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平

　　阎连科是中国当代为数不多的创作自觉自省的作家。他用散文、讲演和文论等多种形式将他的艺术观点和创作心态袒露出来。他在谈自己“为什么写作”时就坦诚地说:“我最初学习写小说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逃离土地。”而当他离开土地参军入伍并获得提干后，他说他的写作目标变成了“成名成家”。在追求这个目标过程中，他自觉地“仰仗土地文化”，凭借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和生命经验，以酷烈的语言叙述了中国乡土惨痛的历史和现实，精心营构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瑶沟系列”、“耙耧世界”。

　　阎连科正是在构筑他的“瑶沟系列”和“耙耧世界”时表达了自己对乡土生命的蒙昧、贫困、死亡以及乡村权力的体认和思考。特别是到中年后，他不仅恐惧权力暴力，恐惧疾病和死亡，恐惧饥饿和贫困，而且对乡村的历史、政治和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阎连科用自己独特的艺术创造表现了乡村特有的政治形式、生存形式和土地历史中产生的观念、意识、血缘、宗法、制度、风俗、道德等，以乡村惨绝的苦难来表达作者内心深处的苦痛、震颤和焦灼。一方面，阎连科眷恋乡土，感恩乡土;另一方面，他又极力逃离充满苦难的乡土，对贫困的乡土充满了恐惧。他以直面和回望的双重姿态，在乡土现实和乡土梦想之间，在写实与想象中用切身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想象构筑他的乡土艺术世界，而在这直面和回望乡土的过程中，交织着作者对土地的崇拜和恐惧、悲悯和惶惑的复杂文化心态。

　　一

　　阎连科一九五八年出生在河南嵩县田湖镇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贫瘠而封闭的乡土世界“既是作家的成长的故土，也是作家的精神摇篮”。父亲一生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甚至积劳成疾，而一家人依然过着困窘拮据的生活。痛苦而煎熬的少年生活经验使得他对贫穷、疾病和饥饿充满了恐惧，因此，逃离土地，填饱肚子，过上富裕的生活成为他的梦想。

　　《瑶沟的日头》明显带有作家“自叙传”色彩。主人公连科与雯淑的感情真挚、热烈，但家境贫穷和门第悬殊，使得自卑而又自尊、好强而又偏执的连科不得不在现实面前痛苦地斩断情丝。为了给大姐看病，“家里的小麦全都粜了出去”，连过年也吃不上个“白面扁食”;为了给大姐看病，倾全村之财力还不够，二姐不得不选择没有爱情的婚姻，最后，连科不得不忍痛放弃心爱的学业，放弃追逐的城市梦想。连科的爱情、学业和幸福得不到保证，是因为家人的疾病，而其根本就是因为家里和村里都太贫穷了。读者可能会惊叹《丁庄梦》中全村人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的恐怖，但究其根源在于贫穷。如果不是贫穷，中国人谁又愿意卖血呢?

　　在乡村，贫穷不仅威胁着人们的幸福，而且威胁着人们的健康。《日光流年》就是写三姓村人与病魔和死亡惊心动魄的搏斗过程。“死就像雨淋样终年朝三姓村哗哗啦啦下，坟墓如雨后的蘑菇蓬蓬勃勃生。”几代村长带领村人为战胜疾病——喉堵症——而绞尽脑汁“活过四十岁”，“种油菜”，“翻地换土”，“开渠引水”。为了筹集工程款，男人卖皮，女人卖肉;为了战胜饥荒，他们把残疾儿抛到山野沟谷活活饿死……这一切让读者触目惊心。阎连科说:“我是因为害怕死亡才写了那部长篇小说《日光流年》，讲了一个人与死亡抗争而无奈的故事。”作家一方面赞颂生命的意志力和抗拒死亡的不懈抗争精神，另一方面又深感生命的虚弱和无奈，内心焦灼而沉重，为疾病而苦恼、恐惧。在阎连科的乡土世界里，你可能感受到生命的蒙昧与朴质，但也能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强悍，以及那来自乡土底层民间的蓬勃的生命力。

　　阎连科从小生活在乡村，对乡村的社会结构尤其是权力结构有着深刻的体认。他说:“我生活的那个乡村小镇实际上就是农村。家庭贫穷，无权无势。我当时见到的最有权力的人就是村长。村长在一个村子里一手遮天，说风是风，说雨是雨，因此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名村长。”乡村的生活经验深刻地形塑了阎连科权力崇拜的心理并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个性，然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他对乡村权力又进行了深度的反省和拷问。在阎连科的整个创作中，无论是乡土题材的“耙耧系列”，还是军旅系列，以及近年来创作的知识分子系列，对乡村人物的权力崇拜、依附、追逐和恐惧心理以及权力运作都有独到的艺术表现。

　　首先，阎连科认为，权力结构是社会体制的一部分，权力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合理性。阎连科从乡土苦难的现实出发，把权力追求与生存欲望联系起来，把追求权力过程转化为底层民众逃脱苦难、反抗悲剧命运的过程，从而传达出底层民众合乎情理的生活愿望。无论司马蓝(《日光流年》)编造谎言当上村长，还是柳县长(《受活》)在脱贫光环下的设想和“荒诞”实践，都应该说是对生存困境的改变和集体突围。因此，作家没有从伦理道德或现代性角度简单地给予批判，而是从生存伦理角度给予较多的同情和理解。

　　从社会底层看，农民对权力的崇拜和追求，一方面反映了农民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对权力的恐惧。人们一方面被其巨大的“权威”和“荣耀”所诱惑，另一方面又在内心诅咒着权力的压迫。他们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安全和物质财产而不得不依附权力或拥有权力。因为村干部不仅是全村人的主宰(如出工劳动、记工分等)，而且是控制村里主要财富(如返销粮、村财产分配等)的人，所以依附或拥有权力是摆脱贫困和低下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之一。《两程故里》里的程天青，在富裕的生活中还想当村长，其内心就是觉得“人不能一辈子让别人指派着过光景。不能总是一见别人先点头，请安问好。走在一条窄路上，碰了头，不能老是自个躲路边”，觉得“这样活得窝囊”。他要指派别人，让别人尊重他，服从他。

　　《日光流年》里，村长具有绝对的权威，决定村里所有重要事物。很多人都觊觎这个权力，但三姓村竞选村长的前提是要设法让村人活过四十岁。所以，人们对村长权力的追逐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私欲，而且是能够带领村民按自己的奋斗计划让全村人脱离苦海的一种人生理想。这样将能否获得权力与让村民活过四十(权力与义务)相结合的独特书写，赋予了权力生产和权力运作以合理性。因此，村长让男人们卖皮，让女人们做“人肉生意”，这些有违人性和尊严的办法，在“活过四十”的生存理想之下，也显现出了它的悲壮性和合理性。

　　然而，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阎连科逐步淡化了权力崇拜情结，日渐对权力产生了恐惧和厌恶，并对权力进行了深层次的反思。他不仅看到了权力的暴力化现象，而且认识到了权力对人性的吞噬和扭曲。因此，作家书写对权力的恐惧并揭示权力运作之下日常生活之中的暴力现象成为他反思乡土政治的重点和主要的文化心态。阎连科曾说，自己现在四十多岁了，回到老家却还害怕村长，因为他“从几岁开始对村干部是什么，乡干部是什么，县干部是什么，都有直接的认识和领教。那时候，你的工分、口粮都控制在上边有权力的人手中，上边的人又控制在更上边的人手中，每一个人都是在权力的夹缝里讨生活的。哪怕一点点权力，都可以与你的生存密切相关，可以成为你比别人过得好的砝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这样的环境，自然就形成了普遍对权力的敬畏和恐惧”。阎连科之所以对权力进行反复和异常醒目的书写，就是为了不断减缓和排遣作家内心对权力暴力的恐惧。

　　《日光流年》里写道，“我是村长，我就是王法”。“我是三姓村的村长，天上地下我都说了算。”“割完麦种上秋开始修渠啦，这一回谁要再去做买卖不出工，我把他家的房子给烧了。”“大后天就开挖灵隐渠了，不想出工的站出来，自己上吊死在皂角树上也行，让捆在树上吊打也行……有哪个男人外出做生意不出工，我让大豹、二豹们打断他的腿，有哪家女人不按时把粮食送到工地上，我把她家的责任田充公奖给在工地上出力的人白白种三年。”村长的话语不仅表现了村长的威权，而且也展现了乡村社会的权力暴力化倾向。同时，村长的权力权威也早已根深蒂固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无论是“种油菜”，还是翻地换土，还是穷尽全村人力物力乃至付出生命代价的修渠引水，村人们很少有人怀疑或质疑村长的权力，只是惟命是从，而这就显得更可怕。在《黑猪毛白猪毛》里，镇长的汽车撞了人，村里人争着去替镇长坐牢，觉得这是件非常“荣耀”的事，是“奔前程”。“镇长轧死人的那家父母通情达理呢，压根儿没有怪镇长，也不去告镇长，人家还不要镇长赔啥儿钱，说只要镇长答应把死人的弟弟认作镇长的干儿就完啦……”作家在展现村民们对干部的崇拜和依附时达到了“荒唐”的境地，也引发读者对权力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坚硬如水》中的主人公高爱军是一个狂热的权力追逐者。他“革命”的实质就是夺取权力，实现他的“镇长、县长、专员、省长、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梦想。而“阶级斗争”和“革命”不过是高爱军通往权力之路的有效手段。高爱军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国家干部，“吃商品粮，加工分，穿四个兜的制服”。将“文革”与个体的私欲结合起来考察，无疑是对“文革”深层次的反思。特别是“文革”夺权中所彰显出来的“革命”暴力，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区委书记被人用火活活烧死，一位老师被挖了眼珠，村支书被打断了腿，程天青被逼疯，队长李林被二十个农民活活打死，等等，个人和群体的暴力无不使人感到荒诞和惊悚。

　　权力是维系社会运作的一部分，而权力又往往成为暴力之源。阎连科对权力的书写和反思，正是在另一维度上对社会历史和乡土人生的检讨。正如洪治纲所说:“阎连科正是意识到了这种权力痼疾对乡村平民所造成的精神扭曲，所以才不惜动用一些锐利的笔触，不断地向这种带有专制化意味的底层权力体系进行解构性的表达。”

　　二

　　阎连科“崇拜城市”，正是基于对农村贫穷的恐惧。因为对于农村人来说，城市是富足幸福的象征，是逃离农村摆脱贫困的理想生存空间。即使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乡村人的梦想之一就是转变成城里人。《情感狱》中的“父亲”为了让儿子能够走出土塬梁，任何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屈辱都变得可以忍受。作家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说:“我们谁都想从那泥潭里走出来，到汩汩的、清澈的溪水旁，听着原始的大山奏出的音乐，洗净身上的污泥和杂味，迎着从大山间挤出来的日光，踩着从自己嘴里遗落的音符，朝着我们向往的粉红色的境界走过去，洒脱地走过去……可是，我们始终走不出那泥潭。”为什么“始终走不出”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土地情结，而更重要的是外面的世界并没有给他们留出宜居的空间和通达的途径。阎连科以切身的生命经验和人生认识用笔触直接抵达了乡村人的灵魂深处:城市并非乡村的对立物，而是乡村人理想的栖居地。与诸多现代乡土作家书写城市、批判城市人生不同，阎连科将“城市”设置为相对于乡土的陌生的世界，是概念性的与乡村相距甚远的世界。在阎连科的乡土艺术世界里，乡村人依然“固守”环境恶劣的乡土，既是出于对乡土的依恋情感和习惯了的环境，也是现实生活中难以进入城市的无奈之举。也正因为如此，阎连科不是站在城市文化对立的立场上，也不将乡土文化视为贫困、落后、愚昧、保守等文化特征的代表，而是将城市当作乡土世界的理想“桃花源”隔膜地相望着。

　　阎连科很少直接书写城市。他说:“虽然我在北京呆了很久了，像北京这样的地方我也逐渐熟悉了，但是在内心知道你自己完全不是这个城市的人，有一种特别想回家的感觉。”他深知“城乡之间”的差别，也知道城市生活的美好，但他的心、血脉、情感和根在乡村。他甚至认为，乡村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虽然相连，但隔得太远。《朝着天堂走》里的女知青梅最终还是放弃爱人和孩子回归到城市。尽管城里的一切对梅来说显得飘渺，乡村家庭却有着一份苦涩的温馨，但她还是属于城市，那里是她的根。“乡土社会终归不是能够让梅植根的土地。”城市和乡村，那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虽偶有牵连，但不能相通相容。而对于阎连科来说，虽然生活在都市，但乡村才是自己的根，土地才是自己文学的根。

　　与现代启蒙作家不同，阎连科不是居高临下，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书写乡土，直面现实和历史，以亲历者的身份和社会底层人的心态揭示农民的生存处境和在困境中展开的生命的挣扎。作者对他们充满同情，也充满敬意。

　　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地，立足之根，也是城市人的生存之源。土地养育了人类，但也滋生着苦难。阎连科毫不回避这一点，甚至在诸多作品中还着力渲染这一点。他崇拜土地，但也痛恨土地。即使到今天，农民也很难感受到耕种土地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生活。那些辛苦耕耘的农民们，他们的收入与他们供给的粮食、油料、棉花、蔗糖等重要的生活资源相比，可以说少得可怜，更何况还有那么多贫瘠的土地呢!在阎连科的“耙耧世界”，我们看到饥饿、疾病、天灾，都与穷山恶水有关，看得令人触目惊心，如芒刺在背。我们看到的是饥饿对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压榨，看到疾病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和撕裂，看到贫困线上生命挣扎的惨烈、悲壮。土地贫瘠、灾害频繁成为乡村生命生存的残酷现实。作家在《日光流年·自序》里说:“我不是要说什么终极的话儿，而是想找寻人生原初的意义……在人世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

　　总之，阎连科对乡土的态度是矛盾不定的:有批判，也有理解;有痛恨，但更多的是同情。他对乡村的苦难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和悲悯，对那生命的惨烈抗争则表现出默默的赞颂和同情，从而展现了民间生命的原初状态和精神活力。也正因为如此，阎连科一直保持着对劳苦人的关爱，对乡土有着割舍不断的深厚情结，体现出一位艺术家的责任、道义和担当。他通过对“劳苦人”的近距离的逼视和体验，表达对权力阴影下乡土苦难命运的忧思，在淡定酷冷的叙事中又表现得焦灼不安的矛盾心态，因而对社会底层民众生存本身的思考、生命状况的关注以及灵魂的探究和拷问抵达了新的深度。他在一次访谈中也说:“苦难是中国这块大地上共同的东西，应该是由中国作家来共同承担。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觉得是民族和最低层的人民的苦难有许多的作家没有去承担，而且有意地逃避走掉了。逃避最低层人民的苦难，这不仅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质问题，而且是一个作家的深度、是他对文学理解的深度，甚至说，是对文学的一种根本的看法。”

　　从阎连科的整个创作看，他确实就是这样一个有担当有深度的作家。从创作角度看，作家在逃离乡村后，依然关注乡土，书写乡土。他说:“离开乡土我是无法写小说的，我对土地的认识和关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一方面是作家对自身创作资源的充分发掘，另一方面是作家对中国最广大的社会底层人生的关爱，也或许是作家认为乡土书写更能显示文学的地域特色和个性风采。但我们从阎连科的乡土创作中又能明显感触到他复杂、矛盾而幽暗的内心世界。它的审美价值也正在此，如洪治纲所评:阎连科的写作“显示了一个作家在公共领域中积极介入的自觉性和理性思考能力，也显示了一个作家对各种底层生存隐秘之痛的发现能力和传达热情。而这，在当代作家中，无疑是难能可贵的”。