亲在苦水中泡大，嫁给父亲时，父亲在扶风县天度镇行医。当时，方圆几十里，西医只有父亲一人，就小有名气。虽租住着别人的房屋，但家境可以。父亲常在暗里从经济上支持地下党，土匪、保警队常上门找茬诈钱，都是母亲沉着应付。1948年初，国民党反动政府要预征税赋到1956年，给父亲算了六十包（麻袋）小麦，县上派了两个揹枪的人，守在家里，要钱要粮。父亲躲在外边，母亲紧紧抱着我，给来的人说，我们住的地方是租人的，家里所有都在这一间房里，你们看上什么随便拿，六十包麦把我娘俩卖了也不值。软磨硬顶抗了过去。

　　1948年，扶风县第一次解放，但很快解放军退走了。当时，土地、房屋都很便宜，父亲买了天度镇我家现住的地方，又买了十几亩地。父亲行医，无人耕种，就雇了一个长工。家里还有一头毛色光亮得像缎子一样的关中大黄牛。到了1949年，扶风二次解放后，父亲把所有药品、器械捐献给政府，县政府在天度镇成立了第一所全民医院。不幸的是，父亲支气管扩张，几天吐血不止，几乎性命不保。慢慢血止住了，但身体十分虚弱，父亲就到一座庙里，在庙里主持的呵护理料下，休养了几年。我家到1952年查田定产，家里一直雇有长工。

　　解放后，母亲积极参加识字班和各种政治活动。母亲说，她和天度镇西街吴姓妇女（论辈份我叫姑）提出入党要求。姓吴的入了，但因我家雇有长工，母亲的要求没有批准。这件事后，母亲毅然辞退了长工，喂牛、垫圈这些男人干的活，母亲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我回忆儿时，脑子里最清晰的就是母亲领着我到地里割苜蓿。母亲常给我讲，男子汉不吃三年闲饭，你都六、七岁了，要帮妈干活。母亲给牛铡草，就教我蓐草，让我把草捋顺，然后用大姆指和四指圈成圆，紧紧地把草攥住，往铡口里蓐，母亲每按一次铡刀，都要细心看我把草放好没有，怕把我手指头伤着了。

　　我家的大黄牛十分有劲，别人家两头牛拉大犁，还很吃力，我家的大黄牛，一头牛拉大犁，还十分轻快，犁头旁的土像浪花一样翻卷着。大黄牛和我可好了，我一到槽边，它就把头伸过来和我亲热。后来，成立互助组，我家和另外几家是一个组。组里有个王大爷，儿子有点弱智，夏天碾场时，有一天下了大雨，第二早，需要把碾麦的场再光一光。王大爷的儿子，拉着我家的牛，不走大路走小路，从城壕的边上上场里去。由于刚下了大雨，城壕边上的土湿透了，大黄牛体重又大，一下子把城壕边上的土踩掉了，大黄牛掉到了几丈深的城壕里。当时牛一条腿就断了，骨头从皮里呲了出来。我听到后急了，跑到城壕里，抱着大黄牛的头大哭，母亲赶来时，牛跟前围了一群人，王大爷也在，他见母亲来了，大声说：“老七（我父亲在兄弟中排行为七）家，他叔把祸闯下了，我今年的麦子都给你，一年赔不起，我几年给你赔。”当时，一头关中大黄牛值一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母亲把我抱起来，叹了一口气说：“他大爷，现在不说赔的话，叫他干大（我家的干亲，在镇上开着屠宰房）来收拾了吧，让牛也少受点罪。”忙后，王大爷用木轮车推着几口袋小麦到家里来，母亲坚决拒绝了。母亲说：“我家日子能过去，你总不能让一家大小都没有吃的吧，这件事今后再不说了。”王大爷强忍着眼泪把小麦推回去了。

　　进入六十年代，谁的家里都缺吃。一天，村上的叫化（他名字就起了个叫化）叔来到家里，靠着房门蹲着，两手抱着头不吭声。叫化叔过去常给我家打短工，他家很穷，儿女又多，一家人就在城墙上挖了两孔窑洞住着。平时，母亲常接济他家粮食、衣物。母亲问：“他叔，有什么事吗？”半天，叫化叔说，家里四、五天没有吃一粒粮食，大人还可以，小孩实在顶不住了病了，家里又没有一分钱。我家里瓦缸里也只有不到半缸玉米面，母亲给挖了一半给叫化叔，另外还给了三块钱。

　　农村在六四年开展社教，我听说，有人给社教工作队反映，我们家里雇过长工，要给我家补定地主成分。我高中快要毕业，当时考大学政治审查很严，如果我家补定了地主，我一生的前途都可能完了，我愁得吃不下、睡不着。母亲训斥我说：“怎么这么不经事！没事不要惹事，但事来了不要怕事。你该念书，好好念你的书，家里的事有我。就是补定成份，地主分子的帽子我戴。难道成分高的人家都不活人了。”我在扶风县城上学，离家里四十多里，这样的事也出不上力。后来听说，驻队工作组叫母亲谈过一次话，社教结束，我家没有补定成分，我也顺利地考上了大学。文化革命开始，又有人提出我家补定成分的问题，但很快随着运动的深入，此事不了了之。后来，我听说，工作组调查，给我家扛过长工的两个人不写材料。贫下中农协会讨论，王大爷等一些人，坚决不同意给我家补订成分。工作队长是宝鸡专区一个局的局长，是个老革命，他看了我父亲的档案，知道我父亲在解放前长期支持地下党，解放后，又捐建了天度医院。所以，在工作队讨论时，他坚持说，政策规定，解放前三年，自己不劳动、连续雇长工的才订地主。这家解放前没有雇工，不能补定地主成分。

　　

　　救世主 李永秋

　　母亲晚年，家里境况日好，孙子们也都大了，母亲热心学佛，佛经上的字很难认，母亲顽强的学会了十多部佛经。1992年我到日本去，在金阁寺给母亲请了一串菩提子佛珠，108颗佛珠，个个光洁玉润，佛珠串头的珠子上，三面刻着佛象，一笔一画，慈眉善目，十分庄严清晰，戴在身上，有似檀非檀的淡淡的香味。翻译给我说，金阁寺方丈讲，此佛珠开过光，戴上可通佛缘，驱邪避秽。母亲爱不释手，一再叮咛，她去世后，要把这串佛珠放在她的棺材里，后来，有一年我回家去，看到母亲用的佛珠不是这一串。我问母亲，母亲笑而不答。我问大姐，大姐才说，一个叫红莲的尼姑到家里来，看到了，戴在脖子上，坚决不还给母亲，就硬戴走了。我埋怨母亲不该送人。母亲反过来劝我说，谁用都一样。红莲是出家尼姑，终是贪欲未戒，母亲是在家居士，但却不为身外之物所累，其学佛境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母亲去世后，法门寺澄观方丈亲为母亲提偈，称赞母亲，潜心向佛，终成正果。

　　母亲70多岁时，常感右肋下不舒服，在咸阳市二院做CD检查，结果是干性胆囊炎，没有结石。主治医生给我讲，可以保守治疗，也可以做手术摘除胆囊，院长是熟人，给我出主意，老人七十五、六岁了，又比较胖，不要让老人受做手术的罪了，还是保守治疗好。我听了这个话，就给母亲保守冶疗了。谁知一年后，给母亲复查，母亲已患上胆囊癌肝转移。真是晴天霹雳，我一下子懵了。急忙和医院商量治疗方案。做了两次肝脏介入手术，都很成功，肝内癌肿块萎缩好转，但随后发现，癌细胞全身广泛转移，虽经中西医结合多方治疗，但母亲病一天天加重了。有一天，我无意中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干性胆囊炎易癌变。我找来有关医学书来看，书上清楚的写着，干性胆囊炎容易转化成胆囊癌，而且肝胆相连，转化过程中就会很快转移。我至今痛心悔恨，后悔没有及时看有关医学书，没有坚持用手术摘除胆囊的办法给母亲治疗。如果那样做了，也许母亲可以多陪伴我们几年。

　　母亲病重时，我正受咸阳市市长的全权委托，代表咸阳市政府打一场产权官司，陕西省法院开完庭已经是1998年阴历2月28日了，我连夜赶回家，看到母亲，母亲还面带笑容，强撑着坐起来，叮咛我好好工作，不用担心她。我记不清哪本书上讲，学佛有成的人初一、十五走，真的，母亲在农历3月1日晚10点45分，离开了我们。母亲停止呼吸后，脸上慢慢出现红色，并带有慈祥的笑容，好像十分安静的睡着了一样。这时候天越阴越重，终于淅淅沥沥的下起了小雨，雨点伴着儿女们的泪水。母亲去了，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吊唁。安葬母亲的那天，凌晨五点多又下了一场小雨，一会雨停了。从家里到坟地，雨水净地，纤尘不起，送葬的人都说，母亲一生乐善好施，才有这么好的天气。

　　母亲去世后第二天，市政府秘书长和几位同志前来。我陪秘书长等到灵前上香，司机小尹和我在政府家属楼住楼上楼下，小尹停好车，我老伴把小尹直接领到家里。饭后要走，市政府刚接的一辆丰田越野车，怎么也点不着火，小尹几次打开车前盖，反复检查点火系统，油路系统，都没有问题，但就是发动不起来。陪我一起送客人的村干部开玩笑的说小尹，你怕没有给老姨上香吧？小尹恍然大悟的说，老姨在咸阳，我常吃老姨做的面条，怎么能不给老姨上香！急忙到母亲灵前，上了三柱香，焚烧了纸钱，奠了酒，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嘴里还说着：老姨，您在西天路上走好，多看顾侄儿。祭奠完上车，一下子车就发动了。围观的二、三十人都笑了。

　　母亲安葬后，法门寺来了两个和尚，还有和母亲关系好的几位居士，给母亲做佛事超度。把法门寺澄观方丈给母亲皈依时起的居士佛名写了个灵位供奉。念了一天经，晚上，大姐和我两个妹妹同时梦见母亲很不高兴，对她们说：你们太粗心了，名字里一个字写错了，第二天，天一明，3个人不约而同地到灵位前看名字，一说，才知道做了一个共同的梦。果然，名字中的一个字写错了。

　　圣人云：“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也许，人的灵魂是在冥冥之中不可知的另一个世界里。愿母亲在天之灵永远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