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九六年秋天，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出于对我病情的照顾，我妈给我买了一张飞机票，从重庆飞往合肥。她自己那时还没坐过飞机呢，直到八年后，她才在万州五桥机场登上了一架小型飞机。那次她抵达北京后，恐惧地向我描述飞行带来的不安全感。我的父母生平第一次走进飞机场，跟着十几个人走出巴掌大的候机厅，走向空旷的停机坪。她说，那个飞机那么小，她好像只是登上了一只蜻蜓。由于没有经验，她以为飞行过程中那些剧烈的颤抖和摇晃都是正常的，飞机着陆后，她站在北京机场的地面上，仍感觉整个大地都在动荡。我后来猜测，他们乘坐的也许是四川航空公司的EMB-145喷气支线客机。这款飞机由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研发生产，配置50个座位，正逐渐取代中国自行研制的运-7客机。EMB-145从巴西出发，横跨大西洋、地中海，飞过西班牙、希腊、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最后从乌鲁木齐飞抵成都，再派送至离我家最近的万州机场。机场建在长江南岸的一座山顶上，就像拿一把刀轻轻削平了山峰，留下平整的跑道。我想象我的父母从大巴山脉的群山之间起飞，俯瞰长江像一条浑浊的水沟，而这条水沟是他们多年来通往世界的必经水路，有时是客船的四等舱，有时是快艇。一九九六年秋天，我就是乘坐了一艘快艇，像火箭划过水面，沿长江而上，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再辗转到江北机场。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坐在飞机座位上的不安，不懂如何系好安全带，当空姐问我需要什么餐点时，我一声不吭，不知道要花多少钱。透过窗户，我看见自己腾空而起，眼下的群山变成沟壑，汽车像玩具一样随手可摘，随后我们升入云层，仿佛飘浮在还未缝制的棉花被上。飞机降落在合肥骆岗机场时，我看见了一望无际的平原，城市郊区凸起一座小山，名叫大蜀山，海拔不超过300米。我一直很想去爬爬这座山地公园，但不知为何从未成行。走出骆岗机场，我搭上机场大巴一路往北，还没走进市区便到了我的大学。这是一所刚成立不到十年的小学校，隶属于国家烟草专卖局。我的同学大都是全国各地的烟草公司子弟，我也不例外，其余还有一些安徽本地的生源。这些安徽的同学跟烟草系统无关，他们自成一派，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很明显他们大多来自小地方，家境也并不优渥，看我们这些烟草子弟的眼神，起初都带着敌视。整个学校只有两栋学生宿舍，一栋女生，一栋男生。我住在409寝室，一共八个人，三个来自安徽本地，其中一个是我下铺，他又瘦又小，佝着背，仿佛永远直不起身来，散发着柔弱和阴郁的气质。他是我大学期间唯一结交的安徽男生，也许是因为我们都爱看小说，或者他身上那种与众不同的姿态，热爱文学，有时像我一样对未来怀着不切实际的梦想。我们都梦想离开家乡，去更远的地方走走。他羡慕我至少离开了重庆，走了一千二百公里抵达安徽，而他那时最远的旅行就是从安徽南部走到省城合肥。现在我已记不清他是乘火车还是坐大巴来的合肥。火车站位于城市的另一端。有好几次，我和他骑车从学校出发，沿着美菱大道往北而去，经过市中心的四牌楼，围着市府广场绕一圈，最后犹豫着要不要骑到火车站。在我模糊的記忆里，火车站那一片区域很荒凉，遍布铁轨，有很多六七十年代的国营厂小区，已显露出破败的迹象。我的下铺是一个疯狂的自行车手，像踩着风火轮驶过所有的十字路口，而我那时还未掌握骑车的诀窍。在我的老家，自行车不是交通工具，而是一种娱乐，县城中心的广场上有一块平地，摆了几辆自行车，一块钱可以骑一个小时。我是到了合肥才第一次摸上自行车的车把，花了好几天才学会骑行几米。随后我立即去附近的修车摊买了一辆二手车，开始逐步探索学校周围方圆几公里的世界。这辆车的后刹坏了，所以我只能靠双脚磨地才能慢慢停下来。但我很快意识到，原来只需要两个轮子，生活的空间就可以无限扩大，如果带够干粮，也许我们能骑车绕着世界走一圈。傍晚时我常骑车去卫岗，离学校最近的商业中心，就像所有城市的边缘地带一样，卫岗是一个还未繁荣就已衰落的地界。我记得卫岗百货大楼的外墙有一个大钟，时针永远停在晚上六点和七点之间，好像这里从来没见过太阳。卫岗电影院每年都会放一次《魂断蓝桥》，每一次都是情侣之夜。我和我的下铺，总是在吃完晚饭后临时决定骑车出门，当我们从市区回来，途经卫岗，就会看见一对一对刚刚从电影院散场的年轻人。而我们的行动毫无方向，像两个四处流窜的游民，从卫岗骑到四牌楼，再沿着长江中路骑到三孝口，有时我们窜进一些小路，吃一碗撒了虾米的馄饨，再回到金寨路。我还记得我们曾路过中国科技大学，新校门威严大气，那些走进走出的大学生都闪着金光。我们停在马路对面，左脚支撑着自行车，默默地凝视着这些学生，仿佛仰望着我们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直到左脚酸了，才重新坐上车，慢慢骑回学校。

　　我在夏日的一个午后发现自己可能生病了。在走廊尽头的洗漱间，我对着水槽咳嗽，吐了几口痰，痰里有一团浓血。我走回宿舍，心情沉重，不敢告诉任何人。但连着好几天痰里再也没见血，然后是暑假，我乘火车去了天津，和两个朋友去北京游玩了一周。我们住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宿舍，在炎热的夏天逛完了每一个著名景点。现在回想起来，我对那一次的故宫和长城毫无印象，后来我曾多次游览这些地方，但始终提不起兴趣。故宫那些五彩琉璃瓦和几近透明的白玉栏杆，只是徒增这个地方的荒谬。游客拥挤在明晃晃的石板上，流着汗，努力从窗户望向黑洞洞的房间，而屋子里什么也没有。但我却迷上了圆明园。我记得我们临近中午才从圆明园东门走进去，那条路几乎没什么游客，好像荒废已久，路旁杂草丛生，右手边是一个废弃的小湖，湖里开满了荷花。路的尽头就是大水法。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此生我将永远流连于各种遗址和废墟之间，多年后我无数次进入希腊和土耳其，以及罗马和伊朗，都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数不尽的废墟、残破的墙、孤独的石柱，以及石柱上方的无尽的蓝天。在圆明园的那个下午，我和我的两个朋友，长久地坐在大水法对面的木椅上，我盯着眼前的这片废墟，丝毫没有感受到萧瑟和苍凉，而是一种绵长的生命力。也许是毁灭带来了灵魂的自由，这些废墟只有经过火光之灾，才能从清朝的往日生活中解脱。我们在树荫下沉默地坐着，由于极度困倦，最后全都睡着了。第二天，我们坐上一辆开往南郊的公交车，前往世界公园。这个地方如今看来显得很可笑，在当时却给了我北京之行最大的震撼。我们只花了几个小时，就走遍了全世界，好像观看了一本立体的旅行教科书。在整个游逛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咳嗽，不停地流汗，但我宁可忽视这些症状，也不愿打扰到这趟旅行。最后，我们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回到重庆，再坐船回到县城。我妈立即察觉出我的身体不对劲，我已瘦成了一个猴子。医生检查了我的肺部X光片，说必须马上住院，肺结核已经很严重了。我躺在病床上输液，睡了一觉又一觉。朋友们排队来探望我，他们没有一个被传染上，简直是奇迹。我妈反复告诉我，肺结核已经被攻克了，不要担心，很快就会好的。但我仍然对这种传染病充满了恐惧。我想象在未来半年甚至一年，不会再有人接触我，就像被封闭在这个无法逃脱的病房一样，每天只能等待别人走进来。我记得病房只有我一个人，也许是我父母找到了一家清静的小医院，而不是较大的县人民医院。每天上午，当他们离开去上班之后，房间里只剩下我自己，我仰望着天花板，意识到死亡的可能性，而我还不满二十岁，即将变成一座废墟。

　　我携带着结核杆菌回到了合肥，一九九六年九月，我因此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医生说我已经没有了传染性，但我仍决定尽量不开口讲话，我能感觉到细菌在我的胸腔和口腔繁殖，只要一呼气，它们就喷射而出，进入其他人的身体。宿舍其他人包括我的下铺，全都不知道我的病情。每天吃完午饭，我从柜子里掏出一大堆药瓶，捡出十几粒，一口吞下去。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吃药，之前我连一个药片也吞不下去。但当我慌慌张张回到宿舍，趁四下无人吞药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午后我哪里也不去，因为吃药后我总是面颊潮红，发着低烧。有时我独自骑车去打针。我在卫岗附近找到了一家个体户小门诊，连续打了好几周的链霉素。据说链霉素的副作用是伤害耳朵，于是从那时起，我总能听到耳鸣，或者一些不可捉摸的幻听，尤其是独自一人躺在宿舍时。我几乎拒绝了所有聚会和活动，不到万不得已，我不和朋友出行。慢慢地，我习惯了独来独往。在校门口的录像厅，在卫岗电影院，我总是偏着头，好像离旁边的人越远，我的伤害就会越小。我偏着头度过了整整一学期。唯一知道我病情的是一个女孩。我和她保持了两年的暧昧关系，以朋友身份相处，她也从未捅破。我们同属于一个烟草子弟的小圈子，大约五六个人，在大学的第一年，这个小团体撑起了那段毫无压力的乐观生活。我们从不考虑未来，也不认真上课，周末我们集体乘公交车去四牌楼，在一家固定的音像店挑选流行音乐磁带，然后步行去城隍庙，选购衣服，最后往往空手而归。那年五一，我们曾一起去江南旅行。我还记得我们直到深夜才抵达苏州火车站，找了附近一家小旅馆，搁好行李，我们出门吃饭。苏州的食物是我那时吃过最离奇的，面条里放糖，汤圆里包了肉。半夜我们几个人走在苏州城内的大街上，街灯拖着影子，我印象如此之深，是因为我跑到队伍的前面，去模仿另外一个朋友的走路姿势，由于踢足球，他的外八字让双腿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所有人都在大笑，那笑声至今回响在我耳边，就像链霉素带来的幻听一样，我常以为这些旅行也许从没发生过。我们还去了黄山，很久以后我看地图才意识到，黄山的地理位置那么遥远，跟安徽北部完全是两个世界。现在回想，我们应该是在清明节去的黄山，汤口镇全都在售卖新出的绿茶。第二天一早，我们先去了翡翠谷，然后从后山进去，攀爬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到达北海饭店。天黑之后，群山一片静穆，山顶刮着大风，白日所见的那些山峰在夜幕下只剩下黯淡的轮廓。我们每个人都租了一件军大衣，像披着一条沉重的被子，湿乎乎裹住全身。尽管如此，我记得我们仍然趁夜去了另一个山峰，再疲倦地走回山顶的一个小旅馆。房间一共有十几张上下床，却只有我们几个人投宿。次日醒来，浑身酸痛，当我们试图跑到山顶看日出时，却只见到了云海。这些云虚无缥缈，跟我后来在飞机上看到的云层不同，黄山的云漂泊不定，转瞬即逝，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云雾逐渐散去，露出大地、秃石、松树，以及在远方小路上徒步的游客。中午我们到了玉屏楼，迎客松景点挤满了人，那时我已疲倦至极，但仍然跟着大家登上了天都峰。走过鲫鱼背时，我几乎是手脚并用，爬了过去。悬崖近在咫尺，我只要稍稍跨一步就会掉下去。我感到悬崖下方似乎有人在对我耳语，那万丈深渊之地到底有什么生物，直到如今我依然很好奇。我想象那里密布荆棘，遍地尸骨，是死亡的中转站，而现在，我越来越感受到悬崖带来的致命的诱惑。我还记得在下山的途中，那个女孩突然不再理我，而我完全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她一路都在生氣，也不愿告诉我们为何生气，直到回了合肥，这场无来由的愤怒才突然消失。但在一九九六年的秋天，这个女孩是我唯一信任的朋友。她陪我去打针，也偶尔和我一起骑车去市中心闲逛。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去附近的铁四局医院探望另一个同学。他被诊断为急性腹膜炎，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病，听起来似乎比我还严重。他躺在一个有风景的房间，屋里还有其他病人，但只有他的病床最热闹，我们班的女生分批去看望他。走进铁四局医院，就像一脚踏入了“文革”的时空，院子里有几条笔直的大路，两边大树林立，住院部是一栋低矮的老房子，走道空旷寂静，回荡着我们的脚步声。我的这个女同学在寝室炖了鸡汤送过去，她也同样炖过冰糖雪梨给我喝，说是养肺。腹膜炎男生告诉我，他喜欢上了这里的一个女护士。护士来自洛阳，正在这家医院实习。我在病床前等了很久也没等到护士。后来我去了洛阳，我还记得从市区去龙门石窟坐了很久的车，我沿着伊河散步，在每一个洞窟伸着脖子张望，然后我想到了那个女护士，想到她穿着一身白衣站在病床前，伸手去探索那个男生的腹膜。

　　现在想起来有点吃惊，我曾在三个城市住过很长时间，北京大约十八年，重庆最多五年，合肥只有两年。但我从没想过留在合肥，离开以后我也很少回去。那所大学就像是一个充斥着纨绔子弟和穷学生的贵族中学，我抓住一切机会出门远行，一回到合肥，仿佛就回到了我不愿面对的人生，在当时，这种人生的道路已顺利铺好，所有人毕业后都将回到各自的烟草公司，而这个城市是我们无法逃避的中转站。最后一年冬天，我常常独自坐在宿舍，坐在房间里那张巨大的桌子前，日复一日地写信。有时写到深夜，熄了灯，大家都点上了蜡烛，我继续写。我的下铺，那时已成为我的上铺，我们决定调换一下生活的角度，他在最后一年突然爱上了合肥的电台。每天晚上十点，他打开德生收音机，准时收听一个听众来信的点歌节目。十一点停电后，电台开始播放马三立的相声。在黑夜中，我能听见他在我上面吱吱笑，笑得床铺都在动。当其他安徽同学都在四处打听毕业分配时，他固执地拒绝去寻找机会，好像对于接下来的命运他不再反抗，顺其自然，无论最终去哪里，他都将在那里工作定居。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生活在哪个城市。我想他根本不在乎，只要能离开家乡，随便去哪里都无所谓。而我是注定要回去的，当我站在宿舍凝视窗外，看着冬日阴霾的天空，我感到对未来的绝望，仿佛困在某种看不透的阴影里，就像我的肺部在X光下呈现出的阴影一样，我无法躲避。我那时觉得冬天的合肥是世界上最严寒之地，晾在窗外的裤子，全都结了冰，窗玻璃永远蒙着一层雾气。有时夜里会下一场大雪，我擦掉雾气，看着外面一排排平房，合肥的城乡接合部，屋顶盖满了白色，我觉得这才是北方的萧瑟。我就在那样一个下雪的天气，骑车前往中国科技大学，去拜访我的初中同学。

　　我和这位同学曾经是最要好的朋友，初中同桌三年。我们住在不同的宿舍，但一起去食堂，一起从宿舍走到教室，周末也一起从中学走回县城。但在初三最后一学期，出于我俩至今都不知道的原因，我们闹崩了。他在高中读了理科，我是文科，我们再也没说过话。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来到了合肥。我们在一次老乡聚会上碰过面，我提议去他学校转转，他给了我一个宿舍楼的楼号和寝室号。那天下午，我推着自行车走进了中科大的大门，然后完全迷失在这所庞大的校园内。有时我停下车，只是站在那些空无一人的操场边，或者小广场上，或者一片小树林里，我看见白雪覆盖的草丛，海报栏贴着各种各样的活动，我难过地意识到其实我从未拥有过大学生活。问了几次路之后，我终于找到了那栋宿舍楼，只有两层，外立面是具有年代感的暗红色砖头。我还记得我站在他的房门外，鼓足勇气才敲了敲门，一进屋我的眼镜就模糊了。他坐在靠窗的下铺，马上站起来招呼我过去，窗台下是一排暖气片，使得整个房间像火炉一样。我不知说什么好，于是拿起桌上的一本书开始翻。他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我问他到底在这里读什么，他说地球与空间物理。我说就是物理系是吧，他说是地球与空间物理。在那次短暂的聊天过程中，我一直没搞清楚他学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最后一次对话是在中科大的食堂，但我已毫无印象，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几年后他去了美国。一九九七年初夏，我坐火车离开了合肥。那个女孩与我同一趟火车，她也被迫回到了西部家乡。那些比我们晚走一两天的同学，奔跑在站台上挥手，这个女孩在车上一直哭一直哭，仿佛哭到了西安。

　　◇谢丁

　　重庆人，记者，曾出版《困死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