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东林

　　一

　　从湖北荆门市区驱车，沿一条两边都是绿树掩映的公路行驶二十分钟，如果足够细心，你会在紧挨251省道的地方发现一个山环水绕的小村庄，它的名字叫“双仙村”。

　　双仙村背靠仙女山，紧挨着岩子河水库——原来它只是一条小河汊。在一个诗歌和诗人双重失落的年代，几乎没人知道这就是诗人张执浩的故乡。今年6月中旬，借着参加诗人余秀华的一个活动之机，我跟着张执浩来到这里。这是他度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地方，如今他已经在武汉生活了30多年，长居于此的是他80多岁的父亲和哥哥一家。

　　从进门远远地看到父亲，再到走到父亲面前压低声音叫了一声“爸爸”，我注意到张执浩的脸色有点变化，我不知道那是因为父子相见的情怯还是人到中年后在人前的羞赧。在给了父亲两包茶叶后，张执浩招呼我们坐下喝茶，院子里有两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他像还是矫捷的少年一样三两下爬到树杈上，在一片枝蔓中露出一张五十岁的笑脸。

　　由荆门市的几位诗人朋友张罗，中午我们在张执浩老家旁边一个叫作“粮家腹旅”的农家乐用餐，几位诗人早早就做好了饭菜。午饭结束后，诗人们来到张执浩家里小坐（他们早已是他家的常客了，平素时常来这里玩乐），而张执浩则提回来了给父亲打包的两盒饭菜。趁着他们在院子里喝茶闲谈之际，我一个人来到屋外的田地和菜园里转悠。和很多村子不一样的是，双仙村的人家并不连排结户，而是每家都单独逶迤在青山绿水之中。张执浩的老家屋后是仙女山，屋前田边是岩子河，三片水塘分别坐落在房前屋后和菜园尽头，其中一片水塘开满了大片荷花，菜园里则种满了各种时令蔬菜。

　　下午，我和张执浩兄弟俩去屋外转了转。从家里出来后要穿过养着一大群鸡鸭的院子，用木条钉成的篱笆门张执浩已不能顺利打开，他哥哥在一旁说：“你打不开，我来！”正说着一下子就拉开了门绳。于此细节，或可看出张执浩已不再那么熟悉他的故园。

　　从养鸡鸭的院子来到另一个院子，抬眼即可看见一方坟墓，那是他们去世多年的母亲的坟墓。久未回乡的张执浩作揖行礼，端端正正地在母亲墓前磕了三个头。

　　在他面前，是一圈用石头镶嵌齐整、还挂着清明纸花的母亲的坟墓；在他身后，则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橘子树——而当年在母亲坟前只有几棵橘子树，“我不知道橘子树上/结的是否都是橘子”，在一首题为《有一棵果树》的诗中他写道。母亲是张执浩诗歌中出现最多的一个人，他在母亲送的砧板上“切过萝卜，也切过手指/我切过母亲出现的一幕/也切过母亲消逝的一幕”（《砧板》），他还想象过母亲的那个世界，“如果根茎能说话/它会说地下比地上好/死去的母亲仍然活着/今年她十一岁了/十一年来我只见过一次她”（《如果根茎能说话》）。

　　母亲的墓园外面，就是张家的田地和菜园，差不多有五六十亩，现在一部分被政府征用，剩下的还由他哥哥耕种。“那里曾经是一大片橘园，早先我父母还在上面起过房子”，张执浩指着一片刚翻耕过的田地说，眼前的景象与他的记忆已有很大出入。我们来到田地旁边的岩子河，水面幽深、阔大而平静，一如既往地倒映着当年的天空，但当年的小河汊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水库，不远处就有几个泄洪和分流的堤坝。

　　在田间布满青草的小路上，张执浩和大他八岁的哥哥张正炳比肩而坐。嘴里咬起一根狗尾巴草杆的张执浩，大概像是回到了小时候，而他的哥哥则显得有一些不适应。

　　二

　　和张执浩第一次见面是在前年四月，彼时我还在403国际艺术中心做漫行书店。为了即将登场的武汉和南宁诗歌双城会，那天晚上他和小引、艾先前来跟我见面商议。

　　后来艾先出去买了很多啤酒，在二楼的一角我们喝酒聊天，一直到凌晨时分。事实上那也是我第一次融入武汉诗人之中，刚离开北京半年的我，当时从未想到此后还会在武汉待那么久，会参与那么多诗歌活动甚至还成了《汉诗》的编辑。在颇具特色的探照灯一样的台灯前，我们每个人都拍下了一张被审讯式的照片，明亮炙热的灯光打在脸上，四周一团漆黑，颇具孩童般的滑稽，但现在想来也不乏一种赤诚相见的端倪。

　　此后的两年里，我们一起策划了很多场诗歌活动，张执浩义务为我做的书店站过很多场台，而我也多次在暗夜里把半醉的他送到家门前，同时我们还一起游历过诸多河山——从珠峰大本营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到现在我租居的寓所距离他家不足500米。

　　他的日常生活我是非常熟悉的。有时候是等他走到我楼下的街口和我一起赴宴，有时候是在他那间书墙高筑的书房聊天，而有时候是坐在客厅听他在厨房里煎炒烹炸地做菜——他那只换算成人寿已经百岁高龄的老狗就在我们身边摇来晃去。相差将近二十岁的我们，既像父子又像兄弟，既像诗友又像同事，而偶尔的牌场相见又把这样的多重关系单纯成了玩伴。在我这里与其说张执浩是一个诗人，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当然我们也会谈诗，更多的时候是听他谈诗和读他的诗。最先读的是《宽阔》，跟很多人初读的感觉一样，我原来也没想到诗歌可以这么写。你看不到太多传统诗意和凌空蹈虚的内容，也看不到先锋前卫的表达和故作高深的言说，俯拾皆是你我都司空见惯却视若无睹的日常，峨眉豆、南瓜、向日葵、土豆、红皮萝卜、蚂蚁、鸡蛋、腌鱼、樟树、槐树、晾衣绳、绿皮火车、父母、女儿——他写我们都看见过的却没看清的事物。

　　几年前的张执浩还是一头飘飘长发，还是他在《高原上的野花》中所说的那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而现在的他剪短了头发，蓄长了胡子。从隐喻的角度来说，这两个差异颇大的形象或许一个可以标示抒情而另一个可以标示日常，这跟张执浩诗歌写作的改变是一样的——这种改变其实远早于他外在形象的改变。他坦诚早期也有过空洞抒情的写作，在对空泛的抒情非常厌倦时他以200多万字的小说写作进行自我调整，现在的他“尽可能减少表达，尽可能增加呈现，希望用细节呈现生活，实际上这就是小说手法”。

　　當然，这或许只是张执浩诗歌写作和诗歌美学的转向之一，但我个人却觉得这是他在文学上最核心的脱胎换骨，就像现在你再也不能在长发的人群中发现他的身影了。

　　跟当代很多有“破坏欲”的诗人相比，张执浩是一个崇尚建设性的诗人，持中，匀称，甚至多少略显中庸。他不以极端美学为乐事，更不是一个特别追求复杂性和语言形式的诗人——这或许让很多人轻视或忽视他。他是一个茶余饭后倚靠在太阳能够晒到的墙角梳理毛发的诗人，是一个以笑脸温和应对激烈的现实变革的自我发现主义者。发现一样的人群中不一样的自己，发现一样的生活中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以结结实实的细节和细节意义上的情感力量为业已消逝的生活作证，这是让张执浩成为张执浩的支点。

　　事实上，这也会让不少人觉得张执浩的诗歌偏于传统甚至乡土气息，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不否认，至少对他们的这种印象不否认——最开始读他的诗歌时我多少也曾有过。

　　后来我也问过他对日常、细节和过去的书写是否有回避现实的嫌疑，“现实不是一开始就是公众的现实，首先应该是个人的现实，把个人的现实扩大、放大成公众的现实，而不应该把纯粹的公共现实当做唯一的现实”，我觉得他所言足以自证来路。就像在“毁尸灭迹”和“追根溯源”这两种写作中，张执浩认定自己属于后者一样，他当然有自己的出处和来历，“不止是身体，还有情感和语言的来历”。

　　而如果你也站在仙女山上眺望过，如果你也走过岩子河边的小路，如果你也流连过他荆门老家田园里的草木葱茏，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认同张执浩，甚至比我更认同他。

　　三

　　我们沿着已经不是一条河的岩子河走。我走在最后面，张执浩和哥哥走在前面。

　　一会儿哥哥走在弟弟前面，一会儿弟弟走在哥哥前面，多少年后两兄弟又一次共同走在了自家田间的小路上。但不同的是，这片田地现在永远只留在张执浩的记忆中了。

　　从荆门回武汉后，张执浩写了一首题为《河堤》的诗：“我和我的兄长并肩坐在河堤上/四十年前的一幕与四十年后的一幕/重叠在了一起/河水平静，天上飘着零星的雨滴/我和我的兄长共同回忆着/沉睡在河床两岸的人和事/一滴雨落在了他的左脸颊上/我看见了。我也感觉到/有三滴雨落在了我的头顶/当我们起身离开河岸/一前一后走在寂静的公路上/四周的草木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从这首短诗不难看出，他的许多诗歌是对逝去时光的还原，尽管这种还原未必像生活本身那么真切，却能依稀唤醒某种情感。

　　在穿过一片有着很多大树的度假庄园时，张执浩说他起码有四十年没来过这里了。我们翻过破口的铁丝网来到河边，走到一处堤坝处歇息。在还是少年时，下雨后张执浩和伙伴们曾来这里捉鱼，却被在泄洪闸道里翻腾跳跃的鱼群惊呆了，他说：“捉鱼的人被鱼群吓到了。”后来他写诗说：“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不好好待在河里/看样子晚上还要下雨/还有不顾死活的东西吸引着/我们这些贪生怕死的家伙。”（《捉鱼记》）

　　路上下起小雨，淅淅沥沥，平添了一种归乡的气氛。沿着那片在水泥缝里长满了蒿草的堤坝斜面，我上上下下地寻找好的乡村景致和角度，而张执浩和哥哥则坐在堤坝护栏上说起家常，两个中年男人看起来竟然那么瘦小，我没见过他们小时候并排坐在一起的样子，但现在的他们仿佛比那时还小。在他们面前，是已经流成了一个漫漫漶漶的岩子河水库，而在他们背后，则是那座经常在张执浩诗歌中出现的影影绰绰的仙女山。

　　抽过几根烟后，我们决定去爬仙女山。“我去过最高的地方是仙女山顶/我见过最高的树是山顶上的那棵老枣树”，在2013年为他带来包括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等多项大奖的诗集《宽阔》的第一首诗《浮云》中，张执浩起笔这样写道。大概谁都没想到，这座他视为坐标的山我们竟然是这么走上去的：沿着被挖去一大半山体、不时还有运砂车来往、被自然碾压而成的宽阔山路上，裸露着红砂岩山体的仙女山像一张大口一样将我们吞没了。而更吊诡的是，走到一半当张执浩和哥哥说起挖砂者、他们少年时的伙伴，那个企业家竟然就和我们在路边相遇了，执意要带我们去山上去转一转。

　　在一篇名为《为了高高的小山包》随笔中，张执浩写过这件事，但他也并不怪罪于谁，“每一个我们以前曾经熟悉的地方都会变成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是一个普遍的道理”，对他来说，“一座山消亡了，即使变成了一块平地，我在记忆中也仍然会把它当成一座山”，“文学一定要作为我们过往的、消逝生活的见证者重新出现”。或许他是对的，接下来这位企业家开车带我们在山上转时讲述了他的计划：将来（事实上已经）要在这片山坡上种满果树，开一家农庄，而另一面的山坡下正在规划一个像岩子河那样的水库。

　　因为离城区较近，双仙村现在也面临被城市化的命运。以前这里被划为掇刀区，现在则被划为漳河新区，在村头路边的工厂或村委牌子上有的写着“漳河”，有的还写着“掇刀”。这些外人难以区分的行政区划，残存着一个村庄在快速而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的新旧痕迹。世界在变，家也在变。回乡，对每个离开故鄉的人来说都是一段既充满记忆也充满疑惑的路，而对更加敏感的诗人来说，这可能更加充满了跨越时空和情感的错位。

　　由此，我想起爱尔兰诗人希尼在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中的开篇之作《挖掘》，他细致入微地描绘祖辈两代如何挖掘泥炭和马铃薯，这也与他在获诺贝尔奖致辞中回忆家乡农场马厩里马匹的喷鼻声一脉同源。希尼做过的，张执浩正在做的，或是同一种诗学理论，但他所要面对的显然要比希尼更为复杂和尴尬，因为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已经容不下一个要保持原样的小村庄，而何况在这个村庄内部也并非都想保持原样。

　　在这股被城市化和商业化裹挟的洪流面前，一个诗人该做什么而又能做什么？

　　四

　　去年四月和张执浩去过一次巴东，在大面山上我们眺望过长江巫峡的落日，在山腰的坟头前瞥见过清明时节的纸绢花。回来后他写了一首名为《那些花儿》的诗送给我：

　　日暮到巴东

　　江流拐弯的地方

　　落日正无声地下落

　　这世上还有什么没有被比喻过

　　梨花在我们身后开放

　　纸绢花在半山腰上的坟前

　　生在死的对立面

　　说不出口的事还有很多

　　说不清白是命运

　　说清楚了是偶然

　　那些花儿在夜色中

　　如念头一般，一闪而过

　　“说不清白是命运，说清楚了是偶然”，这是张执浩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在他的诗歌中能经常体味到的一种感受。或许在他这个虚无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看来，草木一秋，人生一世，每个人不过是如草芥一般地苟活而已。

　　不过，就此即认定张执浩为人作诗消极，或许有失偏颇。因为在明知活着虚无的人世，无论生活还是诗歌中他都在地卖力地活着，且还通过诗歌这个“小东西”，为默然无边的人生找到了某一种虽然些微却明亮的细节趣味，给眼前枯燥无味、向死而生的生活找到一种理由和认同感；而即便有時候找不到这个支撑点，他也要像他笔下的那株岁岁枯但又岁岁荣的墙边草那样——“如果太辛苦，它就去死，等来生再试试”（《墙边草》）。

　　做了专业作家之后，十几年没上过班的张执浩除了写作和做编辑之外，还有着“家庭妇男”的身份，据我所知平时基本上都是他在家做饭——而且他也烧得一手好菜，我亲眼见过他出门之前为夫人做好饭菜、端上桌、再用瓷碗罩住，然后在桌角留下一张嘱咐的纸条——末尾署名“浩夫”。而除了做饭，他还包揽了家里的大小家务，浇花、养狗、装暖气片、置换家具等，而在夫人赴外地读博士的那几年，他甚至还几年如一日地带着年幼的女儿生活，每天从武汉音乐学院走到实验中学，像个托钵僧一样地“在千百件校服中间，搜寻这只饭盒的主人”——而所谓幸福，就是用手去触摸她女儿的额头。

　　他是一个积极的生活主义者，喜欢吃红皮萝卜，喜欢买带着泥土的白菜，喜欢在傍晚时分去逛菜市场，喜欢在分不出季节的城市里去菜农的摊位前感受四时，喜欢每次回老家都摘回一点辣椒和老黄瓜。而这种积极，也都散落在他诗歌中的每行字句里——甚至是留白处，“很多人说能从我的诗歌中读到温暖，这也是我所追求的，给不值得一过的人生赋予充分的理由。我的很多诗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乐趣，我也特别强调文学特别是诗歌中的趣味性，倾向于从生活的趣味上升到充满意味的人生，而不是一味追求意义”。

　　即使故乡沦为他乡，张执浩也觉得能理解，“这个时代把我塑造成了不是当年那样的一个人，它也把我的家乡、早年生我养我的那一片水土也塑造成了另外一个地方，这都是可以接受的”。作为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张执浩并不像很多人那样对故园今非昔比表示愤怒和抗议，而故园不再则不妨对之穆然祭奠，然后寻找新的所在，他明白，故乡再也走不回去了。生活是自我选择的结果，而生活的现实是回去了又能怎样呢？

　　在城市生活了那么多年，张执浩早已不把自己当成一个客居者，“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和这个城市不说水乳交融，起码能互相接受。我对它虽谈不上深深的眷念，但也没有任何厌恶，它的变化、嘈杂和拥挤以及渴望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面对那么多离开武汉的机会，他也最终没有迈出那一步，“我现在的生活和写作环境都与理想中的比较吻合，我不爱折腾也不想折腾了”。现在，他觉得自己最大的使命“就是把所谓的才华发挥到极致，把所有精力和注意力都用在写作上，看现在的方法和美学能走多远”。

　　作为一个“地图绘制者”的美国诗人毕肖普，在《地图》中曾斩钉截铁地说“地形学不会偏袒，北方和西方一样近”。对她来说，物理的地形学让位于精神的地形学，画在纸上的地图未必就比画在心上的可靠，而后者在诗人和亘古的意义上可能更自给自足。张执浩未必不是毕肖普那样的“地图绘制者”，无论对他故乡、生活多年的他乡，还是钟爱的诗歌，他都在以词语、情感和技艺重建/新建一个清晰而温暖、复活而唤醒的版图。而又或者，对他来说这些本来就是同一种东西，人本身就是人的故乡！

　　去年夏天，我跟张执浩去江夏的梁子湖游玩过一次，回来时朋友送了很多王八，我和他每人分了两只。我们还去买了大号的塑料收纳箱，把王八好生养了近一个月——我的那两只还下了很多蛋。有一天傍晚，我们约好去他居住的校园里的都司湖放生，夏末的夜色已有些许凉意，皎洁的月光倾洒在装满灯火的湖面上，我们把四只王八轻轻地推进水中，就像卸下了一副重担。回来的路上，我想起张执浩经常说的一句话，一首诗写出来也就相当于排空了某种情绪，是一种情感清零的过程。而我觉得，我们平日写诗时努力了再努力也难以“说清白的命运”，在那天晚上放走王八的那一刻“偶然说清楚了”！

　　（张执浩，1965年秋出生于湖北荆门，1988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执行主编。著有《苦于赞美》、《动物之心》、《撞身取暖》、《宽阔》、《欢迎来到岩子河》、《给你看样东西》六部诗集，中短篇小说集《去动物园看人》，长篇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天堂施工队》、《水穷处》三部，及随笔集《时光练习簿》等。先后获得中国年度诗歌奖、《人民文学》奖、《十月》年度诗歌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屈原诗歌奖金奖、湖北文学奖、武汉市首届文化艺术奖等多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