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

　　一

　　银城的冬天是较真儿地冷，房子被冻成了酥酥，一碰，掉些土渣。我们背靠在美食一条街的吴家烧饼店铺门前，原本这里是东巷石吊胡同口，这样能挡些风寒。风声拧成麻绳从笔直的街上甩过来，跟进来一阵一阵嗡嗡嘤嘤的哭声，哭声从美食街紧靠的小区首楼三楼的老善家传出来。

　　“今天是给老善上坟的日子。”

　　父亲说着用力揉搓手里的面团儿，面团儿在木面板上翻滚，挤压得嗷嗷直叫。父亲扭头瞧了我一眼，我木头一样立定在地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停地想老善提到的那个人究竟走到了哪里，他用了满满三抽屉的纸稿还没有写到尽头，却被老母亲把他和他那三抽屉纸稿一起埋了。银城的人都早早就料定老善的结局，他的心脏真的突然就停了。

　　一片面饼已经在炉里冒起黑烟，它四角翘起，像老善微笑时翘起的嘴角。

　　是的，我和老善的缘分是从烧饼开始的。

　　那时候和父亲刚来到银城，第一天支起炉火，老善就在中午买了四元钱的烧饼。老善每日中午都来买烧饼，数量也不多，只买四元钱的。偶尔买八元钱的，拎着烧饼冲父亲说：“来了贵客。”

　　五年前老善走后，害得他的老母亲抱头号哭了整月，整条胡同都听得见。我站在胡同口，向火热的炉里贴生面饼的手不住地抖，生面饼挂不住炉顶，掉在炭火里嗤嗤哭叫，还散出喷香的煳味儿。老母亲起初哭声很响亮，也不断续，一声紧挨一声，托着长长的尾音，似有固定的节律，周围夹杂着高一撮低一撮的劝说。后来这声音断断续续，也微弱了，增加了颤抖。

　　父亲训我：做事要专心！于是，我竟专心地想起老善了。

　　老善走的时候，眼睛一眯，嘴角向上一翘，呈弯月状，这模样就一直僵住了。这模样对于老善并不罕见，似乎这半月弯里藏着一个真实的老善。银城的人却管这叫“疯癫”。我拿捏不准自己的胡思乱想，但我觉得老善是银城的“稀罕物”。

　　当然这些都是我猜想的，父亲说过，不要乱猜别人。可我依然在想：人若是在临终的时候能像老善一样吊起几挂上扬的弯月该多好。可我常见到的是放大的瞳孔把生命散化，嘴角还在向下耷，整张脸呈硕大的“苦”字，包括我的两位母亲离世的那一刻。

　　我不是银城的人。

　　我记不得生我的岳氏母亲的模样了。在银城西生长着一个不足百人的小村子，叫边庄，我被岳氏母亲生在一个温热的土炕上，一个男人听见我的哭声后竟然击掌跳跃，那就是我父亲。后来我知道，我的岳氏母亲为岳家做了最大的贡献。村里的接生婆歪着嘴凑近我奶奶的耳朵说：“一个四十好几的男人，还得贵子，是岳家的福！”说完勾起手掌，朝奶奶的棉袄袖子用力拍打几下，落了些看不见的灰尘。我母亲躺在炕上只瞅了我两眼，听见接生婆的话就去了。她的嘴角向下耷，像个倒挂的弯月。我看了母亲的样子，拼命地哭号。

　　谁能保证刚入世就见到死会不痛苦，父亲裹紧破毯子抱我在怀里，瞪着眼看着我这个狼狈的家伙，等我感觉到浑身颤抖的时候，我并不懂世事地发现是父亲整个身子在筛糠，嘴里挂着丝丝连连的唾沫，如盘丝洞一般。当然，这代价是用岳氏母亲的命换来的。这些都是父亲如今隔段日子就要向我說起的，我捕捉着父亲说的那些蛛丝马迹都会觉得，岳氏母亲临走时的苦相，完全是对一个新生命的担忧。

　　两年后，父亲又给我找了个四川的母亲。瘦矮的个子，很利落。她在世时，对我极好。父亲为了生活宽裕些，带着我们来到银城。我不知道父亲为何选了银城，中国那么大。我想：我和老善是有缘分的。

　　二

　　老善喜欢吃我们家的烧饼，说：“皮酥里嫩！筋道爽滑！清香四溢！”父亲听到这话欣喜若狂，老善确实吃出了吴家烧饼的真谛。父亲给老善多捡了一个烧饼，老善要多给两元钱。他透过父亲的干裂手掌瞧着我说：“不易！”

　　吴家烧饼是边庄的老字号，一个吊炉里每次只放3个，多了，挤了空子，烧出来的烧饼就没有那么清香了。炉底只有三个同大的凹圆，面饼准确地贴在凹圆里，不偏不正，三个面饼才受热均匀。当然，这要有上好的和面、揉面、醒面的技巧。再者，就是火候的掌握。这三者缺一不可，三者要领都齐了，烤出来的烧饼才能“皮酥里嫩、筋道爽滑、清香四溢”。吴家烧饼在边庄一直卖相很好。什么一红火了，就扎人眼球。

　　父亲说过：“人怕出名，猪怕壮！”

　　边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长出了四五家“吴家烧饼”铺，只是名头改换了，什么“刘家烧饼…‘张家烧饼…‘王家烧饼”，后来，竟然出了“岳家烧饼”。名字叫也就罢了，还有的在屋檐拉一条红绸，上面白字写着：胜过吴家烧饼一绝！也有的私下里拉低了价格。吴家的烧饼1元钱3个，刘家的烧饼2元钱7个，张家的烧饼干脆1元钱4个，只是烧饼在人的嘴里越转越小。可买烧饼的人又偏偏只盯了贱钱，不望货色。

　　边庄的人都不富裕，填饱肚子即可。对于烧饼的特色也就没有人那么讲究。银城的人虽然富裕些，但也是只求塞饱肚子的人居多。也有人拎着手里的烧饼跟父亲说：“好吃！”父亲就还人家一个笑。老善是银城第一个说出如此精到的与烧饼好的关联。老善走后，父亲说：“恐也是最后一个了。”我听了，心里又酸又乐了一夜。

　　老善的朋友似乎不多，银城和他谈得来的人有数。一个是他家西厢房子的租户田虎，每月给他交房钱的日子，到他家里坐坐。他时常忘了给田虎倒一杯清茶淡水，自顾自地埋头码他的字，直到田虎翘起屁股说：“你忙，走哩。”老善才恍若屋子里多了一个人。一个是银城收水电费的唐哥，还有一个是银城西巷修摩托车的胡子，再者就是十字巷咪咪理发店的崔老板娘，当然还有我一个。能称得上贵客的，估计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画家——步砚。步砚是他的斋号，真名我不知道。他的步砚堂我倒是去过，是老善领我去的，在一天深夜。

　　银城似乎黑天来得早，过了晚上八点，街上的店铺几乎都关门上锁。我们东街上只有咪咪理发店到十点准时关门。理发店的崔老板娘翘着兰花指说：“那是为了等老善。”

　　老善有个怪癖，喜欢晚上理发，且是吃罢饭八点以后，所以，晚上的咪咪理发店，多时只有老善一个客人。屋外黑，屋子里就尤为亮，只看见崔老板娘的剪刀在老善的脑壳上刷刷刷，不大工夫就出了大框，下一步修剪起来就细致了，要耗上一个半个钟头，索性拖到十点，刚好关门。

　　崔老板娘说：“老善的头越来越不好理了。”

　　是啊！老善的头发掉得凶，中央地带已经很匮乏。这样一来，老善只盯着咪咪理发店不放。别人是剪不了老善的头的。适逢崔老板娘回娘家，要么等几日，等的时候多了，被人凑合着剪了，老善就要憋在家里一周不出门，等头发长出点自然型来，才悠悠然来巷子口买烧饼。可老善每日中午都要吃烧饼，就由他的老母亲踮着小脚来买。

　　三

　　银城虽为县城，其实也就巴掌大，是鲁西平原上的一个点儿，那时候夜里路灯昏黄，有点儿光亮只能靠着星星和月亮。除了孤魂野鬼在外面晃荡，有活气的人大都在自家的炕上熟睡，或是躲在家里看电视。还有几只流浪狗啊猫啊的，居无定所，溜达到哪里，困了乏了，就睡在哪儿。所以，也不分黑与白、早与晚了。夏日还好，银城就成了蒸笼，人想着少一会儿在笼上蒸，便搬着板凳或者拎個塑料袋子，小的拽着老的，老的抱着小的，在巷子口乘凉。手里抓着蒲扇，大都在凳子上摇晃，天南海北地侃，一摇晃，人就招困，不多时，又晃荡着回家了。老善和步砚喜欢深夜里出没，而且五冬六夏都如此。不过，不出没时，他们也不在外乘凉，再冷再热，都待在自家的屋子里。 有一夜，我睡醒一觉，拖拉着鞋子到大门外的旮旯里撒尿，闭着眼睛，尿稀稀拉拉有个劲头。后背一人叫：“小子！敢在门外撒尿！”尿吓得顿时憋了回去，撒丫子就要跑，结果误以为正面就是大门，砰！砰！脑壳磕在墙上。

　　那人嘴里发出嘘……嘘…，

　　我捂着脑袋，反过身来，借着月牙儿光，瞧见老善正站在路对面，一只手指立在嘴中央。

　　我问老善：“深夜，出来吓唬鬼吗？”

　　老善笑：“吓到你了？”

　　我剜了他几眼。

　　他说：“出去吧？我带你去个好地方，保管你去了这次，想着下次。”

　　我说：“银城有这种地方？”

　　老善肯定：“有！”

　　我就穿着大裤头儿去的，上身赤裸，脚上蹬一双硕大的蓝色拖鞋，是父亲的。

　　路上，我对着老善指指自己这身打扮，老善又笑了，这次，我看见他脸上的酒窝，我就放心了。

　　我和老善住在东巷，现在去的是西巷。平时我很少走动，除了白天守着烧饼摊，每日晚上八点后去老善家里学识字，到十点钟回家睡觉。有时候，老善兴致上来了，就多蹭一些时候。西巷是我第一次来，屋子的摆设和东巷很相近，都是南北坐落，从皮毛上看要新一些。

　　我说：“这时候，还有醒着的？”

　　老善指指我和他。我不得不笑，在银城待的日子，老善给了我很多乐趣。我不知不觉手塞在他的大手里，步子就蹦跶起来。

　　面前是一户人家，与我和老善家几乎一模一样，只是门两边的对联是木雕的。我见过纸对联，多户人家的对联都是纸的，红彤彤的，上面用墨写着“春暖花开，富贵如春”之类的吉祥词句。木雕的对联我初次见，且是通身乌黑，字大概是墨绿色。手放在上面摸，字凹在里面，笔画滑润润的。看到这一通黑，我不免浑身起鸡皮。门庭上方，挂着一盏灯笼，灯笼不大，却很耀眼，红彤彤撒了一地。这景我听边庄的老人说起过，先前边庄有钱或者有学识的人家才终日这样打扮，如今这样的并不多见了。

　　脚刚跨进一只，老善就轻喊：“步砚，来了。”

　　门里走出一个人，中等个，瘦脸，一见老善，露出两行白牙。

　　“进屋，快！”

　　一进屋，老善就把我抛下，两个人转到案板前，案板上铺着一张白纸，上面画着像是山和水，半截。那人说：“我觉得这山大的轮廓用书法的侧锋来画更妙，山上的树用皴点……”那人的手在画上像是刷子样圈点，老善的眼睛就随着圈点走，手捋着下巴颏，可他并未长出垂胸的胡须。

　　我立在门口没敢动，满屋子杂七杂八，凌乱不堪，地上数张画东斜西歪，有的铺展，有的仿若画了一半，被揉搓成团，弃在墙角。我就站在原地看。画上有小鸟，扑闪着翅膀，身后一丛草，我断定这鸟是贱命的家雀。还有山和水，但看着乌黑的一团。我皱了皱眉头，旁边几幅弯弯曲曲的字，我觉得很像我刚从老善家里识的字样，写得粗短笨拙，歪七扭八。再旁边一张倒立的脸我喜欢，我不得不把脖子尽力地向一边扭，一歪身子，竟然趴到地上。

　　我的倒地引起他们的注意，那人问：“老善，你的？”

　　老善捶了那人一拳：“我的好朋友！”

　　那人就慌慌张张在满地的缝隙里跳跃着去了里屋，抓了些糖果给我，一路上嘟囔着什么，大有嫌老善说迟的意思。

　　老善指着北墙上一块牌匾“步砚堂”对我说：“不要拘谨，步砚是我的贵客。”

　　我点点头，那人竟剥了块糖给我，一股香奶味儿，一瞬间嘴里变得柔软。

　　那人说：“是奶糖。”

　　我从小只吃过硬邦邦的水果糖，吃在嘴里直到化完，还剩在嘴里一点硬渣子，甜得嗓子疼。吃多了，舌头便磨起泡。父亲就喊我：“狗窝子里存不住干粮。”这糖甜得恰到好处，还有一股清香，令我想到吴家烧饼。

　　我瘪着嘴说：“我好像见过那张脸，在老善家。”指着那张倒立的画，画上是一个半躺在草地上的女孩儿，打扮和我们这些人不同。

　　我问：“她是古代人？”

　　那人笑了，“那是藏族人，是中国人。”他把那张画正过来，“这张画有一处不足，这几只羊排列太均匀。”

　　他瞅着我。

　　我说：“这个女孩儿想哭。”

　　他笑着点头，“嗯，是想哭，是忧郁！”

　　我并不懂得他所说的什么忧郁，我只是觉得那个女孩儿心里一定藏着很多苦，像我四川的母亲。夜里，四川母亲常静坐在炕头。父亲说：“睡吧，明日要早起。”四川母亲动动嘴角：“一会儿。”她的背斜靠在墙上，瞅着窗户缝里挤进的一丝光亮，似看非看，那表情很像这个女孩儿。

　　老善站在背后说：“男孩儿总是喜欢女孩儿。”

　　我回头又剜了他一眼。他的脸上即现出一个酒窝。

　　那人说：“这张画送你。”

　　我的眼珠瞪到有史以来最阔，没敢接。他又说：“算是见面礼。”老善伸手替我接下了。我突然觉得，他们并没有大人们的狡猾。

　　那一夜，我的收获很大：第一，我吃到了奶糖；第二，我知道中国有个藏族；第三，我从此多识得了三个字：步砚堂；第四，我又有了一个好朋友。

　　四

　　那一夜后，我心里确实生出了惦念。这惦念只比我的四川母亲走的那段时间稍稍逊色点。

　　我之所以称她为四川母亲，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对岳氏母亲是一种尊敬。岳氏母亲生了我，四川母亲养育了我，对她们，我同样尊敬。这是我对父亲解释的。

　　四川母亲临走前的数日，斜在炕头一言不发，那忧郁像极了画上的藏族女孩儿。我不晓得四川母亲得了何病，肚子大得如水罐，一按，里面咕噜咕噜滚动，透明。四川母亲疼得在炕上打滚，却翻不动身，父亲前去安抚，四川母亲狰狞着脸，指甲抠进父亲的肩膀里，嗓子里嘶叫像鬼号，大有要吞掉父亲的意思。她的眼里被痛苦和恐惧充斥成赤色，如燃起团火。父亲便成了助燃的柴草，常被抓扯成丝缕。父亲顶着一身血檩子，说：“你母亲疼！日子不多了！”我觉得那是死亡在折磨活人。四川母亲没折腾几日就走了，她耷拉着嘴角，半咧着，把痛苦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想四川母亲的时候，我铺展开那幅画，突然想问：“为何要把忧郁画得这样真？”

　　于是我又惦念起步砚来。老善也是，常约了步砚来东巷喝茶，常是夜里。那段日子我像极了画上的女孩，白日里看到打蔫的父亲、耷拉的面饼，觉得都像那女孩。夜里，趴在老善的破木桌上学字，字也被我写得像女孩。我窃想：步砚画的忧郁是一副毒药，就像四川母亲留给我的那张拉扯的脸。我握着笔愣了一会儿神，趴在另一张桌子上的老善扭过脸，朝着我瞪眼珠，“小子，溜号呢？”我点了点头。

　　提及学字，要回到我和老善初识的日子。老善远远从巷子里走来，腰板挺得夯直，眼睛朝这里瞅瞅，那里瞧瞧。过路的一只狗，也会引起他驻足，瞧着狗靠着墙根儿翘起一条腿，射一股尿在墙上，狗尿到一半发觉有人，似是害羞，憋一憋，朝前面溜达，瞅准了，再翘起腿，朝着墙根儿痛痛快快地浇一通。老善瞧完了，一转头，又将背挺一挺。

　　我正托了面饼朝炉里糊，西巷买饼的胡子一条腿耷拉在自行车上，一条腿撑着地，停在摊前候着。

　　他喷了一丝唾沫星：“疯疯癫癫的，没有他不瞧的。”

　　父亲朝巷子里的老善看了一眼，老善扬起手打招呼：“又来了。”

　　父亲老远里喊：“欢迎！欢迎！”

　　胡子待不住了，“快着！快着！”说完耷拉的一只脚蹬上脚镫子，欲走的架势。

　　老善问：“胡子，买饼呢。”

　　胡子哼了一声。

　　又催：“快着！！”

　　这时已经在车子上撅起屁股，像上弦待发的剑。

　　老善又问：“胡子，买这些饼，家里来客了？”

　　胡子没听见似的。银城的人遇见不想见的人就沉默，这样对方就闭嘴了。可是，老善不。

　　老善说：“老吴，准是你的烧饼好吃。”

　　父亲就哏哏地笑了。老善也笑。老善眼睛本就小，薄薄的单眼皮，这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瘦长的脸就变得团一点儿，嘴角有一个酒窝，很温和。我瞅见老善也笑开了。胡子不笑，严肃得要命。只等着烧饼一到手，立马消失。老善笑着笑着停下，盯着我。我的笑就僵成了哭相。

　　“小子，识字吗？”

　　我把头摇成拨浪鼓。

　　父亲说：“十岁了，过了入学时候，再说，吴家烧饼也是门好手艺。”我呱嗒把一片面饼准确地贴在炉里。

　　老善异常严肃：“都什么年代了，文盲都扫光了，咋没扫到你这个浑小子。”

　　老善用眼睛批评了父亲。

　　“晚上去我那儿，识字。不必带纸笔。”

　　父亲又哏哏地笑起来，脸上爬满尴尬的虫子。

　　五

　　老善家里倒是很特别，不挂些锄啊犁啊的，四面墙堆了木框子，框子里塞满书，长的宽的，扁的方的，我把眼珠子就留在四面墙上。

　　老善的老母亲披着单褂进来，手里端个搪瓷碗，半碗甜丝丝的蜂蜜水在里面晃荡。

　　“小儿，喝水。”

　　我觉得像边庄的奶奶朝我走来，踮着小脚，左一晃，右一晃。老母亲放下水便走，晃悠着她的蓝灰褂子，薄如蝉翼。到了隔壁，又隔着墙喊一句：“善子，给小儿抓把糖。”

　　老善的屋子里没有女人味儿，零零散散散些书霉味儿，勾人的鼻子痒，我喷嚏连天，打得眼冒金星，我问：“你没老婆，你自己？”

　　老善一丝不苟地说：“哪里，满墙都是活精灵呢。”

　　老善不知道从哪里摸出来一捧糖，放在我面前，我一眼便认得是奶糖。奶糖清香，可老善的话古怪精灵，我发觉我的头发被何物拽起，根根直立。我趁往嘴里塞糖的空儿，又瞟了眼四面墙，分明是霉味儿。

　　老善给我准备了笔和纸，和我对脸坐，老善读：“a——啊。”我就跟着读：“a——啊。”老善读：“b——波。”我就跟着读：“b——波。”一连读了五个音，老善说：“今天就学这几个拼音，你学着写。”我便把头埋在桌子上。屋子里静极了，老善把头埋在更大的一张桌子上，桌子上除了书，就是厚厚的纸，上面像画着些乱爬的虫子，又头接着头，尾连着尾。

　　我蹭过去：“你天天都写这？”

　　老善没抬头：“这是小说，叫我老善吧。”

　　我说：“哦。”又蹭回我的桌子。

　　屋外已是通黑，屋子里格外亮，我觉得后背冷飕飕的，被什么狠狠盯着，一回头，一幅画藏在书架后，露着一角，一个女孩，半張人脸，一只半眼珠，小半张嘴，眼睛和嘴都藏着苦相，像一簇悠远的云.又像一团奋力的火。我挠了一会儿头，心想：藏的什么？我似乎看到的是岳氏母亲的脸，四川母亲的脸，她们临走前的脸。后来，我才知道，这张画是步砚画的，和步砚送给我的那幅一样。

　　老善的家里不知下了何魔咒，我每日晚饭急匆匆扒几口饭，就窜到老善家。老善每日夜里都在他那张大桌子上写小说，密密匝匝，像是在议事。老善写一会儿，就冲着满纸的虫子发呆。发一会儿呆，又开始写。老母亲不知不觉搁在桌子上一杯蜂蜜水，我一来便多出一杯。老母亲走路轻手轻脚，我想声再大些，老善也未必听得到。我知道了，老善写起虫子来，这个世界就只容得下他和虫子了。

　　老善说：“昨儿偷溜了，剩我一个人。”

　　我说：“给你说过走了，你说，哦。”

　　老善笑呵呵地露出个酒窝，“随你了，多待些时候也没事儿。”

　　我高兴得不知所措，在我的纸上画满了一篇新鲜的虫子。

　　有一日，我照例去老善家，未见人影，只老母亲一人在隔壁看电视。

　　我喊：“老善。”

　　老母亲端了碗蜜水出来，“等会儿吧，一会儿就回来。”

　　“哦。”

　　我咕噜一声钻进老善的屋。老母亲放下蜂蜜水，坐在老善的座位上，“你父亲做的烧饼好，善子离不开。”我笑笑。

　　“善子就看不得小孩子不识字，硬把你拖来的吧。”

　　我说：“不是，我喜欢。”

　　老母亲笑笑，嘴角有些下耷，她捧了糖果，几个橘子，又坐定，“善子从光屁股满炕爬时，就爱抓笔在纸上乱涂。自从那年从学校回来，就钻进这间屋子写小说。”

　　“小说？”

　　“嗯，一摞一摞的。”

　　老母亲拉开桌子的抽屉，满满当当，我眼珠凸出，舌头乍起。老母亲又小心翼翼关了抽屉。

　　“小子，早知你会来了。”老善和步砚晃晃荡荡从门外进来，喷着酒气。

　　老母亲脸一拉如倒挂的鞋底：“什么身子，还喝酒？”说完，飘着她的蝉翼去了隔壁。

　　我见到老善蜡黄的脸，像是刚刚死掉的人，脸皮干而厚，再瞅瞅，黄里透着黑，我确实不敢再细看了。老善一进屋竟将上身扒了个精光，横竖几根骨架支撑起来，外面包裹了层皮，我几乎是飞到老善眼前的，摸了摸他的胸，胸膛自上而下一条弯曲的蜈蚣，伸着无数条腿，我摸了摸蜈蚣的腿，确是一条条线缝合的痕，深扎在肉里。

　　老善说：“怕吧。”

　　我摇头又点头。

　　步砚说：“这条疤，险些要了老善的命，要不是我在阳间拽住他，今天站这儿的就是鬼了。”步砚打了个响嗝，一席酒气把我的脑袋冲醒了，我又伸手摸了摸。

　　老善没事似的样子：“小子，写吧。”

　　那一天，我写出的字都平添了无数的爪子，像蜈蚣。

　　六

　　秋后，银城周边地里的玉米被收割，轰隆隆的电磨下挤出金黄的玉米面时，我终于知道老善的脸为何蜡黄了。他在没有农活的时候总是憋在家里写什么小说，农忙的时候干完农活回到家还是写小说，那东西耗人的血。

　　每到这个时候，老善就多吃两个烧饼，中午和晚上都来买。老善从来自带一个粉白的布袋儿，为父亲省下一个塑料袋，就等于一天省下好几分。父亲真的打心眼里感谢老善，老善撑起布袋接住三个热腾腾的烧饼，瞅着案板边一嘟噜白塑料袋，跟父亲说：“这是白色污染。”

　　那天，有些小雨，老善没有去地里，中午打着一把碎花伞，来买了四个烧饼，老善一脸疲倦，话也没有了，他悠然走了，投在巷子里一条斜长干瘦的影子，像棵玉米秆儿一样夯直。老善这副身架也是要到地里做农活的，地虽不多，半亩八分的，麦割秋收两季粮食，足够和老母亲两个人的口粮。老善刚一走，邻居田虎屁股后头冒着烟来了，呜噜呜噜：“十块钱的。”

　　田虎瞅着我不放：“小子，跟着老善不怕学疯了。”我摸了摸脸，沾些面粉，朝炉里贴块面饼，噗，啪，说：“不怕。”

　　田虎坐在摩托上抖腿，像是害了抖擞病，对着父亲说：“跟着老光棍学字，不怕你儿将来打光棍儿。”父亲没有回应，把面团团得圆溜溜，在案板上团团转，啪，一掌拍得扁平。

　　田虎继续说：“老善受过大刺激，恢复高考，当年银城唯一一个大学生，让别人给顶了名额，一股火烧大了，后来，又开了膛，得了心包炎，险些丧了命，脑子给弄坏了，整日憋在家里写，写……”

　　田虎瞅瞅巷子，老善的人影全无：“写那堆黑虱子，顶个饭桶。”

　　噗，啪，我又准确地朝炉里贴块面饼，田虎蹬开脚，呜噜噜屁股冒起黑烟朝胡同去了。黑烟成了一条绳，把人的生活分割成无数破碎的块儿。

　　有一天老善和老母亲都没有来买饼，我盯着巷子口，一只黑狗跑跑颠颠地路过，我就想，老善一定盯在狗屁股后头，黑狗从我眼前溜了，没有发现老善。一只花猫轻盈盈地扭着一字步，喵喵地唤着，我梗直了脖子，猫细长翘起的尾巴也没有把老善勾出來，身后却跟来另一个人，似两个圆球接在一起，几乎是打着旋滚出来的。

　　“收水电费了，人没了，藏猫猫啊。”收电费的唐哥旋到巷子口，横在烧饼摊前。

　　“五十三块。”父亲从木匣子里摸出钱。

　　“见老善了没。”我和父亲同时把项上的脑袋晃起来。

　　唐哥圆滚滚的胸脯便大起大落，“多识几个字，写几个字，就白耗了水电啊，捡个收钱的日子玩失踪。”我和父亲又一同摇摇脑袋。唐哥也把硕大的脑袋左右晃，像悠动的黄闪闪的铜锤。

　　“准是去采蜜了。”

　　“采蜜？”我把眼睛撑到最大。

　　“哪里花多哪里采。”

　　唐哥走了，我的耳朵紧紧收了“失踪”，面饼如何也贴不到炉里。夜里，我去找步砚，步砚家黑黑的门，吊着黑黑的灯笼，我想：步砚也去采蜜了。我又折回，老善家的门反锁着，老母亲已经睡了。

　　整月，银城的雪盖了一城雪房子、雪路、雪树、雪牲口，我和父亲也成了雪人，立在巷子口。炉子是暖的，冒着火，在寒冷里成了湿热。今年的冬来得尤为早，让人防不胜防。雪下得也过分得大，过分得突然。老善颠着脚从雪地里一蹦跶一蹦跶，朝着东巷，像个瘦巴巴的干尸。后面步砚走几步喘几口，背着个几乎空掉的布袋，里面放着几个干巴硬实的馒头。跳跃的白气就成了冷天里最精灵的舞者。

　　老善和步砚堆到烧饼炉前，手捂住炉子：“八元烧饼。”父亲手里的面团就在案板上滚动起来。

　　“小子，写字了没？”

　　我笑着朝炉里贴面饼，不偏不正。

　　那一晚我又去了老善家，父亲说：“早回，别误了老善休息。”我已经撒丫子到了老善的门口。老善和步砚说得正酣。

　　我问：“你们去采蜜了？”

　　老善把蜜水喷到我脸上，笑得酒窝深得能盛一盅酒。步砚嬉笑着缩到桌子底下，抖得桌子腿儿跟着晃荡，“银城的人哪里懂，我们去写稿子去了，我们去画画去了，去写生去了，就让他们认作‘采蜜…。那一刻我也兴奋不已，似懂非懂，一个写东西的人的世界就是这样，无论悲与喜都那么投入，那么生动，那么深刻，那么不懂事，那么无所顾忌，也那么让人持久地迷恋。

　　我说：“唐哥来收水电费。”

　　老善咳着：“明儿我给他捎桶‘蜂蜜，去！”

　　笑又开始了，抖落了黑夜的寂寞，雪花舞起来。老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口，擦着眼角，眼睛被笑褶子逼得无处藏身。整个屋子像吴家的烧饼炉，暖烘烘，亮晶晶。我也笑了，我终于知道，人可以笑得这样纯粹。那一日，我混在老善酿的“蜂蜜”里，密密匝匝，厚重的一小布袋小说稿子。我问，这都写了些什么？里面有我吗？老善说，写了一个人的行走。我不懂他的话，也不知道他写的那个人走到了哪里，最终要去哪里，那个人和他有什么关系。当然，除了我问的那一次，银城也没有人有心问起过。

　　我还是把藏了多年的问题自问了出来：“你说那个人现在应该走到哪里了？”父亲问：“哪个人？”我这才清醒起来，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嗡嗡嘤嘤的哭声何时停的我不知道，阳光爬到银城诸多楼房的半截身高，应该有十点钟，我和父亲已经在小区旁的美食一条街立了两个小时，吴家烧饼铺今天来客稀少，那些人影匆匆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