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　爽

　　沙爽 女，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作品散见《诗刊》、《星星诗刊》、《散文》、《钟山》、《北京文学》、《青年文学》、《山花》、《美文》等。有作品被《读者》、《青年文摘》等转载及收入多种年度选本。散文集《手语》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7年卷。辽宁省作协签约作家。现供职于某文学杂志社。

　　外贸成衣店门前的阳光很暖，有两只鸟在晒太阳。是一对虎皮鹦鹉，弯喙橘红，羽衣鲜丽。看到我走近，它们开始在笼子里跳来跳去，发出一串金属般明亮的声音：“……！……！”我认真地听了好一会儿，确信这种语言比我想象的还要艰深。对待任何一种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我们通常在词不达意的情况下使用“音译”。但是汉字中间显然没有虎皮鹦鹉们反复咏唱的这几个字。我设想它们在说：

　　“瞧！又来了一个人，想淘便宜货！”

　　“这人好像不太对劲耶，她干嘛站这儿？”

　　“就是就是，还把我们的日光浴打断了！”

　　我往旁边让了让，阳光重新铺满鸟们简洁的一居室。西墙边放着多半桶新鲜的小米，东北角的水缸清澈地满着。如果没有太多奢望的话，这样的生活几乎算得上完美无缺。何况，还有爱情相伴左右，还有冬天的阳光不离不弃。

　　几年前，热爱八卦的女友给我出过一道心理测试题：春天的花；夏天的西瓜；秋天的月亮；冬天的太阳。四种事物按其美好的程度进行排序。被我毫不犹豫地排在第一位的冬日阳光，始终悬挂在年末岁初，照耀着我生活中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在周末的上午，我尽可能坐在向南的窗前，膝上万分惬意地摊开一本书。阳光很快地从我的身上移往东墙，在那里印下三个平行四边形的白亮影像。为什么是三个而不是两个？我停下阅读为这个物理问题研究了半晌。第二天，阳光重新回到我膝上，让我为失而复得的幸福满怀惊喜。

　　现在，我很想听清鸟儿们的见解，关于阳光和生活，它们的想法是不是与我相似？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见有关阳光问题的讨论了，同事们在探讨经济危机、转制、工资、失业率以及陈水扁绝食；朋友们在议论发表、出版、专栏、稿费和签约；我妈在说我的刚满十八个月的小侄儿的学习问题，以及我弟弟的证件和我爸的手机；我儿子徐鉴涵说的是捐款、考卷费、肯德基优惠券和小狗嘟嘟的交际圈问题。虎皮鹦鹉会说起这些吗？它们的嗓子眼里似乎藏着一只钢质滚珠，每说出一个字，滚珠就向不同的方向骨碌碌转动。这个被说出来的字因而质地脆薄而坚硬，仿佛掷地有声。这样的交谈中含有大量的感叹句式，适宜夸张和抒情，而不宜于进行琐碎的生活描述。

　　我向它们伸出一只手。这个动作是下意识的，——见到自己喜爱的东西，人的本能就是伸出手去。索要，争夺，赢取，抑或只是短暂的抚摸。我的手指触到了鸟笼的栏杆，它停顿下来。这是我和两只鸟之间的区别，一个在笼外，一个在笼里。但是鹦鹉们并没有我这样多的心思和顾虑，它们距离我最近的那一只，当即张开小小的喙，轻轻地在我的指尖上啄了几啄，另外的一只马上也加入进来。从家里出来之前，我往手腕上涂了一点迪奥“毒药”香水，指尖上因此也沾染了香气。但是香水的概念是一种虚无主义，它不可能代替清水和馨香的小米。两只鸟对我的手指很快失去了兴趣，最早与我亲近的那只（可能是雌鸟）用喙去啄另一只，阻止它与我亲热。

　　“你别价！你别价！”

　　“干嘛呀？！许你啄就不许我啄？”

　　两只鸟嬉闹拌嘴，四瓣鸟喙像叠罗汉一样彼此交叠。我看见里面精巧的鸟舌，像两粒洁白的葵花籽仁儿。

　　去年夏天，在一个温泉小镇，我们下榻的宾馆大厅正门口出人意料地安置有一只鸟笼。这只鸟羽毛漆黑，圆眼晶亮而锐利，像古代巫师一样具有神秘气质。我正在暗自诧异，鸟忽然说话了：

　　“你好！”

　　是纯正的汉语普通话。我们呼啦啦围拢到它跟前。徐鉴涵试探着和它打招呼：“你好！”

　　它很有礼貌：“你好！”

　　原来八哥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又长了点儿见识。

　　我的同事亚贤命令它：“快对我说‘你好！”

　　八哥侧头看她一眼，隐有责备之意。

　　亚贤很没面子，数落它说：“你看你这只鸟，让你说话你偏不说话！”

　　八哥显然开始生气，别过头去不肯理她。

　　亚贤起身走开。徐鉴涵再次问候八哥：“你好！”

　　“你好！”

　　亚贤回头，在几米远外狠狠向八哥丢去一颗白眼。八哥假装没看见。

　　“我叫徐鉴涵，你叫什么名字？”

　　“你说啥？你说啥？”

　　从小镇回来，我和徐鉴涵一直在想念这只八哥。听我们翻来覆去把一只鸟热议了好几天，先生说：“要不，我去花鸟市场买一只回来吧？”

　　我马上说了一连串的“不”，惟恐态度不够坚决，他会真的心血来潮买回一只八哥。我没有信心承担另一个生命的重量，何况，还是一种能够使用和模仿人类语言的鸟。在我看来，这样的鸟已经不止是鸟了，它停留在地面上，与人类对话，而不远远飞走。它的灵魂至少有人类的一半那样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单位的院子里挂出来几只鸟笼。在一般的机关里，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养花弄草是美化环境，但是养鸟，多少有点某某主义作风。或许是传达室的师傅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单位，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政治性；来来往往的大多是艺术家，鸟的啁啾对提升创作灵感大有益处。领导们也默许几只鸟就此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它们是：两只画眉（都是雄性，分别居住在两只鸟笼里）；一只虎皮鹦鹉；另外的一只我至今叫不出名和姓。

　　这天下午，我们聚集在会议室里开会。会议内容比较严肃。我在会议桌下悄悄翻开纳博科夫的《透明》，领导开始讲述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同事A（某部门主任）带队去参加省上级部门组织的表演比赛活动，评选结果宣布，多数人认为评奖不公，以A为代表的几个人便去找组织部门的领导反映情况。双方意见无法统一，以致发生了冲突和争执。此事影响极其恶劣，省上级部门因此要求对带头闹事的A进行严肃处理和教育，同时对我们单位实行通报批评。

　　领导们说明情况后，A开始他的长篇检讨。某些事物原本具有透明性质，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自我的不透明性。也就是说，既要有向内的透明（出众的智慧和玲珑心肝），又要有向外的不透明（深邃的水域和情绪节制），并把诸如此类的准则贯彻终生。我们要相信领导部门的权威和公正，并以此规范好优雅的礼仪和言行。总而言之，主人公休（或者A）都必须在事件中尽可能控制好表情和语速，严禁笑场，避免不和谐音从自己身上诞生。

　　鸟在会议室外面忽然叫了几声。

　　作为旁观者和听众，在被领导点名叫到之前，鸟应该保持沉默。对于这一点，鸟显然没有弄懂。

　　但是，我疑心它们其实在说：

　　“真无趣！一个破会开了这么半天！”

　　“就是就是，就是说给别人听，做给别人看！”

　　“做一个人是多么苦恼呵！……”

　　我记起传说中两个听懂了鸟语的人。在童年时代，我们相信这罕见的幸运来自对善良的回赠。而问题是，因为这额外的倾听，两个故事的主人公无一例外地招致了灾祸。在成人世界当中，传说内部的深意其实隐晦而曲折。关于鸟语者的故事，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理解：

　　［理解一］一个人一旦了解到超出他自身能力以外的秘密，是可能带来危险的。因为一切秘密都带有危险气息；

　　［理解二］故事中的人类实质上充当了秘密的窃听者，而窃听是一种不道德行为，无论窃听用具是一根羽毛还是高科技产品，都应该受到惩罚和谴责；

　　［理解三］一旦行径暴露，窃听者很可能会变成一块石头，或者遭遇逮捕和监禁，——在本质上，这两种结局是同一个意思。

　　［综合结论］鸟语中隐藏有造物的秘密，即使是精通英汉两种语言的鹦鹉或八哥，也不肯把这秘密翻译给人类。——因为，有些东西，比如骄傲和掩体，永远不可以破碎。

　　责任编辑 刘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